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心披素衣，寒雪咏红梅。
学骨经风雨，不为亦有为。
事实上，我们从有据可查的历史可知，如果说，1935年1月，是我党通过无数牺牲的经验选择伟人。那么，1949年10月，是中国百姓通过无数被剥削压迫的经验选择那位老人家。这过程，并无任何人为诱导或者控制。纯然是历史选择的结果。这就是唯物史观。而如今，又在中外现实的普遍教育下，新的一代开始觉醒，越发认为毛主席的伟大。
今天，我们最后一篇讨论伟人的长征。
我们注意到，在长征过程中，与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与陈昌浩怀有自己的私自野心不同，红二、六方面军的贺龙与任弼时，始终与中央红军保持高度的一致。他们的路线，始终以共产党作为集体，实现全党的革命胜利为目标。
相比较而言，作为除了中央红军，也即红一方面军，及红四方面军以外的第三支主力，红二与红六军团对于我党摆脱蒋集团围剿，建立共产主义事业，起到更加积极的作用。
在遵义会议以前，在党的领导尚未回到正确方向前，贺龙与任弼时也能坚定结合实际战况，敌我形势进行判断该不该执行“上头”的命令。与此同时，保持我党“发动群众、团结群众、组织群众”干革命的优良传统，毫无私心干革命事业。也即是，既不盲目执行错误军事指令，又不偏离党的革命路线。这有了后来他们选择支持毛主席的坚定基础。
同时在战场上，贺龙在带领军队突围蒋集团的围剿过程中，采取了“兜圈”的打法，这跟伟人的打法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在神上是相似的。
不过这里值得强调的是，在我党我军中，会打仗的人自然不少。尤其是贺龙甚有伟人用计的神韵，以其“神来之笔”，调兵遣将，以“兜圈”的方式，调散蒋集团的围剿兵力，与其错开突围。可毛主席之所以是伟人，除用计打仗，更是总舵手，掌握全局，排兵布阵，指向着那样的大方向大路线：该往哪里去，达到什么理想与目标，实行哪些路线，各部该如何做，诸如此类。
最终贺龙和任弼时以他们的英勇善战，以一万多的兵力，历时九个多月，成功突破蒋集团的围剿渡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汇合，共同北上与伟人领导的中央红军会师。
我们回到那时，1934年10月，我党由于王明的错误路线，被迫转入大撤退，开始踏上前路未知、后有追兵的长征之路。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与红二、红六军团分在各处，抵挡与突围蒋集团的追剿。
由于红二、红六军团是下属部队，直接受到中央军委领导。虽然“集体单位”一直不变，但在这过程，“集体单位”的领导核心却发生了变化。由王明博古李德一派，变成毛主席周总理和朱老总等的新班子，后又一度出现过张国焘的“伪中央”。红二、红六军团接收到“上头”的指令也随着变化。当是毛主席领导时，给出的指示是实事求是，合理正确的，但当是其他人领导时给出的“指示”就脱离实际，错谬危险。
我们看，遵义会议以后，在1935年2月11日，初步取得军事指挥权的伟人给红二、红六军团的一个电报指示。这个指示几乎成为红二六军团后来在一个“绝境”中惊险逢生的“锦囊”。电报上说：
“你们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键部的疲惫，于敌人离开堡垒前进时，集结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之，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
“你们主要活动地区是湘西及鄂西，次是川黔一部。当必要时主力红军可以突破敌人的围攻线，向川黔广大地区活动，甚至渡过乌江。但须在斗争确实不利时，方才采取此种步骤。”
也就是说，一是，将阵地战变为运动战。二是，集中主力选择敌人弱点分击之。三是，当形势危急，原地难以保存力量时，再北渡乌江向北发展。
但是当时贺龙和任弼时并不了解中央领导核心班子的变化，也未能领会这一指示的正确性。所以他们还采取了正面迎堵敌人的“硬刚”策略，受挫严重，由后来的1.6万人，只剩下9千余人。根据地处境非常困难，便电至中央眼下的应对路线。
4月5日，伟人回电：“目前，你们那里胜利还是存在着的，仍应尽力在原有地区争取胜利。至于现在提出以后可能转移地区的前途问题，我们认为是适当的。如果渡江对于你们不成一个困难问题时，我们可同意你们渡江的意图，但这只是你们认为在原地区不利于作战，且红军主力非转移地区不足以保持有生力量时，才可实行。”
从这样的指示可以看出，伟人是既给出方向和原则，又让他们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不拘泥“一定”的指令，让应对策略符合战场需求，既是指挥者又是“教员”在教他们如何做。
果然，经过一系列的策略调整，且利用蒋集团不同利益体的分歧，红二红六军团获得了胜利，并留在长江以南的现有地区，进一步打击湘鄂两地之敌。这引起蒋介石的恐慌，加大围剿的力度。
而这时，随着形势的变化，他们取得联系的“党中央”已经变为张国焘的“伪中央”。在“上头”也难给出准确决策时，红二红六军团再次回到伟人早在2月11日给出的指示：当必要时主力红军可以突破敌人的围攻线，向川黔广大地区活动，甚至渡过乌江。他们又按照此策略果然又从蒋集团的火力包围中成功突围而出。
后来，在这期间，红二、六军团接到朱张的电报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此，贺龙与任弼时在了解情况以后，与朱德一同，对张国焘采取以团结为主，又适当分化其兵力，及巧施压力的灵活策略，终于彻底动员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北上来到陕甘宁，与中央红军实现三军会师。
由此，红二、六军团在跌跌撞撞中，回到了中央红军大集体，正面接受毛主席的领导。就这样，红军兵分三路，先后历时两年，二万里长征由此落下帷幕。
最后，我们以伟人后来满怀深情地对此段充满了艰难险阻又跌宕奇迹的长征，所做的诗意般总结与评价结尾：
“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
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
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么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
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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