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1962年真实的毛主席——北戴河会议（下）

　　接上篇【1958—1962年真实的毛主席——北戴河会议 （中）】：

　　第四部分，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看北戴河会议

　　（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要深刻理解北戴河会议的意义，必须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把它放在当时两条道路斗争的大背景下来考察。

　　1958年前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思想论战。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逐渐走上了一条“全民国家”、“全民党”的道路，背离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 实际上蜕化变质为（苏修）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日益加深。

　　（笔者注：更准确地讲，其实中苏两党不仅仅是理论分歧，更为重要的是苏修对我们根本利益的触犯——联合舰队、长波电台等等。）

　　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议上多次谈到苏联的问题，批评苏联“等级制度，官兵关系，受了沙皇时代的若干影响”，“苏联共产党员多数是干部子弟，普通工人农民提不起来”。他明确表示：“我们是一定要把干部子弟赶到群众中去，不能有近水楼台。”

　　（《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1968年（武汉版）

　　（笔者注：实际上，当时的苏联从根本上来说，已经是帝国主义国家。）

　　这不仅仅是对苏联的批评，更是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思考。毛主席担心，如果沿着苏联的路子走，中国也会出现等级森严、脱离群众的官僚阶层。（可能变色）他在会议上反复强调“农村作风”、“游击习气”的好处，批评“城市要求正规化，衙门大了，离人民远了”。他说：“进城后，有人说我们有‘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是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我们，把我们的一些好的东西抛掉了。”

　　《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1968年（武汉版）

　　毛主席还说：要说服，不要压服，多年如此，这些怎么都成了问题呢？原因在于脱离群众，在于特殊化。我们从来就讲：上下一致，官兵一致，拥政爱民，拥军优属。供给制比较平等，衣服差不多。但进城以后变了，经过整风，群众说，八路军又回来了。可见曾经离开过。

　　《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1968年（武汉版）

　　笔者认为：毛主席的这些论述，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如何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防止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防止新的阶级分化和特权阶层的形成。在他看来，所有制问题解决以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成了关键。如果不解决好这个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就可能变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北戴河会议讨论的许多问题，如供给制、干部参加劳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都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毛主席说：“马克思关于平等、民主、说服和人们相互关系、打成一片的思想，没有发挥。人们在劳动中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是打成一片的关系。

　　《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1968年（武汉版）

　　毛主席讨论供给制问题的战略目标，是希望在干部之中发扬曾经实行供给制时期的同甘共苦、艰苦奋斗、为人民服务没有讨价还价的革命精神，向干部们“吹吹风”。主席的很多举措，例如干部参加劳动等制度设计、逐步建立真正平等的社会主义人际关系，都是为了防止“劳心与劳力分离”、“教育与生产分离”的现象在中国重演的重要措施。

　　这些思考，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把握。把这样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探索简单说成“冒进”，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彻底背离。

　　（二）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

　　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还要回答一个问题：人民群众在这次历史进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冒进论”往往把北戴河会议描绘成少数人头脑发热的产物，把随后出现的群众运动描绘成被欺骗、被利用的盲动。这种叙述完全抹杀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

　　事实上，1958年的群众运动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翻身解放不久的工人农民，对社会主义制度怀着真挚的感情，迫切希望用自己的双手改变国家面貌。黑龙江的史料记载，1958年8月25日，省委召开动员全省大炼钢铁的广播大会，全省城乡共有650万人收听了大会的广播。标语上写着：“人炼铁、铁炼人，共产主义早来临。”这种热情是发自内心的，不是任何人的强迫。

　　（中共黑龙江省委史志研究室：第二节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黑龙江省志）

　　正如前面所说：

　　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议上多次谈到群众的创造精神。他提到河南修武县全县十三万人成立一个大公社的例子，提到红安经验的典型意义，提到建华机械厂搞“八无”的创举。在他看来，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党的领导就是要及时发现和总结群众的创造，把它上升为政策和制度。

　　笔者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1958年的群众运动中确实存在一些盲目性和形式主义问题，但主流是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把这种积极性简单说成“狂热”，不仅是对历史的误解，也是对人民群众的侮辱。

　　（三）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统一

　　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还要看到北戴河会议决策的国际主义内涵。

　　毛主席在决定炮击金门时，有一条重要理由：“支援中东人民的反美斗争”。1958年7月，美国军队入侵黎巴嫩，干涉伊拉克革命，激起了阿拉伯世界的强烈反抗。中国选择在这个时机炮击金门，有着明确的国际主义考虑——通过打击蒋介石集团，牵制美国兵力，支援中东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

　　这是我们党和毛主席一贯坚持的国际主义原则的具体体现。从支持朝鲜抗美到支援越南抗法，从中东战争到非洲独立运动，中国始终把本国革命与世界革命联系起来，把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统一起来。毛泽东多次强调：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这种国际主义精神，是狭隘民族主义无法理解的。

　　笔者认为：北戴河会议体现了以毛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人把本国利益与国际义务统一起来的宽广胸怀。支援中东人民反美斗争，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推动社会主义建设，这三者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把这种具有国际主义内涵的决策简单说成“冒进”，是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背离。

　　第五部分 、从后来的调整看会议的自我纠错能力

　　（一）1960年北戴河会议的调整

　　历史的发展从来不是直线式的。北戴河会议后，随着实践的发展，一些问题逐渐暴露出来。重要的是，党和毛主席有没有能力发现问题、纠正错误？

　　正如笔者在上一篇文章里所说的那样：

　　毛主席早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就强调说：

　　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你们如果不跟我一起‘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现在，六中全会决议很多东西没有实行。比如等价交换，根本就忘记了，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这种办法，人民公社非散伙不行。这样搞下去，势必搞翻了农民。

　　（《毛泽东年谱（1893-1976）》1959年，六十六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主席在这次郑州会议上还说：农民势必只进行简单再生产，能吃就完了，不要扩大再生产。因为他没有余力投资，他不能积累。什么大跃进，肯定没有了，任何跃进都没有了。各生产队之间的差别，永远也不能绝对消灭，总是有差别的。有了三年、五年、七年，公社的积累一年一年增多，办的事业一年一年增多，穷队发展起来，现在的基本的队所有、部分的社所有的所有制，就可以反过来，变成基本的社所有、部分的队所有的所有制。部分的队所有，我看永远存在。那时公社逐步集中就多了，要作为一个过程来看。过去对这个问题，我们包括我在内没有分析。在武昌我没有分析。现在问题是在县和公社，特别是公社这一级，要使他们懂得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这是个客观规律，违反它，要碰得头破血流。供给部分要少，工资部分要多。现在我们实行三级管理，三级核算，权力下放，承认队的基本所有制。

　　（《毛泽东年谱（1893-1976）》1959年，六十六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笔者认为：这些史实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表明，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绝对不是毛主席一个人闭门造车造出来的；同样，纠正错误的努力，也不是在错误与问题出现之后才开始，而是在运动推进过程中就已经启动。把大跃进简单理解为“毛主席一意孤行、不听意见”的说法，与史实完全不符。 （笔者注：历史的事实是：当时处于二线的毛主席不仅是运动的倡导者，更是最早发现问题、最坚决纠正错误、最反复作自我批评的领导人。）

　　1960年7月，中共中央再次在北戴河召开会议。毛主席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体现了对前期问题的清醒认识和及时调整。他再次明确提出了几个重要观点：

　　关于农村所有制问题，他强调：“农村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至少五年不变，死死的规定下来。

　　《毛泽东年谱（1893-1976）》1960年，六十七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关于自留地问题，他指出：“在集体所有制占优势的前提下，要有部分的个人所有制，总要给每个社员留点自留地，多少一定要给他们一点，使社员能够种菜、喂猪喂鸡喂鸭。这个问题是同生产队干部作斗争的问题，要下个狠心解决。”，过去批转贵州省关于食堂问题的那个文件中说食堂办得好的地方群众自己不要自留地，这个说法是有毛病的。“大集体、小自由”，一九五八年武昌会议决议里写了的，不要忘记这一点，这个要下一个狠心。你们如果反对，就在这里讲，不要面从心违，当面说赞成，回去又不干。

　　（《毛泽东年谱（1893-1976）》1960年，六十七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笔者认为：毛主席的这段话，是在当时一线领导们领导下狂飙突进的公社化运动中，一次极其难得的“理性回归”与“政策纠偏”。它不仅涉及具体的农业政策，更触及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中的根本性命题：在通往理想社会的道路上，如何安放个人合理的利益空间？（笔者注：这时主席在指挥炮击金门，以及研究理论问题。）

　　通过“自留地”这个看似微小的切口，我们可以剖析出这段话中蕴含的三层深刻内涵。

　　1. 承认“大集体”下的“小自由”：一种务实的平衡观

　　毛主席明确提出了一个原则：“在集体所有制占绝对优势的前提下，要有部分的个人所有制。”

　　笔者认为：这是对当时盛行的“急于过渡思潮的纠正”。 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一度试图消灭一切私有痕迹，将农民的生活资料也纳入公有范畴。而毛主席在这里用“种菜、喂猪喂鸡喂鸭”这些最朴素的日常生活需求，划出了一条底线：集体化不能剥夺农民最后的生活自主权。

　　他所说的“大集体、小自由”，是一种极具中国智慧的平衡。他意识到，如果为了追求纯粹的“公有制”，而让农民连自己的锅碗瓢灶、鸡鸭猪狗都无法拥有，那么这种公有制就会因为脱离群众而失去生命力。自留地虽小，但它是一个“透气孔”，让农民在集体劳动的缝隙中，保留一份为自己、为家庭劳作的动力和尊严。

　　2. 批评“绝对化”宣传：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警觉

　　毛主席特意点名批评了此前批转的贵州文件中“食堂办得好的地方群众自己不要自留地”的说法，直指其“有毛病”。

　　笔者认为：这一批评的矛头，指向的是当时在一线领导的推动下已经冒头的“粉饰太平”和“绝对主义”文风。 为了证明食堂好、公社好，下面一些干部不惜编造或夸大群众的“觉悟”，声称群众主动放弃了自留地。这种逻辑的潜台词是：只有彻底消灭个人利益，才算真正的社会主义。

　　毛主席敏锐地察觉到，这种宣传是危险的。它不是实事求是，而是“面从心违”——用虚假的“群众自愿”来掩盖政策的僵化。他警告干部们不要“当面说赞成，回去又不干”，正是因为他深知，基层存在着一种“表态积极、落实走样”的应付文化。他要求大家有意见“就在这里讲”，实际上是在党内倡导一种公开、坦诚的讨论氛围，反对那种表面拥护、实际抵制的消极对抗。

　　3. “下个狠心”：纠偏需要决心，甚至需要斗争

　　这段话中最耐人寻味的是两次出现“下个狠心”。第一次是“要下个狠心解决”，第二次是“这个要下一个狠心”。

　　为什么解决一个“给农民留点自留地”的问题，需要“下狠心”？

　　笔者认为：这个措辞暴露了当时党内政策执行的深层困境。 在当时的“气氛”下，给农民多留一分自留地，往往被一些激进干部视为“右倾”、“保守”，甚至是“走回头路”。很多基层干部不是不知道农民想要自留地，而是不敢给，怕被扣帽子。

　　因此，毛主席说“这个问题是同生产队干部作斗争的问题”。这意味着，纠偏不仅是要改变政策，更是要扭转干部的思维方式，甚至要顶住来自基层的“左”的压力。他要“下狠心”，就是要用最高决策者的权威，为那些想实事求是但不敢干的干部撑腰，打破那种越“左”越安全的政治惯性。

　　回顾这段话，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在“狂热”中努力保持相对于（一线领导）毛主席是最清醒的领导人。他并没有否定集体化的大方向，但他坚持认为，集体的大厦不能建立在剥夺个人最后一点私产的基础上。

　　毛主席在这里的“狠心”，不是对敌人的狠，而是对党内错误倾向的狠，是对那种脱离实际的“纯洁性”追求的狠。这种在关键问题上的清醒与决断，正是他作为战略家，始终将人民的基本生计放在心上的体现。

　　”关于尖端技术问题，他说：“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1968年（武汉版）

　　（笔者注：毛主席关于原子弹、氢弹的指示 （一九五八年六月）原文如下：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搞一些人吃饭不干别的，五年不行，十年，总是可以搞出来的，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管它什么国．管它什么弹、原子弹，氢弹，我们都要超过。）

　　1960年11月15日，毛主席致信各中央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发去湖北省委王任重同志报告一件，湖北省沔阳县总结一件，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公社纠正错误后新情况报告一件，供你们参考。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省委自己全面彻底调查一个公社（错误严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是一个好方法。经过试点然后分批推广的方法，也是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下决心的问题，要地、县、社三级下决心（坚强的贯彻到底的决心），首先要省委一级下决心，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只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让干部真正学懂政策（即十二条），又把政策交给群众，几个月时间就可把局面转过来，湖北的经验就是明证。十二月上旬或中旬，中央将召集你们开会，听取你们的汇报，请你们对自己的工作预作安排。

　　（《毛泽东文集（第8卷）》：《彻底纠正“五风” 》）

　　同年11月28日，毛主席又一次致信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发去甘肃省委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报告一件，很有参考价值，值得你们及地、县同志们认真研究一遍至两遍。甘肃省委在作自我批评了，看起来批评得还算切实、认真。看起来甘肃同志开始已经有了真正改正错误的决心了。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其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在那个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写的，那一段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规定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条件，是马列主义的。但是在那一段的开头几句规定过程的时间是太快了。那一段开头说：“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现在更正了，改为从现在起，至少（同志们注意，说的是至少）七年时间 公社现行所有制不变，即使将来变的时候，也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又规定从现在起至少二十年内社会主义制度（各尽所能，按劳付酬）坚决不变，二十年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所以说“至少”二十年不变。至于人民公社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规定至少七年不变，也是这样。一九六七年以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也许再加七年，成为十四年后才能改变。总之，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公共积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不是死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而是依情况一步一步地改变农村面貌。甘肃省委这个报告，没有提到生活安排，也没有提到一、二、三类县、社、队的摸底和分析，这是缺点，这两个问题关系甚大，请大家注意。

　　（《毛泽东文集（第8卷）》：《永远不许一平二调》）

　　（笔者注：加写的一段，是指毛主席1958年8月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稿时加写的一段文字：“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这可以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烦。实际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

　　笔者认为：这些论述充分说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实践面前不是僵化的，而是能够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政策的。把北戴河会议说成“冒进”，把后来的困难说成“无法避免”，都忽略甚至歪曲了毛主席与党中央在正确领导下自我纠错的能力。正是因为有这种能力，国民经济才能在1962年以后迅速恢复和发展。

　　（二）从《紧急指示信》到“农业六十条”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紧急指示信》），明确提出纠正“共产风”、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小规模家庭副业等一系列政策。这份文件对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初期的偏差，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笔者注：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三日毛主席亲自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稿）

　　内容如下：

　　（指示信共12个问题：（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二）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三）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四）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五）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六）少扣多分，尽力做到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增加收入；（七）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八）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九）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十）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十一）认真实行劳逸结合；（十二）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毛主席批示：“恩来同志：作了一些修改，有几点是重要的。请你召集富春、震林、鲁言、正人、等人谈一下，最后酌定。用电报发出，越快越好。”指示信稿说“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从一九六一年算起，至少五年不变”，毛主席将“至少五年不变”改为“至少七年不变”，并在其后加写：“（在一九六七年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最后完成的一年以前，坚决不变）”指示信稿说“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必须在一定时期内稳定下来”，毛主席将“一定时期内”改为“一个长时期内”。，指示信稿说各生产小队之间在口粮标准、工资水平、劳动日的分值上有差别，“对于发展生产是有利的”，毛主席将“有利的”改为“极为有利的”。指示信稿说“社员户养猪也不可偏废”，毛主席将“不可偏废”改为“应该鼓励”。指示信稿说“在现阶段，人民公社分配的原则还是按劳分配”，毛主席在“在现阶段”之后，加上“在很长的时期内，至少在今后二十年内”。指示信稿说“一心一意地发展农业生产，首先是粮食生产，力争明年多打粮食，获得更大的丰收”，毛主席将“更大的丰收”改为“大丰收”。，并在其后加写：“并且力争以后几年，例如说，一连六七年（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七年）使粮食和农业作物得到大丰收，使粮食问题基本过关，至少初步过关。中央相信，这是有可能的，只要大家努力执行中央政策，端正工作作风，就可以做到。”在指示信稿末尾，毛主席又加写一段话：“这个文件，除宣读外，各级干部都要分期分批开办训练班，学习一次，二次，三次。今冬一次，明冬一次，后冬一次。”

　　（《毛泽东年谱（1893-1976）》1960年，六十七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随后，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中央又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进一步明确了人民公社的体制和政策。经过这些调整，农村形势迅速好转，农业生产逐步恢复。

　　这一条例针对社、队规模偏大，搞平均主义，公社对下级管得太多太死，民主制度和经营管理制度不健全等问题，作出比较系统的规定。根据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对“农业六十条”草案的意见反馈，中央于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对“农业六十条”草案进行修改，形成供讨论和试行用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进一步规定取消分配上的供给制部分，停办公共食堂。1962年9月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正式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这是中央调整农村生产关系、促进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文件。这个条例在保持人民公社总体框架的前提下，纠正公社化以来农村实际工作中的若干突出错误，解决了当时群众意见最大最紧迫的问题，在调动农民积极性、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系列辞典》：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 。

　　笔者认为：从1958年北戴河会议到1960年北戴河会议，再到《紧急指示信》和“农业六十条”，这个过程生动地体现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论规律。任何伟大的社会变革都不可能一帆风顺，重要的是勇于实践、敢于探索，同时保持清醒的头脑，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这正是毛主席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成熟的表现。

　　结论：工业化基础的奠定与长远影响

　　评价北戴河会议的历史地位，还要看它对中国长远发展的影响。

　　1958年到1960年的三年“大飞跃”，尽管存在不少问题，但也取得了重要成就：大庆油田的发现和开发，改变了中国石油工业的面貌；“两弹一星”事业正式起步，为后来的国防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三线建设的展开，改善了工业布局；一大批工业基地和水利工程。

　　特别是大庆油田的开发，正是在1959年发现的。1960年，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数万建设大军会战松辽平原，用了三年多时间，建成了年产500万吨原油的大油田。到1963年，全国原油产量达到648万吨，实现了基本自给。如果没有大庆，中国后来的工业发展将面临更大的能源瓶颈。

　　笔者认为：历史的发展是连续的，不能割断。我们今天享受的工业化成果，正是建立在前人艰苦奋斗的基础上。把1958-1962年这段历史简单说成“三年困难”，而忽略了这期间取得的成就，是不全面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和“二五”计划初期的快速发展，为后来中国经济的腾飞奠定了物质基础。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