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18日早上6时50分许，45岁的王伟光同志成功登上海拔8848.86米的珠峰峰顶，并将背着的一尊毛主席铜像安放在冰雪与蓝天的交际处，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诞辰130周年献礼。
1960年5月25日，中国科考队打破了珠峰北坡不可战胜的神话，将一面五星红旗和一尊毛主席瓷像送到珠峰峰顶。
▲1960年被中国科考队带上珠峰的毛主席瓷像
时隔63年，毛主席像再次站上世界之巅!
2023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47周年，在珠峰下撤过程遭遇巨大磨难、险些殒命珠峰的王伟光，拖着一身伤病、赶到韶山的毛主席铜像面前，庄重地献上了花篮并向毛主席报告。
2023年12月26日，毛主席诞辰130周年，王伟光同志再赴韶山，和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亲人一道，为毛主席守岁。
在王伟光同志再赴韶山前夕，笔者与王伟光同志进行了一场长谈，深入了解他作出此番壮举的整个心路历程。
▲王伟光展示一同被带上珠峰的毛主席语录和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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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夜呐喊：您将毛主席像送上珠峰的想法是怎样产生的？
王伟光：我是做盾构机拼装机总成和吊机总成模块的，工作之余喜欢徒步、爬山，平时出差也比较多，每到一个省总要搜这个省最高的山。2018年我到成都出差，搜到四川最高的山是川西的贡嘎雪山。当时没做什么准备，穿着一双皮鞋就在新南门车站买了一张去康定的车票，转车到了贡嘎雪山。就这样，我穿着皮鞋去登海拔5500多米的那玛峰，到了C1营地人家不让上去。
在贡嘎雪山山脚下的磨西古镇，我见到了一个教堂，得知毛主席他老人家长征的时候在那里住过，联想起老人家当时在那个地方开磨西会议，后来又率领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场景，十分感动。
受到红军精神的影响，我就开始接触登雪山。先是甘孜州海拔6000多米的雀儿山，然后是金银山、慕士塔格峰，获得了国家一级运动员称号，2021年我又登上了中山峰，发现我的身体素质还可以，专业人士判断我登珠峰也没问题。于是这时就坚定了登顶珠峰、把老人家的像送上去的决心，并为此开始了拉练。
2023年3月31日，我从上海的家里正式出发的时候，家里人都反对，但我还是毅然决然地去了。我说人生不过三万天，三万天可能还说多了呢。既然来到人世间，总归要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对自己、对社会、对家庭、对孩子，都有一个交待。
我都快50岁的人了，毛主席他老人家就是我的精神支柱，我心目中的灯塔，毛泽东思想就是当代人类文明的珠峰。以前我也胆小怕事，后来我研究老人家在建国后的历史、特别是晚年的历史，他老人家那么伟大无私的壮举，却受到了那么多的诋毁、咒骂，我就感觉很悲痛……在这个至暗的时刻，把老人家的铜像再次送上珠峰，总能给社会带来一点点“正能量”吧？
▲王伟光将这尊29cm高的毛主席铜像固定在了珠峰峰顶的一根钢管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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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夜呐喊：我接触过很多70、80后，大多对毛主席有很深的误解，而在同龄人里面，您有自己的企业，算是“成功人士”了，很多说毛主席是“穷人”的领袖、是劳苦大众的领袖。所以，我很感兴趣您对毛主席的这些认识是怎么产生的，能谈一下您的成长经历吗？
王伟光：我1978年出生在河南省周口地区太康县的一个农村。儿时的记忆里，队长一打铃，大家就去上工，劳动非常积极；农村的邻里关系特别和谐，民风也别淳朴，谁家做了一个好吃的东西，然后相互之间来回送。那时物质虽然并不丰富，但特别有幸福感。
1981年生产队分地，集体所有制被解散，事情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差异就出来了，“能干”的人或者投机取巧的人日子过得越来越好，老实本分的人就落下来了。人际关系慢慢也不行了，特别是90年代以后，人们满脑子想着如何发财，几乎没有人想“我发财了之后能不能让别人发财”。以前那种人情味、那种淳朴、那种幸福感、那种很自然的开心，就一去不复返了。
小时候，我对这个事情很不理解，长大后通过读书、学习、思考，我才认识到，这个事的根源就在于生产关系，是所有制变了，从公有制变成私有制，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冷漠，各种丑恶现象就出来了。
我是农村出身的孩子，那时的普通农民对毛主席都有很深的感情。我从小学三四年级开始接触样板戏，样板戏贯穿的基本上都是老人家的思想啊。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上初中、高中、大学，不断地去阅读各种各样的文章，里面也有很多反毛的错误史料去干扰迷惑。随着年龄的增大，特别是进入社会有了亲身的观察、实践之后，就学会了独立思考，就逐渐知道真实的历史是怎么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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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夜呐喊：我看到一张您在珠峰峰顶展示“两参一改三结合”横幅的照片，能谈一下您创办企业的经历以及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认识吗？
王伟光：1997年我到郑州上学，上完学就去上海打工了。正好赶上互联网的第一波爆发，赚了第一桶金，2005年自己开了一家小公司，2007年的时候开了一个小工厂。
关于“两参一改三结合”，我在实践中认识到这是最伟大的企业管理模式。
我的体能来源不是刻意去锻炼，而是整天背着个包去这个厂那个厂，去和他们的管理层聊天、和一线工人聊天、和技术人员聊天。跟他们聊天，我发现，他们所处的位置不同，看待问题的方式不同，得出的结论就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但是，把他们三方面搓到一起去、去开会去碰撞，管理层参加一线的劳动，生产一线的工人去参加管理，就能作出正确的判断。我是干工业的，在寻求解决问题办法的过程中，我就找到了鞍钢宪法。
老人家说：“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我的口号就是冲到一线去，热烈地拥抱一线的工人，一线的劳动者最聪明，劳动者最有智慧，“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人家一个人不如你，人家100个人不如你吗？比如说我做设备的，设备合不合用、好不好用，一线劳动者最有发言权。您自己的企业主要是提供盾构机的拼装机总成和吊机总成，不要怕东西大，不要怕东西复杂。老人家说过一句话，“组织起来”。这句话不简单，组织起来产生合力，一切困难、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所以，“三结合”在生产领域仍然是一个最先进的思想，是咱们能想到的最优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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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夜呐喊：学者崔之元在《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一文中，曾经介绍过鞍钢宪法“墙里开花墙外香”的现象，上世纪70年代以后在生产管理领域对美日欧的“福特主义”构成了巨大挑战，催生了80年代初后席卷全球的“后福特主义”潮流。如果仅仅把鞍钢宪法作为一种管理方式，您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潮流与鞍钢宪法的区别在哪里呢？
王伟光：你讲到的日本、欧美很多企业也在模仿鞍钢宪法这种搞法，但是这里存在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它们搞的是私有制，始终会面临一个瓶颈。私有制下不可能有共产主义理想，资本家只能从术的层面理解“三结合”，不可能从道的层面理解“三结合”，他们只能学到一个大概、一个外形，没办法学到“实”。
很多老板抱怨，工人为什么不跟老板一条心呢？这就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你想想，生产资料不是我的，老板跟员工不坐在一条凳子上，凭什么要求员工“劲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呢？
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要想改变这个状况，只有改变经济利益的关系，让大家都变成老板，或者大家都变成员工，这就要求走集体所有制道路。当然，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里，我的这种想法还很难变成现实，我目前能做到的，就是在我自己这个只有20多个员工的小工厂里，员工的待遇比外面同行业平均待遇高30%。
不知道我理解得对不对，类似南街村的集体经济模式是我在探索的方向。共产主义不可能说一下子都实现了吧？是不是可以由一个又一个小的集体先走出来？我打算去尝试。
我现在做的是经济工作，做经济工作也是为了将来可能支持更大的事业，帮助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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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夜呐喊：您能否对青年同志谈一些建议呢？
王伟光：咱们一定要学习毛主席，但是不能对老人家产生心理依赖，不能只是怀旧、只是抱怨。因为老人家毕竟去世了，你不能产生依赖，路是咱们自己走出来的。
咱们可以汲取他的营养，他是咱们的榜样，他是咱们的指路明灯，他是咱们的精神支柱，要在他未竟的事业基础上，始终与最广大的劳动人民站在一起，勤于思考、勇于探索、大胆实践。
我在学习老人家思想的过程中，发现老人家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是以弱胜强、是能成事，不能空谈，一定要去做事，把事情办成了，才能鼓舞斗志。做不成、没有胜利，哪有激情啊？
毛主席那一辈革命者在过去所取得的成绩、还有遭受到的挫折，都过去了，但是不能忘记，要会像牛一样在反刍，汲取里边的营养。然后，就像老人家说的，高举起他们的旗帜，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战友的尸体，重新出发，继续战斗！
【文/秦明，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子夜呐喊”公众号，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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