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没有发文章，很多同志在后台私信问我怎么回事，是不是遇到了什么状况?其实没有。只是因为前天，我偶然刷到了一段关于江姐(江竹筠)的视频。看着屏幕里那张虽然模糊却透着无与伦比的坚定的面容，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于是，我做了一个稍显冲动的决定——推掉手头的一切事务，立刻打车，直接跑到了四川自贡，去江姐的故里看一看。
顺带的，旁边恰好有著名的自贡灯会，我也去转了一下。当漫天的璀璨花灯与不远处静谧的烈士故居交织在一起时，那种强烈的历史错位感和魔幻现实主义的张力，让我在这片土地上徘徊了整整两天。
这两天里，我看了很多，想了很多，胸中有千言万语在翻滚。今天，我想和大家深度地聊一聊这次旅程的所见、所思、所感。我们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和方法，去重新审视那段浸透了鲜血的历史，去解剖人性的崇高与卑劣，并用这份沉甸甸的历史遗产，来丈量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
一、故居如韶山：泥土中蕴藏的惊雷与地火
江姐故里整体的保护和修缮做得还是很不错的，当地显然是用了心的。整个景区不仅有着庄严肃穆的纪念馆，还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当年的生活气息，能给参观者留下许多深刻的记忆点。纪念馆里的材料极其丰富，颇有可观之处，许多珍贵的历史手稿、档案和实物，犹如一把把钥匙，打开了通往那个血雨腥风年代的大门。
当我真正站在江姐的老家门前，我的脑海里猛然跳出了一个极其强烈的既视感——怎么看都感觉像韶山冲。
是的，太像了。同样的背靠青山，同样的面朝田野，同样的青瓦白墙，同样的在宁静中透着一种中国乡村独有的坚韧。站在院子里，你甚至能闻到泥土翻耕后的腥气，能感受到从竹林里吹来的带着水汽的风。
这就是中国革命最真实的底色。我们的革命，不是在巴黎的咖啡馆里策划出来的，也不是在莫斯科的冬宫广场上爆发的，而是在这样一个个看似平凡、甚至有些闭塞的中国农家院落里，由那些吃着红薯、喝着井水的中国儿女们，用血肉之躯一步步丈量出来的。
非常有意思的是，江姐家门口，至今还保留着一大片菜地，里面种满了生机勃勃的红薯苗和绿油油的空心菜。我去的时候，正好有几个小朋友在菜地周围的田埂上追追打打，笑声清脆，玩得不亦乐乎。
看着他们在红薯苗间奔跑的身影，我突然感到一种直击灵魂的震撼。
什么是革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但革命的终极目的又是什么?其实极其朴素——就是为了让后来的人，让这些在菜地旁追逐打闹的孩子们，能够不用再面对敌人的皮鞭和老虎凳，能够不用再在饥饿和寒冷中瑟瑟发抖，能够在阳光下、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自由自在地奔跑。
几十年前，那个名叫江竹筠的少女，也曾在这片土地上奔跑过。她最终选择了走向黑暗的渣滓洞，走向十指连心的竹签，走向渣滓洞外那冰冷的枪口，正是为了换取今天这片红薯地旁的欢声笑语。
二、优渥与背叛：阶级视角的重新审视与“阶级背叛”的崇高
在很多人的刻板印象中，或者在过去一些简单化的文艺作品塑造里，往往认为所有投身革命的烈士，都是因为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活不下去了，才“逼上梁山”。
但这次在纪念馆里仔细看了史料，我发现一个被许多人忽略的事实：江姐的家庭其实并不算差，甚至在那个年代，她的成长轨迹带有一丝“精英”色彩。
诚然，江姐出生在农村，但她的命运轨迹并非一直被锁死在底层的泥沼中。她的三舅非常厉害。在父亲去世(或家庭变故)之后，江姐跟着母亲到了重庆。在三舅的庇护和运作下，她们的生活不仅有了着落，甚至可以说相当宽裕——有钱到自己开了一家医学院!
这就非常了不得了。在那个战火纷飞、民不聊生的民国时代，绝大多数老百姓连字都不识，连西药长什么样都没见过，能开得起医学院的家庭，绝对是妥妥的资产阶级或至少是高级小资产阶级。
舅舅厉害，外甥女自然也跟着受惠。江姐当年就读的是什么学校?中国公学附属中学。
同志们，那可不是现在的什么普通中学，那是当时中国最顶尖、最进步、也最难进的学府之一，可以说是精英的摇篮。在那个年代，能穿上这样学校的校服，走在校园里，那份体面和骄傲，如果放在当时的广州，绝对得是妥妥的“西关小姐”做派了;如果放在上海，那就是十里洋场的名门闺秀。
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来提出一个极其深刻的问题：一个生活优渥、前途光明、本可以安安稳稳做个阔太太或女知识分子的“西关小姐”，为什么会选择一条九死一生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
这正是马列毛主义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阶级背叛”。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就指出，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会有一小部分人分化出来，加入革命的阶级。列宁也强调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往往需要由具备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从外部灌输。
江姐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阶级背叛者”。
她不是为了自己有口饭吃而革命的。如果只是为了吃饭，她大可以顺从那个腐朽的民国体制，凭借舅舅的关系和自己的学历，在国民党政府里谋个一官半职，或者嫁个达官贵人，在重庆的别墅里喝着咖啡，听着留声机，看着窗外的穷人饿死而无动于衷。
但她没有。她看到了那个社会的吃人本质。她看到了蒋介石反动集团代表的买办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是如何贪婪地吮吸着四万万劳苦大众的鲜血。她熟读了马列著作，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武器，她的世界观发生了彻底的重塑。
她背叛了自己的出身阶级，将自己的命运与最广大的无产阶级、与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与那些在工厂里做牛做马的工人紧紧地绑在了一起。
这种基于深刻理论觉悟和悲悯情怀的选择，比单纯因为饥饿而反抗，更加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悲剧美和崇高感。她是用自己本可以享受的荣华富贵，去祭奠了一个崭新中国的诞生。
三、青春的底色：热血、纯洁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觉醒
看着展厅里江姐年轻时的照片，我不禁感慨：少年总是热血沸腾，想法单纯的，江姐也不例外。
那时的她，剪着齐耳的短发，眼神清澈，笑容明媚。她也会和同学们一起讨论文学，也会有少女的憧憬。那种单纯，不是不知世事险恶的幼稚，而是一种对真善美最极致的追求。
在当时的中国，有着无数这样热血沸腾的青年。但为什么只有一部分人走到了最后，成为了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因为光有热血和单纯是不够的。
资产阶级的改良派也有热血，无政府主义者也有热血，甚至那些最初抱着救国热忱却最终堕落为军阀政客的人，年轻时也曾单纯过。
江姐的伟大在于，她将这种青春的热血，熔铸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之中。
毛主席曾教导我们，要把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江姐等一大批红岩烈士，正是通过残酷的地下斗争，认清了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他们明白，要推翻三座大山，靠几个人搞暗杀是不行的，靠写几篇文章发发牢骚也是不行的。必须有铁一般的纪律，必须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必须武装夺取政权，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当单纯的青春遇上冷酷的革命机器，江姐展现出了极其惊人的韧性。在丈夫彭咏梧牺牲后，她强忍悲痛，毅然接替丈夫的工作。面对敌人的逮捕，面对渣滓洞里惨绝人寰的酷刑——竹签子一根一根钉进十指，电流穿透身体，她没有掉一滴眼泪，没有吐露半个字。
“毒刑拷打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这句话，不是口号，而是一个掌握了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马克思主义者，面对没落阶级垂死挣扎时，发出的最轻蔑的嘲笑。她深知反动派的灭亡是历史的必然，她深知自己个人的肉体虽然会被消灭，但她所代表的阶级和事业，必将如一轮红日，喷薄而出。
这种将个人的青春与人类解放的宏大叙事完美结合的生命形态，是当代许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永远无法理解的。
四、叛徒的标本：工整的字迹与荒诞的“特务”称呼
在纪念馆里，最让我感到刺眼、甚至有些生理性反胃的，是一份叛徒的汇报材料。
我看得很仔细。那份材料写得极其整洁，字迹工整，条理清晰。
那一瞬间，我感到一种深深的寒意。这就是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不，在阶级斗争的语境里，这是赤裸裸的“精明的卑劣”。
一个背叛了信仰、将同志送上断头台的人，在写出那些滴着鲜血的名字和地址时，手竟然没有一丝发抖，字竟然可以写得如此工整!这说明什么?说明在这个叛徒的内心里，出卖同志已经不再产生任何道德上的负罪感，他已经彻底完成了心理上的阶级投降，把出卖当成了一份向新主子邀功请赏的“工作报表”，是在认认真真地完成KPI。
这种工整，是对革命烈士鲜血最恶毒的亵渎。
更有意思的是，我看材料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极具黑色幽默的细节：在这个叛徒已经彻底叛变、倒向国民党军统之后，他在汇报材料里，字里行间居然还习惯性地“特务”、“特务”地称呼国民党的特务们。
这太好笑了。都叛变了，都成了敌人的座上宾和走狗了，咋还“特务”、“特务”地叫呢?身份转换得不够丝滑啊!
在这个荒诞的细节背后，我们可以用唯物辩证法做非常深刻的剖析。
第一，这暴露了叛徒在思想理论上的极度贫乏与投机性。
他们当年加入革命队伍，很可能只是随大流，或者被某种浪漫主义情绪裹挟，并没有真正建立起牢固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他们对党的话语体系只是一种机械的模仿。当他们叛变时，肉体虽然投降了，但语言习惯还没有立刻扭转过来。这说明他们既不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也不是坚定的三民主义信徒，他们只是没有灵魂的趋利避害的躯壳。
第二，这也折射出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特务统治的恐怖与深入人心。
“特务”这个词，在当时的语境下，就是残暴、阴暗、丧尽天良的代名词。叛徒在潜意识里依然对这股力量感到恐惧和鄙夷，哪怕他自己已经成为了其中的一员，也无法掩饰内心的这种认知。
这些叛徒，当年在党内也是宣过誓的，也是读过书的。为什么一进渣滓洞，面对老虎凳，甚至只是面对金钱官禄的诱惑，就瞬间软骨头了?
毛主席在《矛盾论》中讲得好，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酷刑是外因，真正的内因是他们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立场的劣根性。当个人的生死存亡、利益得失与集体的、阶级的事业发生冲突时，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保全私利。
今天，我们还有没有这样的“叛徒”?
没有了国民党的渣滓洞，没有了军统的皮鞭，但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权力寻租的诱惑、消费主义的洗脑，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老虎凳”?那些曾经发誓要为人民服务，最后却沦为资本买办、贪污腐化、出卖国家利益的人，和当年写下这份工整汇报材料的叛徒，在阶级本质上又有什么区别?!
五、凝视当下：这绝非盛世，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
从纪念馆出来，我又一次站在了那片红薯地前。不远处的自贡灯会灯火辉煌，游人如织，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
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喜欢发一句感慨：“江姐，这盛世如你所愿。”
但我必须坦诚地说，作为一名信仰马列毛主义的同志，我无法说出“盛世”这两个字。
不能说现在是盛世，只能说，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甚至在某些方面，我们对不起那些长眠在歌乐山下的烈士。
是的，我们解决了绝对贫困，老百姓不用再吃糠咽菜，高楼大厦拔地而起，高铁飞驰在祖国大地上。从物质生产力的角度来看，我们确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果江姐看到今天中国不再被帝国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所蹂躏，她一定会感到欣慰。
但是，同志们，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看问题不能只看表象，要看生产关系，要看社会财富的分配，要看阶级力量的对比。
这真的是一个“盛世”吗？
当我们看到在光鲜亮丽的写字楼里，无数青年被迫接受“996”、“007”的剥削，甚至因过劳而倒在工位上时;
当我们看到外卖骑手被算法困在系统里，为了不超时而冒着生命危险闯红灯，却依然面临被克扣工资的窘境时;
当我们看到巨头资本垄断了社区团购，连底层菜贩子的最后一丁点生存空间都要去抢夺时;
当我们看到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少数人穷奢极欲，而大量劳动者却要为了一套房子背负三十年的债务，被彻底异化为房贷的奴隶时……
我们怎么敢厚颜无耻地说，这就是革命烈士们抛头颅洒热血想要换来的“盛世”?
江姐当年背叛了自己的富裕阶级，是为了让最底层的劳苦大众当家作主，不是为了让新一代的资本家、买办和官僚特权阶层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毛主席晚年为什么那么焦虑?为什么他反复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为什么他力排众议提出要警惕“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因为他老人家早就看透了历史的周期率。他知道，打倒了蒋介石，不代表剥削和压迫就永远消失了。资本的逻辑是无孔不入的，如果我们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武器，放弃了继续革命的警惕，那些被打倒的地主资本家的幽灵，就会以新的形式复活。
今天，有些人把革命历史单纯地变成了“旅游资源”，却绝口不提他们当年是为了反对什么阶级而死。这是对历史的阉割。
他们在宣传中，只强调江姐的“爱国”、“坚强”，却刻意淡化她作为共产主义战士、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成员的反抗剥削、反抗阶级压迫的底色。如果只是爱国，国民党里也有爱国者;江姐之所以是江姐，是因为她信仰的是消灭私有制、实现全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
所以，站在江姐故里，我感到的是一种沉甸甸的压力。我们做得不够好。我们不仅在经济基础上还没有彻底消除剥削的根源，我们在上层建筑、在意识形态阵地上，也常常处于防守甚至退让的状态。消费主义在腐蚀青年的灵魂，娱乐至死在消解崇高的意义。
我们还有什么脸面去沉醉在虚幻的“盛世”赞歌里?
尾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这次自贡之行，对我而言，不是一次轻松的旅游，而是一次精神的洗礼和信仰的淬火。
看着夜空中那些绚烂的自贡花灯，我知道，这光明来之不易。但花灯再亮，也照不透所有资本的阴暗角落;纪念馆修得再好，也无法代替现实中正在进行的阶级博弈。
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这是中国近代史的主旋律，也是毛主席那一代共产党人完成的伟大历史使命。但历史的接力棒，现在传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这句话，无论是孙中山先生说，还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在今天都依然有着振聋发聩的现实意义。
我们不能躺在烈士的功劳簿上睡大觉，更不能用“已经比过去好多了”来麻痹自己对现实矛盾的痛感。面对异化的劳动、资本的无序扩张、帝国主义的重新围堵，我们必须重新拾起马列毛主义的思想武器，像江姐那样，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对最广大劳动人民的赤子之心，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真正的纪念，不是献上一束花，不是流下几滴眼泪，而是接续他们的未竟之业，去消灭一切剥削和压迫，去争取那个真正的、赤旗插满寰宇的共产主义明天。
只有到了那一天，当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彻底挣脱了锁链，当我们不再需要用“996”来换取生存，当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红薯地旁无忧无虑地奔跑，而不必担心未来的阶层固化和资本压榨时，我们才能堂堂正正地走到江姐的雕像前，自豪地说：
“同志，您所期盼的那个世界，我们终于建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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