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处理中印边界问题决策的历史启示

　　一、要从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和中印友好关系

　　的大局出发处理中印边界问题

　　毛泽东认为，高超的战略思维能力是领导决策最为重要的方面。作为一个伟大的战略家，他在处理中印边界问题决策时，没有把中印边界问题看成单纯的边界问题，而是从国际形势、中印关系大局、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战略重点出发统筹谋划，彰显出高度的大局意识和深远的战略眼光。

　　1959年中印边界纠纷公开前，印度一面确立对华和平共处政策，一面全面继承英国的殖民遗产。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印度先是干涉中国和平解放西藏，继则趁进军西藏的人民解放军尚未到达中印边境之际，大举抢占“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几乎全部中国领土，且于1954年修改印度官方地图，把“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领土正式划入印度版图。面对逐步显现的中印边界纠纷，1955年4月，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宣布了中国处理同邻国边界问题的方针——在尚未正式划定以前“维持现状”。这一方针同样适用于处理中印边界问题，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基于对中印两国关系大局和国家战略利益的考量作出的决策：其一，边界问题固然是国家的核心利益，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紧迫性尚未充分显现出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需要集中全力“处理国内国外一系列重大而迫切的事务”,如，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其二，平叛改革前人民解放军驻西藏部队兵力有限，只能重点设防，中印边界东段事实上处于有边无防的状态。其三，中国政府还没来得及对边界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全面的和有系统的调查研究，“彻底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条件还不具备”。如果匆忙着手解决，会使中国自身陷入不利地位。历史证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作出维持现状的决策是正确的，它不仅促成了西藏问题的顺利解决，而且维护了中印友好关系，为我国国内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周边环境。

　　1959年至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前，印度政府因幻想把西藏变成“缓冲国”的企图彻底失败，于是趁我国出现严重困难局面之机加紧推行所谓的“前进政策”,公然挑起边界武装冲突，不断蚕食中国领土。面对印度的“前进政策”,毛泽东从国家战略全局出发，先后作出了应对冲突、反对蚕食的决策。其一，判定印度不是中国主要战略防御方向。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面临中美持续敌对、中苏分歧逐步加深并公开化、美苏争相拉拢印度反华等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我们和印度的斗争，是复杂的国际问题。”因此，毛泽东认为，解决中印边界争端要从国际战略框架来看待和处理。1959年5月15日，毛泽东在中国外交部致印度外交部的一份答复上加写了一段话，推心置腹地向印度说明“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11月3日晚，在听完周恩来等关于中印空喀山口边界武装冲突情况汇报后，毛泽东进一步解释说：“我们的威胁来自东方，不是你们(指印度——笔者注)。”根据这一判断，在面对印度的挑衅与侵略时，毛泽东一再保持忍让克制，只是在印军对中国领土开始大规模蚕食后才决定开展针锋相对的反蚕食斗争。其二，把边界纠纷看作中印两国关系中的局部性问题。这一时期，毛泽东在同外国政要谈话时反复强调，中国的经济建设“需要时间、和平环境和广大的朋友”,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是营造一个有利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周边安全环境。因此，中印边界纠纷公开后，毛泽东多次对外表示，边界问题是中印两国关系中的小问题。毛泽东在1959年5月15日会见亚非拉16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时，强调“中国和印度吵架不过是一件小事”。10月14日，毛泽东与波兰党政代表团谈话时又说：“我们与印度的关系问题，只是小的边界纠纷。”毛泽东相信，“只要双方友好，边界问题就好解决”。这表明，毛泽东是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出发来看待和处理中印边界冲突，把它看作两国关系中的局部性问题。

　　到1962年10月，印度政府推行的“前进政策”受阻，又自视得到美、苏两大国的支持与援助，且自认为在中印边境地区力量超过中国，而中国正面临与美苏两大国对立、经济建设发生严重失误、蒋介石集团企图反攻大陆等严重困难，因此断定“中国对印度的政策是只叫不咬”,决心以武力实现其无理的领土要求。10月17日，中共中央、毛泽东审时度势，果断决定进行自卫反击战，充分彰显了处理中印边界问题的战略思维。其一，精准把握反击的战略时机。这年10月，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发生古巴导弹危机，处于对峙状态。此时苏联急需得到中国的支持，因此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支持中国对印度的侵略进行自卫反击。美国因无暇东顾也暂时中止对印度的支持与援助。这大大减轻了两个超级大国对中国的战略压力。此外，蒋介石集团窜犯东南沿海的可能也已经推迟。毛泽东精准地抓住这一战略机会，作出了进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决策。其二，停火后撤赢得战略全局。在中国军队彻底击垮印军、取得自卫反击战重大胜利之际，经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等研究决定，11月21日，中国政府发表全线主动停火并准备后撤声明，提议中印举行谈判和平解决边界争端。这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我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战略整体谋划作出的重大决策，有效避免了冲突扩大导致我国东西两线都陷入长期对抗的不利局面，有利于集中力量应对我国主要战略防御方向面临的挑战。其三，实现了以打促和的战略目标。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中国军队打出了国威军威，挫败了印度政府进一步侵吞中国领土的野心，使中印边界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维持了和平与安宁。毛泽东曾估计：“中印边界上打了一仗，可以争取十年的边境安定。”事实证明了毛泽东自卫反击决策的正确。

　　二、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守国家

　　领土、主权、安全不容侵犯的底线

　　领土、主权、安全是国家的核心利益，神圣不容侵犯。作为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一代伟人，毛泽东在处理中印边界问题决策时，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守了这一底线，凸显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安全的坚定意志和决心。

　　中印边界争议公开前，尽管因解决边界问题的时机和条件不成熟，毛泽东作出了维持现状的决策，但面对印度对边界地区的渗透和控制，仍尽一切可能坚决捍卫我国领土、主权和安全。早在1949年9月2日，针对西藏当局在印度驻拉萨代表黎吉生的策划下制造的“驱汉事件”,中共中央发表《决不允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社论，社论指出：“西藏是中国领土，绝不容许任何外国侵略。”虽然当时新中国政权尚未成立，但中共中央第一次清楚地向印度政府表达了维护对西藏的主权的坚定不移的决心。

　　1950年7月，按照“向西藏多路向心进兵”的统一部署，人民解放军开始进军西藏。这既是恢复和行使对西藏主权的重要象征，又是实现西藏和平解放、保卫西南边疆的基本前提，完全属于中国内政。但印度政府多次用各种“理由”竭力阻挠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对此，毛泽东在10月10日、21日、28日连续三次作出批示，语气一次比一次强硬。他在28日的批示中写道：“中国军队是必须到达西藏一切应到的地方……任何外国对此无置喙的余地。”接着，中国政府在10月30日向印度政府严正声明：“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解放西藏人民，保卫中国边疆；这是中央人民政府的既定方针。”毛泽东、中国政府的严正态度促使印度不得不接受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现实。1954年中印协定签定后，印度政府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完整”,故意曲解为中国对印度主张的“边界的实际接受”,第一次把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标成中印已定边界。对此，周恩来1954年访印时明确告诉尼赫鲁：“麦克马洪线”是英国殖民主义者造成的，“中国政府不能承认”。尼赫鲁于同年10月应邀访华时，毛泽东对印度曲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做法委婉地表示了不满，并暗示尼赫鲁，中印应着手解决妨碍两国合作的边界问题。毛泽东说：“凡是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问题，我们都要来解决，这就能达到五项原则中的平等互利。”

　　1959年3月22日，印度政府乘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全面武装叛乱之际，向中国正式提出全面领土要求，竟然将总面积达12.5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入印度版图，包括中印边境东段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9万平方公里、中段2000平方公里及西段包括阿克赛钦在内的3.3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印度政府的领土要求大大超越了中国政府在边界问题上互谅互让所能接受的底线，严重恶化了中印关系。9月8日，周恩来在致尼赫鲁的信中强调指出：“中国绝不承认所谓麦克马洪线。”10月1日，毛泽东在同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诺沃提尼谈到中印边界问题时，明确指出：“我们不能承认麦克马洪线，这是英国过去企图强加在中国人身上的。”10月2日，中苏领导人就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举行会谈。面对苏联领导人在中印边界问题上袒护印度指责中国的不公正态度，毛泽东向苏联表明了中国将坚定站在自卫立场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安全不容侵犯的意志和决心。他语气柔和但态度坚决地说：“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表明在涉及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问题上，中国是不会有丝毫妥协与让步的，绝不会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

　　1962年初起，印度利用中国处于内忧外困的机会，在中印边境加快推行“前进政策”,不断以武力蚕食中国领土。据统计，到1962年10月自卫反击战前，印军在中印边界中国境内建立了100多个据点，有的离中方哨所只有几米，有的楔入中方边防哨卡之间甚至插到中方哨卡后面。为了制止印军的步步进逼，坚决维护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毛泽东提出了反蚕食斗争的十六字方针：“决不退让，避免流血”“武装共处，犬牙交错”。所谓“决不退让”,就是坚决捍卫我国领土和主权，做到“你不打，我不打”“你逼近，我逼近”“你包围我，我包围你”“你切断我，我切断你”。所谓“避免流血”,就是“不开第一枪”“保持距离”“留有余地”“网开一面”。在上述方针指导下，新疆、西藏边防部队同印度的蚕食政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有效地遏制了印度的“前进政策”。

　　到1962年10月，中印边境形势日益恶化，战争一触即发。10月6日，总参谋部传达了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指示：“假如印军向我进攻则要狠狠地打他一下，除东线西藏作准备外，西线也要配合。”这表明，毛泽东10月6日就已下定用武力捍卫中国领土、主权和尊严的决心。10月17日，印军在中印边境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大规模进攻。同一天，毛泽东主持会议，正式作出进行自卫反击的重大决策。毛泽东在作最后决策时说，多年来，印度“蓄意挑起武装冲突，且愈演愈烈，真是欺人太甚。既然尼赫鲁非打不可，那我们只有奉陪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决策向印度表明，中国的克制忍让是有限度的，如果无视中国领土、主权、安全不容侵犯的底线，想用武力侵犯中国领土造成既成事实，以此迫使中国承认边界现状，这是严重低估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决心与能力，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绝不允许的。

　　三、中印边界争端只能通过谈判协商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

　　谈判是“最具优势，最能尊重与维护当事国的主权权益，也最常用的国际争端解决方法”。毛泽东始终把双边谈判协商作为处理中印边界问题最重要、最有效的方法，坚持“以和平的方法，友好地解决边界争端”。

　　1959年中印边界争端公开前，中共中央真诚希望通过谈判妥善解决中国同包括印度在内的有关邻国的边界问题，维持边境地区的和平局面。1954年中印协定签订后，外交部即发给西藏工委有关中印边界问题的指示，传达了中央的基本方针，强调要“同印方通过外交途径求得这一问题的合理解决”。12月1日，毛泽东同缅甸总理吴努会谈时指出，解决中缅边界问题，“要使双方的利益不受损害”。这表明，毛泽东决定通过中缅和谈，在双方互谅互让基础上解决这一问题。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宣布了中国政府解决同邻国边界问题的方法，“只能用和平方法，不容许有别的方法”。1957年3月5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谈到亚非国家边界问题的解决办法时，周恩来提出，只要双方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进行协商，边界问题“是可以求得友好的解决的”,体现出中国政府对通过谈判协商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和乐观态度。

　　1959年中印边界争端公开后，中共中央始终遵循中印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以谈判的方式解决边界争端，并为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三年来，几乎所有谈判的建议都是中国方面主动提出的。”1959年5月15日，毛泽东在中国外交部致印度外交部的一份答复上加写的一段话中说：“总的说来，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这为通过和谈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定下了基调。9月8日，周恩来在致尼赫鲁的信中强调，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双方“有准备有步骤地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两国边界问题”。10月6日，毛泽东在会见印度共产党总书记高士、中央书记处书记古普塔时明确提出，两国边界“争论总是要用谈判来解决”。中印两次边界武装冲突发生后，毛泽东提议，双方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并停止巡逻，他还解释说：“我有这么一个盘子，就是要和平。”这个建议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11月7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致信尼赫鲁，建议两国武装部队沿东、西段双方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并停止巡逻；两国总理最近举行会谈。尽管印度政府拒绝了上述建议，在1960年1月7日—17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中央再次确认了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方针，并进一步提出用“互谅互让”的办法，即“我们做点让步，印度也做点让步”来达成协议。为力争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4月19日至25日，周恩来亲赴新德里与尼赫鲁举行边界会谈。但由于印度政府拒绝就边界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会谈无果而终。尽管如此，为了以实际行动表明中国政府继续和谈的诚意，中央军委决定，中国边防部队从1960年4月起单方面从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并停止巡逻。这是中国政府为了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作出的巨大让步。

　　从1962年初开始，毛泽东在指导中国边防部队开展反蚕食斗争的同时，为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作出了一切可能的努力。1962年2月26日、3月22日，中国政府两次照会印度政府，表示“就中国方面来说，谈判之门总是开着的”,希望印度政府回到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途径上来。6月2日，中国外交部照会印度驻华使馆，强调：“中国政府一贯主张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但是，这些谈判建议都遭到印度方面的拒绝。尽管如此，中国政府始终未放弃以谈判作为解决边界争端的方式。直到7月23日，周恩来根据同毛泽东商定的内容，致电正在日内瓦参会的陈毅，请他约见印度国防部长梅农，争取发表一个恢复中印边界谈判的公报或消息,遗憾的是，印度政府并未对中国的谈判建议作出回应。

　　即使印军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全面进攻，中共中央不得不决定进行自卫反击，也是立足于以打促谈，希望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自卫反击将印度拉回到谈判桌前。1962年10月17日，毛泽东在决定进行自卫反击战时说：“也许我们反击一下，边境才能安定下来，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才有希望实现。”在毛泽东看来，自卫反击战的目的就是以打促谈，促使印度放弃军事冒险，回到谈判桌上来。因此，在自卫反击战期间，中国政府仍然为和平解决争端作出了最大的努力。10月2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和平解决、停止冲突、总理会谈等三项建议。这对在战场上已经取得胜利的中国军队来说，是一个重大让步。而印度当天就拒绝了中国的三项和平建议。但中国政府谋求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11月15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指示，亲自致信25个亚非国家领导人并抄送83国领导人，全面阐述中印边界问题的背景和中国政府和平解决这一问题的一贯立场。周恩来在信中“呼吁亚非国家主持公道，推动中印直接谈判”。11月20日，毛泽东等研究决定，中国边防部队在自卫反击战取得彻底胜利的情况下，单方面主动实行全线停火并后撤，以创造有利于停止边境冲突、重开和谈的条件。

　　战争结束后，毛泽东提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第一步要双方妥协，脱离接触；第二步双方谈判”,并强调“如果印度同意谈判，那就愈快愈好”。为了促成中印重开谈判，中国政府作出了仁至义尽的努力：1962年12月中旬，中国军队缴获的武器、弹药、车辆及其它军用物资全部主动交还印方;至1963年2月28日，中印边界全线完成从1959年11月7日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的计划;至5月26日，按照中国政府的决定和总政治部的部署，中国边防部队释放和遣返了全部被俘的3942名印度军事人员。但由于印度政府长期拒绝就中印边界问题进行谈判，这一问题便持续下来，直至1981年中印两国才正式启动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进程。

　　四、要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等手段

　　来处理中印边界问题

　　中印边界问题涉及法律、政治、历史、地理、经济等多种因素，属于混合型争端,必须综合运用多种手段来处理这一问题。毛泽东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手段处理中印边界问题，充分展现其融多种手段于一体、在不同时期又有所侧重的斗争艺术。

　　1959年中印边界纠纷公开前，毛泽东在高度重视发展中印友好关系的同时，综合运用多种手段来处理中印边界问题。其一，高度重视同印度发展友好关系。1950年4月1日，印度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正式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1951年1月，毛泽东出席印度驻华大使举办的印度国庆招待会，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此后，毛泽东充分肯定印度的和平中立政策，对印度在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对新中国的支持和配合予以积极评价。此外，毛泽东还亲自做工作以推动中印友好。据《毛泽东年谱》记载，这期间毛泽东不仅四次会见印度总理尼赫鲁，而且还会见了印中友好协会访华代表团、印度军事代表团、印度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高士等印度代表团或友好人士。其二，适当照顾印度正当经济利益。1950年8月14日，毛泽东批准了周恩来给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的备忘录，备忘录在坚持西藏为中国领土的前提下，主张“印度与中国在西藏的商业贸易关系完全可以保持”。1950年至1951年印度发生严重粮荒，经毛泽东批准，中国政府在自身粮食供给极其紧张的情况下慷慨相助，同印度政府先后六次签订合同，共供给印度66.65万吨粮食。1955年，中国在自身钢铁短缺的情况下，决定援助印度6万吨钢材。其三，控制中印边界西、中段传统习惯线。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就把加强中印边界防务纳入进军和经营新疆、西藏的战略部署中。新疆和平解放后，一野第一兵团第二军在1949年9月迅速挺进南疆，并于1950年3月接管中印边界西段(新疆段)防务；同年8月，该军独立骑兵师先遣连和先遣支队进驻阿里，控制了中印边界西段(西藏段)、中段传统习惯线。这不仅为新中国经营新疆、西藏提供了有力后盾，而且为巩固国防、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布下了“第一颗棋”。其四，通过外交交涉处理中印边界纠纷。自1954年中印协定签署到1958年秋，印度在中段侵占了巨哇、曲惹、什布奇山口、波林三多、香扎、拉不底等中国领土，在西段侵占了巴里加斯。对此，为了维护中印友好，中国政府长期没有对外披露。但是，中央知悉情况后，迅即向西藏工委阐明处理中印边界问题的基本方针。根据中央方针，西藏工委迅速提出派边防部队进驻中国领土的重要据点，通过外交途径提出交涉来处理边界纠纷。

　　1959年至1961年，中共中央、毛泽东以政治加外交方式为主，妥善处理了中印边界冲突，使边界紧张局势缓和下来。其一，实行舆论反击。面对印度1959年初以来大肆反华宣传和支持西藏分裂势力的言论，5月6日，《人民日报》以编辑部名义发表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一文，全面驳斥印度方面的错误舆论。其二，控制东段边防，加强西段边防。1959年人民解放军在平息西藏山南地区叛乱后迅速进驻中印边界东段边防，改变了多年来东段有边无防的状况。1960年12月1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加强南疆、阿里边防的指示，要求适当增加边防哨卡兵力，加紧修建工事，保持通信联络畅通，并且根据需要在边境后面增加必要的据点。其三，政治解决冲突。郎久事件、空喀山口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决定，中国边防部队单方面从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并停止巡逻。这一举措不仅使中印边界紧张局势缓和下来，而且使中国在政治上赢得了主动。对此，毛泽东评价说：“向后退的事情，我们是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退。”

　　1962年初起，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通过“外交斗争同军事斗争相配合，军事斗争服从外交斗争”的方式，对印度开展针锋相对的反蚕食斗争。一是开展外交照会战。根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的统计，从1961年12月至1962年9月，中国政府就中印边界问题给印度政府的照会、抗议、备忘录等共计36件。如，1962年2月26日、3月22日、6月2日，中国政府三次照会印度，指出印方用片面行动来改变边界现状的做法是危险的，要求印方停止军事挑衅、撤出侵略据点和入侵军队，回到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途径上来。面对日益恶化的边境局势，7月13日、9月16日、9月21日，中国政府又三次向印度发出措辞严厉的警告。尽管印度政府对这些警告置若罔闻，但我们“进一步揭露尼赫鲁的真面目”。二是开展反蚕食斗争。面对印度的侵略，中共中央、毛泽东决定对印度开展反蚕食斗争，以“武装共处”反制印度的“前进政策”。1962年4月19日，总参谋部向新疆边防部队下达了经中央批准的《加强中印西段边境的边防措施》。4月底，人民解放军新疆部队在中印边界西段恢复巡逻。5月30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中印边境军事斗争的具体安排》,6月先后组成新疆军区“康西瓦前线指挥部”“西藏军区前进指挥部”,以加强对新疆、西藏边防部队反蚕食斗争的领导。7月14日，总参作战部派人专程向西线边防部队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反蚕食斗争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中国边防部队同印度的蚕食政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期间，中共中央、毛泽东作出的一系列决策，融政治、军事和外交斗争于一体，使中国不仅在军事上取得彻底胜利，而且在政治上赢得完全主动。其一，在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情况下，1962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毛泽东毅然决定进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以军事行动打狠打痛印军。其二，在自卫反击战取得节节胜利之际，中国政府于10月24日提出和平解决、停止冲突、总理会谈等三项建议。为了配合中国政府对印度提出的三项建议，中央军委命令边防部队暂时停止了军事行动。其三，在中国军队取得彻底胜利的情况下,经毛泽东等研究决定，中国政府于21日零时主动发表全线停火后撤声明。中国政府采取的这一重大和解步骤赢得全世界公正舆论和亚非友好国家的普遍赞扬,让全世界人民看清了“谁爱好和平，谁要战争”,使中国在政治上取得了完全主动。总之，正如毛泽东总结的：“这次是打了一个军事政治仗，或者叫政治军事仗。”

　　结语

　　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的硝烟早已消散，但中印边界争端依然悬而未决。时至今日，由于印度对中印边界问题的单边曲解、主观臆测和错误解读，特别是由于印度心态失衡，给中印边界问题的解决及中印关系的发展带来了明显的负面影响。然而，在中国方面，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确立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处理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原则和方法都得到了坚持和发展。

　　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主题，但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固守冷战思维，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存在的领土、领海争端，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企图把他们变为在战略上极力围堵、遏制中国的棋子。与中国有边界争端的印度更是西方反华势力拉拢并利用的主要对象之一。因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加强和改善中印关系给予了高度重视。2014年9月1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时指出：“中国视印度为长久的战略合作伙伴，我们期待同印方一道，建立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从双边、地区、全球层面深化两国合作。”“在边界问题上，双方要继续通过友好协商，寻求公平合理、双方均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在边界问题最终解决前，共同管控好争议，维护好边境地区和平安宁，不使边界问题影响两国关系发展。”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强调“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但是“任何人不要幻想让中国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这些新思想为中国处理国际关系和国际争端提供了基本遵循。我们相信，只要中印双方相向而行，中印关系必将走向良性发展的道路，中印边界问题最终也会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