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的时候,毛主席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说,“我们要学习列宁,要敢于插红旗。越红越好,要敢于标新立异。”今时今日,我想说“我们要学习毛主席,要敢于插红旗。越红越好,越多越好,要敢于标新立异,要敢于阶级斗争!”
每每学习毛主席的著作,读毛主席的书话儿,真的是拨云见日,能指导我们前进,更是前进的灯塔。所谓“插红旗”,象征着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和思想阵地;而“拔白旗”则代表着清除资产阶级的影响。毛主席强调,红旗横直是要插的,你不插,资产阶级就会插白旗。与其让资产阶级插,不如我们无产阶级插。要敢于插旗子,不让思想阵地有空白点;资产阶级插的旗子,我们就要拔掉,要敢插敢拔。这种精神,源于列宁对第二国际的标新立异——列宁敢于另插红旗,打破旧秩序,这是正当的、应当的标新立异。相反,不正当的标新立异,如盲目模仿或照搬错误经验,只会带来倒退。毛主席的这一思想,提醒我们在任何时代都要保持革命锐气,主动占领思想高地。
这就是毛主席身上无比坚定的革命信仰和阶级斗争精神。毛主席一生都在斗争,都在与时俱进,从未固步自封,更为闭关锁国。他从来都强调要敢于斗争,敢于打破一切旧秩序,要永葆革命青春。而那些污蔑毛主席思想僵化了,保守了的,他们正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来看问题的。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要与资产阶级时刻进行阶级斗争来看,毛主席时刻都在创造历史,从未停歇。
就像58年他看到我们的干部和社会发展中出现了资产阶级复辟的现象,他立马号召“年轻人要胜过老年人的,学问少的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被权威、名人吓倒,不要被大学问家吓倒。要敢想、敢说、敢作,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作。”
毛主席区分了两种标新立异:一种是应当的,一种是不应当的。正当的标新立异,如列宁所做,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创新;而不正当的,则源于庸俗或虚伪的自信。1958年5月8日,毛主席在讲话中重申:“标新立异有两种:一种是插红旗,是应当的;一种是插白旗,是不应当的。”列宁向第二国际标新立异,另插红旗,是应当的典范,因为它代表了无产阶级的进步方向。红旗必须插遍每个角落——一个合作社、一个生产队,就是一面旗帜。
无产阶级不插红旗,资产阶级就一定会插白旗;与其被动防御,不如主动出击。资产阶级插的旗子,我们必须拔掉,无论是白旗、灰旗还是黄旗,因为它们象征错误思潮和剥削。这种“敢插敢拔”的精神,是毛主席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斗争关系的深刻把握,它要求我们在实践中不回避矛盾,而是积极设置对立面,确保思想阵地的纯洁性。
在毛主席看来,谦虚必须是科学的、合乎实际的,而非庸俗或虚伪的。他批评“庸俗的自信心”和“虚伪的自信心”,指出“不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谦虚不叫谦虚,真正的谦虚是要合乎实际。”例如,面对外国经验,教条主义者盲目照抄,这是过分谦虚的体现;真正的谦虚应如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所强调的,要“虚心体察情况”,基于详细分析环境后,才能做出正确决策。这种科学谦虚观,反对了那些“主观地、片面地、表面地看问题”的错误态度。实践中,我们见了外国人说“中国现在还是农业国”,这是合乎实际的谦虚;但过分谦虚低于实际,则会丧失自信。庸俗的谦虚,就是不插红旗,它等同于低级趣味和虚伪。
毛主席告诫我们,要有远见,不被暂时的乌云所迷惑——即使形势看似不好,也要坚信“总的形势很好”,因为小国弱国往往有生命力,而大国强国反而脆弱。美帝国主义虽强,但毛主席战略上视其为“纸老虎”,战术上则重视其“爪牙”,强调通过斗争逐个击破。历史证明,日本侵略中国,看似黑暗,却促进了全国团结,最终“打走了你们,到了北京”——这体现了毛主席的辩证思维:逆境中孕育团结和胜利。要有远见,是毛主席思想的精髓。他提醒我们“不要被暂时的现象所迷惑,不要被暂时的黑暗所迷惑”。正如列宁那样,不被浮云遮蔽,不惧风浪考验,才能在是非原则面前立场坚定。毛主席的实践论强调,只有经过实践和分析,才能提高工作勇气。结合当前,我们应学习列宁毛主席的榜样: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地发展它,反对错误思潮。例如,美帝国主义“迟早要灭亡”,但我们要在战略上轻视,战术上重视,通过一仗一仗的斗争夺取阵地。总的形势是好的,希特勒、蒋介石等反动势力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无产阶级的旗帜越红,生命力就越强。最终,庸俗的谦虚就是放弃插红旗,我们必须以科学精神插旗拔旗,确保思想阵地永葆红色。总之,毛主席的“插红旗”思想,是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它要求我们敢于标新立异,但必须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要谦虚,但必须合乎实际;要看清大形势,不被小挫折迷惑。让我们以列宁和毛主席为榜样,插好红旗,拔掉白旗,继续完成无产阶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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