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笔者近日拜读了毛选60年代版第三卷《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这是1942年9月7日毛泽东同志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
毛泽东之所以要写这篇文章,是因为很多地方的同志们“还不理解精兵简政同当前形势和党的各项政策的关系,还没有把精兵简政当作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看待”。文章指出:“抗日的第五第六年,包含着这样的情况,即接近着胜利,但又有极端的困难,也就是所谓‘黎明前的黑暗’的情况。”“普通的人,容易为过去和当前的情况所迷惑,以为今后也不过如此。他们缺乏事先看出航船将要遇到暗礁的能力,不能用清醒的头脑把握船舵,绕过暗礁。什么是抗日航船今后的暗礁呢?就是抗战最后阶段中的物质方面的极端严重的困难。党中央指出了这个困难,叫我们提起注意绕过这个暗礁。”
看到这里,笔者脑海里立刻跳出一个名词——灯塔,毛泽东就是为中国共产党这艘“航船”指引方向的“灯塔”。
据百度资料,灯塔是建于海岸、港口或河道的航道关键部位附近的一种塔状发光航标,用以指引船舶航行方向或指示危险区。灯塔最核心的寓意是希望、指引和安全,就像黑夜里的一盏灯,告诉人们方向在哪,给人安心的感觉。它更是一种精神寄托,在困难时候给人信心,代表坚定的信念和无私奉献,像航海时的依靠,让人在迷茫时不迷路;它也用来比喻榜样或理论,指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事物,像指路明灯一样,引导大家走正路,宣示主权。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征途上,毛泽东总是像灯塔一样,照亮着前进的路。而且他总是那样先知先觉,料事如神,以致照着毛泽东思想去做就会节节胜利,如果稍有违背就可能节节败退。毛泽东就像“上帝之眼”,俯视大地,帮你解析过往吸取经验教训、看清当下做出正确决策、指示未来把握前进方向,他如神一般地存在。
周恩来曾说:“让红军走出死亡之谷,是因为听了毛主席的话,而不是听了什么集体智慧。是因为有了毛泽东思想,才使集体有了智慧。中国领袖没有哪个人都无所谓,但没有毛主席,革命胜利早着呢!每当革命危机时刻,都是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而不是什么集体智慧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当邓小平曾被女儿问及在长征中做了什么工作时,他只说了三个字:“跟着走!”开国上将王震在晚年时多次表达:“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五十年。”
回望中国革命从低潮走向高潮、从苦难走向辉煌的历程,毛泽东作为“灯塔”的每一次闪光,都照亮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1、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血泊中求生存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解散工人纠察队,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分共”。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大批共产党人和群众惨遭杀害。事实表明,没有自己的武装,革命就无法生存。
毛泽东在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于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上首次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著名论断。作为“八七会议”的主要发言者之一,毛泽东在发言中尖锐地批评了党过去忽视军事的错误: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后来,这段话被简化为更形象有力的口号:“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灯塔般的指引,使党在血泊中找到了生存和斗争的根本武器。
2、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1927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力排众议,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带领队伍上了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随后,毛泽东率先从理论上进行阐述,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这一思想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在敌强我弱的黑暗岁月里,这条道路如同一座灯塔,指引着革命力量在广袤农村积蓄火种,最终以燎原之势夺取全国胜利。
3、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转入低潮。面对敌人重重“围剿”和经济封锁,部分共产党人信心动摇,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得多久”的疑问,甚至党和红军的领导层也曾流露出对前途的悲观情绪。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福建古田的“协成店”驻地,借着微弱的灯光,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篇章,有力阐释了“中国革命高潮决非遥不可及”这一坚定信念,并鼓励同志们振作精神。他以充满诗意的笔触,描绘了革命高潮必将到来的前景:“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正是这座信念的灯塔,驱散了革命队伍中的悲观迷雾,使全党重新燃起必胜的信心。
4、游击战十六字诀,粉碎敌人四次“围剿”
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的斗争中,毛泽东总结出著名的游击战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十六个字,看似朴素,却蕴含着深刻的军事辩证法。它针对红军装备落后、兵力不足的客观实际,扬长避短,以灵活机动对抗强敌的硬打硬拼。在毛泽东的正确指挥下,中央红军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围剿”。第四次反“围剿”时,虽然毛泽东已暂时离开军事指挥岗位,但周恩来、朱德等依然沿用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再次取得胜利。这十六字诀如同一座战术灯塔,照亮了红军在敌强我弱条件下生存、发展、取胜的道路,使革命武装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不断成长壮大。
5、四渡赤水,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
长征途中,湘江一战,红军从8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敌军数十万围追堵截,革命陷入生死存亡的绝境。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回到军事指挥岗位。他指挥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境地区来回穿插,上演了世界军事史上惊心动魄的“四渡赤水”:一渡赤水,避敌锋芒;二渡赤水,回师遵义;三渡赤水,调敌西进;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威逼贵阳,最终巧渡金沙江,跳出了数十万敌军的包围圈。毛泽东事后曾豪迈地说:“四渡赤水是我平生得意之笔。”这不仅是军事指挥艺术的巅峰,更是在最黑暗的航程中,灯塔在最危急时刻放射出的夺目光芒——没有毛泽东的掌舵,红军很可能重蹈石达开全军覆没于大渡河的覆辙。
6、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消息传来,举国震动。党内许多同志出于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错误主张的极端愤慨,主张杀蒋;陕北红军和根据地军民群情激愤,要求公审蒋介石。然而,毛泽东以超越常人的战略远见,冷静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杀蒋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内战,使亲日派趁机攫取政权,葬送抗日大局。毛泽东果断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派周恩来等前往西安斡旋,最终促成了事变的和平解决,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决策,如同一座灯塔照亮了全民族抗战的航向,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为八年抗战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基础。
7、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
1948年底至1949年初,解放战争进入最后关头。蒋介石在军事失利的压力下,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总统,提出“划江而治”的和谈阴谋。国际上也有人暗示中共接受“南北朝”格局。党内党外一些人对革命前途产生动摇,主张“适可而止”。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明确指出:“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他引用“农夫与蛇”的寓言,告诫全党绝不能让敌人得到喘息之机,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百万雄师过大江,解放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正是毛泽东这座灯塔,在黎明前最易松懈的时刻,指引全党勇往直前,夺取了全国解放的伟大胜利。
8、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随即出兵干涉,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战火很快烧到鸭绿江边。新中国百废待兴,国民经济亟待恢复,而对手是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党内多数人顾虑重重,主张不出兵或暂缓出兵。值此国家安危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以非凡的气魄和战略眼光,力排众议,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他说:“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经过五次大规模战役,把敌军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附近,最终迫使美国在停战协定上签字。这场战争打出了国威军威,为中国赢得了数十年的和平建设环境。毛泽东的决策,再次像灯塔一样,在惊涛骇浪中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指明了安全航道。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这段评价,道出了“灯塔”二字的千钧之重。
灯塔的伟大,不在于它自身有多耀眼,而在于它总是在最浓重的黑暗里、最汹涌的风浪中,为航船指出唯一安全的航道。毛泽东的可贵,不仅在于他一次次作出正确的历史抉择,更在于他赋予了中国革命一种“看清本质、把握规律”的思想方法——一种能够在众说纷纭中抓住主要矛盾、在悲观弥漫时看到光明前途、在胜利在望时警惕潜在危机的穿透力。这种穿透力,不是靠天赋异禀,而是源于他对中国国情的深刻洞察、对人民力量的坚定信仰、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娴熟运用。
今天,我们重温那段航程,不是为了把灯塔仅仅当作历史遗迹来仰望,而是要理解:一个民族要走向复兴,永远需要有人站在高处、望到远处、想到深处。毛泽东作为灯塔的光芒,不会因为时代变迁而褪色——因为每当我们在新的历史航道上遇到暗礁与迷雾,那种“事先看出航船将要遇到暗礁的能力”、那种“绕过暗礁”的政治清醒与战略定力,依然是我们最需要汲取的精神财富。
灯塔在,航向就不会偏;精神在,脚步就不会乱。这,或许就是“灯塔”二字最深长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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