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怎样开创“窑洞外交”的？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一再表明了捍卫民族主权、反对外来侵略的坚定立场，并于1935年12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上，正式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这个统一战线包括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国际方面包括美、英、法等国家。由于当时的中共政权，即中华苏维埃政府（简称苏区，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后改称边区）与这些国家并没有、也不可能建立外交关系，因此只能从民间外交做起。于是中共中央决定邀请西方记者、特别是美国记者访问西北苏区。在这种情况下，以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为代表的一批外国记者从1936年起访问了苏区。毛泽东在窑洞中同斯诺谈了十几个日日夜夜。1937年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出版，立刻引起轰动。随着中共武装在抗战中的影响越来越大，1944年7月，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住进了专门为了接待他们盖起来的全延安最“豪华”的“窑洞宾馆”。“窑洞外交”使中共的抗日主张和实际行动不断为世人所知，从而为推动和巩固抗日统一战线，为自身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迈出了走向世界的坚实一步。

　　斯诺的著作使罗斯福“着迷”

　　从1936年7月上旬到10月中旬，斯诺在陕甘苏区访问了92天，途经10多个县、镇，行程千余里。他会见了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和红军的重要将领。重头戏是毛泽东与他的长谈。毛泽东向斯诺介绍了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程和自己的身世，详细阐述了中共的对内对外政策。毛泽东以其深邃的洞察力科学地分析了日本侵华导致的太平洋地区国际关系的变化，明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同时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特别是和太平洋有利益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苏等国人民的敌人。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海洋政策不仅指向中国，而且也指向这些国家，美国的东方利益同抵抗日本密切相关，因此这些国家应该结成反对日本的统一战线。中国国内的抗日统一战线和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是中国人民取得抗战胜利的重要条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高瞻远瞩，展望战后的局势说，如果中国赢得了独立，中国人民不仅将同苏联、而且将同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建立友好关系，到那时，外国人在中国的合法贸易利益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关于贸易机会这样的话题，无疑容易引起发达国家的关注。例如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讨论中国局势时，就提到过他祖上与中国做生意的往事：19世纪他的外祖父沃德·德拉诺在31岁时成为中美贸易最大的公司旗昌洋行的高级合伙人，领导这家公司在澳门、广州和香港的业务。1846年回国时，他已经积累了超过100万美元的巨额财富。在当时的美国，拥有如此多财富的人不超过12个。

　　◆毛泽东与斯诺。

　　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美国海军亚洲舰队司令官亚内尔上将写了几份战争分析报告，有的被转呈罗斯福。其中有一份报告特别提出，美国务必着手援助中国，“这不仅是为了那些高尚的道义和政治上的缘故，而且也为了有机会进行真正大规模的贸易，因为在这样的援助下形成的稳定局面会带来扩大的市场”。罗斯福从这时起直到1945年4月逝世，向中国派遣了10多个“特”使，充当他在中国的耳目。第一个前往中国的是罗斯福熟悉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卡尔逊上尉，罗斯福要他特别为白宫收集情报。两人之间的通讯由总统的秘书玛格丽特·莉·汉德传递。亚内尔上将任命卡尔逊赴上海任海军情报观察员。卡尔逊按他自己制定的计划，决定调查在中国的战争中最富有神秘色彩的一个方面——共产党游击战的作战方法。他急于想弄清楚，既然共产党掌握的物资比国民党少得多，他们怎么能够在华北支撑一条虽然界线并不明确但相当辽阔的战线。1937年至1938年，卡尔逊克服种种障碍，成功在华北、西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作了两次旅行，广泛接触了中共和八路军各级领导人，与毛泽东在延安窑洞作过两次长谈，了解了八路军的军事组织和敌后游击战争的情况。他深深感受到毛泽东“有看穿问题的神秘本领”。卡尔逊遵照总统的嘱咐给白宫写了一些信，生动地叙述了他在共产党人当中发现的“奇迹”。他们没有外援，但他们已经组织了一支以广大农民的支持为基础的游击队。他在共产党地区看不到那种曾使国民党丧失战斗意志的失败主义情绪和贪污腐化现象。卡尔逊告诉总统，援助共产党人将有助于打败日本，并获得中国最生气蓬勃和最进步的政治组织的友谊。罗斯福向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承认，卡尔逊的信件激起了他的想象力，描绘了一幅展示游击战价值的扣人心弦的图景。伊克斯刚阅读过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从中了解到中国共产党人的活动方式。罗斯福接受了伊克斯请他阅读这部著作的建议，很快就成为“斯诺迷”。在以后的几年中，斯诺几次接到白宫的邀请，同罗斯福讨论中国的政治问题。卡尔逊于1938年12月底返回美国后，向公众发表演讲，并撰写文章和著作介绍他在中国的见闻。1940年，他所著的《中国的双星》出版，受到热烈欢迎，特别是其中关于军事方面的分析和判断得到普遍的好评。

　　1936年到1938年间，相当数量的美国记者、学者、军人突破国民党的封锁访问苏区，这在中共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这些访问者的报道使美国人民更清楚地了解到中国人民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情况，增强了他们对中国抗战胜利的信心。美国访问者的文章和著作为美国决策者提供了关于中国的一个重要信息来源，对他们制定对华政策产生了一定影响。这对于改变美国舆论，推动美国援华和制裁日本无疑是有作用的。

　　1939年1月，国民党的政策开始转向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继1939年冬至1940年春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后，1941年1月又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皖南事变。中共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国内舆论和国际舆论纷纷批评、谴责国民党。皖南事变也引起美国政府的关注。罗斯福本人不赞成“皖南事变”，不支持国民党反共，希望国共两党团结抗日。1月24日，美国国务院宣布，美国对中国国共之“内争”表示关注，同时美国政府暂停了计划中的对华贷款的实施。1943年国民党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终因国内外舆论压力而未能大规模实施。由此可以看出，由“窑洞外交”开始的民间外交卓有成效，不但在美国公众中唤起了对中共事业的同情，为塑造中共新的形象奠定了基础，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与美国官方建立联系开展“半独立”外交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蒋介石盼望已久的事终于发生。《纽约时报》称：“日美冲突的长远意义使重庆的国民党官员对这一战争爆发的消息欢欣鼓舞。”但在中国的军事和外交官员力求提醒华盛顿，不要过分看重同中国的盟友关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约翰·马格鲁德将军曾预言，国民党人会同日本缔结事实上的停战协定，而让美国人继续进行战争。国民党想要捞取大批美援，“主要是打算在战后采取军事行动”。期待中国人发动攻势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马格鲁德解释说，蒋介石把他的士兵和装备看作“固定资产，必须保存下来，用以支援对其……同胞的战斗，去谋求经济和政治的最高权力”。由此可见，国民党在1939年1月由片面抗战转为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后，派了20多万精锐部队包围延安的做法，令一些美国驻华的军政官员都看不下去了。

　　◆1944年6月，毛泽东（第一排左四）等与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在延安王家坪合影。

　　皖南事变后，毛泽东认为美苏都不赞成在反法西斯战争紧张之际中国发生内战。因此，加强与美苏、特别是美国的联络，将会极大地有助于制止国民党的反共行动。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共与美国的交往主要是民间交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开始积极谋求与美国政府和官方人士的直接接触，并多方构筑这种渠道。此时，毛泽东不仅致力于利用英美力量打压国民党蒋介石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而且亲自掌控中共与美国的外交联系，并逐渐把谋求与美方的军事、情报合作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941年12月9日，党中央在《关于建立情报组织及其目前主要工作方向的指示》中指出，应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正是在中共中央这一新的对外方针指导下，中共常驻重庆的代表周恩来在外国使团和记者中做了大量宣传工作。他同驻华美军最高领导人史迪威、驻华外交官戴维斯、谢伟思等多有交往。1943年3月，周恩来同戴维斯谈话时，重申中共欢迎美国派一些军官作为常驻观察员到我华北抗日根据地搜集日军情报。对中国国情有深入了解的戴维斯和谢伟思早就认为中共是重要的抗日力量，他们向史迪威建议请美国政府派美军观察组去延安，并深入华北敌后，直接为美空军利用中国基地对日作战和美军未来在中国沿海地区登陆收集第一手情报。在戴维斯、谢伟思等美方官员的建言下，1944年2月，罗斯福决定派一个观察员小组去中共控制地区，但遭到蒋介石的反对。1944年4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捷报频传之际，国民党军队却在豫湘桂战役中大溃败，丧失了146座城市和6000余万人口的大片国土，引起了国内外对蒋介石强烈的不满和抨击。与此同时，中共武装则在国民党军溃退的区域开辟了大量的解放区。1944年4月15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国共关系和林伯渠去重庆谈判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当前对英、美方面的工作主要是宣传抗战，要求英、美派人常驻陕甘宁边区。1944年6月9日，由6名外国记者和15名中国记者组成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抵达延安，受到中共的热情接待。6月12日，毛泽东接见记者团并答复了他们提出的若干问题。毛泽东表示，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政策就是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民主的中国而奋斗”。同年6月，在美国政府的一再要求和压力下，蒋介石最终勉强同意了美军观察组去延安考察的要求。毛泽东非常重视美国政府的态度，认为这是与美国官方建立直接关系的好时机，这一事态必将打破国民党对中共的封锁，扩大中共在国内外的影响。6月29日，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专门讨论美军观察组来延安问题。7月4日，为准备和安排美军观察组飞机在延安降落一事，毛泽东致电林伯渠、董必武，告知降落时各注意事项，内容极为详备，反映出毛泽东对中美关系的高度重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随后的8月和9月，毛泽东先后指示我军有关部门“放手与美军合作”（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 1893-1949 修订本》（中卷）第539页、第544页）。因此，在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之际，驻华美军也迅速与中共武装建立起联系，在收集日军情报和气象资料、勘探美军拟登陆的场所，以及营救落难的美军飞行员等方面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合作。

　　1944年7月22日和8月7日，美方两批观察员共18人到达延安。观察组组长由在中国任职20年、通晓中文的包瑞德上校担任。7月26日，毛泽东出席为美军观察组第一批人员到达延安举行的欢迎晚宴。席间，周恩来向毛泽东特别介绍了谢伟思，说谢伟思“一直是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的友人”。于是，毛泽东在饭桌上便同谢伟思进行了恳切的交谈，并向他提出“美国有否可能在延安建立一个领事馆”的问题。谢伟思当时既是美国驻华大使馆官员，又是美军中印缅战区司令部政治顾问。这种双重身份使他在美军观察组的地位显得颇为特殊。这也使毛泽东觉得美国政府坚持向延安派出观察组，是有一定的政治和外交目的的。特别是谢伟思在谈话中明确表示赞同中共取得美援，改组国民政府，使毛泽东颇有好感。此后，毛泽东在自己的窑洞中同谢伟思进行了多次交谈。

　　◆谢伟思（中）与毛泽东（右二）在延安的合影。

　　中共对美军观察组来延安给予高度重视和热情欢迎。8月18日，毛泽东请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外交工作指示》发往各中央局，文件指出，外国人士的来访，不应看作是普通行动，而应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文件强调：目前，我们的外交还是“半独立性的外交”；我们办外交必须站稳民族立场，反对百年来在民族问题上存在的排外和惧外媚外的错误观念。一方面，要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另一方面，要学习人家的长处，善于与人合作。我们外交工作的中心应放在扩大影响和争取国际合作上面。观察组到延安后，中共领导人积极对其开展工作，仅在头两个月中，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就向观察组全体作了10个报告。观察组成员深入了解了延安地区部队的军事素养和作战能力，并多次被邀请去讲解有关的军事知识。观察组成员从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来到解放区，耳目为之一新，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他们主要根据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并根据在延安生活了一些时候的外国人、在敌后遇难被营救而护送到延安的美军飞行员所提供的情况，写了大量报告。根据统计，中共武装营救的美国飞行员达120多名。一位被我根据地军民营救的美军飞行员临走前曾诚恳地说：“中国共产党前途之大，除苏联外无可比拟，而蒋介石的不进步为世所闻。”他甚至表示，蒋介石战后必然向八路军进攻，造成内战；如八路军有所需要，他愿以个人的一切来相助。

　　从1944年7月到1945年4月，谢伟思在延安同毛泽东和周恩来有过几次长谈。1945年4月1日，谢伟思应邀同毛泽东进行最后一次谈话。谢伟思在此次谈话的记录中写道：“毛主席说，美国最终将会意识到，单独支持重庆，对于对日作战、加速中国的民主进程或确保远东的稳定都不是最好的办法。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是寻求友好的美国支持中国实现民主和在对日作战中进行合作。中共对国民党的政策仍旧是：一方面批评并试图激励其进步，另一方面提出能够作为实现真正统一、民主和使全国一切力量致力于赢得战争的基础的妥协。这个妥协必须包括承认共产党军队是国家的军队的一部分，解放区政权是合法的地方政府。蒋介石现在计划召开的国民大会一定会带来内战。一旦受到攻击，我们将予以反击。一旦中国发生内战，希望美国对国共双方采取不插手政策。”

　　谢伟思对中共武装的看法基本上代表了观察组的看法，这在观察组发回美国的大量政治性报告中可以体现。例如包瑞德指出，中共军队从1941年以来没有得到任何供应，完全靠自制和从日军缴获的武器武装自己，却抗击了大部侵华日军，因此，“只要给予一些简单的武器援助”，就能大大提高其战斗力，“给日军造成任何中国军队所未给予的大的杀伤”；如果他们得到充分的供应，“那就一定可以……收复许多重要地区，严重破坏日军铁路和交通线”，“并可击溃大批伪军或迫使其投诚”，从而加速最后胜利的到来。组员之一的卢登认为，一个政权得到人民如此广泛、积极的支持，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正处在蒋介石向共产党交权的边缘”，“中国共产党人将在中国存在下去，中国的命运不是蒋的，而是共产党人的”。

　　◆1944年6月13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报道：《接见记者团席上毛主席畅谈国内外局势》。

　　尽管“窑洞外交”由于形势变化没有能够完全达到预期目的，但在“扩大影响”方面起到了前所未有的作用。除了制约美国政府对中共政策的迅速转弯外，还极大地影响了美国公众舆论。谢伟思等人的不少报告在《美亚》杂志上发表，使深受《时代》周刊等杂志大肆宣扬蒋介石的“英雄形象”，把他作为中国的“化身”的读者，了解到一些中国的真实事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战后初期公众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看法。在“国际合作”方面，有两件事情是值得载入史册的。第一件是1945年4月至6月，董必武作为中共代表成为中国代表团的一员，出席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制宪会议，这是中共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首次正式公开亮相，打破了国民党垄断外交的局面，表明中共已步入国际社会。第二件是在日本投降以后，国共之间立即展开了一场受降日军和伪军的争夺战。正在延安出席中共七届一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的各个军区的军政领导人，奔赴前方迫在眉睫。8月25日凌晨，毛泽东决定，紧急借用美军观察组的一架小型运输机送这些军政要人去太行根据地。这是毛泽东对观察组已经心中有数而作出的决定，果然得到了观察组的合作而顺利成行。这样，使本来需要一两个月时间的艰难跋涉缩短为几个小时时间。这对抗日战争胜利后华北、东北的形势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全面内战爆发后，毛泽东坚信，美国没有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能力，因为美国是个“纸老虎”。作为“窑洞外交”首创的词汇，“Paper tiger”（纸老虎）迅速传遍天下，成为长盛不衰的国际通用词汇。蒋介石不仅高估了自己的实力，还高估了美国援助他的能力。经过三年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不仅迅速而深刻地改变了中外关系的原有基础，也改变了世界的格局。自晚清开始的屈辱外交时代终于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