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6年5月7日
毛主席“五七指示”发表
全军部队兴办农场、干校
60年前的今天——1966年5月7日,毛泽东主席写给林彪的“五七指示”信公开发表,全军五七农场、五七干校由此应运而生,各部队农副业生产随之蓬勃兴起。
如何始终保持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特别是防止各级领导干部脱离群众、滋生腐败,这是毛主席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前就开始思考和探索的一个重要问题。老人家发动那场“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也就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宣部《求是》注释)。
正当毛主席思考这一问题的时候,林彪于1966年5月2日寄来了总后勤部给中央军委的一份报告。这份《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说:军队搞生产,确实是一件大事,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一)恢复了我军的老传统;(二)可以为国家开垦一批农田;(三)可以为国家提供一批粮食;(四)全生产的部队仍可进行一定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五)边疆部队搞生产,可以同发展边疆经济、建设国防结合起来,具有特殊意义。我们总的想法是:假如军队在战备时期多搞点生产,在三五年内为国家提供四五十亿斤粮食,这就等于准备好了大约七八百万人一年的军粮。这是战备的物资条件之一。

对于这个报告,毛主席肯定了其中的五条做法和总的想法,但他考虑得更为深远:从军队搞生产,想到办一种“大学校”,可以在“大学校”里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生产。这种“大学校”不仅军队要办,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由此形成一个体系。基于这一考虑,毛泽东于1966年5月7日给林彪写了这封著名的”五七指示“信(原文如下)。
林彪同志:
你在5月6日寄来的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等。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同时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挥罢了。
毛泽东
1966年5月7日
1968年5月,黑龙江省率先在庆安柳河办了全国第一所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组织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人民日报》报道这所五七干校情况时,在“编者按”中公开发表了毛泽东的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于是,五七干部学校、生产建设兵团,如同雨后春笋蓬勃兴起,大批党政机关干部、城镇知识青年被下放到那里经受劳动和思想改造。
北京军区空军自然也不例外,本级机关在天津军粮城设立了农场和干校,独立团以上部队在嫩江等地设立了五七农场。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全国各地的五七干校才陆续停办,关停并转为国有企业性质的五七农场或工厂。军队系统的五七农场也由主要从事农业生产,转变职能为轮训基层军政主官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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