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社会价值评判的性质与基本特征
社会评价学作为一门独立的新兴的边缘学科之所以有必要从其他学科中分离出来，还在于它有着与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传播学等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学科基本特征。
第一节社会价值评判的实践性
一般说来，任何一门学问都有一个如何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而社会评价学与实践的关系更为密切，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因而也带有更广泛的普遍性。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着自己的价值取向来分析评判周围的人与事。无论是学问高深的专家学者，还是一字不识的文盲，都在这样做。他们有可能对同一事物做出相似的社会价值评判，也有可能做出完全不同的社会价值评判，这种社会价值评判所反映出来的是人类认识社会的一种本能。
记得一九七七年前后，有人在报刊上大肆批判历史上的“女皇”。从武后、吕后到慈禧太后，不分青红皂白，大加鞭挞，视为一类。其愤懑之情固然可以理解，但若用社会评价学的观点来分析“女皇”们执政时推行的政治决策，看其是否有利于当时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并加以衡量的话，就会发现她们恰好是分属于三种不同类型的历史代表人物，决不能同一视之。
唐朝的武则天（公元624—705年）以一女子之身，敢于并能够冲破重重束缚，先是参与朝政，后是临朝称制，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治国安邦长达四十年之久。她上承“贞观”，下启“开元”，这在以歧视妇女为主要社会特征之一的封建社会制度下实属难能可贵。武则天为延续初唐盛世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是她开创了殿试制度，亲自临考取士，打破世族意识的篱笆与偏见，广揽天下贤士，凡九品以上官员，百姓都可自行荐举，选贤任能。尽管其晚年也曾任用酷吏，豪奢专断，颇多弊政。但纵观其一生，仍不失为一位功大于过的女皇帝。从武则天于临终前明示天下：我功罪未定，留待后人评说！并敢于自立无字碑一座，即可窥视出其气魄与度量均非同一般帝王，真乃古今中外堪称奇才的巾帼俊杰。
汉初的吕雉（公元前241—前180年）则有所不同。作为贤妻，她早年曾竭力资助汉高祖刘邦兴兵反抗暴秦的统治，与萧何等一道苦心经营“巩固的后方”，为刘邦源源不断地提供粮草兵马，使之在几起几落中，败而复兴。汉高祖即位之初，她也曾协同刘邦平定异姓诸侯王的叛乱，为巩固与稳定国内局势，发展汉初经济立下了一定的功劳。然而，当其子汉惠帝即位后，吕后临朝称制长达十六年之久，为填满一己之私利，大封诸吕为王侯，控制南北军，把持朝政，干了不少坏事。尤其是置民众于水深火热而不顾，几乎酿成内乱，差点断送了汉初的兴盛。幸赖周勃等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平定诸吕作乱。观其一生，可分为前后两期，功过各半。
清末的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公元1835—1908年）则大不相同。她是清末同治、光绪两朝的实际统治者，自一八六一年实行太后垂帘听政，前后执政达四十七年，其间坏事做绝。采取“借洋兵助剿”的政策，依靠外国侵略者的支援与汉族地主武装的力量，残酷地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以及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起义的正是她。对内，仇视改良派的维新变法，亲手扼杀了“百日维新”运动，幽禁光绪皇帝，杀害维新派谭嗣同等“六君子”是她；对外，则一味妥协，先后签订了包括臭名昭著的《辛丑条约》在内的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的也是她；出尔反尔，利用并绞杀了具有爱国反帝思想的义和团的还是她。尽管她也曾一度采纳洋务派的所谓“自强”与“求富”政策，开办了军事工业及训练了新式的海军与陆军，并废除了科举制等，客观上有利于社会发展。但正是以她为代表的没落封建主，把中国这样一个好端端的主权国家，送进了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国家的泥潭。而观其一生，实为罪过极大，难以言其功的坏“女皇”。
我们之所以对中国历史上的三个朝代的“女皇”略作分析，分清功过，正是为了体现社会评价学的实践性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它的可操作性。人们只有掌握了正确分析评判人或事物的方法，找出其内在的规律性及异同之处后，才能从众说纷纭中做出符合历史真实的客观的社会价值评判。
当今之际，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新变化。面对目前出现的“城乡（贫富）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现象，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并给予社会价值评判，乃至力求最终设法解决？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实践问题。据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首次公开披露，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二〇一二年我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零点七三，顶端百分之一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百分之二十五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百分之一左右。与此相比照，中国国家统计局于二〇一三年一月十八日一次性公布了自二〇〇三年以来十年的（按照国际新的统计口径）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二〇〇三年是零点四七九，二〇〇四年是零点四七三，二〇〇五年为零点四八五，二〇〇六年为零点四八七，二〇〇七年为零点四八四，二〇〇八年为零点四九一，二〇〇九年为零点四九零，二〇一〇年为零点四八一，二〇一一年为零点四七七，到二〇一二年的数据是零点四七四，即使以基尼系数逐年下降的二〇一二年（2005年以来最低水平）数据为例，也已达到了联合国所规定的收入差距大的临界点。联合国规定：基尼系数若低于0.2表示收入平均；0.2—0.3表示相对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基尼系数（英文：Ginkcoefficient）是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一个指标。基尼系数最大为“1”，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即所有收入都集中在一个人手里，其余的国民没有收入）；基尼系数最小等于“0”，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即人与人之间的收入绝对平等；但这两种情况都仅仅只会出现在理论上。因此，基尼系数的实际数值只能介于0～1之间。基尼系数越小收入分配越平均，越大表示收入分配越不平均。人们通常把零点四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超过这条“警戒线”时，贫富两极的分化比较容易引起社会阶层的对立，从而导致社会动荡。主要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一般都在0.24到0.36之间）。美国较高，二〇〇七年为零点四五，二〇一三年为零点四二。目前全球基尼系数最高的地方是非洲的纳米比亚，亚洲地区中国的基尼系数超过零点四七四。二〇〇一年以后香港达到零点五二五，二〇〇六年高达零点五三三，二〇一二年更高达零点五三七，香港也已成为发达国家或地区中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即使把发展中国家包括在内，香港的贫富悬殊也十分严重，仅次于萨尔瓦多、哥伦比亚、智利、危地马拉、
巴西、南非以及一系列非洲国家而排名倒数十八位，台湾二〇一〇年官方的基尼系数为零点三四二，二〇一三年学者计算为零点三六；日本、韩国、欧洲等发达国家的指数均低于零点四。
有关研究人员指出，中国当前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已成为一个社会热点问题。从宏观层次上讲，收入差距本身是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一种结果，但是它又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互动的作用。也就是说，收入差距本身不仅和经济效率相关，过度的平均主义和过大的收入差距还会影响到经济效率。更重要的是，过大的收入差距还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大量的发展中国家的例子都表明，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导致社会和政治不稳定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这种不稳定反过来又影响到整个经济的发展过程。它带来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断扩大，贫富分化加剧；财产的集中度越来越强，居民家庭财产的差别越来越大；体制内的“平均主义分配”和体制外的“收入差距过大”两种极端现象同时并存；收入分配不规范；整体收入结构仍不合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国家的收入差距也正处在一种临界的水平上，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会带来何种社会后果很难预测。由此看来，在中国大陆极少数富裕者和大量相对贫穷者的存在都是事实，它们是客观社会现实的两个极端。中国走向全民共同富裕之路也许并不遥远，但非常艰难，这种社会价值评判似乎更符合现实的真实，它也是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并加以解决的重大社会现实难题。
第二节社会价值评判的整体性
我们之所以把整体性作为社会价值评判的一大基本特征提出来，就是要求人们在评判某一特定对象时，应对其基本情况先有较为全面、真实的了解，并以此为前提对其进行多侧面、多角度的立体式考察。观其利弊，辨其是非，尽可能把结论建立在不同阶层人们的某些共同的观念与情感的基础上，以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这种共识就是社会评价整体性的表现。它可以使不同年龄、职业或信仰的人，对同一事物的判断，得出相似的占有主导地位的共同的认识与社会价值评判。
试以一个时期以开始兴盛的一种荒唐的社会现象“封建迷信热”为例。所谓“迷信”即“在缺乏充分根据的情况下持有的某种观念或信念，有些权威人士把迷信看做是人们最初企图理解解释不了的事物、解释复杂而混乱的世界的派生物。”（参见《社会心理学辞典》）它通常被认为是一种“非理性的、无根据的信念”，往往容易外化为迷信行为。如今无论是在充满现代文明的大都市，还是在偏僻落后的乡村，我们经常能看到新中国曾一度基本绝迹过的封建迷信活动再次泛滥成灾，求神拜佛、烧香磕头、算命卜卦、看风水等成为一种时髦，不仅是名流富豪趋之若鹜，连身居高位的腐败官吏也笃信不移。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九日，中央纪委网站公布了原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涉嫌的五种罪名，包括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妻、女收受他人所送巨额财物；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其弟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滥用职权进行封建迷信活动，造成国家财政资金巨额损失；腐化堕落。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项就是“滥用职权进行封建迷信活动”。据财新网的报道称，李春城将家里老人坟墓迁往成都都江堰，聘请风水先生做道场等花费千万，所谓“会展大王”邓鸿出资约三百万元。当然，存在封建迷信思想的官员不在少数，但被归为“罪名”颇为少见。搞封建迷信的高官还包括铁道部原部长、党组书记刘志军。他长期在家烧香拜佛，还在办公室布置了“靠山石”。一些项目开工竣工，他都会请“大师”选择黄道吉日。
纵览近年案例，落马官员的封建迷信主要集中在风水、烧香拜佛和丧葬陋习等方面，其中大多数与风水有关。风水在古代即盛行，又谓之堪舆术，乃是相地之学，主要是关于宫殿、住宅、墓地等场所选址的学问。尽管打击封建迷信多年，但传统文化的浸淫，使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国“道统”之一，不少官员因此触犯红线。手握公权和财权的官员迷信，往往体现在当地的一些公共建设项目上。迷信风水的党员官员大多喜欢对办公场所进行改造，如拆、建、改换门庭等，因而“造成国家财政资金损失”，以至于他们忘记了当初对着党旗宣誓时的诺言。山东泰安市市委原书记胡建学曾被“大师”预测有当“大官”的命，但命里缺一座桥。于是，胡建学下令将正在建设中的国道改线，耗巨资在水库上架起一座“岱湖桥”，寓意将自己“带起来”。事后，胡建学东窗事发，这座桥成了“逮胡桥”。河北省高邑县县委原书记崔欣元在政府办公楼对面的街道中央安放了一架退役的战斗机，寓意“升官发财”。结果，崔欣元落马后，被当地百姓戏称为“被战斗机击落”。官员信风水，风水师自然跟着手眼通天。江西萍乡的风水大师王林除了与一众演艺界与商界大腕结交外，亦曾被许多官员视为知己。据媒体报道，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宋晨光、陈安众，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都同王林大师的关系不错。宋晨光认为，自己的一路高升全拜大师的指点，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曾挥笔给王林题字“气贯长虹，功大无边”。不过风水师也有不灵的时候。据港媒报道，香港著名风水师郑国强二〇一四年三月三十日冒雨到广东肇庆一墓园替客人看风水，不料遇上山泥倾泻，风水师当场罹难。
官员的封建迷信，另一个较为常见的是烧香拜佛。佛教传入中国很早，影响益深，佛教本意在于启迪人们一心向善的良好愿望，但在某些官员的眼中则变了味。一些官员念经诵佛、供奉佛像，“局限”在其私人空间里，将神灵请进住宅。内蒙古赤峰市市委原副书记徐国元被称为“草原巨贪”，据称其在家里设立佛堂供奉佛像，夫妻俩每天烧香拜佛，还幻想“放生”一条蛇，期待逢凶化吉。徐被查之初，向外转移财产，把两百万元现金和珠宝放进密码箱，搁在寺院，钥匙放在佛像耳朵里。河北省省委原常委、常务副省长丛福奎，曾拜一位女“大仙”为师，住在寺院里潜心修佛。而在他的家里，不仅设有佛堂，供奉着佛像，还专设供道台、供神台。卧室床上的被褥下面，铺着红布，衬着黄绫，四周缀有铜线。黄绫下面压着五道佛令，枕头下面还有五道道符。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在家里供奉泥佛、瓷佛、金佛，香火不断。烧香有名的还有重庆市委宣传部原部长张宗海，他曾花费四十万元巨资于大年初一前往名寺古刹“争”烧第一炷香。念经诵佛，佛并未给贪官带来好运，“大难临头”时，“临时抱佛脚”也无助。据媒体报道，徐国元入狱后，“每日手捧佛经念诵”。韩桂芝被查时，她每天待在家里烧香拜佛，即便在“双规”期间，她还常对着墙壁念叨：“佛啊，你为什么不保佑我？”丛福奎被纪委叫去交代情况，写交代材料，他写的竟是“揭谛揭谛”等佛语，一连写了十三遍，以求保佑，消灾免难。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銮曾分析，腐败和迷信有着必然的联系，腐败官员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理亏，希望能得到神灵的保佑。更有甚者，直接动用公款和公务机关，假公事之名，行私人之利。陕西省商洛市市委原常委、商州区原区委书记张改萍因受贿等罪名被判刑。据调查组查明，张改萍到商州工作后，整日痴迷于烧香拜佛、占卜问卦，还以开发佛教旅游为名，专门请僧侣、“大师”并亲自组织、参加“开光”“灌顶”“天供”等活动。据张改萍自己交代，她以招商引资为名先后到过青海塔尔寺、宝鸡法门寺、西安大雁塔慈恩寺、山西五台山、北京雍和宫、舟山普陀山、杭州灵隐寺、湖北武当山等名刹古寺烧香拜佛。被称为“吸毒书记”的云南省楚雄州委原书记杨红卫，听信“风水大师”的话，认为城东的一座塔“镇住了外来交流干部的官运”，决计要在水库边修建一座两百多米高的观音菩萨像，还搞了一个奠基仪式。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如今的封建迷信活动竟然玩出了现代的花样，连算命术也引进了“最新科技成果”，电脑算命者比比皆是。一些人打着“继承祖国文化遗产”，进行“民俗研究”的幌子，大肆出版与推销《周易预测指南》《手相与人生》《八卦命相学》等传播封建迷信的书籍。恰如许多忧心忡忡的有识之士所指出的那样，一旦迷信与“科学”联姻，无疑会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并赢得更多人的推崇。这也是当今封建迷信活动的最新特点之一。据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研究员程萍曾主持“中国县处级公务员科学素养调查”课题组对九百多名县处级公务员调查发现，半数以上的县处级公务员相信“相面”“周公解梦”“星座预测”和“求签”等。尤其是“风水热”波及社会各个层面，以至部分政府官员动用公款为之埋单。有识之士认为，党政干部迷信风水危害极大，需要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尽管学界对于风水术有诸多争论，但从北京到东南沿海城市再到西北边陲，“风水”已经在社会各个阶层中大行其道，一些商人尤其是房地产商更是把风水与自己的生意紧密相连。这股热潮，使得风水师在某些地方成为被热捧的人物，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在数家公司兼有投资顾问的头衔。在互联网传播的优势下，一个又一个“易学大师”“堪舆家”“环境规划师”涌现出来，遍布北京、广东、江苏、黑龙江、福建、浙江等省市，成为一种时髦的文化与商业景观。我们发现，在“风水”的众多追捧者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党政官员群体”。有风水界人士得意洋洋地说，在他们接待的个人客户中，除了演艺界人士、企业老总，就是政府官员。按风水师的说法，“办公风水”讲究的是办公室物品的摆放布局，最重要的是一把手办公桌的位置及方向；其次是财务、收银保险柜的位置；再次是重要部门负责人的办公桌位置。正因为某些官员对风水存在“宁可信其有”的心理，所以在人们周围，经常会发生这样的咄咄怪事：一些政府部门每换一次领导，就要更改一次办公室的布局；部分官员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找风水师看自己办公楼、办公室的朝向，有的甚至对整个建筑大兴土木。虽然目前很难判断有多大比例的党政官员信奉风水，但据了解，这些官员用公款为风水之术埋单却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有风水界人士明确告知：“这些官员的钱比较容易挣，因为能用公款报销，花多少也不会心疼。”一些风水师为此还专门成立了皮包公司，以方便官员用公款支付“风水”费用。由于目前在中国内地，除取名外，风水业并未获得合法身份，经营者在工商税务机关办理营业执照时，通常采用两种策略，一种是注册为文化交流有限公司或类似的名字，以“咨询”等名义进行风水活动；另一种是借取名公司的名义，在实际运作过程中超出经营范围从事命理和风水活动。
这一沉渣泛起的“封建迷信潮”，正在严重地危害着人们的生活，毒化了人们的心灵，绞杀着社会文明，乃至导演出许许多多意味着愚昧与耻辱的人间丑剧、悲剧。再以发生在同一地不同的主要当事人两起离奇的封建迷信案件为例。据人民网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报道：广东省揭阳市市委原书记陈弘平私建“阴宅”，委托一名只有小学文化的揭阳农民林培强负责。林在广州中院过堂受审时，认为自己被控贪污的三百五十万元，都用于修建“阴宅”的山路和水坝建设。自称只是一个跑腿的，为了给书记办事儿，自己没捞上好处还垫了钱。修建豪华坟墓，其本身就是一个笑话，也是一种“恶俗”。当出现某些领导干部、党员甚至是市委原书记竞相加入其中的时候，修“阴宅”就不再是一个笑话了，它所折射出来的种种问题理应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陈弘平应该是一个“无神论者”，不应该信奉人世轮回、阴阳两界之类的封建迷信思想。从这个角度来说，陈弘平修建豪华“阴宅”的行为是忘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根本。作为市委书记，陈弘平理应垂先示范，积极执行殡葬改革的规定，而不应该挪用公款修坟建墓。事实上，修“阴宅”在某些地区蔚然成风，甚至有许多党员、干部参与其中。一些党员、干部蜕变成了唯心主义者，成了封建迷信的“俘虏”，他们信风水、奉阴阳、拜菩萨，却将共产主义信念抛至九霄云外，成了信仰的堕落者、思想的蜕变者、时代的落伍者，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也极大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又据广东警方提供的二〇一四年七月三十日破获“华藏宗门”教首吴泽衡案材料显示：一九六七年出生于广东省揭阳市的吴泽衡，二十三岁自创“华藏法门”组织，自称“华藏”一脉初祖，系“大日如来佛”的化身，法力无边，称前世是秦始皇、唐玄宗，弟子拜他为师可以成佛。自封法号“觉皇”，暗示自己是凌驾于各大宗教之上的“皇中皇”，编造“华藏心法”等歪理邪说，并自我吹嘘拥有特异功能，号称拥有“天眼通”能预测未来。他不但通过各种名目借弟子信仰大肆敛财，更以“男女双修可以使人达到学佛的最高境界”等名义引诱、胁迫多名女弟子与其发生性关系，并育有多名子女。经调查核实，吴泽衡早年就劣迹斑斑，少年时期经常玩弄女性，曾因与一名有夫之妇同居，被派出所收容审查。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吴泽衡因涉嫌诈骗、流氓罪被揭阳市惠来县公安局刑警队收容审查。二〇〇〇年，他因擅自发行股票罪、非法经营罪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二〇一〇年刑满释放。坐牢期间，吴泽衡仍能遥控弟子从事非法活动，由此可见其伪宗教的精神控制力之强大。特别是近年来仅有小学学历的吴泽衡大肆发展“弟子”、扩张组织，构建了一个相当严密的组织体系。目前警方已掌握有现实活动的“华藏宗门”成员千余人，涉及北京、上海等省市及美国、挪威等国，给我国社会的稳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面对这“一官一民”的典型案例，难道不发人深省吗？这一股股浊流泛滥，让一切稍微懂得科学常识的人，一定会得出一种共识：这绝非是社会正常发展的需要。尽管有人可能深恶痛绝，有人可能漠然视之，有人或许也相信一二。但从整体上看，无论属于哪个阶层的人士，多数人是持否定态度的。由于不同阶层的人们生活在同一个社会共同体里，在发展生产、抗拒自然灾害、抵御外敌入侵等方面，或多或少具有某些共同的利益，维护社会的公共生活秩序，是人们正常生活的共同需要；而同一民族的人们也有着共同的民族心理和风俗习惯等，这就是作为人的本身所具有的并客观存在着的超阶级因素。既然这一社会价值评判成立，我们所说的整体性评判就有了赖以存在的基础。例如对日本帝国主义者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践踏神州大地，掠杀华人的暴行，除极个别汉奸外，几乎所有的中国乃至全世界持反法西斯立场的人们，都曾表示出极大的愤恨与强烈的谴责，而我们所追求的正是这种对事物社会价值评判的整体性把握。
要真正做到这一点：首先，我们要比较全面地了解评价对象的基本情况，不局限于对其一时一事的了解，防止离开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它。因为世界上的事物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有机构成的。我们了解情况也应尽可能注意到对事物的各个方面都有所知，决不能只知其一，浅尝辄止。不对事物做全面深入细致地了解，是难以避免片面性与主观性的。如曾一度被某些中央级新闻传媒冠之以“廉洁市长”美誉，尔后又以受贿被逮捕法办的河南省洛阳市原市长武振国便是人们社会价值判断失误的典型事例之一。武振国背地里干尽种种无耻勾当，当着众人面却装出一副正人君子模样。他为一图片社编辑出版的《洛阳》画册写了“序言”，却拒收了二百元稿费，还特意写下“图片社，此稿费我不能收，留作发展图片社之用”的字条，以示廉洁。武振国也曾故意买张月票来放在衣兜里，宣扬自己如何“转变作风、体察民情”，并利用身居领导岗位的条件，经常在地方舆论工具中，侈谈什么“我肩负党和人民的重托，要扎扎实实为人民服务，为基层服务……”虽言之凿凿却行之了了。这之中固然与其本人投机取巧及的政治品质恶劣有关，然而某些新闻记者的知其一不知其二，有意无意所炮制的假新闻无疑起了推波助澜作用，责任难逃。再如，曾在《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刊登题为《盗墓走私者与他们的克星》中所颂扬的洛阳市郊公安分局缉私队原队长郭勇也是一个典型的具有双重人格的两面派。他明里缉私，暗地走私，把许多珍贵文物倒卖到了日本等国，后被中国留日学生获悉真情，从日本东京发出了举报信。这样就把“郭勇究竟是人还是鬼，是模范还是败类?”这一问题，再次摆到了人民大众的面前。结果是一九九三年十一月，这支名为“缉私队”实为“走私队”的全体成员都被押上法庭，首犯郭勇被判死刑，其余罪犯也受到严惩。我想，这对于那些容易受表面现象迷惑的人，理应有所启示。这些事例很充分地说明，要想较全面地了解事物的发展及其真相并非易事，而轻率地做出结论，则会贻害无穷。
其次，要想真实地了解事物的全过程，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不经独立思考而轻信某一结论，往往容易出错。事实上，有许多事物甚至包括重大历史事件的当事人或目击者，或出于本身的需要，或由于介入的程度不同，或由于别的诸多原因，他们不愿或不能讲出事情的全部和部分真情。更有甚者，宁愿把“秘密”带入坟墓，也不愿公之于众，这就大大增加了我们了解事情真像的难度。如抗战初期，国民党军事巨头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为解除日寇海军盘踞在我国领海及长江水域的百余艘军舰所形成的严重威胁，曾试图“堵塞江阴要塞”将日舰统统封锁，而置其于死地。谁知这极为绝密的情报很快被对方知晓，日本军舰纷纷离去。经反复审查发现，参与此事商定时做会议记录的机要秘书黄睿竟是一名日本特务，后被处决。当时却因碍于抗战声威及国际舆论，国民党当局也难以公布内幕。直到半个世纪之后，才公布了这一事件真相，作为大汉奸的黄睿才最终被曝光。为常人所知晓的情况，往往是对当事人采访后的转述，其可信度本来就需要打些折扣，更何况还有人视一己之需要而任意捏造。正是由于这些似是而非的“史实”披露，蒙骗了不少人，使人们难以公正客观地评价世间的某些人与事，最终受“舆论”（愚弄）的支配。
别的不说，即以一些已公开出版的革命人物的传记而言，有的著者缺乏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对老一辈革命家的生平事迹、重要活动随便拼凑，意在拔高，实则损害。如描写富有传奇色彩的解放军大将陈赓，解放前曾被捕给押解到南京的情况，他本来只同蒋介石见过一次面，却被想当然地增加为两次，还瞎编了蒋令卫兵进来，用枪口对准陈的胸膛，毕露狰狞面孔地高叫：“说！你到底投降不投降！”等戏剧性情节，并把与陈赓很熟悉，被捕后伪称其妹妹的女共产党员谭辅虚构为素不相识的女大学生。更为荒唐的是，有些人出于某种需要，利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毛主席曾秘密召见贺子珍一事大做文章，虚构了贺子珍听到彭德怀用“雷鸣般的吼声”和毛主席“争吵”，出来时还“很紧、很紧地”与贺子珍握手。而远在北戴河避暑根本未到庐山的江青，却因接到一个秘密电话，赶上山来大闹一番，并令前来拜望问候的王光美等人吃了“闭门羹”一类子虚乌有的事。幸好曾接受这些人采访过的直接当事人——江西省委原书记杨尚奎的妻子水静同志仍健在，并撰文辟谣。不然的话，还真不知会离奇到何等程度！恰如知情人水静在其文中所说的那样，作为毛泽东前夫人的贺子珍之所以成了悲剧性人物，既不能完全归咎于其倔犟、任性，也不能把江青说成是悲剧之源，而应该在史实的基础上，进行历史地具体地分析，不应出于某一时期的某种需要，而进行虚构、捏造，随意臧否。一般说来，某一事件的当事人还是比较尊重客观事实的，所提供的素材具有一定的可信度。然而，一旦到了某些习惯于笔下生花的人手里，那就难免不走样。如果我们所进行的社会价值评判，仅凭借某些人所杜撰的第二手材料，缺乏“客观真实”这一基本的前提条件。那么其做出的结论无论如何也难以令人信服，盲从者则往往当了“炮筒”与“传声筒”。
再次，即使是对于同一事实，人们也可以并应该从多侧面、多角度来加以评判，这样往往反而能给比较准确地做出社会价值评判提供契机。如研究新航路发现史的人，对哥伦布其人其事就毁誉不一。有些人全盘肯定，誉之为“伟大的航海家、探险家”“新大陆的发现者”等等，桂冠叠加；另一些人则全盘否定，斥之为“江洋大盗”“殖民地强盗”等等，贬抑备至。其实哥伦布既可以说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杰出航海家，也不能否认他又是最早侵入美洲的殖民者，双重身份辩证地统一在他的身上，这才是符合实际的正确结论。只过分强调其某一侧面，既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也无助于完整全面地评价哥伦布一生及其是非功过。
当然，人们在评价某一事物时，完全可以从不同的侧面，或基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社会价值评判。就如对同一医疗过程既可以从医疗效果的角度来评价某医疗行为的医学价值；也可以从医疗态度的角度来评价某医生的医德水平。又如同样是对于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的评述，持有不同观点的人也会从不同侧面做出带着强烈主观色彩的判断。恰如鲁迅先生所说，“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等等。甚至出于不同国家及其民族的不同文化心理，也可以对同一事物表现出不同的审视兴趣与行动。如新华社主办的《参考消息》报就曾载文举例说明：当一对大象相爱的消息传开，富于浪漫色彩的法国人会诗兴大发，赞美大象的恋爱是何等的优美；长于理性的德国人则着手研究从解剖学的角度看大象恋爱的生理结构；学究气十足的英国人急忙考察世界各地大象的生态，编纂有关百科辞典；好奇心很强的俄国人则在通讯社门前排起长队，等候证实；善于经营的日本人会立即吩咐各驻外机构调查各国就大象恋爱所采取的行动，提出从商业角度看，能出具有什么价值的报告；只有喜欢怀疑一切的美国人会冷静地思索，这或许是在开玩笑吧？从对同一事物的不同反应中，我们很难判断哪一种反应是绝对的好？或者绝对的差？应该是与其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相关，各有特色。因此，我们在分析评价某一事物时，也应力求在较全面、真实地了解事物全过程的基础之上，多视角、多侧面地审视被评判的对象。然后，进行综合性的整体把握，才有可能做出较为准确的社会价值判断。
第三节社会价值评判的动态性
动态性原则也是社会评价学的基本特征之一。我们反复强调，同一事物由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或者事物的不同发展阶段去评价，便会产生显著不同的认识。这之中就包含了一个非静止的动态因素。当然，坚持动态性原则更重要的是，要把事物置于运动过程中来考察。我们在这里应着重指出的是，当人们对事物的阶段性价值评判结论做出之后，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化，或者是外部条件的变化，客观事物经发展后形成了新的结果；或者是由于种种原因，当时未能提供事物的全部真相，尔后又披露出来，这都需要我们对过去已做出的评价结论，再进行某些新的必要补充或修正。
试以对二十世纪末先后回归祖国的香港、澳门地区实行“一国两制”模式的分析为例，当人们不了解党历来对特殊地区就有制定特殊政策的传统时，其认识就难免带有一定的局限性。有资料表明，早在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就开始酝酿在台湾也推行“一国两制”。老人家生前十分重视祖国的统一大业，当年十月，毛泽东在会见相关朋友曹聚仁时就明确表示：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台湾现在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务来破坏，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谈好了可以签个协定公布。
更有早者，是在建国之初，毛主席在解决西藏问题时，就成功地运用过“一国两制”的工作方针。经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决策，于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正式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它使西藏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的羁绊，回到各民族团结友爱的祖国大家庭怀抱。除了坚持包括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人民解放军进藏巩固国防等涉及国家主权的原则外，还规定对西藏现行政治制度不予变更。这样，我们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就保留了一大块少数民族地区的封建农奴制度。为此，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亲自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时还特意强调：为了照顾少数民族特别是西藏的情况，在第六十一条中写了第三款，“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的具体形式，按照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大多数人民的意愿规定”。老人家说，现在西藏是达赖管事情，如果按照第六十一条第二款办，就要开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人民政府。这样办，恐怕达赖不干，怎么办？可以按照第三款办事。（《毛泽东年谱》第2卷229页）就这样，“一国两制”一直维系到一九五九年西藏分裂势力公开发动武装叛乱为止。
众所周知，在西藏延续了几百年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社会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落后。占西藏人口不到百分之五的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三大领主，占有西藏的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以及大部分牲畜；而占西藏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奴和奴隶，却不占有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没有人身自由，不得不依附于领主的庄园为生或充当世代家奴，遭受强制的乌拉差役、租税和高利贷三重剥削，生活在死亡线的边缘。据不完全统计，仅噶厦（旧西藏地方政府）征收的差税种类就达两百多种。农奴为噶厦和庄园主支的差，占农奴户劳动量的百分之五十以上，高的达到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农牧民背负着沉重的高利贷债务。
据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调查统计，西藏共有两千七百多座寺庙，十二万僧人，占当时西藏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大约有四分之一的男子出家为僧。一九五二年拉萨三点七万城镇人口中，竟有一点六万名僧人。遍布西藏各地的寺庙、比例极高的僧人和众多的宗教活动，聚敛并消耗了西藏大量人力资源和绝大部分物质财富，成为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沉重枷锁。正如美国藏学家梅·戈尔斯坦所指出，宗教和寺院集团是“西藏社会进步的沉重桎梏”和“极端保守的势力”；“正是由于全民族信教和宗教首领执掌政教大权这一因素，导致西藏丧失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和形势的能力”。曾担任旧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的阿沛·阿旺晋美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就多次指出：西藏“照老样子下去，过不了多久，农奴死光了，贵族也活不成，整个社会就将毁灭。”这样，摆脱帝国主义侵略，打碎封建农奴制的枷锁，就成了西藏社会进步的历史必然和西藏人民的迫切愿望。
和平解放后，人民解放军和进藏工作人员坚决执行《十七条协议》和中央政府的政策，积极帮助西藏修筑康藏、青藏公路和当雄机场，兴修水利，建立现代工厂、银行、贸易公司、邮局、农场和学校等，采取各种措施帮助农牧民发展生产，开展社会救济、救灾活动，免费为群众防疫治病，推动了西藏经济、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展示了一种现代文明和进步的社会新气象，在西藏各阶层中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而打破了西藏社会长期封闭、停滞的局面，开启了西藏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为西藏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同时，和平解放为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奠定了基础。根据《十七条协议》的规定，一九五四年十一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筹备小组成立，着手筹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一九五五年三月，国务院召开专门会议，研究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明确规定：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是负责筹备西藏自治区带政权性质的机关，受国务院领导；其主要任务是依照宪法规定及《十七条协议》和西藏的具体情况，筹备在西藏实施区域自治。一九五六年四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拉萨成立，第十四世达赖担任筹委会主任委员，第十世班禅担任第一副主任委员，阿沛·阿旺晋美任秘书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使西藏有了一个带政权性质的协商办事机构，有力地推动了西藏民族区域自治的实现。西藏始终坚持和平改革，对农奴主及其代理人实行加上政治安排等优于内地资本家的赎买政策。直到一九五九年三月西藏极少数上层分裂主义分子煽动武装叛乱，分裂祖国，使这一政策失去赖以执行的基础为止。
民主改革为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扫清了道路。西藏和平解放时，考虑到西藏的实际情况，《十七条协议》在肯定对西藏社会制度进行改革的必要性的同时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但是，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面对人民日益高涨的民主改革的要求，为维护封建农奴制度“永远不变”，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于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发动全面武装叛乱，图谋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同年三月二十八日，国务院宣布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委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第十世班禅代理主任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自治区筹委会领导西藏人民，迅速平息叛乱，并实行民主改革，推翻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废除了封建等级制度、人身依附关系和各种野蛮刑罚，百万农奴和奴隶获得翻身解放，成为国家和西藏地方的主人，获得了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与自由，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扫清了社会制度障碍。
此后的民主改革废除了封建农奴主土地所有制及农奴和奴隶对封建农奴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废止了旧西藏法典及其野蛮刑罚，废除了政教合一制度和寺庙的封建特权，使百万农奴和奴隶在政治、经济与精神上得到了翻身解放，成为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主人，获得了人身自由和宗教信仰的自由，实现了做人的权利，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为西藏的现代化发展开辟了道路。据统计，农奴和奴隶在民主改革中共分得土地两百八十多万克（指藏民族使用的面积计量单位，15克相当于1公顷）；到一九六〇年民主改革基本完成时，西藏全区的粮食总产量比一九五九年增长百分之十二点六，比民主改革前的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十七点七；牲畜存栏头数一九六〇年比一九五九年增长数超过百分之九点九。
民主改革以后，西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一样，享有了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一切政治权利。一九六一年，西藏各地开始实行普选，昔日的农奴和奴隶第一次获得了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利。他们踊跃参加选举，并由此产生了自治区各级权力机关和政府。一大批翻身农奴和奴隶担任了自治区各级领导职务。一九六五年九月，西藏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成功召开，西藏自治区及其人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西藏自治区的建立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行，从制度上确保了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共同繁荣政策在西藏的实现，保障了西藏人民平等参与管理国家事务以及自主管理本地区和本民族事务的权利，从而为西藏在国家的特殊支持和帮助下，根据本地民族特色实现与全国共同发展提供了制度保证。西藏自治区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依法充分行使自治权，根据西藏的实际，先后制定实施了十个《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把实现跨越式发展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把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重点，自主安排经济和社会发展项目，确保了西藏现代化建设的快速健康发展，确保了西藏社会经济的发展符合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
二〇〇九年一月十九日，出席西藏自治区九届人大二次会议的四百八十二名代表一致通过了《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关于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的决定》，将每年的三月二十八日设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因为正是五十年前的这个日子，国务院正式发布了《关于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的命令》，西藏实行了几百年的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和封建农奴制经济、社会制度得以终结；而从这一天正式开始的西藏地区民主改革，也使得广大西藏人民终于摆脱了旧西藏僧侣、贵族统治的束缚，走上了人民当家做主之路；这不但在西藏社会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是值得包括藏族同胞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铭记的日子，即使是放诸于世界文明史和世界人权史中，百万农奴获得解放、翻身当家做主也堪称一场史诗性的人权变革。
国务院新闻办于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发布的《西藏的发展与进步》白皮书明确指出，新中国的成立开辟了西藏发展进步的历程。自一九九四年以来，西藏地区生产总值连续十九年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年均增速百分之十二点七；全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十年保持快速增长；基本实现了县县通公路、乡乡通公路。目前，西藏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村建立了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同时，已建立起一个涵盖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特殊教育等完整的现代教育体系。到二〇一二年底，以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工伤、生育保险为核心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在西藏全面建立，全区各项社会保险参保总人数达到二百三十九点七万人次；在全国率先实现城乡居民免费健康体检，经费补助标准逐步提高，为年人均三百元；人均寿命从一九五一年的三十五点五岁提高到现在的六十八点一七岁；二〇一三年底前，所有农牧民都将住进安全适用的房屋。西藏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明显，是当今世界最为清洁的区域之一。
据西藏自治区最新发布的“二〇一三年西藏经济运行情况”相关数据显示，二〇一三年西藏生产总值实现八百零七点六七亿元，同比增长百分之十二点一，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四点四个百分点，增速在全国和西部十二省中均排第三位。近年来，西藏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生产总值不断实现新突破。从二〇〇九年开始，相继跨越四百亿、五百亿、六百亿、七百亿和八百亿的台阶，保持了年均百分之十二以上的增长速度，连续五年实现百亿级的稳固增长。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西藏继续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将更多的财力投放到民生建设领域，努力使西藏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二〇一三年西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两万零二十三元，同比增长百分之十一点一，比全国平均增速高一点四个百分点，增速首次排全国第一位；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六千五百七十八元，增长百分之十五，增速排全国第二位。西藏民主改革五十余年来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进步、广大西藏人民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的行使，充分证明了西藏一九五九年那场波澜壮阔的社会改革运动对于西藏社会发展所起到的重大作用。
深化对自然界的认识，同深化对社会的认识一样，它往往也会形成一个动态性的变化过程。例如：在我国著名的旅游胜地四川省乐山市，当初人们只知其有一尊始建于公元七世纪初的高达七十一米的石刻坐佛，历代游人虽络绎不绝，却从未有什么新发现。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第一夏，有一游人站在乐山城边的福全门远眺时，偶然发现由乌尤、凌云、龟城三山联结构成一尊全身长达四千余米长的巨型“睡佛”，原乐山大佛雕琢在巨佛的腋下，形成“心中有佛，佛外有佛”的天下奇观，此人真可谓独具慧眼。更令人称奇的是，与“睡佛”处相距三十多公里的乐山沙湾区，则有一尊由山形地貌组成全长五千余米的“睡美人”，与之遥遥相对。毫无疑问，这些自然景观早就存在，只是过去未被人们所认识罢了。
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也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的社会现象在当时或未被人们所认识，或认识的不够深刻，随着时空的推移，它却愈发显示出其夺目的光彩。例如：在毛泽东治理下的新中国自五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中期，中国大陆出现了毒品、卖淫、赌博、匪患、黑社会组织等“五毒”绝迹的空前新气象；自然界中的鼠疫、血吸虫病等流行性疾病也基本得到控制等等。只是到了今天，当“社会人间妖魔”与“自然界瘟神”卷土重来之际，人们才会更深刻地认识到过去治理之不易。
再则，对于某些事物的认识，其发展结果甚至可能是决策者本人所始料未及的。但随着历史的延伸，它的存在作用与社会价值也不断地演变，早已超出了其本身原来所具有的意义。例如万里长城，当年秦始皇等封建统治者决定修筑它时，其主要作用恐怕只是用于作为军事防御之用。然而它的巨大形态与悠久历史，乃至其客观发生着除了军事以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作用，使人们早就把它当成了中华民族的象征。它也就不再是一个单一的、静止的、具体的物质对象，而是一种跨越时空、联系物质与精神、沟通历史与未来的一种丰富的、动态的历史载体。
在认识乃至评价事物上运用动态性原则，还必须体现出其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即见解所富有的独特性：一是它的逆向思维，二是它的纵深思维，均为言他人之所未言或不能言之者。运用逆向思维的，如年一九九二年初，社会上掀起了破“三铁”（铁工资、铁饭碗、铁交椅）的传媒热浪，主导舆论的是不加分析的一种声音。此时此刻，以头脑清醒而著称的著名经济学家蒋一苇却在《经济日报》上撰文谈了他的异议，对“三铁”作了具体的分析。既肯定了它需要破除与改革的一面，又提到它需要有条件的存在与保留的一面，反对用被现代资本主义都已摒弃了的早期失业后备军理论，作为破“三铁”的理论基础。此论一出，犹如空谷传音，振聋发聩，充满了辩证法。更令人钦敬的是，蒋一苇当时身患绝症，仍奋笔疾书“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决不能成为空洞口号。他认为，造成苏联和东欧剧变的根本原因：首先是经济上不去，这是最根本的一条；其次，是在政治上严重脱离劳动人民群众。他还指出，在前苏联、波兰等国，工人群众之所以反对自己的先锋队，其关键就是工人阶级群众长期缺乏当家做主的权力造成的。其发表的《职工主体论》提出了与现行体制有某些相矛盾的主张，并要求最好先在少数企业进行试点，真正把依靠职工群众落到实处，给我国经济的发展带来新的活力，以提供一个稳定的国内社会环境。当然，他的提议在当时的影响是很有限的。而当如今，我们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重提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和强调构建和谐社会时，能不为蒋老先生的“先见之明”拍手称好吗？
运用纵深思维的，如有人在撰文比较“望子成龙”与“望父成龙”异同时所提出的见解。论者指出，“望子成龙”是期盼后人功成名就以光宗耀祖；“望父成龙”则是指望前辈恩泽庇护好坐享荣华。然后一语破的地说，两者同是私有观念的派生物，凭后代出人头地为自己带来荣誉虽不很高尚，却在客观上会促使人类一代比一代有所长进；而想依赖前辈来获名得利，则不但十足的没有出息，还会导致我们社会一代不如一代，恰恰引出了两种相互对立的结果。这种对当今社会某些人入木三分的心态评判，显得更为深刻准确。
再则，对同一段话的含义，我们换一种思路去认识，便有可能得到两种完全不同的结论。如孔子的名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常常被解释为“民众只能被役使，而不能告知其道理”，即宣扬“愚民政策”带有标本性的语句。但考虑到孔孟学说“君轻民重”的一贯思想，若将其断句标点改作“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能译作“人民认可的事就去办；暂时未能认可的事，要通过宣传让他们自觉认同后再去办。”这样，其意义就完全不同了。这对于我们准确的评判某些社会政治现象，似乎也有可供借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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