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中远：毛主席读《共产党宣言》的启示

　　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毛泽东同志终身酷爱读书。在他的一生中,读的遍数最多、读的最熟、读的时间最长的一本书是马克思、恩格斯著的《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是毛泽东同志青年时代读到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时间是1920年,毛泽东时年27岁。这本书他一生反复读过多次,书中的许多精辟论断,他几乎都能背下来。正是这本马克思主义的划时代著作,成了毛泽东同志选择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向导。他自己曾说,读了《共产党宣言》这本书,“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关于农村调查》)1936年,毛泽东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正是《共产党宣言》这部马克思主义著作,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从此,毛泽东就确立了对《共产党宣言》基本原理的终身信仰,开始了他对真理的执着追求。

　　在他生命最后几年的岁月里,会客的书房里、卧室的床上还一直放着一本大字线装本的《共产党宣言》和两本战争年代出版的字很小的、已经很破旧的《共产党宣言》。因为字太小,他的眼睛看不清楚,所以就用1963年印制的大字线装本对照着看。毛泽东同志不但研读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而且对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也颇有兴趣。他当年的秘书林克同志回忆说：从1954年秋天起,毛主席重新开始学英语。毛主席想学一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英文本,第一本选的就是《共产党宣言》,这本书的文字比较艰深,而且生字比较多,学起来当然有不少困难,但是他的毅力非常坚强。我发现他在《共产党宣言》的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全部都密密麻麻地用蝇头小字注得很整齐,很仔细,他的这种精神,很感人。对于这部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一直到晚年他还常常专心致志地阅读。每重读一遍,就补注一次。他还风趣地说：“我活一天就要学习一天,尽可能多学一点,不然,见马克思的时候怎么办?”

　　毛主席批注过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

　　从1920年到1976年,从青年到晚年,一直到生命的最后岁月,毛泽东同志对《共产党宣言》都充满着浓厚的兴趣。《共产党宣言》是毛泽东同志一生最爱读的一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纵观毛泽东同志一生读《共产党宣言》的实际,笔者认为,以下五点启示对各级领导干部读书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重点的书、经典的书要多读、常读,一辈子读。

　　《共产党宣言》是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是关于共产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它完整、系统而严密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它是共产主义信仰者和广大进步人士的行动指南,是阐述人类无产阶级所追求的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最进步、最新的世界观和最具唯物辩证法思想理念的科学著作。所以,毛泽东同志一直把它放在身边,放在案头,在疾病缠身、生命垂危的最后岁月,他还时常翻阅,读而不倦,读而不厌。领导干部读书,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多读重点,多读经典。重点的书,经典的书,要读一辈子,要一辈子下功夫读。

　　第二,重点的书、经典的书要反反复复读,要融会贯通。

　　一本《共产党宣言》传到中国,毛泽东同志前后读了57年。57年里,毛泽东同志到底读过多少遍呢!我们知道,他读过的版本中南海故居存放的就有：1943年延安解放出版社出版,博古译的版本;1949年解放出版社,根据苏联莫斯科外文书局出版局中文版翻印的版本;196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翻印的大字本等几种。1976年9月毛泽东同志逝世以后,我们在他书房床边经常阅读的书中,还发现了两本战争年代出版的《共产党宣言》。还有他生前读过的英文版的。当然,这还是很不完全的,1920年陈望道的翻译本,故居里就没有看到。还有战争年代他读过的已经丢失的各种版本。这本马列经典著作,多种版本长期放在他睡觉的床边,会客的书架上,以便于他随时翻阅。1939年底,他自己说《共产党宣言》读了不下一百遍,后来的几十年里,他自己说“每年都把《共产党宣言》读几遍”。他一生一共反复读了多少遍,这是很难说清楚的。经典著作需要反反复复读,要融会贯通。对领导干部来说,经典著作读一遍、读两遍、读三遍,是可以做到的。天天读,反反复复地读,融会贯通,对书中的精辟论断、至理名言等熟记于心,要做到这些就不那么容易了。毛泽东同志做到了,领导干部读书应当向毛泽东同志学习,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要反反复复地读,重点的内容,重要的观点,精辟论断等都要熟记于心,并能落实在行动上。

　　第三,重点的书、经典的书要密切联系实际去读。

　　面对我国前进道路上遇到的种种艰难险阻,种种没有想到而实际可能遇到的许多实际困难和问题,怎么办?毛泽东同志一条重要的方法就是靠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从这些经典著作中找到克服困难、解决问题的信心和力量,找到战胜困难、解决问题的启示、思路、途径和办法。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同志自己曾这样说过：要学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要精读,读了还要理解它,要结合中国国情,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去分析、去探索、去理解。理论和实践结合了,理论就会是行动的指南。他还说：马列主义的书要经常读,当然不必要一律都精读,而且遇到实际问题,就去请教马列主义,时常翻阅,从理论上进行分析。“遇到实际问题”,“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这是毛泽东同志读《共产党宣言》的体会,也是他的一贯做法。新民主主义时期是这样,新中国成立初期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同志也一直都是这样做的。面对实际的困难和遇到的实际问题,毛泽东同志不仅自己反复研读《共产党宣言》,而且多次提醒领导干部和全党注意学习这部经典著作。他当时在思想上已经把《共产党宣言》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紧密地联系起来了。联系实际读马列,联系实际读《共产党宣言》,带着问题读《共产党宣言》,这是毛泽东同志读马列主义著作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密切联系实际读经典,这是毛泽东同志最基本的读书方法,也是值得各级领导干部学习、践行的读书方法。

　　所谓联系实际读书,就是在读书过程中,将所读的内容与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与党的建设的实际,与中国社会前进发展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教育的实际,自然科学的实际等等,与自己的工作实际、思想实际、理想信念实际、情感实际等紧密地联系起来。把读书时自己头脑里所想、所思、所动等都写下来,记下来,表达出来。这种所思、所想、所写、所记、所表达的,仿佛是读书人在与书的作者或书上的人物包括历史人物、现代人物的面对面的交谈、交流、讨论。对作者的话、书上人物的话及其政治主张和思想、认识、观点、过去的事、书上的记载等全部文字,都入心用脑,用心思考,有感即发,有想就批,有话即写。对书上的话赞成就表示赞成,不赞成就表示不赞成,有疑问就提出疑问,有反对就提出反对。总之,随读随想,随想随记,实想实记,怎么想就怎么批、怎么注、怎么记。毛泽东同志读书一直都是这样做的,所以,他读的多,记得住,用得上,收获大。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是这样,读《二十四史》,读中国古典小说等各种书籍,毛泽东同志都是这样做的。

　　第四,读重点的书、经典的书要用心用脑、用手用笔,手脑并用,心笔同写同画。

　　用心用脑就是在读书过程中善于用头脑去想,去理解,去思考,去分析。用手用笔,就是用笔把读书时自己头脑里所思所想写下来,记下来,画出来,这也叫不动笔墨不看书。新中国成立之后,新的工作、新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同志自己又多次用心阅读《共产党宣言》,一边读,一边思考,一边在书上圈圈画画。这本书中有关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剥夺资产阶级占有他人劳动、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与传统的所有制观念决裂等处,都作了密密麻麻的圈画。

　　1958年9月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共产党宣言》中有关建立公有制方面的论述读得更加仔细,在很多地方作了圈点批画。如：“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过去遗传下来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所以,毫不奇怪的,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过去遗传下来的种种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在这段文字旁,毛泽东同志画了直线、曲线、段末还画个圈。“但是,在各个最先进的国度里几乎到处可以采取如下的办法”,旁边画上了直线、双直线和曲线。“当在发展进程中,阶级差别归于消灭,而全部生产都已集中于由各个分子结合成的一个协会手中时,公众的权力就失去其政治的性质。”这段文字旁,画了双圈。紧接的一段文字：“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乃是一个阶级用以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强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团结成为阶级,如果说它借实现革命来把自己变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运用强力去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末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时也就会一并消灭掉阶级对立状态存在的条件以及一般阶级存在的条件,因而也就会一并消灭掉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以上引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48、49页)画了直线、双直线、曲线,段后画了三个圈,段左画了双直线。

　　毛泽东同志在读《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时,还写了很多的批注文字。读马列经典著作是这样,读鲁迅著作,读《二十四史》,读《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西游记》等古典文学作品也都这样。边读边想边思,边读边批边画,手脑并用,不动笔墨不看书,这是毛泽东同志读书的一个显著特点和基本方法。

　　几十年里,毛泽东同志每阅读一本书、一篇文章,都要在重要的地方画上竖线、横线、曲线、斜线、三角、方框、问号和圈、点、勾、叉等各种符号,在书眉和空白的地方写上了许多批语。有时还把精彩的章节和语句摘录下来或随时写下读书笔记和心得体会。中南海毛泽东故居收存的毛泽东同志生前阅读的书籍中,有许多是他批画过的书籍。这些笔记、批注、批画,是毛泽东同志读书时心脑活动、思考的真实记录,也是他和作者思想认识、观点、想法、看法、感情的互动与交流。毛泽东同志这种读书方法也是值得领导干部学习的。有的领导干部,书读了不少,花的时间也不少,但理解的不深不透,记不住,用不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读书时用心用脑少,想的少,思考的少,读过很多,记住的很少,收效也很少,运用的就更少。

　　毛主席在中南海丰泽园的书房

　　第五,读重点的书、经典的书要善于与读其他书籍结合起来。

　　毛泽东同志主张博览群书,主张“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台积而高,学积而博”。毛泽东同志认为：“只要是书,不管是中国的,外囯的,古典的,现代的,正面的,反面的,大家都可以涉猎。”“各种各样的书都要读一点。”毛泽东同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很善于把读经典的书与读其他方面的书结合起来。

　　毛泽东同志读书的范围十分广泛,从内容上来说,马列主义著作,哲学著作、鲁迅著作、历史著作、经济学著作、军事著作、文学著作、自然科学著作、技术科学著作等,他都爱读。从时间上来说,古代的,现代的,当代的,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他都有兴趣。除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之外,30年代上海出版的精装二十卷本《鲁迅全集》与毛泽东同志朝夕相伴近40年,清乾隆武英殿木刻线装大字版《二十四史》与毛泽东同志朝夕相伴24年,《资治通鉴》、历朝历史演义、古典小说、名人传记、诗词曲赋、丛书、类书、工具书及其他多种经、史、子、集等方面的读物都是他爱读的。他不仅对哲学著作有兴趣,而且对逻辑学、美学、佛学等宗教哲学著作也有兴趣,佛教的经典《金刚经》、《六祖坛经》、《华严经》等经典他都读过,基督教的《圣经》也读过。各门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史、包括《无线电话是怎样工作的》等通俗书籍,他也有兴趣涉猎。1975年,他还要读李约瑟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杨振宁的《基本粒子发现简史》、李政道的《不平常的核态》等理论著作。1974年,1975年,他还读过《化学》、《动物学》杂志,对生命科学、天文学、物理学、土壤学等著作都有兴趣。历代字帖、名人墨迹、名家书画作品、《楹联丛话》等等,他更是爱不释手,看了又看,读了又读。

　　自然科学知识浩如烟海,典籍繁多。作为一个立志改造世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一生都在注意尽可能地挤出更多的时间阅读各种自然科学著作,或从各种书刊中了解世界自然科学的发展及其学术思想的“大概”。

　　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和60年代期间,毛泽东同志为了工作的需要,常常通宵达旦学习阅读农业、土壤、机械、物理、化学、水文、气象等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

　　1962年,毛泽东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说过：“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要较多地懂得农业,还要懂得土壤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等等;还要懂得农业内部的各个分业部门,例如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等;还有畜牧业,还有林业。我是相信苏联威廉斯土壤学的,在威廉斯的土壤学著作里,主张农、林、牧三结合。我认为必须要有这种三结合,否则对于农业不利。所有这些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我劝同志们,在工作之暇,认真研究一下,我也还想研究一点。但是到现时止,在这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02—303页)

　　毛泽东同志虽然不是一位专门从事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研究的专家,但他却是一位对自然科学研究、技术科学研究有着浓厚兴趣,并予以高度重视的伟大领导人。他一生都在尽可能地从繁忙的工作中挤出时间来学习和了解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发展情况。

　　各级领导干部应当向毛泽东同志学习,多读重点的书,多读经典的书,同时还要博览群书,把读重点的书、读经典的书与读其他多方面的书有效结合起来。努力掌握多方面的知识。这是做好领导工作所必须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如果我们不努力提高各方面的知识素养,不自觉学习各种科学文化知识,不主动加快知识更新、优化知识结构、拓宽眼界和视野,那就难以增强本领,也就没有办法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2013年3月3日,《人民日报》要闻版)

　　新的知识层出不穷,书籍的海洋浩瀚无垠。一个领导干部要胜任工作,要开拓创新,要造福于社会和人民,要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书写出新的篇章,就必须遵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增强读书的紧迫感,既要抓住学习重点,也要注意拓展学习领域,多读好书,多读经典,多学习钻研各方面的知识。这是做好领导工作所必须的。知识多才能见识广,知识多才能思路宽,知识多才能智慧多,知识多才能办法多。只有这样,才能带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

　　(作者系毛泽东晚年图书服务管理工作人员、中共中央办公厅老干部局原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