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主席学习什么是“辩证思维”

　　1936年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陕北之后,刚刚经历过长征的红军战士们都很兴奋。许多人都主张“杀掉蒋介石,打出潼关去!”面对这种情况,教员等人根据当时的形势，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对于此，陕北红军大学的很多学员想不通，蒋介石杀了我们那么多同志，现在抓到了，为什么要放掉呢?还有人疑惑的问：把蒋介石放掉，他会抗日吗?

　　对于这些困惑，教员在1936年12月26日专门作了一场报告。在会上他并没有搬出成套的理论，而是说了一个陕北老乡都懂的道理，就是赶毛驴上坡。

　　教员在会上说：“陕北的毛驴很多，毛驴驮了东西是不愿意上山的，但是陕北老乡赶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意抗战的，我们要争取他抗战，就采取对付毛驴一样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这就是我们党‘逼蒋抗日’的方针。

　　当然喽，要拉得很紧，推得有力，打得得当，驴子就被赶上山路了，西安事变就是这样。当前，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我们党领导的全国人民抗战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国共合作一致抗战是大势所趋。但是，驴子是会踢人的，我们要提防它，这就是又联合又斗争。”

　　教员用赶毛驴上坡的一个比喻，把当时复杂的形势，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以及采用的策略和方法就说明白了。这样一说，当时的学员就能明白中央的政策。也只有当思想上真正接受了“逼蒋抗日”的策略，他们在抗日前线的时候，才能更好的把这种策略运用得当。

　　大家都知道，毛驴驼了东西之后不愿上山，这是矛盾的一个方面;人偏要它上山，这是矛盾的另一个方面。两个对立面凑在一起，就构成了矛盾。如果人想让它上山，毛驴自己就往上跑，那就不需要去赶。

　　如果毛驴打死也不动，人拿它一点办法没有，那赶也没用。正因为既有对立，又有统一。所以可以通过拉、推、打这些办法和条件，实现毛驴上山，实现矛盾的转化。

　　教员在《矛盾论》里说到：“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列宁称这个法则为辩证法的本质，又叫辩证法的核心。辩证思维其实就是承认矛盾、分析矛盾、处理矛盾的一种思维方式。

　　我们都知道矛盾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就像教员说的：“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如果没有矛盾，这个世界就是一潭死水。毛驴不上山这个事情本身，恰恰蕴含着让它上山的可能。

　　和辩证法相对的，则是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形而上学是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看问题。它们把事物都看成永远彼此孤立、永远不变化的。

　　比如看毛驴上山，形而上学的观点可能会钻牛角尖，他们认为毛驴就是毛驴，会一直倔下去，永远不会变。辩证法的观点则不一样：毛驴虽然倔，但在一定条件下(拉、推、打)，它可以变。从不愿意扛东西到愿意扛东西，从不上山到上山都是能够改变的。

　　这就是两种世界观的不同。辩证思维不相信事物一成不变，它相信事物内部包含着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会推动事物向其对立面转化。

　　教员曾说过：当我们的眼力不够的时候，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

　　他说的这“两镜”，主要说的就是辩证法。我们学习和实践的目的无非就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理论和实践哪个更重要，知和行哪个更重要，争论了很长时间。争论来争论去，都离不开一个大的前提，得先看清楚客观规律。

　　离开了这个前提，知不是真知，行则是盲动。而辨证法就是对客观世界运行规律的反映，存在于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的思维之中，具有普遍性。

　　人要通过实践获得思维与物质的统一，使主观符合客观。当客观运动的规律反映到人的头脑里，再经过思考和分析，就成了主观的辩证法。从而实现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的统一。

　　教员在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处处运用对立统一法则。比如“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两种前景”等等。这是他最根本的思想武器。他的方法和理论，都来自于他对客观规律的深刻认识。

　　我们可以再回过头看下“赶毛驴上山”的例子。西安事变之后，有人主张“杀掉蒋介石，打出潼关去”。这个主张对不对呢?从私人恩怨的角度看，这是没问题的;从一时情绪的角度看，也对。

　　但教员不这么看。他看到的是主要矛盾，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要抗日，就要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包括蒋介石。杀了他，只会让亲日派何应钦他们趁机挑起内战，反倒便宜了日本人。

　　这正是辩证思维思考问题的方式。只有看清楚了形势和主要矛盾，才能明白你的任务，才能制定出正确的策略和方针。

　　革命年代是这样，建设年代同样也是一样。新中国成立后，教员对党员干部提出新的要求，力图让辩证思维成为全党的思想基础。他说：“所谓工作方法，看问题的方法，做事的方法，就是辩证法。”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方法对了会事半功倍;方法不对，就会南辕北辙。

　　延安时期，陈云曾经认为自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犯错误主要是因为经验不足，教员说：你不是经验少，而是思想方法不对头，要学一点哲学。

　　从教员和陈云的交谈中我们也能够思考一下，一个人犯错误，可能并不是经验不足，能力不够;有可能是看问题的方法错了。新中国成立后，教员也说过：“很多同志做了几个月的调查，开过不少的大会小会，结果对于大量存在的事物，却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原因是方法不对，找不到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

　　如果方法不对，再辛苦也是白忙。教员批评那种抓不住重点的工作是“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辛苦并不是功劳，如果方向错了，越辛苦越坏事。辩证思维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能让你看清方向、抓住重点、少犯错误。

　　那么辩证思维怎么学呢?首先就是要去读书和学习教员的思想。辩证思维可以说是教员思想的精髓。那么怎么学教员的思想呢?周恩来在1949年5月7日在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做的《学习毛泽东》的报告，在今天看来仍然不过时。

　　周恩来强调，学习毛泽东要全面，不要片面、不要僵化。毛泽东这棵参天大树，根扎在中国的土壤里。学毛泽东思想，就要了解他的思想发展历程，读他本人的著作，了解别人研究他的作品，甚至涉猎他读过的书。教员常说自己是读古书的人，在阅读与思考的过程中向古人“借力”，把死的道理变成了活的原则。诀窍就是先通读、建立常识，然后一头扎进一个方面钻研。结果呢?做一个通一个，干一件成一件。

　　青年教员说，有了学问，如同站在山上，可以看得很远;没有学问，却像是在暗沟里摸索。学问怎么来?除了下苦功夫去系统研究，还要多提问题。他在给友人的信里写道：“弟近年来所有寸进，于质疑问难得者多。”教员的意思是说这几年的进步，多半来自质疑和提问。

　　为什么多提出问题能让我们进步呢?当我们有疑问的时候，必然会想着去解决疑问。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这一矛盾要达成统一，就需要我们去查询资料，向他人请教等等。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仅会解决掉前面的疑惑，还会掌握到更多的相关知识。必须善于学习教员这种实事求是、敢于提问的学风。

　　对于我们来说，首先要读的就是《实践论》和《矛盾论》。《实践论》讲的是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矛盾论》讲的是对立统一法则。两篇著作要合起来去读，《实践论》里含有辩证法，《矛盾论》里含有认识论。

　　这两篇著作可以说包含了教员哲学思想的精髓，读透了这两篇著作，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去除头脑中一些不成熟、不全面的思想，相反的你看待问题会更加的全面，更加的深刻。

　　但是光读书也不行。辩证思维的培养以及彻底的掌握和融会贯通，还要到实践里去检验。

　　因为客观世界所固有的规律，反映到人的头脑中，也是一种近似的认识。要看这种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还需要在实践中检验。

　　规律是从具体事物里得来的，离开了具体事物，规律就成了空架子。学辩证法也一样，不在具体问题里去用，永远只是纸上谈兵。

　　在实践中，还需要防范形而上学的机械论和一点论。什么是“一点论”?就是只看一个方面，不看另一个方面;只看好的，不看坏的;只看顺境，不看逆境。

　　辩证思维就要求我们看待问题要“两点论”。在黑暗中看到光明，在挫折中看到希望，在被动中找到主动。好的一面要看到，不好的一面也不能忽视。既要看到主要矛盾，也要看到次要矛盾;既要看到矛盾的主要方面，也要看到矛盾的次要方面。多从反面找例子、找经验，就能少犯错误。

　　另外，学习辩证思维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道路是曲折的，一坡之上还有一坡，类似于赶毛驴上坡的过程。就像前面说的，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是趋近于事物的真正面貌，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客观情况也在不断的向前发展，我们的认识也需要不断的接受实践的检验，进而丰富和发展我们的计划和方案。

　　我们的认识过程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不是实践、认识之后就结束了，而是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中不断深入的。

　　辩证思维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东西。它就在教员说的这个赶毛驴上坡的比喻里。学习教员正确的看清矛盾、分析矛盾再去处理矛盾，按客观规律去办事，才能做到实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