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之辛：一个始终坚守初心的历史巨人

　　伟人逝世以后，有些人开始对他的一生评头品足。在中国的学术界和舆论场上曾经有过这样一种潮流：对伟人在新中国建国前后的历史作了不同的评价：肯定伟人创建新中国的功绩，但对建国后的历史则多有微词。其中，对于伟人的农村合作化政策批评声最多。按他们的说法，伟人在中国贫穷的农村推进集体化，是不顾生产力低下的实际条件，人为地拔高生产关系，是一种头脑发热的冒进行为，还声称伟人违背了自己一贯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犯了急于求成的毛病。

　　事情真的是如此吗？

　　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新中国建国前的1943 年。

　　1943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虽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进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决策层，但直到揭破了王明打着共产国际旗号所推行的路线错误后，才真正使毛泽东获得了全党心悦诚服的拥戴，才真正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组织职位上正式明确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

　　这个时候的毛泽东，主要任务当然是领导全国的抗日战争走过艰难的战略相持阶段，准备力量迎接即将到来的反攻阶段；但与此同时，一个新的战略任务也摆上了议事日程，这就是如何建设中国共产党政权下的边区，特别是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因为这里将升起新中国的曙光。

　　毛泽东思考问题向来前瞻几十年乃至上百年，他在执掌一个面积不及一个安徽省的小小的陕甘宁边区时，就已经在为将来人民的新中国绘制建设蓝图了。他说：“陕北已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试验区，我们的一切工作在这里先行试验”，他充满信心：“陕甘宁边区就可以在全国成为更好的模范！”

　　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是个什么状况呢？那里本是块以沟壑纵横、地形破碎为地理特征、自然灾害频发的贫瘠区域，再加上日寇的“扫荡”、国民党的封锁等多重压力，边区一度陷入“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毛泽东原话）的极其艰难的境地。这不就是旧中国“一穷二白”的缩影吗？这也是新中国建国初对抗外部敌对势力重重封锁的预演。

　　然而，短短几年，陕甘宁边区就被改造成中外来访者都赞不绝口的“全国最进步的地方”，真正实现了毛泽东所说的“十没有”（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而且实现了丰衣足食（大部分农户实现了“耕三余一”，即耕种三年，有一年的积余粮食。）。

　　这是毛泽东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担起执政重任的成功实践。原因有许多条，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实行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包括抗日统一战线最广泛的社会民众在内的民主政治（在毛泽东倡导下，边区实施经民众普选产生，由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人士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参议会制度；由参议会选举产生各级政府，监察、弹劾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创制和复决重大事项。——从中可以看到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雏形）。

　　与此同时，毛泽东对改造农村的落后面貌投入特别的关注。翻阅这个时期毛泽东的讲话和指示，可以明显看到这一点。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要改变一家一户的小农个体经济状况，倡导农民互助合作，走集体化的道路。

　　请读一读毛泽东的两次重要讲话。

　　一次是1943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他说：

　　——我要特别讲讲组织劳动力的问题。边区今年来了一个革命，全区三十五万个全劳动力，经常组织在集体劳动的变工队、扎工队中的有三万余人，即占全劳动力总数的十分之一（“变工队”、“扎工队”，都是农民相互间调剂劳动力的农业劳动互助组织）。临时性组织的，就延安县说有百分之七十，明年一年还会有所发展和提高。边区绝大多数的县，应向延安县看齐，要将劳动力组织在集体劳动的形式中，其中临时组织的占大多数，经常组织的要根据各县情况由十分之一提高到十分之二、三，达到十万人左右。

　　边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是过去的封建剥削关系，这种封建剥削关系，在有一半的地方经过土地革命已经完全破坏，另一半的地方经过减租减息也受到打击。这就是土地革命，是第一个革命。但是，如果不进行从个体劳动转到集体劳动的第二个生产关系即生产方式的改革，则生产力还不能进一步发展。将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劳动互助组织即农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加以发展，生产就可以大大提高，增加一倍或一倍以上。如果全边区的劳动力都组织在集体互助的劳动组织之中，全边区可推行到全国，在中国的经济史上也要大书特书的。这样的改革，生产工具根本没有变化，但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变化了。从土地改革到发展劳动互助组织两次变化，这是生产制度上的革命。

　　还有一次是 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话。他进一步强调：

　　——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

　　这种集体互助的办法是群众自己发明出来的。从前我们在江西综合了群众的经验，这次我们在陕北又综合了这样的经验。经过去年高级干部会议的提倡，今年一年的实行，边区的劳动互助就大为条理化和更加发展了。今年边区有许多变工队，实行集体的耕种、锄草、收割，收成比去年多了一倍。群众看见了这样大的实效，明年一定有更多的人实行这个办法。

　　毛泽东把这项工作用“组织起来”这四个字来概括。在这个基础上，他提出了“把整个边区变作一个大学校”，“消灭全部文盲”和“把医药卫生的知识和工作大大推广一下”，“每个乡要有一个小医务所”的目标。——这不就是新中国的群众性扫盲运动和农村合作医疗的预演吗？

　　（毛泽东在为参议会起草的决定中明确规定：上述各项工作中“禁止任何强迫摊派”。）

　　请想一想，这是在1943年讲的话啊！那是个什么样的艰难环境，又是多么恶劣的外部条件，中国革命的航船虽已拨正航向但还处在惊涛骇浪的艰苦航程中。就是在那种情况下，毛泽东已经坚定而明确地指出了新中国农村必须要走的方向！

　　在毛泽东这些基于实践与事实的论断面前，那些指责新中国建国后农村合作化的言论有什么立足之地呢？

　　第一，这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成功经验。在当时陕甘宁边区那样落后的农村地区，集体化能够取得明显的成效，为什么不能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推广呢？又怎么能说是违背了他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呢？

　　第二，这是群众自己发明出来的办法。早在红军初创时期的江西苏区就有群众的经验，到了陕北又有群众的经验。毛泽东依据“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综合了群众的经验，并大为条理化和更加发展了。这怎么能说成是头脑发热，拍脑袋的决策呢？

　　第三，新中国建国后毛泽东一线领导期间，合作化运动带来了粮食的连年增产和农民群众的热情高涨，已经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得到公认，难道不是被实践证明了的事实吗？

　　历史事实表明：改造农村个体经济，决不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胜利后的“心血来潮”，而是他一贯坚持的奋斗目标，贯穿于他的整个革命生涯。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在中共领导层里确实是特别突出的。

　　1944年8月31日，毛泽东在看到《解放日报》（当时中共中央机关报）有人写文章脱离社会进步讨论家庭问题后，觉得不妥，即给时任新华通讯社和解放日报社社长的秦邦宪（即博古）写信，强调指出：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 —— 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

　　这就是说，改造分散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是根除封建社会的基础所必须的。这种经济形态不仅与社会主义不相容，与资本主义也不相容，换言之，就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文明格格不入。如果不改变这种经济形态，甚至崇尚这种经济形态，那就不可能改变旧中国的落后面貌，无法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更谈不上中华民族的崛起。这是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民粹思想。

　　类似的讲话，毛泽东讲过多次。1944年7月14日他在与外国记者的谈话中就说过：“封建土地所有制下的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农民被土地束缚着，没有自由，彼此很少往来，过着愚昧落后的生活。这种经济是中国古代封建主义和独裁专制的基础。未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不可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这就讲得很清楚：改造“封建土地所有制下的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是承担反封建历史任务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中国革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就必须做的事，更是社会主义革命得以胜利进行的必要前提。

　　这让我们想起，毛泽东晚年批评包产到户时，有人说是为了避免资本主义复辟，可是他回应道：“你太高看他们了，他们懂得什么是资本主义？最多倒退回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联系毛泽东批判民粹思想的讲话，就不难理解毛泽东的这个评论的深意了。

　　毛泽东对中共党内的那种民粹思想一直是抱有警惕的，因为中共党内有大量农民出身的党员，他们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但思想上往往仍然向往“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农理想。毛泽东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郑重地告诫他们：“你现在叫做共产党员，农民是你的出身，出身和入党是两件事情，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员不仅不能混同于普通农民，而且还有责任“把一切党外农民，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要搞集体化，那就是提高他们”。

　　为什么毛泽东对改造小农个体经济看得如此之重呢？

　　这个从韶山冲走出来的农家子弟，从小就目睹农村的落后和农民的苦难。19岁的青年毛泽东在湖南图书馆自修时，面对世界地图，想到韶山冲农民的痛苦生活，就立志要彻底改造使农民陷入痛苦深潭的旧制度。熟读史书的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几千年来的小农经济，就是造成旧中国历经王朝更替却始终跳不出封建制度牢笼的经济基础；造成了民众的愚昧自私和保守落后，维持了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和专制制度，也造成了中国人一盘散沙，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在他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后，他找到了通过阶级斗争改造旧中国的道路，从此确立了自己一生的奋斗目标——“此后丝毫没有动摇过”（毛泽东自述）。

　　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每当毛泽东获得掌管一方的权力就会特别关注农民互助合作的动向，热忱支持农民走集体化的道路。在江西苏区担任苏维埃主席时是这样，到了陕北边区也是这样，成为新中国的开国领袖后，当然就更是如此了。

　　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解放战争取得胜利时，毛泽东并不那么欣喜，而是强调这只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直到实现了农村合作化才真正高兴起来，并且亲自动手，以极大的热忱为这场历史性的社会变革编著了《五亿农民的方向》一书（后定名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遭到暂时的经济困难，党内有不少人主张农业退回个体经营时，毛泽东那么坚决，毫不妥协地维护农村集体化的成果。他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纠正了工作中的偏差，高高竖起“农业学大寨”这面农民英雄扛起的集体化红旗；并且洞察到农民集体化的积极性之所以遭到挫伤，根本原因在于党的领导和干部队伍发生了问题。

　　直到晚年他重上井冈山时，还向人们大声疾呼——“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你们能理解我的心吗？他期待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回应。

　　综观毛泽东奋斗的一生和整个新中国建国史，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最鲜明的形象，是一位始终坚守初心的人，一位为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其中农民占大多数——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始终不渝，奋斗到生命最后一刻的历史巨人！

　　完稿于2025年12月26日前夕

　　12月26日——一个中国人民的特殊的日子

　　【文/林之辛，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