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6日，毛泽东给彭雪枫回复了一封电报。
此前，彭雪枫在对鄂豫边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深入考察后，在3月1日发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建议说：从目前山西战局及陕北三边形势看，我军有以陕南、豫西及川北之通南巴这一地域做大后方的绝对必要。党从现在起，即应重新估计这一地域，目前应：1.迅速发展并健全党的组织；2.轮番训练大批当地的党军群众工作干部；3、相机扩大而重心在于提高高(敬亭)周(骏鸣)两部军事政治水平。
为此，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电悉。甲：观察甚当。目前根据地仍应坚持陕甘边，但准备转移时，最好是在鄂豫皖边，望以大力发展该区工作。乙、干部可从抗大、陕公毕业生酌派一部给你们，并望从豫南各县优秀青年中挑选最好的40名送抗大学习。丙、经费不足可否斟酌考虑向民众募捐。河南局面不久将变化，熬过短时期就有办法。丁、你们中心根据地在何县何区?派人来走何路到何地与何人接触？即告。陇海路即将隔断，要指出走商南、淅川、唐县至泌阳、桐柏这几条路。
同日，毛泽东关于开展晋豫边游击战争给朱瑞等发电报。
1940年3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这一指示，明确了抗日根据地政权的性质，指出：“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
1942年3月6日凌晨1点15分，林育英在延安中央医院因突发脑溢血，英年长逝，享年45岁。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任弼时、陈云、林彪、叶剑英等，轮流为林育英守灵。
1947年3月6日，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军委关于配合保卫延安的指示。电令陈赓率部南渡黄河，袭击陇海铁路洛阳至潼关段胡宗南部侧后据点，希望调动胡宗南主力回援，同时电令晋冀鲁豫野战军攻击平汉路配合陈赓作战。
1948年3月6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阐述政策与经验的关系。在批评许多下级党部不请示中央甚至中央局，擅自决定其自以为正确其实是错误的政策，以及在工作方法上缺乏联系的问题时，同时对中央和中央工委的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其中写到：“我感觉各地所犯的许多错误，主要的（坏人捣乱一项原因不是主要的）是由于领导机关所规定的政策缺乏明确性，未将许可做的事和不许可做的事公开明确地分清界限。其所以未能明确分清界限，是由于领导者自己对于所要做的事缺乏充分经验（自己没有执行过某种政策的充分经验），或者对于他人的经验不重视，或者由于不应有的疏忽以致未能分清政策的界限。其次，是由于领导者虽然知道划分政策的界限，但只作了简单的说明，没有作系统的说明。根据经验，任何政策，如果只作简单的说明，而不作系统的说明，即不能动员党与群众，从事正确的实践。
1956年３月６日 下午，毛泽东听取铁道部汇报。在汇报到铁路运输营业人员的分类人数时，毛泽东说：以后，我出门不要你们部长、副部长跟着一同去，不然将来要检讨的。一九五○年，我到苏联去就闹了个大官僚主义，铁路沿线两侧每隔二十公尺就有一个人站岗，从北京一直到满洲里。在汇报到铁道系统不少领导干部安于现状，滋长着骄傲自满情绪时，毛泽东说：铁路人多，家底大，成绩也不小，容易骄傲，应该注意这一方面。当汇报到在铁路基本建设方面，自一九五三年批判冒进之后，又产生了右倾情绪时，毛泽东说：一九五三年反对急躁冒进，中央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同时还提出反对分散主义。反分散主义有好处无害处，反主观主义的好处是深入地研究了各部门的工作。过去革命经过多少年，到延安之后才找到既不是陈独秀的右倾，也不是后来的“左”倾，而是不“左”不右之倾，那是花了很大代价才找到的。在延安我们还找到对党外关系的正确态度，既不是只有团结，也不是只有斗争，对党内的关系也不再是“无情的残酷的斗争”。这是讲从前的反主观主义。我们想，搞建设，犯主观主义的时间是否会短一些。自从一九五三年反主观主义之后，到一九五五年，我们对现实的认识进了一步，但是带来了一个右倾。所以必须要在去年提出反对右倾的口号，先从农业开始，以后又在私营工商业改造方面也反对右倾。共产党要反过来反过去，多反复几次就要好些。
1957年3月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议题是传达贯彻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与会者首先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录音，然后分组讨论。毛泽东则在与会者讨论期间先后召开了5个座谈会。
1963年3月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了巴西共产党总书记诺昂.阿马佐纳斯，他向阿马佐纳斯详细介绍了中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经过，阐明了共产党人要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的重要意义。他还说：“马列主义者就是要搞革命。不革命算什么共产党?不革命的，在人民看来，同资产阶级政党没有多大差别。这样的党没有存在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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