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中国革命进入低谷期，毛泽东带领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队伍，无形中开创了一条与苏联迥然不同的“工农武装割据”新道路。
这是一个新事物。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在探索，党中央也需要一个了解、认识和接纳、支持的过程。1928年11月，毛泽东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的情况进行整理，形成1.5万字的报告。汇报了红军党建和建军原则，土地革命、群众路线、战略战术、地方割据政权等基本情况。
因篇幅所限，且年代久远，有些地方如不做详细介绍，读者难以深刻理解其背景和具体情况，更无法完全读懂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理论的开篇巨作。
01.中国独有的特色道路
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产生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在目前的世界上只有中国有这种事。
“在目前的世界上只有中国有这种事”。毛泽东一语道破其所选择道路的独特性，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创举。
苏联革命是1917年10月，以彼得格勒、莫斯科等中心城市为核心，工人阶级武装起义夺取政权，控制交通枢纽和工业心脏，进而辐射全国。再依托城市工业基础组织“战时共产主义”，通过铁路网快速调动红军，打败白军和外国干涉，不存在长期孤立的地方红色政权。
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一个百年来屡战屡败的落后国家，学习苏联道路是大多数共产党人的认识。所以八七会议后，我党发动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湘赣边秋收起义都是以夺取大城市为目标。党内对毛泽东的做法不理解，甚至扣上逃跑主义的帽子，免除了中央委员职务。
02.反对军事冒进
这时在军事上最忌分兵冒进，在地方工作方面（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发展党，组织地方武装）最忌把人力分得四散，而不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
在红军分兵问题上，中央与毛泽东持不一致观点。这种情况，在《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一九二九年四月五日）中也有过论述。
“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大的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理想。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前年冬天就计划起，而且多次实行都是失败的。”
分散兵力导致失败的主要原因是：1.红军不是本地人，对情况不熟悉，分兵的同时无法同时实现机动灵活；2.分兵容易分散领导力量，被各个击破。越是恶劣的环境，反而需要强有力的集中领导；
红军不能有流寇思想，只想着四处打游击保存实力，而应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毛泽东也曾批评林彪有此观点“不赞成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在福建、广东、江西之间的三个边界区域的流动游击，同时也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此也就没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九三零年一月五日）
分兵冒进的历史教训也是有的，如1928年“八月失败”（二十九团几乎全军覆没（原1200余人仅剩百余人），王尔琢等多名骨干牺牲。湘赣敌军乘虚攻占永新、莲花、宁冈，根据地面积从7200平方公里骤缩至2400平方公里，人口由50余万减至7.68万。）
所以，毛泽东多次反复强调“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这里意思是以割据地区为中心，像波浪一样，一层层地扩大涟漪式对外扩张，而不是像洪水激流一样，速来速退。
红军以集中为原则，赤卫队以分散为原则。当此反动政权暂时稳定时期，敌人能集中大量军力来打红军，红军分散是不利的。我们的经验，分兵几乎没有一次不失败，集中兵力以击小于我或等于我或稍大于我之敌，则往往胜利。
03.变俘虏为战士
此时湘敌驻桂东的阎仲儒部有一百二十六人投入我军，编为特务营，毕占云为营长。
1928年10月26日，毕占云率部起义是红军历史上首个国民党军成建制投诚的案例。起义后被编为特务营，委以重任，负责保卫毛泽东、朱德及军部安全。可见红军待起义部队之坦诚，与蒋介石截然不同。
毕占云的投降有多重因素导致：
1.其出身四川贫农家庭，同情革命；
2.所在湘军非蒋嫡系，士兵多为抓壮丁的贫苦农民。
3.红军1928年1月遂川会议就规定了“不搜腰包、不虐待，去留自愿”的有待俘虏政策与纪律。毕占云部此前俘虏被红军优待后释放，成为“义务宣传员”。
4.陈毅亲自接见其副官蔡达景，商定起义细节。朱德也以“四川同乡”身份去信动员。
一个月后，滇军张威率江西国民党军一个营起义（后编为红四军独立营），就受毕占云事件激励。
《井冈山的斗争》中，毛泽东提到优待俘虏的三大铁律：不杀俘虏、不搜腰包、去留自由。这三点得到了很好的贯彻，也成为收服民心，瓦解敌人的利器。
其中，不杀俘虏就区别于白军“捉到赤匪就杀”的政策；不搜腰包，是1927年秋收起义期间曾因搜刮俘虏财物引发反抗，导致红军伤亡。毕竟白军士兵军饷微薄，腰包多为私人积蓄，易激化矛盾；去留自由，愿走者发3-5块银元路费（相当于士兵半月饷）。俘虏成了红军扩编的主渠道（据统计，1928-1930年中央苏区红军中，俘虏转化士兵占比超40%）。
有违反以上规定的红军也受到了严厉惩处：1928年7月，红军排长李建民搜俘虏银元被举报，经士兵委员会公审后处决。
杨池生的《九师旬刊》，对于我们的这种办法有“毒矣哉”的惊叹。
04.党领导下的政治工作
事实证明，哪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哪一个连就较健全，而连长在政治上却不易有这样大的作用。因为下级干部死伤太多，敌军俘虏兵往往过来不久，就要当连排长；今年二三月间的俘虏兵，现在有当了营长的。
南昌起义，共产党开始了独立建军之路。但那时的队伍除了领导者是共产党人外，仍然是传统旧军队的样子。
毛泽东将“支部建在连上”，区别于南昌起义的叶挺部队，每团只有一个支部。只有建在连上，才能让士兵感受到组织的存在与力量，这在艰苦时期尤为重要，能保证部队的精气神不散。
此外，毛泽东强调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强调红军不是单纯打仗的队伍。“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
现在的队伍，与叶贺时候的队伍大不相同，叶贺的队伍是单纯打仗的，若在今日，决不能存在的。——《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1929.4
强调政治工作，就会舍得花时间发动群众、联系群众，分配土地和建立政权，舍得拨枪支给地方建立赤卫队。因此而获得的收益是巨大的，武装割据根据地才能由此建立。
05.经费来源
除粮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乎为继。仅仅发油盐柴菜钱，每月也需现洋万元以上，全靠打土豪供给......政府和赤卫队用费，靠向白色区域打土豪。至于红军给养，米暂可从宁冈土地税取得，钱亦完全靠打土豪。十月在遂川游击，筹得万余元，可用一时，用完再讲。
打仗就是花钱，没有充足的经费保障不行。1928年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红军大概6000人，仅基本的柴米油盐每月就需要万元以上，还需要土地税收大米补充军粮。
1929年9月，陈毅给中央报告中写到“红军每月至少需要五万元左右”，此时红军离开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尚未建立稳定的根据地，花费自然更大些。
通过毛泽东和陈毅的报告，我们可以了解红军的军饷大部分来自“打土豪”，小部分出在城市商人，有时敌人还会送一部分来。
1.城市筹款
红军在城市召集商人代表，提出最低额款项限三日交齐。千元以下商店不筹款。因为红军买卖公平，商人每每出很少而红军的购买力超过了许多，于他们是没有什么大的损失，所以非常拥护。每每红军写信到邻县去要款，不必派兵都可以送来。
2.对豪绅的勒款
一是捉豪绅家里的人定价赎取。但因为土豪劣绅闻风而逃，所以很难抓。二是贴条子。估量豪绅房屋的价额，贴一张罚款的条子（如值一万元则贴一百元），限两日内交款，否则焚毁。这个方法很有效，红军的经济大批靠这个方法解决。
3.挖害
豪绅许多现款藏在地下，红军一到他房内便要搜查枪弹或现款。墙壁内室内之低洼处或有新痕的地方都要去试探一下，有时用一盆水倾在房内，某处的水先浸没，则可查知该处土质松疏，从那里挖下去每每得到现款或金银首饰，红军前后挖得之金子不下三四百两，挖得之现款尝尝可得着数百元数千元或至万元不等。
4.奖励。报告土豪窝藏处或其地窖所在地的，按所得的金额的百分比例奖励。大家都踊跃来帮忙。
06.发展地方武装
现在各县赤卫队的枪枝还是很不够，不如豪绅的枪多，红军必须继续在武器上给赤卫队以帮助。在不降低红军战斗力的条件之下，必须尽量帮助人民武装起来......作战缴获的枪，则尽量武装地方。赤卫队的指挥官，由各县派人进红军所办的教导队受训后充当。由红军派远地人到地方去当队长，必须逐渐减少。朱培德、吴尚亦在武装保安队和挨户团，边界各县豪绅武装的数量和战斗力，颇为可观。我们红色地方武装的扩大，更是刻不容缓。
给地方派枪，协助建立地方武装，是毛泽东特别强调的政治工作。传统旧军队出来的很多人不理解，认为打仗还是要靠红军，武装地方就会削弱红军的力量。
当时，国民党在农村依靠土豪劣绅，组建了保安队和挨户团。这些农村的敌人武装压制了农民的反抗斗争。协助组建农民的赤卫队、暴动队，既能保卫乡政权，又能牵扯敌人兵力，协助红军作战。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井冈山附近各县赤卫队拥有683条枪（宁冈40，永新220，莲花43，茶陵50，酃县90，遂川130，万安10）。要知道马日事变后，“除袁、王两部无损失外，仅遂川保存六枝，莲花保存一枝，其余概被豪绅缴去。”
07.教训一：对中间阶级争取的不够
边界对于土地是采取全部没收、彻底分配的政策；故在红色区域，豪绅阶级和中间阶级，同被打击。政策是如此，实际执行时却大受中间阶级的阻碍。
那时，农村大概分为三种阶级。大、中地主阶级，小地主和富农是中间阶级，中农和贫农阶级。“边界对于土地是采取全部没收、彻底分配的政策；故在红色区域，豪绅阶级和中间阶级，同被打击。”
井冈山时期推行过左的土地政策，没收所有土地。所以，得不到小地主和富农的中间阶级支持。这部分人成了摇摆派。恐吓贫农，延误分田，或者隐瞒土地，自据肥田，瘠田让人。革命低谷，白色恐怖一来，他们就马上投降，引导白军烧屋、捉人。
毛泽东自己在报告中也反思“全国革命低潮时，割据地区最困难的问题，就在拿不住中间阶级。中间阶级之所以反叛，受到革命的过重打击是主因。”
现在全国是反革命高涨时期，被打击的中间阶级在白色区域内几乎完全附属于豪绅阶级去了，贫农阶级成了孤军。此问题实在严重得很。
正因为有如此教训，一九二九年四月兴国县土地法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加强了对中间阶级的统战工作，稳固了中央苏区的建设。
08.教训二：割据应出于群众需要，而非红军力量
陈毅1929年9月1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详细阐述了红军与群众割据的问题。
割据之必要，就像人要有屁股。“在有一团力量以上的红军，实在是须要一个根据地，来作收容伤病兵，修理枪械，有储辎重，短期休养地，办理各方面交通等事，若没有这么一个地方，有许多实际问题实在不能解决。”
但割据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要依靠党和群众建立的。在如何创建割据方面，也有惨痛的教训。
曾经，红军也迷信武力，试图依靠武装打下一个割据地方来。比如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夺取长沙。但没有群众的参与和支持，根本守不住。
1928年4月至12月，就是红军的割据，靠实力造成。用染红的政策，而不是用说服宣传的态度，不是群众的割据，因此农民反水经常见到。
群众割据应该出于群众的需要，千万不能凭红军的力量，用打天下的本领打出一个割据来。红军的割据与群众的割据不同，红军的割据单独用军事力量去占领一个地盘，在红军割据下的群众震于红军的声威，成了红军的老百姓，这个割据非常不可靠。——《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一九二九年九月一日)
只有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比如分配了土地，让其获得切身利益，为了保卫自身利益而建立的割据地区，才是牢固的。“群众的割据出于群众自身的要求，群众武装起来驱逐他的敌人，自行管理区域的大小事件，这样的割据，敌人是不能消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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