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夏，毛泽东的两个孩子毛岸英、毛岸青在党组织安排下，由上海辗转到达苏联。关于兄弟二人赴苏的经过，有关杂志及网络上的文章，流传着一种说法：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上海党组织遭到破坏，毛岸英、毛岸青被寄养在“红色牧师”董健吾家中。1936年，董健吾与地下党取得联系，委托东北军将领李杜将兄弟二人送往法国，随后到莫斯科进入国际儿童院。笔者读过的毛岸英兄弟二人赴苏经过的文章不只一篇，每一篇虽叙事略有不同，但大意如此。对此，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不确切，甚至认为有误。
上世纪三十年代上半期，毛岸英兄弟二人在上海颠沛流离的生活姑且不说，笔者根据有关文章和掌握的相关史料，在此只将党组织将毛岸英、毛岸青送往苏联的经过概述如下。
党中央和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派冯雪峰作为中央特派员于1936年4月抵达上海，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为重建上海党组织做准备工作。《中华读书报》2014年7月9日刊登张晓等人的文章，题为“来过中华读书报的‘苏联孩子’小谢廖沙”，该文引述了冯雪峰的回忆。冯雪峰说他于4月中旬离开瓦窑堡，下旬到西安，遇见董健吾，一同乘火车于4月25日到上海。
【1950年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的冯雪峰】
冯雪峰在上海直接联系董健吾，而此时毛岸英、毛岸青就住在董健吾的老婆家。冯雪峰给过董健吾几次钱，作为抚养毛岸英兄弟二人的生活费和家用开支等。据冯雪峰回忆，其间，他与正在上海寻求共产党组织的东北军将领李杜，建立了关系。冯雪峰说：“李杜的义勇军在东北，他找党的关系，想同莫斯科的我们的党组织取得联系，目的是得到苏联的支持（如供给军火）。”为此，冯雪峰在董健吾安排下，在四马路的一家古董店与李杜见过几次面。
与此同时，冯雪峰与在上海搞工人运动的地下党员杨承芳取得了联系。杨承芳认识党在莫斯科的同志（饶漱石？），而此时党组织已决定将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二人转移到苏联。于是，冯雪峰决定由杨承芳带着李杜和毛岸英兄弟二人，经法国巴黎转入苏联。冯雪峰说：“我记得李杜和杨承芳从上海动身去巴黎是在36年5月下旬，两个孩子（毛岸英、毛岸青——笔者注）也的确是我交给杨承芳带去的。”
对于此行的结果，冯雪峰回忆说：“李杜和杨承芳从巴黎回上海是在7月或8月初。他们只到巴黎为止，未到莫斯科，他们到巴黎由杨承芳在巴黎找到了关系同莫斯科取得联系后，是康生从莫斯科到巴黎来同李杜谈了话的，两个孩子（岸英、岸青）就由康生同志带到莫斯科去。根据当时杨承芳向我汇报，我现在还记得的一点是：当时康生认为李杜不是那么可信任的，所以虽然不拒绝同他联系，但也不能肯定地答应他什么。李杜回上海后同我见过一次面，只谈到他同莫斯科的中国党的领导同志见了面，没有谈到接洽了一些什么事情。好像他就回东北去了，以后我同他就没有再联系。”
毛岸英兄弟二人赴苏经过中，有一个最重要、最关键人物，他就是冯雪峰所说的当年在上海搞工人运动的中共地下党员杨承芳（建国后在社科院工作），笔者认为他才是这一经过中的主角。那么，杨承芳是如何叙述毛岸英兄弟二人赴苏过程的呢？
【1963年杨承芳给周恩来总理汇报工作】
1979年5月17日，杨承芳回忆此次苏联之行的任务有两个：一个是护送毛主席的两个孩子去莫斯科，一个是解决上海赤色工会的问题。他说：“1936年春，我在上海赤色工会工作。6月下旬，组织上要我护送毛主席的两个孩子——毛岸英、毛岸青，从上海出发，取道巴黎，去苏联。7月下旬，到了巴黎。”此后，杨承芳一行人在巴黎申请苏联的入境签证。但等了几周后仍未拿到签证，杨承芳焦急不安，就托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的同志，通知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结果，签证没有拿到，却等来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康生。
康生在与杨承芳的谈话中，怀疑上海地下党和赤色工会内部的同志，给杨承芳的感觉是康生认为“上海赤色工会的组织全部烂掉了”。两个人在谈话中甚至还争吵了起来。杨承芳回忆说：“最后，康生要我仍然回上海，传达他的‘指示’，要赤色工会工作的同志自己深入工人群众中去开辟工作，做出成绩后，党会来找你们的。”杨承芳的行程也到此结束。
笔者反复阅读冯雪峰和杨承芳的回忆，认为冯、杨二人对毛岸英兄弟二人的赴苏经过所阐述的时间和结果（只到巴黎，未能去苏联）基本一致，在相关的情节上，冯、杨二人的叙述相互补充，可以据此描绘出事情的全貌。由此，笔者根据冯、杨二人的回忆及相关史料，将基本经过概括为如下三点：
（一）1936年6月，冯雪峰因正要赴莫斯科汇报上海赤色工会问题的杨承芳认识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便将希望到莫斯科找中共的代表，以求通过中共代表获得苏联支持的李杜，介绍给杨承芳，同行去苏联。同时，冯雪峰又根据组织的决定，将毛泽东的两个孩子毛岸英、毛岸青托付给杨承芳，由杨承芳带去苏联。而不是传说中的董健吾“委托东北军将领李杜将兄弟二人送往法国”，在此行过程中，李杜只是杨承芳的随行。
（二）杨承芳于当年6月下旬，与李杜同行，并带着毛岸英兄弟二人，乘船从上海出发，7月下旬抵达法国巴黎。此行的目的地原本是莫斯科，但杨承芳等一行人没有取得苏联的入境签证，因此未能成行。结果，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康生赶赴法国，在巴黎分别与李杜和杨承芳见面。按照冯雪峰的说法，康生不信任李杜，没有答应李杜的要求。按照杨承芳的回忆，康生没有让他继续去莫斯科汇报“上海赤色工会的问题”，而是指示杨承芳回上海传达他关于“赤色工会工作的同志自己深入工人群众中去开辟工作”的指示。
（三）康生与李杜、杨承芳谈话后，带着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二人去了苏联。
根据相关史料，此后李杜回到了东北，未再与上海的冯雪峰联系。杨承芳于1936年底回到上海，见到全国总工会白区执行局负责人夏爵一、马纯古等，开会传达了康生的指示，此后他们便各自去“开辟工作”，全国总工会白区执行局及上海工会联合会（赤色工会），此时是中共领导上海工人运动的组织，也由此解散。而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二人开始了在苏联的生活。
笔者不是党史专家，只是根据相关资料在此发表个人的拙见，供专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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