真正的政治家不仅仅会考虑鼻子底下的一点点现实利益，会更加考虑长远战略，我们追朔历史，或许会从中挖掘出更多的意义（没错，正是挖掘）。
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对穷朋友是非常慷慨。一九七零年六月，中国红十字会《关于救济秘鲁地震的请示》，拟以该会名义慰问并捐给秘鲁红十字会现款人民币五万元。毛看了，口头指示，给秘鲁救济五万元人民币太少。给罗马尼亚救济了一百万元，秘鲁比罗马尼亚死人多，可否给秘鲁救济一百万或一百五十万元人民币？请总理酌定。同一时期，外交部在“关于我救济匈牙利遭水灾地区居民的请示”中，建议我红十字会捐现款十五万元人民币。毛批示：“似太少，可赠五十万元，等于赠罗之一半。”后来，外交部在《关于对越南南方五省受灾的慰问和赠款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建议以中国红十字会名义向越南南方解放红十字会捐赠价值二百万人民币的物资。毛批示：“宜增至五百万。”这是在一年里毛对援外的几个批示。从这些批示里，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多么地慷慨解囊。
毛更加重视对亚非拉国家的建设提供必要的援助问题，并且把这一问题提到很高的高度。他对卡翁达说，我们是共产党，是要帮助人民的。如果不帮助人民，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你呢，我们希望也是要帮助人民。我劝你对人民要好啊！没有人民就会垮台。他还谆谆告诫外国朋友说，要发展自己的工业和农业。不要依靠外国。……如果没有这个决心，帝国主义还是要整你们的。马哈古卜部长感谢中国向苏丹提供友好援助，特别是在谈判中贯穿的友好精神。毛说，物质援助，要到了手，见了效，那才算数。不到手，工厂没有建立起来，那不能算数。你们自己的工程技术人员、科学家没有培养出来，中国人不撤走，也还不能算数。
一九六七年六月，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访问中国，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卡翁达。卡翁达说：“我们只有通过帮助其他地区的自由战士，使他们获得独立，才能报答你们的帮助。”“这不是什么报答。”毛泽东摇摇头说：“先独立的国家有义务帮助后独立的国家。”卡翁达忙附和道：“是的，是的，我完全同意主席先生所说的。我的说法可能粗糙一些，我的意思是，只有这样才能表达我们真正欣赏你们援助的心情。”毛泽东很体谅地说：“你们独立才两年，还有很多困难。我们独立已快十八年了，更应该帮助那些尚未独立的国家。”并总结性地说了句他最喜欢的哲学名言：“全世界如果不解放，中国就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你们也不能最后解放自己。”
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就是中非人民世代友好的象征。
坦赞铁路东起坦桑尼亚的出海口首都达累斯萨拉姆，西至赞比亚的新卡比里姆博希，全长1860公里，是横跨非洲大陆的一条大动脉。坦赞两国独立后，为了发展民族经济，支持南部非洲地区人民反帝反殖、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并为摆脱对受制于南非与南罗得西亚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南部出海通道的依赖，迫切需要另辟一条新的运输线。这条铁路就是他们想建设的。开始他们寻求西方大国和苏联的帮助，但均遭拒绝。后来，美、英等西方国家插手，一想赚钱，二想控制坦赞两国，三想排挤中国。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在识破西方国家的阴谋后曾愤怒地说：“这么说，你们的帮助是有条件的！但中国的帮助是无条件的。他们并没有要求我们将你们或是美国、西德赶走……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如此害怕中国？”他还说：“现在中国成了最吓人的东西，你只要同中国打一次交道，别人就指责你同魔鬼打交道了。这愚蠢至极！”
为修建这条铁路，中国政府提供了高达9．88亿元人民币的无息贷款，先后派遣工程技术人员5万人次，发运各类建设使用物资近100万吨。在当时条件下，中国确实是用“最好的技术员、最好的设计方案、最好的设备和物资、最好的施工方法、最快的施工速度”建成了坦赞铁路。尼雷尔高度评价说：中国援建坦赞铁路是“对非洲人民的伟大贡献”，“历史上外国人在非洲修建铁路，都是为掠夺非洲的财富，而中国人相反，是为了帮助我们发展民族经济。”卡翁达总统赞扬说：“患难知真友，当我们面临最困难的时刻，是中国援助了我们。”坦赞两国人民乃至整个非洲把坦赞铁路誉之为“自由之路”、“南南合作的典范”。可惜，当时周恩来总理已经去世，毛泽东主席危病在身，不久也久别人世了。但他们决策援建的铁路必将像一座纪念碑长久地留在坦赞两国人民的心中；并成为中非人民世代友好的象征。
毛对穷朋友从不摆架子。六十年代他就对几内亚朋友讲：“如果我们有人在你们那里做坏事，你们就对我们讲。例如看不起你们，自高自大，表现大国沙文主义态度……如果有这种人，我们要处分他们。中国专家是不是比你们几内亚专家薪水高，有特殊化的情况？……待遇要一样，最好低一些。”文革期间，总是征求外宾对我援外人员的意见。毛说，人多了，我们教育又不严，势必将来也还要出一些问题。你们发现有什么错误，就告诉我们的大使。毛自己以身作则。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毛泽东接见了众多的亚非拉朋友，有国家领导人、社会活动家、学者、知识青年。亚非拉朋友来华访问，凡要求会见毛的，毛都热情地给以满足。一九七五年六月，加蓬总统邦戈访华，毛正在病中。二十七日，他给邦戈写了一封信：“加蓬共和国邦戈总统先生阁下：尊敬的总统先生，听到阁下又到北京，感到十分高兴。理应欢谈，不幸这两日不适，卧床不起，不能接见，深为抱歉，请赐原谅。祝阁下旅途顺利。 毛泽东 倚枕 ”字里行间洋溢着毛泽东对这位非洲朋友的尊重、厚谊和歉意。来访的亚非拉朋友对毛泽东的崇敬、虔诚和求教的心情也都溢于言表；有的和毛泽东握过手以后多日也不肯洗手，回去再和自己的同事一一握手，以这种方式表达对毛泽东的敬重。毛泽东最后接见的友人是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和他的夫人，那是一九七六年的五月二十七日，即他逝世前的三个月。
毛泽东在建构国际战略思想时，总是以人民外交思想为基础的。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时，就明确指出：“我们无论国内、国外，主要靠人民，不靠大国领袖。靠人民靠得住。”在和斯诺的那次著名的谈话里，毛开宗明义说：“今天是不分中国人、美国人。我是寄希望于这两国的人民的，寄大的希望于美国人民。第一个是亚非拉啰，第二是欧洲、美洲和大洋洲。”
正是出于人民外交思想，毛泽东一直关注着亚非拉广大地区人民的革命斗争，并给予全力支持。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苏联搞“戴维营精神”；接着，又在古巴先是搞冒险主义、后又搞投降主义。后来，在中苏两党公开论战开始以后，苏共以给中共信件的方式提出了他们“三和一少”的路线，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以给苏共回信的方式全面批判了苏共的路线，提出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建议” “建议”第八条明确指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广大地区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世界的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社会主义国家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必须真正实行列宁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这两个革命口号，坚决支持亚非拉人民的革命行动。第十三条又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是互相支持的，互相援助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定要支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如果采取敷衍的态度、民族自私的态度，都是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
毛泽东在后来中美两国举行的震惊世界的会谈中，坚持了这条原则。美国的初稿是伪装观点一致，中方则坚持公报必须摆明双方根本性的分歧。把“坚持支持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革命斗争——这是我们对世界形势的一个基本观点”写在公报里边。基辛格又提出将公报稿中“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最后一句改为“人民要进步”。周恩来认为还是用原来的提法好，因为这一段讲的是中方立场。事后，周恩来解释说：我们本来也想让一步，因为我国宪法里也有人类进步的说法，但把公报初稿送到主席那里，主席说：还是恢复“革命”这个词。尼克松也赞扬这个公报（即《上海公报》）是负责任的，他对周恩来说：“对这样的会谈，如果我们也像通常那样做，那将是不负责任的。”
中美会谈，中方帮助美方从越战中拔出泥腿，也是坚持原则的，不但没有丝毫损害印支三国的利益，而且赢得了战争的全面胜利。一九七五年，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完全解放了金边，越南南方军民彻底摧毁南越傀儡政权解放西贡，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宣告成立；过了一年，越南全国实现统一。印支三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向全世界宣告：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弱国能够打败强国。这对世界人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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