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论》里的中国近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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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篇我们聊了《实践论》，这篇再来聊聊《矛盾论》。

　　做为中国人，我们都很熟悉太极图——

　　黑鱼和白鱼首尾衔接，白中有黑而黑中有白，它们明明是对立的、截然不相容的，但它们偏偏以这种对立且统一的独特形态，有序的融合在一起，形成一张“永无止境生生不息”的太极图。

　　在这张太极图中，黑鱼和白鱼便是事物的矛盾，它们对立且统一的形态是辩证。

　　中国古人用太极图来诠释万事万物的变化哲理，奠定了中国哲学的基本逻辑，教员在《矛盾论》中也说：

　　“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基本的法则......辩证法就是研究对象自身中的矛盾。”

　　可见，中国的太极图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教员的《矛盾论》，便是由此而展开的，并从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方面，更深入的阐述了唯物辩证法。

　　教员断定，研究唯物辩证法，可以有力扫除党内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

　　不过，这篇文章我不想长篇大论的复述教员的哲学观点，而是想按照教员的哲学观点，从矛盾的角度，重新审视一遍中国近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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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员认为，自有人类以来，就出现了两种宇宙观，一种是形而上学，一种是辩证法。

　　形而上学是唯心论的宇宙观，鼓吹“天不变，道亦不变”，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视角去看世界。坚持形而上学的人认为，世界永远是一成不变的，即便有些变化，那也是数量增减、环境更换的变化，而不会出现质的变化。

　　例如唐朝末年有“门阀士族和庶民匹夫永不平等”的说法，明朝末年的江南士绅扬言“主奴地位自古不变，现在也不可变”。

　　晚清则是文渊阁大学士倭仁建议同治皇帝，“毋以诵读为具文，毋以诗书为迂阔”，丝毫看不见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仍然坚持着两千年来的儒教纲常。

　　康有为和梁启超稍微进步一些，但他们成立的保皇派，同样是坚持皇权政治反对排满革命、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反对平均地权，致力于维护地主士绅的既得利益，回避“世界各国都是推翻地主士绅才能发展壮大”的事实。

　　可以说，唐末的门阀士族、明末的江南士绅、清末的倭仁、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是形而上学，用静态的眼光看世界。

　　辩证法是唯物论的宇宙观，主张事物的内部一定存在矛盾，每个事物的内在矛盾又彼此相连，构成各个事物的外部矛盾。事物的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促使着事物每时每刻都处于变化之中。

　　而事物出现变化，内部矛盾是主要原因，外部矛盾只是催化剂。

　　清朝末年，就有层出不穷的内部矛盾。

　　例如乾隆年间的人口爆炸导致清朝人多地少、清朝以百万八旗人口统治四万万人民、官吏腐败、军队老化、江湖会党等等矛盾，都是潜伏在清朝“盛世”之下的地雷。

　　因为清朝的统治术极其高明，又有统治中国二百余年的历史惯性做基础，所以清朝的内部矛盾始终没有爆发。

　　但到了1840年以后，外国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国门，开始介入清朝内政，逐渐演化为清朝的外部矛盾。于是，清朝的内部矛盾便掩盖不住了，在此后数十年里逐一爆发。

　　在这样的背景下，清朝就有了太平天国、捻军起义、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等巨大变化。

　　清朝灭亡的历史，其实就是辩证法战胜形而上学的历史，外部矛盾促使内部矛盾发生变化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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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末年的历史证明辩证法胜利、形而上学失败，但根据辩证法的原则来看，历史发展是无法停止的。

　　因为在教员看来，事物的矛盾具有普遍性，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并且自始至终都在运动着。

　　数学有正数和负数。

　　物理有阳电和阴电。

　　化学有化合和分解。

　　力学有作用和反作用。

　　战争有攻守、进退、胜败。

　　社会有阶级和斗争。

　　这就是矛盾的普遍性。

　　既然每个事物内部都有矛盾，矛盾又是运动不止的，那么事物的发展变化便不会停止。如果事物内部没有矛盾，这个事物的生命便停止了，如果党内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矛盾具有普遍性，但矛盾又有特殊性，教员的解释是这样的——

　　“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这就是世界上诸多事物所以有千差万别的内在的原因。”

　　就像苹果和梨子，它们内部的矛盾不同、矛盾的运动方式不同，所以它们的外形和口感就不同。

　　张三和李四的人生经历不同，他们的精神世界就不可能相同，于是张三和李四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就不同，最终造成他们的命运轨迹也截然不同。

　　正因如此，教员便顺理成章的得出结论——

　　“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遵守的一个原则。”

　　一句话，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具体问题要具体解决，而且要用客观、全面、深入的方式去解决问题，绝不能用主观、片面、表面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中国的近代史，就很好的证明了教员的观点。

　　清朝末年的历次革命都是反帝反封建性质的，这是中国矛盾的普遍性。

　　但清朝灭亡以后，因为同盟会等革命团体始终在中国沿海地区闹革命，参加革命的人又和海外联系较深、和中国内地基层联系较浅，故而同盟会的政治基础薄弱，无法有效的治理中国。

　　随后，同盟会的革命成果，被深耕中国内地数十年的北洋集团篡夺，中国进入北洋统治时期。

　　这，又是中国矛盾的特殊性。

　　从此以后，北洋集团的内战以及中国各阶级联合反抗北洋，转变为中国的普遍矛盾，而由此成立的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因为理论、路线、人事产生的分歧，又成为中国普遍矛盾中的特殊矛盾。

　　根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法原则，新生的中国共产党便开始推广新文化、武力推翻北洋集团、和国民党其他势力建立统一战线来推翻国民党反动派、打土豪分田地改造社会基础，不再是单纯笼统的反帝反封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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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矛盾有普遍性和特殊性，但矛盾也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所谓的主要矛盾，说的是这种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一旦遇到这种主要矛盾，其他矛盾都要退到从属地位上，那么它们就是次要矛盾。

　　关于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教员有三段非常精彩的论述，完全可以做为中国近代三场大规模战争的剧本——

　　“当帝国主义向这种国家举行侵略战争的时候，这种国家的内部各阶级，除开一些叛国分子以外，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举着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这时，帝国主义和这种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而这种国家内部各阶级的一切矛盾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

　　这不就是抗日战争么？

　　中国各阶级各民族各党派，不管以前有什么样的分歧，面对日本侵华的行为，他们基本都能放下成见，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抵抗日本的侵略。

　　“当帝国主义不是用战争压迫而是用政治、经济、文化等比较温和的形式进行压迫的时候，半殖民地国家的统治阶级就会向帝国主义投降，二者结成同盟，共同压迫人民大众。这种时候，人民大众往往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去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的同盟。”

　　这不就是解放战争？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立即倒向美国，并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等不平等条约，除了无条件向美国开放河海航道、商业市场、开矿权益以外，还给了美国治外法权和低关税特权。

　　做为反抗，中国人民便喊着“打倒蒋介石”的口号，推翻了蒋家王朝，成立了新中国。

　　“当国内革命战争发展到从根本上威胁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内反动派的存在的时候，帝国主义就往往采取其他方法维持其统治，或者分化革命阵线的内部，或者直接出兵援助国内反动派。这时，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完全公开地站在一个极端，人民大众则站在另一个极端，成为一个主要矛盾。”

　　这段话，不正是美国出兵介入朝鲜战争、新中国举国动员进行抗美援朝的原因么？

　　这三场大规模战争，我们都解决的比较好，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分清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只要把主要矛盾解决了，其他的次要矛盾都能迎刃而解。

　　好钢用在刀刃上、集中力量办大事，都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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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矛盾的种类繁多，但教员说，所有矛盾都有两个共同点，那就是同一性和斗争性。

　　什么是同一性？

　　同一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

　　2、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

　　一个完整的太极图里有黑鱼和白鱼，两者不停的运动，黑鱼可转化为白鱼，白鱼可转化为黑鱼。一个事件中有利弊两面，好事可以转化为坏事，坏事可转化为好事。一个人的生命有生死两端，有生就有死，有死就有生。

　　对立却又互相纠缠，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

　　而矛盾互相纠缠、运动、转化的过程，就是矛盾的斗争性，具体的表现形式，便是对抗。

　　正是因为理解了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教员便给抗日军政大学写下“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八字校训。这八个字又紧又松、又团结又斗争，充满了矛盾互相转化的哲学意味。

　　新中国成立以后，教员又把“民主集中制”推行到全国各地，民主和集中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制度，就此完美融合在一起。

　　再晚一些，教员意识到“党领导一切”造成党员干部的权力太大，新中国已经有了官僚主义的倾向，于是教员发动了新的革命运动，赋予人民群众监督党员干部的权力，重新平衡了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地位。

　　这些政治制度建设，同样体现了教员心目中的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

　　但教员认为，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不是一切形式，有些矛盾适合公开对抗，有些矛盾就不适合公开对抗，所以解决矛盾的斗争性，也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刀切。

　　正因如此，教员就在文中写道：

　　“一方面必须对于错误思想进行严肃的斗争，另一方面又必须充分地给犯错误的同志留有自己觉悟的机会。”

　　功德林的战犯们能够保住性命，末代皇帝溥仪没有和俄国沙皇一样被枪毙，党内斗争中犯错误的同志都被送到地方学习改造，原因就在这里。

　　正所谓，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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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矛盾论》梳理中国近现代史，到这里就结束了，最后说说我的个人总结。

　　教员长篇大论的给同志们讲《矛盾论》，根本目的不是要求大家死记硬背，按照他的话一板一眼的做事，如果是那样的话，就犯了教条主义错误，违背了教员的本意。

　　事实上，教员和列宁都说过：“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

　　教员给同志们讲《矛盾论》，归根到底是希望所有人都能将“矛盾”二字，做为一种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工具。因为事物矛盾的法则、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

　　百年前的人们利用“矛盾”二字，逐渐打破思想中的教条主义，掌握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最终建立起前无古人的伟业。

　　我们现在利用“矛盾”二字，同样可以打破人生经历、周围环境、历史惯性带给我们的教条主义，解决人生中的所有问题。

　　再重复一遍，《矛盾论》是工具，不是教条。

　　我们要学习教员，但不能迷信教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