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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真实的历史!梁漱溟、老舍和傅雷对毛主席的认知片段

2022-11-22 09:43:02  来源: 昆仑策网   作者:郑州李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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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见证解放前、解放后、改开三时代的梁漱溟

  梁漱溟老先生都知道的,被誉为中国最后的大儒。“犯言直谏”,可是敢当面和毛泽东过两招的人。

  梁漱溟:

  我记得我第一次到延安,卢沟桥事件刚刚6个月,我为什么那么早去延安呢?就是因为日本人来了之后,全国有一种崩溃之象,北方就是卢沟桥七七事变,南方上海是“八一三”打起来。就是都不行了,上海退南京,南京退武汉,北京、天津都沦陷了,山东也沦陷了,全国人都是在逃难,你逃难,我逃难,大家各自逃难,崩溃,好像无主了。蒋的政府眼看没有什么能力,没有什么办法。我对他很失望,对南京政府很失望。

  梁漱溟:

  退到武汉的时候,我取得蒋的同意,我说我要到延安去看看。到延安去看的时候,我心里是很悲观的,不知道怎么好,大家都在逃难,南京政府毫无能力,怎么好啊?怎么办呢?我就想看看共产党是不是有办法,我就这样去。一去,看到他完全不悲观,我是悲观地去的,他(毛泽东)告诉我,没有问题,中国非有这样一天不可,非有这样一个大灾难不可,不过日本人他不要高兴太早。

  这个时候,他正在写《论持久战》, 把《论持久战》的话讲给我听,他说日本人是不自量,他想吞并中国,(笑)那是妄想、笑话。中国是大国,太大了,他太小了。

  梁漱溟:

  毛主席这个人呢,我跟他接触很多,他是雄才大略,那是很了不起。并且他没有什么凭借,他不是原来就有势力的一个人,他都是单身一个人。他的家乡韶山,我去过两次,他进修的地方,我都去看,他读书的地方,他家乡的人,我们都见到。他十五、六岁还在乡里种地,这么样一个光身一个人,居然创造一个新中国,实在是了不起,实在是了不起。

  毛泽东关于抗日持久战的谈话使梁漱溟佩服得“五体投地”。梁漱溟后来回忆说:

  “这篇文章(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那时还没有发表。他就是以这篇文章内容来说给我的。说中国一定胜利。我听他的谈话,把我心中的烦闷一扫而光。”

  访问延安,梁漱溟和毛泽东谈话共八次,其中两次是通宵达旦。当把话题转到阶级斗争问题上时,两人激烈争论起来,有一次从前一天傍晚一直争论到次日天已大亮之时。毛泽东意味深长地对梁漱溟说:

  “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可不必先做结论,姑且存留下回分解吧。”

  1951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一文,又写了《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等文章,送给毛泽东看。梁漱溟在文中毫无保留地说:

  “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现在我眼前。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曾经估计它一定要陷于乱斗混战而没有结果的,居然有了结果,而且结果显赫,分明不虚。”

  梁漱溟在事实面前,终于承认了毛泽东的观点是对的,而自己是错的。

  若干年后,毛泽东去世多年,和毛泽东过过两招的梁漱溟深情地说:

  “几十年过去了,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现在看,毛泽东是对的。特别是在对待我个人的问题上,毛泽东襟怀大度、心胸豁达,关心我这样的民主人士,其情、其理感人至深。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确实是中国各民主党派真诚的朋友。”

  二、见证了解放前和解放后的老舍

  解放前,老舍在英国教了几年书,默默无闻。可以说白干了几年,勉强糊口。为什么说白干几年呢?当年老舍先生,离开英国回国,存款只够买从英国到新加坡的船票,所以,老舍先生到了新加坡下船了。下船干嘛呢?教书赚钱买从新加坡到中国的船票。老舍在新加坡教了半年书,省吃俭用节衣缩食赚够了船票钱,就乘船回国了。所以?他妈的帝国主义邪恶啊,我们的老舍先生给你们教书育人教了几年买船票都要分段!

  众所周知,老舍是满人。解放前,老舍是不敢承认自己是满人的,辛亥革命后满人是受歧视的。解放后毛泽东接见老舍进行了一次谈话,这次谈话毛泽东专门肯定了清朝的有作为的几个帝王的历史贡献。老舍先生才抬起头来,不再避讳自己是满人。

  【1960年,毛泽东亲切会见著名作家老舍等文艺工作者】

  以下段落摘自老舍先生《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

  一九四九年年尾,由国外回来,我首先找到了一部《毛泽东选集》。头一篇我读的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读完了这篇伟大的文章,我不禁狂喜。在我以前所看过的文艺理论里,没有一篇这么明确地告诉过我:文艺是为谁服务的,和怎么去服务的。可是,狂喜之后,我发了愁。我怎么办呢?是继续搞文艺呢,还是放弃它呢?对着毛主席给我的这面镜子,我的文艺作家的面貌是十分模糊了。以前,我自以为是十足的一个作家;此刻,除了我能掌握文字,懂得一些文艺形式之外,我什么也没有!毛主席指示:文艺须为工农兵服务。我怎么办呢?从我开始学习文艺写作起,二十多年来,我的思想、生活、作品都始终是在小资产阶级里绕圈圈。我最远的“远见”是人民大众应当受教育,有享受文艺的能力与权利。享受什么样的文艺呢?很简单:我写,大家念。我写什么呢?随便!我写什么,大家念什么。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确是可以这样狂傲无知的。这种狂傲使我对于工农兵,恰如毛主席所说的,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我真发了愁。

  我怎么办呢?

  首先,我决定了态度:我要听毛主席的话,跟着毛主席走!听从毛主席的话是光荣的!假若我不求进步,还以老作家自居,连毛主席的话也不肯听,就是自暴自弃!我要在毛主席的指示里,找到自己的新文艺生命。

  慢慢地,我开始写剧本。《方珍珠》与《龙须沟》的背景都是北京;我是北京人,知道一些北京的事情。我热爱北京,看见北京人与北京城在解放后的进步与发展,我不能不狂喜,不能不歌颂。我一向以生在北京自傲,现在我更骄傲了,北京城是毛主席的,北京人与北京城都在毛主席的恩惠中得到翻身与进步,我怎能不写出我的与北京人的对毛主席的感谢呢!

  毛主席告诉了我应当写什么,怎么写,和为谁写,我还不感谢么,还不拼命追随么?是的,我知道,我离着一个毛泽东思想的作家还很远很远。但是,我一定要按着毛主席所指示的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决不停止。在思想上,生活上,我还有不少的毛病,我要一一的矫正,好减轻负担,向前走得快一些。解放前我写过的东西,只能当作语文练习;今后我所写的东西,我希望,能成为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的习作。只有这样,我才不会教“老作家”的包袱阻挡住我的进步,才能虚心地接受批评,才能得到文艺的新生命。

  我感谢毛主席!

  毛主席万岁!

  老舍,1952年。嗯,为什么特别标注该文的时间呢?这个时间说明,当年以老舍先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们,对毛泽东是彻底心悦诚服的。感谢毛主席,喊出毛主席万岁也是发自内心的。

  三、见证了解放前和解放后的傅雷

  解放前,傅雷家是大地主。多大呢?北京大学教授阿忆家解放前也是地主,傅雷家比阿忆家大那么一点点。傅雷说他爸爸去世后,家道不济,母亲为了把他养大,就卖地,卖到最后只剩下400多亩……

  1912年,傅雷父亲傅鹏飞因冤狱去世(看清楚,是1912年),傅雷由母亲抚养成人。老母亲望子成龙,对傅雷很是严厉。每天不是打就是骂,甚至按着头往墙上摩擦。傅雷母亲对傅雷灌输的一个思想就是报仇——家仇,所以迫切的想傅雷出人头地好报仇雪恨。打骂这些坏毛病,都在傅雷身上保留了。傅聪兄妹就经常挨打,也是时常被傅雷按着头往墙上摩擦。

  由于母亲的言传身教,导致傅雷孤傲、冷酷,谁都不服。傅雷是从不轻易夸人的。有一次杨绛翻译了一篇散文,傅雷看了看,说:不错。杨绛谦虚了一下应道:一般一般。结果傅雷在忍耐了一分钟后却认真地发话了:“杨绛,你知道吗?我的称赞是不容易的。”杨绛一脸懵:“我当时颇像顽童听到校长错误的称赞,既不敢笑,也不敢指出他的错误。可是我实在很感激他对一个刚试笔翻译的人如此认真看待。而且只有自己虚怀若谷,才会过高地估计别人。”

  但是,傅雷先生,对毛泽东却是心悦诚服的。服气到什么程度呢?用傅雷先生自己的话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傅雷家书》是傅雷夫妇在1954年到1966年间写给出国留学儿子的家信,我们来读读传说中的《傅雷家书》。很多人听说过,我估摸着都是跟风,并没有读过,所以我们读一读。

  以下摘自传说中的《傅雷家书》:

  亲爱的孩子,昨天寄了一信,附传达报告七页。兹又寄上传达报告四页。还有别的材料,回沪整理后再寄。在京(傅雷进京听毛泽东讲课)实在抽不出时间来,东奔西跑,即使有车,也很累。这两次的信都硬撑着写的。

  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停顿],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沪上文艺界半年来有些苦闷,地方领导抓得紧,仿佛一批评机关缺点,便会煽动群众;报纸上越来越强调“肯定”,老谈一套“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等等。(这话并不错,可是老挂在嘴上,就成了八股。)毛主席大概早已嗅到这股味儿,所以从一月十八至二十六日就在全国省市委书记大会上提到百家争鸣问题,二月底的最高国务会议更明确的提出,这次三月十二日对我们的讲话,更为具体,可见他的思考也在逐渐往深处发展。他再三说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对党也是一个新问题,需要与党外人士共同研究;党内党外合在一起谈,有好处;今后三五年内,每年要举行一次。他又嘱咐各省市委也要召集党外人士共同商量党内的事。他的胸襟宽大,思想自由,和我们旧知识分子没有分别,加上极灵活的运用辩证法,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

  毛主席的话和这次会议给我的启发很多,下次再和你谈。

  从马先生处知道你近来情绪不大好,你看了上面这些话,或许会好一些。千万别忘了我们处在大变动时代,我国如此,别国也如此。毛主席只有一个,别国没有,弯路不免多走一些,知识分子不免多一些苦闷,这是势所必然,不足为怪的。

  伟大的毛主席远远地发出万丈光芒,照着你的前路,你得不辜负他老人家的领导才好。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八日深夜于北京——傅雷

  四、结 语

  梁漱溟先生是个传奇般的存在,今天的文人们给梁先生提鞋都是不配的。毛泽东去世多年后,活着的见证了解放前、解放后、改开三个时代的梁漱溟老先生说出了真心话:

  “几十年过去了,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现在看,毛泽东是对的。特别是在对待我个人的问题上,毛泽东襟怀大度、心胸豁达,关心我这样的民主人士,其情、其理感人至深。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确实是中国各民主党派真诚的朋友。”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傅雷先生在给傅聪的信中也写过:毛泽东没有教训口气,胸襟宽大。时隔几十年过去,毛泽东已经仙去,梁漱溟老先生仍然说出:毛泽东襟怀大度、心胸豁达,其情、其理感人至深。

  老舍先生之死,是个悲剧。当年,忍了老舍先生多年婚外情的夫人胡絜青不再忍了,儿女们也说他解放前就对不住妈妈(解放前老舍隐瞒自己已婚背景,和赵清阁公开同居。胡絜青带着孩子从济南追到重庆,老舍不敢见。因为赵清阁离开重庆去上海,老舍先生又抛下妻子从重庆追到上海……),解放后还念念不忘(1961年,赵清阁57周岁生日时,老舍题赠一联:“清流笛韵微添醉,翠阁花香勤著书。”)。老舍先生思想转不过来弯,他把给周恩来的一封信交给胡絜青离家出走,胡絜青并没有阻拦他。老舍先生拿着一本《毛泽东诗词》在太平湖边读了一天,其实是不想投湖的,不然不会坐了一天半。但是最后想想实在是无颜见夫人子女,一狠心投进去了。

  当然,正如北京大学教授阿忆所说:老舍先生这点破事放在今天不算事。阿忆说的是实话,今天很多像阿忆这样的所谓教授是不要脸的了,当然不算事。但是,老舍先生生活在前30年,那时候的人基本上都有羞耻之心,所以,老舍先生之死,是个悲剧,你可以说是时代的悲剧。

  嗯,当年,新中国成立,为了请老舍先生回国参与祖国建设。周恩来亲自出面请人给老舍先生去信,包括曹禺等大腕,老舍先生都不给面子的,因为老舍先生是原本要和赵清阁女士飞奔的(1948年,老舍从美国给赵清阁写了一封信:“我在马尼拉买好房子,为了重逢,我们到那儿定居吧。”)。后来是赵清阁出面写了一封信,老舍先生飞一样回到了祖国。确实是真爱,如果老舍先生不自杀,或者毛泽东没有建立新中国,亦或者建立了新中国不想改造文人的思想进而使他们的才华为人民服务,老舍和赵清阁的爱情可以成为才子佳人之美谈,所以是时代的悲剧。所以,毛泽东?你说你何苦?咋会想出来为人民服务?咋会要改造文人的思想?所以,你背点当今中国文人的骂名,也不太冤枉。

  傅雷之死,也是个悲剧。傅雷夫人朱梅馥之死,更是个悲剧。

  傅雷很要面子,但他从来不给别人面子。傅雷的一生,不是在斗人,就是在去斗人的路上。解放前斗张大千、斗徐悲鸿、斗张爱玲、斗俞剑华等等。傅雷斗张爱玲因为他看不起张爱玲。结果后来张爱玲在胡兰成的扶持下得势,写了篇小说反击傅雷:“他那样的神经病的人,怎么能同他结婚呢?”傅雷看了差点自杀。

  傅雷有多要面子呢?傅雷在巴黎留学,搞了个女人,把青梅竹马的表妹朱梅馥休了准备向洋妞求婚,突然发现是个妓女,差点自杀。1936年,傅雷在洛阳又搞了妓女,此时朱梅馥怀孕3个月。后来,傅雷又搞了个女人成家榴,成家榴离开上海,傅雷爱得死去活来又差点自杀。逼得朱梅馥亲自给成家榴打电话请她回去共侍一夫,傅雷才活下去。所以,李爷我觉得不管傅雷在任何时期自杀,朱梅馥这个生死相依的女人都会选择和他一起离去。傅雷斗了一辈子人,别人一还嘴,说了些他的破事,他就受不了了,因为他实在太要面子了。当然,傅雷这个多情种子,这些破事放在今天,也正如北京大学教授阿忆所说:这都不算事。所以,傅雷之死,也是时代的悲剧。谁叫那个时代的人,尚有羞耻之心呢?不过,朱梅馥这么海枯石烂你变我不变的伟大的爱情,为什么要写的那么惨兮兮呢?

  哎,毛爷爷是真的想改造一下他们的旧思想,好好地为人民服务。毛爷爷你何苦呢?

  我们再以至今仍然活着的物理学界的“扫地僧”“牛魔王”杨振宁1971年在美国的演讲《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来重现那段伟大的历史。

  杨振宁:

  我发觉今天的中国是完全地改变了,和二十六年前我所认识的中国已完全不同。而这也就是我今天晚上想报道的事。在我还没有分别指出这些大变动之前,我想归纳一下我所见到的变化,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最值得中国人自豪的一点,就是:“精神”。

  (听众)问:

  你所提到的中国过去二十年来在物质上的进步,尤其是在社会主义下的精神面貌的进步,你认为在二十年的资本主义下,这种情形是否同样有可能发生呢?

  杨振宁:

  正如我告诉过你的,我并不是学社会科学的。我认为在中国所发生的事是一个奇迹。假如你曾问我,我对中国二十六年前的印象是怎么样,我就会联想到目前这种转变是不可能的。当然,这样想是错了。我并不能解答,是否会有另外一个制度能产生同样的奇迹。但我极表怀疑。

  嗯,这就是历史。梁漱溟、老舍、傅雷等等大腕,包括至今仍然活着的“牛魔王”杨振宁,都认为毛泽东能创立新中国并带领前30年人民群众战天斗地改天换地建设新中国,是不可思议的,是不敢想的,是一个奇迹。接触了毛泽东,他们是心悦诚服,大呼过瘾的,发自内心喊出毛主席万岁的。

  最后,我们稍微总结概括一下这些个历史片段:

  当年认为比毛泽东强的人多的是,后来他们都服了。现在自认为比毛泽东强的人又多的是,他们100个不服气,然并卵。将来认为自己比毛泽东强的人仍然会有很多,然并卵……但是真正比毛泽东强的人永远不会再有了……

  骄傲吧,中国人!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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