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开始在我国肆掠的新冠疫情,尽管在中华大地得到有效的遏制,依然是此起彼伏、惊险不断。
因此,为持续有效地防控疫情爆发、将疫情的危害控制在最低端,全社会进入了“常态化防疫”状态。
当然,各项举措增加了不少麻烦、减少了很多收益和乐趣。因为事关自己的亲朋好友的生命安全、以及社会的稳定秩序,“常态化防疫”得到中华儿女的普遍认同和积极参与,并因此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其实,很久以前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国就有一种常态化“防疫”。只不过不是针对生物型病菌,而是针对思想型“病菌”。
简单来看,有这么几个要素:
防控对象:“私利至上”为核心的“人性之恶”思想观念。
防控目标:防止全社会滑向“小人喻于利”,推动全社会奔向“君子喻于义”。
防控策略:“斗私批修”,“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每周半天政治学习。
这个毛泽东式的常态化“防疫”,一度是中国特色的社会文化现象。从城镇到乡村,从军营到政府,从工厂到校园,普遍存在。
当然,时间久了,人们习以为常了,感觉不到什么价值了,渐渐走向形式主义。
而且,随着一个一个的否定,这种常态化“防疫”也中断了。
不过,中断一段时间后,失去了“紧箍咒”,加上政治经济策略的误导,全社会快速滑向“小人喻于利”,坑蒙拐骗、贪污腐败成了社会常态。
至此,面对“小人化”的社会环境,人们也开始反思了。客观现实告诉我们,多年前被抛弃被嘲笑的常态化“防疫”,不仅很有价值,而且很必要。
事实上,无论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管理思维,毛泽东式的常态化“防疫”都是正道。
东方文明来看,《国语·周语下》中有言,“从善如登,从恶如崩。”
意思是,人们向善的方向(大仁大义)前进,如登山一样艰难缓慢;向恶的方向(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前进,则如山石崩裂一样迅猛。
可见,要引领全社会向善,非常难、非常慢,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不能放松不能中断。
还有,《了凡四训》有言,“人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人为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离。”
意思是,行善之举,未必立刻有明显的价值,但已经使人远离了恶果;反之,恶劣之举,未必立刻惹祸,但已经使人远离了幸福。
也正是因为这样,人们容易麻痹,然后在“从恶”的道路上走起,离幸福越来越远。等到发现情况危急了,恐怕已经是“覆水难收”了。
这方面,西方管理思维也有很多相关的理论。
例如,“斜坡轮法则”告诉我们,不费劲向上就会很快滑到底部。
“温水煮青蛙效应”告诉我们,舒舒服服的享受,往往是致命的前奏。
“破窗理论”告诉我们,放松清理和保护,就是鼓励罪恶之行。
还有,前些年风行世界的管理名著《从优秀到卓越》,西方管理大师柯林斯在书中提出了一个“飞轮效应”,帮助大家理解企业如何从优秀(good)到卓越(great)。
他让读者想象一个直径约30米、厚3米、重约26吨的铁制的轮子。“这个飞轮就是你的公司”——一家带着各种积习、陈规而且业绩“尚可”的公司。你的任务就是让这个沉重的轮子运转起来。你尽力推,轮子稍稍动了一下,又推,再微微动一下。面对这个推一下,稍稍动一下甚至纹丝不动的轮子,你极容易绝望——你把这种绝望称为“面对现实”。但实现了“从优秀到卓越”的企业的领导人的特点是不轻言放弃,与此同时,他也决不幻想有什么神助出现。他继续一点点地、几乎见不到成效地推,一圈,两圈……旁观者觉得他在做无用功,但他渐渐感到轮子有了一点惯性和“冲力”。他继续推……一百圈,二百圈。突然在某个时候,别人、连同他自己也惊奇地发现,轮子的转速明显加大了。轮子自身的重量转化成一种自推力,终于疾速转起来了。
显然,这个西方著名管理大师的“飞轮效应”,没有秘诀、没有捷径,就是在正确道路上艰难且枯燥的坚持。
一个企业要实现“从优秀到卓越”,需要如此漫长的“常态化”推动,一个几亿、十几亿人的大国,要从几千年的“小人化”社会进化成“君子化”社会,常态化的“斗私批修”少得了吗?能因为一时看不到明显的效果就放弃吗?
显然,毛泽东的常态化“防疫”,从战略层面上看,不仅必须,而且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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