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农民
同为地主阶级，但地主又有大地主、中地主、小地主的区别。
同为农民也是如此，有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的区别。
有这个区别和没这个区别很重要，因为尽管都是农民，但他们对同样一个政策的态度却完全不同。如湖南农民运动兴起的时候，富农是反对的，至少是消极的，中农是怀疑的，而贫雇农则热烈欢迎。同样是包产到户，富农是欢迎的，贫下中农则又是反对的或怀疑的。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将贫农归为半无产阶级，后来随着工作逐渐转入到农村，对农民的归类更加细致后，便不再用半无产这一概念了。
同样是贫农，大体上也被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有一部分土地和资金，但是还需要租一部分地主的土地才能过活。这样的话，他们租的那部分土地的收成，就需要缴纳一半左右充作地租。因此相较于占比20%左右的中农来说（中农大部分不需要租地主的地，他们自有土地便能勉强维系生存），贫农的生活更加艰难。每年青黄不接之时，都需要向地主借米、借债，因此所受剥削自然比中农更加沉重。
第二种是完全没有土地，但是好歹还有一点资金，能够买得起种子、肥料，能置办一点农具。在此基础上，除了完全要租种地主的土地之外，还需要捕鱼、捞虾、做工等等来填补生活，终日不得清闲，勉强维持着生存。教员形容他们的状态是：“于艰难竭蹶之中，存聊以卒岁之想”，用今天的话形容，就是只能苟活等死。
第三种是不但没有一丁点土地，而且连基本的农具、肥料、买种子的钱都没有。可谓上无片瓦遮风，下无寸土插针，完全失去了生活依据。实际上等于是农村的无产阶级。
这三种农民，人数合计加起来，占到了农民总人数的70%。
当时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这70%的农民的问题。
其他如一些小手工业者、小商小贩、小店员之类，其经济地位与贫农相当，因此皆被归入这一群体。
中国共产党后来在农村中所依靠的群体，他们的基本盘也就是指的这70%的农民。后来建国后，教员在包产问题上，提醒党内注意的，也就是你到底是准备依靠那三分之一的富农，还是那三分之二的贫农，到底是依靠单干，还是依靠集体？所谓农村路线问题，农村资本主义问题，指的也就是这个问题。而不是简单地用“农民问题”这样含糊的字眼把他们的阶级差别都抹去。
当然，依靠这70%的贫农，并不意味着就可以放任他们侵犯中农利益。井冈山初期土地革命的时候，尝试过完全平分土地的办法。后来证明这种办法行不通，因为一完全平分，就容易连同中农的土地也被分走一部分，这样就会遭到中农反对。别看他们占人数只有20%，但是与地主们一起联合起来，力量就非常强大。随便有一些给白军报信、指路的，就会造成根据地的严重破坏。
所以很快，就采取了在原有土地的基础上，再去平分地主土地的办法。这样一来，中农原来有多少还是多少，能多分的话还给他们多分，多分不了至少也要保证不触碰到中农的土地。
即便对于富农、小地主这样的中间阶级，分了他们的土地后，还是给保留一份自己劳动的土地，以便争取他们的中立。
教员在不断实践摸索中，搞出了一套非常适用当时农村的土地革命方案，这套方案和经验又不断被应用到其他苏区根据地，取得很大成绩。
有了这样的政策，整个苏区才会变成所谓的“铜墙铁壁”，否则这个铜墙铁壁就会被中间阶级，甚至中农联合瓦解。后来王明路线传来以后，过分打击中间阶级，甚至打击中农，最后造成了中央苏区严重的赤白对立、群众逃跑。红军打仗的时候，有的地方的老百姓就在旁边看着，而不愿以任何形式帮助红军作战，加上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终于遭来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大失败。
2、无产阶级
所谓无产阶级，指的是失去了一切生产资料，剩下两只手，只能靠出卖劳动维持生存的阶级。
但这一概念所阐述的，实际上只是无产阶级形成的原理。如果单纯用这一概念去划分阶级，显然是粗糙的，甚至是幼稚的。
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中，往往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按照其经济地位进行划分。当然，经济地位的形成，是由生产资料的直接占有或间接占有决定的。
比如，当时农村有一种职务，叫管家，指的一般是大中地主家帮忙管事的人。这些人有的有土地，有的则全无土地。全无土地这部分管家，不但不直接占有生产资料，也不像银行、官僚那样间接占有。但他们的经济地位比一般农民高得多，依靠的是地主剥削农民的劳动果实维持生存，因此实际斗争中，这些人一般都被归入地主阶级。
当时的城市中也是如此，类似经理、掌柜、大班一类人，是资本家雇佣来帮忙打理业务的，他们也不直接或间接占有生产资料，但其经济地位远高于一般无产阶级。难道因其失去了生产资料，就当做无产阶级看待吗，显然是荒诞的。
再比如，当时城内的一般小知识分子，企业营业员，按照一般概念原理去看，显然是无产阶级。他们既不掌握生产资料，也不剥削别人。要是按照今天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来看，也显然是无产阶级。但在当时，这些人基本上是划入小资产阶级，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与小资产阶级相当。
除此之外，有的机械唯物主义者，简单把是否直接占有生产资料视作是否资产阶级的标准，完全忽视了间接占有的情况。结果按照这个标准，自然就不会有官僚资产阶级这个概念。但实际上，一大批名义上不占有，而实际上通过权力支配生产资料，从而为自己谋取利益的群体，都是具备了一切剥削阶级特征且五脏俱全的资产阶级。
之所以称其为阶级，而不仅仅只是少数官僚资产阶级分子，是因为他们已经通过制度的改革，完成了即使通过合法路径，也完全凌驾于一般无产阶级之上，并与无产阶级形成尖锐对立的阶级。
由于上述那种机械唯物主义观点的存在，于是他们把官僚资产阶级与一般资产阶级的矛盾，居然视作是一般资产阶级与民众矛盾在上层的反映。认为是官僚资产阶级在帮无产阶级打抱不平，认为一般资产阶级不能随意乱说乱动的现象，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体现。这种观点的荒诞程度，不亚于认为蒋介石集团代表着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
扯远了，回到《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中来。即使说都是无产阶级，但是由于其所处行业不同，表现出来的特征也完全不同。
我们说当时的工人运动主力，产业工人的人数只有200多万，这是专门指的那种具备现代工业特征的工人。如集中在当时比较先进的纺织厂、造船厂、海运、大型矿场、铁路五个现代工业。
其他如祥子那样的人力车夫、码头搬运工、清道夫、修理工、手工学徒等等，都属于典型的无产阶级。这个群体的数目，还有上千万人。包括农村的雇工、长工、各种城乡无产者，还有一个广大的数目。
虽然都是典型无产阶级，然而斗争情况大大不同。
当时与共产党的活动高度绑定的工人运动，如粤汉铁路罢工、香港海员罢工、京汉铁路罢工、开滦煤矿和安源路矿罢工、五卅运动中率先起来的纺织工，这些影响颇大，具有很强进步意义的罢工，大家从名字上就能看出来，都集中在现代工业领域。
这些领域的罢工不但影响大，而且成功概率高。因为其所处生产行业的重要性大，罢工的组织性、纪律性也较高，因此资本家妥协的概率相对较高。
相反，如码头搬运工、人力车夫、清道夫等，就不见有这样规模和影响的罢工，其中有的因生活无出路，加入青帮、三合会、哥老会等帮会组织。原因就在于集中性、重要性、纪律性都不如上述的现代产业工人。
因此，抽象地去讨论什么无产阶级先进性，是没有太大意义的。他们的先进性，只有在实际的斗争中才能看得出来。从十月革命和我们自己的历史经验看，其所谓的先进性，突出的体现在工人的政治罢工、先锋队的领导、工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拥护这三点上。其中，在过去历史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主要是先锋队的领导，因此一旦出问题导致无产阶级失败，也主要就是出在这个问题上。
随着中国革命的中心逐步转移到农村之后，无产阶级的领导，其实质也变成了其先锋队，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后来教员高度赞扬的鞍钢宪法，以及他强调的干部参加劳动、知识分子参加改造、工人参加管理等，根本的原因，也都是想解决无产阶级直接获取领导权的问题。
3、游民
游民成分主要来源于失业工人，包括手工业工人、失去土地又毫无生活依据的农民组成。
这些游民或散乱的分布于城市和农村的各个角落之中，或为了寻求出路，而选择加入各种帮会、绿林组织。如广东福建一带的三合会；湖南、四川、贵州一带的哥老会、上海的青帮，各地影响力很大的洪门等等。
教员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中，就提出这样一种观点：
“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后来证明，这一认识是极其准确的。
共产国际根据一般流民组织在革命中的表现，对这样一个群体的破坏性估计得很大，对他们的革命性、被改造的可能性则估计得过低。事实证明，他们有破坏性的一面，但是也有革命性的一面。
如我党著名领导人贺龙，早期两把菜刀闹革命，主要依靠的就是他在哥老会中的巨大影响力。后来南昌起义部队被打散，组织原本想安排他去苏联以保护他的安全，但他觉得自己连汉字都识得不多，更不要提去苏联可能还要学俄文，于是又辗转到湘西老家，很快又利用哥老会的影响力和人脉，迅速拉起一支3000多人的武装，成为湘西红四军建军之初的基干力量。
同样的例子，最突出的就是井冈山的袁文才和王佐。这是教员到井冈山以后，改造得最为成功的一支武装力量，为早期井冈山的革命斗争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但也并不意味着都是这种正面案例，突出表现其破坏性的反面案例也是很多的。
如大家最为熟悉的是，秋收起义过程中，余洒度匆匆忙忙收编的土匪武装邱国轩，前脚刚加入，后脚就叛变。在起义当天，配合国民党保安团袭击工农革命军，抢走物资。
此外，还有如黄麻起义时，麻城“红枪会”临阵撤退，并给国民党军送去起义军的相关情报；
湘南暴动时，朱、陈部收编的宜章、耒阳的绿林武装400余人，在郴州战斗时被许克祥收买，调转枪头袭击红军；
赣东北收编的“三点会”的200多人，因苏区实行“废除高利贷”的政策，损害到他们的利益，他们中有很多放高利贷的。于是其首领率部投敌。
土匪绿林武装，容易被收买、没有坚定立场、组织纪律差等等特点，也同样很突出地表现出来。
也正是因为这些反面案例，再加上共产国际本身对游民的破坏性估计得较高，尤其还担心这种游民成分过多，其“流氓性”会破坏革命队伍的建设等原因。
于是，就有了后来中共六大决议里，《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中第十条，对土匪的关系的决议案。
里面规定了：“暴动前可以同他们联盟，暴动后则应解除其武装并消灭其领袖。”、“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暴动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位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
结果，这一决议案传到井冈山以后，直接成为了触发袁文才、王佐问题的法理依据。当然，这个决议之所以起作用，也是通过内部土客籍矛盾、党与枪的关系的矛盾这两个核心矛盾引发的。
但无论如何，当时那种复杂环境下，这样硬性的，措辞强硬的，变通余地那么小的条文规定，是产生了不利影响的。后来随着红军建军经验越来越成熟，对于如何改造土匪武装的事上，经验就完整和丰富多了。
以上不同阶级在1925年前后的特点，就是构成教员在1925年底写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的基本要素。
后来各种历史的变化，其实质，就是这些不同的阶级，如何在阶级斗争中去表现自己的总总特点的历史。
如1927年后民族资产阶级迅速分化，其右翼倒向了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一部分在北伐中迅速跃升到大资产阶级地位如蒋介石集团，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四一二；
八七会议后，中国共产党人迅速与那70%的农民阶级结合，于是有了土地革命；
王明路线贯彻后，由于忽视了中间阶级革命性的一面，过度打击中间阶级，这种过重打击中间阶级又连带着打击到那应该团结的20%的中农利益，结果在土地政策上搞得怨气腾腾；
长征结束后，由于快速的实施了联合中间阶级的政策，于是有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和统一战线；
抗战胜利后，官僚资产阶级联合帝国主义、联合大地主阶级，反对工农联盟，于是又有了四年多的解放战争；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封建式的地主阶级，旧时代的官僚资产阶级、附属帝国主义的买办阶级，被推翻了。于是出现了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失了的现象。
其后，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民族资产阶级、个体小资产阶级从所有制上看，又消失了（从人与人的关系与意识形态上看，并没有消失），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又不断滋生。于是他们又在新的历史舞台上，继续着新的阶级斗争……
毛主席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这篇文章中说：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当然，这篇《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是他1949年8月间写的文章，因此这里他还没有专门提到阶级复辟的现象……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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