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向清 杨雪：毛泽东对大一统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摘要】毛泽东对大一统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体现在政治、经济、民族和文化四个方面。政治大一统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为政治制度，以社会革命为方式，运用民主集中制实现对政治中央集权的重塑。经济大一统在国家经济、地主经济、自耕农经济三者对立统一的基础上，正确把握农业与工业的地位与发展次序，从而促进传统农业国家向现代国家的整体转型。民族大一统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根本制度，以国家统一为根本前提，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大一统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指导的基础上，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活力，更好地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大一统思想是一种政治理想，亦是一种政治实践。“大一统”的原意是以周天子为核心完成政治统一，后经儒家阐发意为追求天下一统的王朝秩序。“大一统”并非纯粹指疆域的统一，其中还包括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和经济繁荣，也就是杨向奎描述的“一种自民族、国家实体升华了的境界”。从文献资料记载来看，《春秋公羊传》首次提出“大一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是公羊派理想中周文王统治下的一统，其意在尊王，但实际上西周式的一统已不复存在。董仲舒对“大一统”的理解基于君主政治的高度集权以及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支配之上，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认为唯有王受天命，才能达到“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董仲舒的观点阐明了“大一统”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结合，突出大一统思想的实践意义。何休解诂《春秋公羊传》时指出：“统者，始也，总系之辞。”他将君王的地位置于宇宙秩序和政治秩序的中心，山川、草木、昆虫皆系于“王纲”之政令，认为帝王既统领广袤的疆域，也统治着人间社会，通过规定时间的起始及其运行的准则构建起一整套政教秩序，而“大一统”思想是对王者地位的尊崇以及对疆域的占有和对“私言”的控制。总的来说，“大一统”思想是包含政治、经济、民族和文化等要素的实体。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政治家，毛泽东认为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全面记录中华民族追求大一统的历史，并将是否维护国家统一、是否对国家统一作过贡献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重要标准。毛泽东对大一统思想的重塑体现在对大一统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两个方面。

　　一、毛泽东对大一统思想的创造性转化

　　创造性转化是按照时代要求和特点，对至今仍有借鉴价值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重在“赋能”，聚焦“转化”，同时也是主体焕发中华优秀传统现时价值的能力彰显。毛泽东终其一生都在为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殚精竭虑，这种爱国情怀是其投入革命的不竭动力，也是其终生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源泉。

　　（一）将以“尊王”为核心的政治体制向人民民主的转化

　　无论是从君王与政治秩序间的关系，还是从君王与宇宙之间的关系来解释大一统思想，其核心皆为“尊王”。中国古代君王为证明其地位的合法性都自称“受命于天”，并“得之于天”。因此，每个王朝都会通过构建“正”与“不正”的正统论来表明其政权承继的合法性，君王则以“圣王”自居。“正统”是帝王专享的概念，历代帝王无论出身贵族还是平民，在登基时必然要“正名”自身权力获得了天意的支持，同时还要经受世人对其执政得失的评价，以此来检验其是否具备世俗的合法性。中国传统政治生活始终遵循政治等级原则，君主处于政治等级的顶端，并且君权不与臣共，形成对政权、法制的“独占”。在以“尊王”为核心的政治体制中，王权合法性基于人民对王权的信仰，即他们相信王权是天道和人性的体现，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准则与要求。王权合法性的本质是为了维护封建王朝的集权统治，为以“尊王”为核心的政治制度合道义性和正当性提供理论支撑。

　　毛泽东认为政治权力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标准不在于天道，而在于人民，将是否满足人民的意愿、利益作为评价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基础。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构建了符合中国国情和革命传统的政权形式，即人民民主专政。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中国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和文化革命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这个新国家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对人民实行民主和对敌人实行专政的人民民主专政，而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毛泽东指出，“这个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人民通过直接参与政治活动来管理国家事务。与人民民主专政相关联的还有政体。政体是一定的社会阶级将采取何种形式去组织反对敌人和保护自己的权力机关。新中国的政体就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只有全面贯彻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才能真正体现人民的意志。不同于传统大一统国家中央集权的垂直性命令，毛泽东阐明绝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他主张有领导的自由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指出强制方法解决不了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是非辨别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在人民内部，民主是相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民主与集中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体两面：一方面，民主集中制以民主为根本原则，代表着人民和基层组织积极且有序地参与政治生活，建言献策，广泛协商，从而激活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和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民主集中制中的集中表明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具有最终的决策权和行政权。民主集中制通过领导和组织两个层面来重塑政治中央集权，确立了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运行机制。区别于专制王朝“朕即国家”的“尊王”思想，毛泽东认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决定了人民是国家真正的主人，而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民主集中制保障了人民的权力和权益。人民选举产生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赋予人民监督职责，人民通过监督责任展现人民意志。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是国家的权力机关。或者说，人民政府行使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人民选举，直接或间接形成权力委托。为防范在权力行使过程中权力行使者与权力所有者的分离以及偏袒和保护部分人的可能性，1954年9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便暗含了人民监督和评价之义。

　　（二）将传统以农立国的基本国策向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转化

　　农业是封建王朝的经济基础，以农立国是王朝的基本国策。中国特殊的历史道路基于其独特的经济关系，这种独特的经济关系以统一国家的建立、井田制的崩溃以及自耕农经济的爆发式增长而产生。地主经济是封建制度下的典型生产方式，其以特权为根据，以“食租税”为特点，通过对土地的兼并与扩张，不断蚕食生产者的主体性和积极性。地主经济能在封建王朝的更迭中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其根本原因在于地主经济与传统大一统国家统治者之间的共生关系。在大一统国家中，与地主经济相伴而生的小农经济也占据着重要位置。“大一统”国家的经济构成呈现出国家经济、地主经济和自耕农经济三者的对立统一。基于此，毛泽东强调只有将土地从剥削者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才能将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解放出来。

　　毛泽东立足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从整体上把握中国经济的本质、经济的运行逻辑和经济运行的阶段性，明确“摆脱传统经济生产方式统治而展现出现代性意蕴的终极目标指向是使人民享有经济幸福”。这种“经济幸福”不但面向“中国大多数穷苦人民”，而且促使穷苦人民集中力量反抗封建宗法制下一切反动势力的根本源泉——地主阶级。

　　毛泽东明确指出要以农业为基础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他认为，只有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来分析中国具体的社会结构，才能完整地把握中国经济运行的逻辑。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应根据社会的整体发展和经济运行的逻辑制定不同的方针、政策。不可否认的是，毛泽东在建构现代大一统国家的过程中始终遵循“以农业为基础”的基本原则。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便认识到农业是经济的中心。在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中，毛泽东明确提出政府既要发展农业生产，也要重视工业发展。他指出，农民种植的作物中一半是人民的粮食，一半是工业原料。在领导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农业、工业、商业三大经济部门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发展次序。这一时期，毛泽东的经济思想是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商品经济发展不充分和激烈的战争环境中逐渐深化的。他认识到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对工业生产的重要作用，指出农业也是工业发展的物质基础，走工业化道路，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问题。农业是实现工业化的基础，为工业发展提供原料、资金和劳动力。农村经济的发展，为工业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毛泽东在处理农业和工业这两个物质生产部门的关系时始终坚持将工业发展和农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为了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必须发展农业，并逐步完成农业的现代化。毛泽东以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实践经验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更进一步阐明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强调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但是绝不能忽视农业和轻工业。而且，要根据国民经济发展不同阶段适时调整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投资比例，只有这样才能使重工业的基础稳固，从而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确立了“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的国民经济发展方针，将发展农业放在国民经济的首要地位，并将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道路上，以实现工业与农业的并行发展。

　　（三）将传统华夷之辨向民族区域自治转化

　　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管仲率先喊出“尊王攘夷”的口号，主张联合华夏诸侯抵御周边蛮夷入侵，以维护周王室权威与文化正统。这种观点强调华夏文明与夷狄即周边少数民族文明的区别，由此开启了华夷之辨。孔子推进了华夷之辨，以文化礼仪先进与落后为标准，提出了“内诸夏而外夷狄”的观点。华夷之辨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其一，华夷有别。华夏民族的文化礼仪、政治制度等领先周边的少数民族。其二，以华化夷。正因为华夏先进，夷狄落后，所以中原王朝都主张以华夏文明同化周边的少数民族，而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也愿意接受华夏文明，华夏族群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其三，华夷一家。清代的乾隆皇帝提出了华夷一家的观点，论证了满族统治的合理性。华夷一家的提出，实为中华民族概念形成的先声。总的来说，儒家的“华夷之辨”实质是以“仁”和“礼”为中心的“文野之辨”，而判别政权的标准是文化不是地域或民族。

　　毛泽东以实现少数民族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致力于调动少数民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毛泽东看来，正确处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既有利于促进各民族内部的团结合作，又能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和平共处。他曾多次使用“大家庭”一词来形容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将传统的“协和万邦”“和合思想”贯穿其民族思想中。对于传统华夷之辨中“以华化夷”思想呈现出的大汉族主义和地方主义，毛泽东予以强烈的反对。他曾在《解放苗瑶决议案》中表示，苗族、瑶族同汉族在政治经济上一律平等。毛泽东教育党员和各级干部要尊重各民族的风俗文化、生活习惯以及宗教信仰，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压迫和剥削。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要主动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各民族不团结。因此，汉族与少数民族团结、各少数民族团结是实现国家统一、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以及社会发展的根本保障。也正是基于近代中国各民族不够团结的事实，毛泽东认识到只有加强各民族团结，才能战胜帝国主义的侵略。他指出，“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实现国家统一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是各民族共同的责任与愿望。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共产党人应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地区人民发展经济和文化。在帮助其发展的过程中，应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妥善处理少数民族地区因文化落后体现出的差异性。针对这些差异性和特殊性，毛泽东在制定宪法草案时指出，少数民族问题的共同性就适用共同的条文，特殊性就适用特殊的条文。中国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以及各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差异使得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必须兼顾各少数民族的现实情况。实现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发展，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是毛泽东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归宿，也是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四）将传统儒家学说为王朝正统向建立中华民族新文化转化

　　统一政权强调文化和思想上的统一，长期的封建统治和儒家思想的灌输使得大一统思想和正统观念深入人心，无论是在统一时期还是分裂时期，统治者都以正统自居，以恢复华夏一统为号召。而作为封建王朝的指导思想，儒家思想中的大一统社会是一种礼乐文明的社会，是理想中的“王者无外”。因此，中国能保持历史的延续和文化的一致性以及疆域的稳定，大一统思想的根深蒂固是一个重要原因。

　　五四运动为中华民族建立新文化指引了正确的方向，毛泽东认为新文化的建立只能由无产阶级去领导，并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

　　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他深刻且系统地论述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指出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文化应具有革命性。他用文化教育工作提高群众的政治和文化水平，以此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种文化教育政策的根本目的是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革命文化是人民群众最有力的武器，是革命总战线中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这就是毛泽东概述的“文化统一战线”，将文化与革命结合在一起，采取适宜的内容和形式逐步推至全国，这一切的目的是建设一个中华民族新社会和新国家。新民主主义时期，文化的科学性在于它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理论与实践的一致。同时，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文化是面向大众的，因而也是民主的，它以工农劳苦民众为服务对象，成为代表工农群众的文化。在遵循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原则下，毛泽东进一步阐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文化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明确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建设的立场、态度和对象。坚持为人民服务表明文化建设必须充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通过教育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素养，进而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贡献文化力量。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表明社会主义建设要以党和国家为中心服务。毛泽东指出：“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为此，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方针，即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不同于封建皇权专政下统治者利用行政手段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而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这种做法阻碍艺术和科学的发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可以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能力，使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更丰富、更充实。

　　二、毛泽东对大一统思想的创新性发展

　　创新性发展是按照时代的新进步和新发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旨在“开新”，既要联系创造性转化，更要着眼于创新与发展。作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典范的毛泽东，他在结合的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化。

　　（一）以群众路线贯彻于人民民主专政实现对“尊王”体制的创新性发展

　　封建王朝以“尊王”为核心的政治体制虽含有民主成分，但实质是对人的绝对统治。相反，现代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是建立在人民主权之上，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所有者。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在于国家的权力来源于人民，人民可以切实掌握国家权力，进而实现对自我的管理。人民民主专政克服了现代民主建设中理论与实践相分离的难题，使国家权力具备了合法性与道义性。

　　群众路线是构建人民民主的主要途径。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明确指出国家政权植根于人民群众，应将群众路线运用于国家政权建设。他指出，“我们的权力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也是“广大劳动群众给的”。只有将为了群众、依靠群众放在国家建设的核心位置，才能从价值主体层面真正落实人民的主人公地位。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的民主不仅包含政治解放，还包含劳动阶级的解放，在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劳动群众通过群众路线实现阶级解放。林尚立对此作出分析，他认为社会主义民主不仅包含政治解放，也包含阶级解放和社会解放，要在经济落后的国家进行民主实践，阶级解放是其首要历史行动。阶级解放一方面要确立人民群众在国家政权中的主人公地位。毛泽东指出，只有将为了群众、依靠群众放在国家建设的核心位置，才能从价值主体层面真正落实人民的主人公地位。另一方面，要将群众路线贯穿于党的一切工作之中。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民主革命的目的是实现劳动阶级对国家的统治。群众路线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实践形态，它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置于国家事务管理的中心，在党的领导下将人民凝聚为一个政治政体，使人民能够在公共事务和国家事务中充分发挥其决定性作用。群众路线为解决人民内部结构管理问题提供了方法和路径。人民民主专政的内部构成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是多阶级的联合统治。在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建构中，人民内部结构的管理问题成为保证国家权力归属的关键问题，而群众路线是形成多阶级联合统治的根本路线。

　　（二）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实现对封建小农经济的创新性发展

　　小农经济是自然经济的一种类型，具有分散性、封闭性和自足性等特点。传统大一统国家以农立国，单一的小农经济不需要也不可能产生较大规模的商品经济，绝大多数农民能够实现自给自足。不过，小农经济具有封闭性，其对自然的过度依赖造成封建王朝经济发展缓慢，生产力低下，无法大规模发展商品经济。在“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政策导向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按比例、平衡发展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推动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进程。毛泽东强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商品经济不会导致资本主义。每一个经济部门都要学习、遵循和利用商品经济的价值规律，不断提高自身经营和管理水平。同时，毛泽东进一步说明只有当一切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促使中央有权支配一切产品的时候，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才会消亡。否则，由于生产力的不发达，商品不丰富，商品经济不会消亡。基于这种观点，毛泽东用15年的时间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以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为核心，带动和支撑国民经济体系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确立计划经济体制的做法与当时国内外环境紧密相关。对于刚成立的新中国，计划经济有助于集中全国力量发展经济，助推新中国步入现代化道路。“大权独揽，小权分散”是毛泽东重要的领导思想，该思想既能应用于国家治理，同时也能运用于地方的经济发展。具体来说，是指在保证中央重大事项决策权的前提下，将具体事务的决策权下放至地方，在权力分配的同时建立相应的责任承担制度和监督机制。

　　（三）以民族共同体思想实现对传统民族融合的创新性发展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传统文化强调的“王者无外”“华夏一体”均意味着以民族大融合为和谐形态，追求各民族在统一中的共同进步。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他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提出了五个统一，其中第一个就是民族统一。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五族一家，五族立于平等地位”的观点，将民族平等问题与政治问题相关联。自古以来中国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是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的观念与原则。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就呼吁“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希望以“民族联合”唤醒民众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决心。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表明中华民族一定会在“地球上的东方，雄壮地站起来”。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现各民族前所未有的大团结。他曾多次讲述文成公主进藏的故事，将“汉藏一家”作为民族关系的典范，以此鼓励各民族加强彼此间的交流与交往，进而实现交融。

　　在毛泽东看来，不管是以汉文化为中心的大汉族主义，还是以少数民族地区为核心的地方民族主义，汉族人民和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同样都遭受了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剥削与迫害，这是各民族共同的苦难。他呼吁各族人民“只要是中国人，不分民族，凡是反对帝国主义、主张爱国和团结的，我们都要和他们团结”，在团结和信任的基础上形成“革命共同体”，以“革命共同体”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民族共同革命的艰苦历程培育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毛泽东指出，只有深刻了解中国人民如何千辛万苦进行革命斗争摆脱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才会明白各民族人民共同培育的革命荣誉感和家国情怀，从而在精神和情怀上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毛泽东在领导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过程中，深切感受到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为维护和巩固国家政权付出的巨大努力。抗日战争时期出现的回民支队、内蒙古抗日游击队等少数民族抗日力量，为中国赢得反法西斯战争谱写了壮丽篇章。据此，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指出，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是“各民族的合作”凝聚而成的磅礴力量。在解放战争时期，新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人民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和掠夺，发动了声势浩大的“三区革命”。在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大规模武装镇压，新疆各族人民团结一心进行了英勇抵抗，为牵制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力量进而解放大西北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对此，毛泽东强调“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历史都作过贡献”，不应该只关注汉族人民在革命斗争中付出的惨痛牺牲，也要重视少数民族作出的巨大革命贡献，各民族汇聚成的革命力量是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根本保障。

　　（四）以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实现对儒家正统的创新性发展

　　封建王朝以儒家思想为主流意识形态，而儒家思想中的天命与王权、礼法与伦理成为帝王推行君主专制具有合法性和道义性的工具。在儒家思想的宏大叙事环境中，“礼”和“仁”成为教化人民，使人民对王权忠诚的合法性思想。孔子认为道德与政治是君权的一体两面；孟子虽强调“民本”，却主张以伦理纲常将人民束缚于“礼”的系统中，肯定君主在人民间的权威，围绕天子的统治范围定贵贱、别亲疏。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工作重心由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向领导国家建设转变。为了适应这种转变，更好地落实发展国家经济这一核心任务，巩固国家的新生政权，毛泽东对如何加强和改进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

　　毛泽东在与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新思潮的优点”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批判旧世界”是与已经形成的意识形态作坚决的斗争。新中国成立初期，不少地方依旧存在封建残余，“家长制”“官本位”“宗法观”“封建迷信”等思想仍然具有影响力，毛泽东对此深恶痛绝。他指出官僚主义实质是封建残余官本位思想严重、权力观扭曲，最终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对此，他强调“官僚主义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作风，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又生了”。而对于传统的宗法观念，毛泽东提出“亲者疏，疏者亲，亲者严，疏者宽”的十二字箴言，为党员干部提明了处事的基本原则。与封建残余思想相伴的还有资产阶级唯心思想，其对马列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以及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极为有害。因此，用无产阶级思想占领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必然要求。除了封建残余思想和资产阶级唯心思想，还存在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想。毛泽东指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问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在这种形势下，全党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对错误思想展开最坚决的斗争，着力保障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三、毛泽东对大一统思想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时代启示

　　在新的时代、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下，我们既要秉承大一统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理想的信念不动摇，也要拓宽对大一统思想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深度，使大一统思想在新的时代、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下持续迸发生机与活力。

　　首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无论是政治领域的大一统，还是理想信念领域的大一统，都不是仅凭个人出色的领导能力可以单独完成的，人民群众在其中贡献着巨大的创造力量。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现实中的人”在社会历史中的主体性地位，认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源于人的实践活动。因而，在实现传统大一统内在“实体”要素整体转化与发展的过程中，人民群众的创造性作用不容置喙。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除了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身的特殊利益。毛泽东多次强调：“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正是在无数仁人志士的共同努力下，中国自近代以来才彻底改变积贫积弱、受人欺侮的悲惨局面。从战略安排来看，从群众路线到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党不负人民历史重托，不断向正确道路奋勇探索的历史实践。

　　其次，坚持以科技创新赋能农业现代化。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对经济的全方位渗透，作为国民经济基础性产业的农业也焕发出新生机。在带领中国人民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探索中，毛泽东坚持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方针，将农业引入现代化轨道。伴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现代化深刻地改变了农业发展的面貌。科技为农业注入了新活力，农业则为科技提供了环境与平台。我们要在大农业观的视野下聚焦农业全产业链发展，拓宽农业科技的边界，优化农业产业布局，发展智慧农业。同时，要以现实需求为导向制定农业发展政策，提升农业科技创新与农业发展的匹配度。加强政策引导，制定差异性农业发展支持措施，增强农业型企业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利用科技直面市场优势，更好地发挥农业的基础性作用。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智慧农业，关键在于人。因此，要加大农业人才培养力度，将现代农业理念和创新科技带入乡村，增强农业现代化的智能驱动能力。依托现代信息手段，培养更多掌握科学技术的农业人才，将智能成果转化为农业生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

　　再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文明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历史就是各民族不断交融，汇聚为整体的历史。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了灿烂的文化，培育了民族的精神。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将改善民生和凝聚共识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最高旨归，确保现代化进程的深度和广度惠及各族人民，将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多地造福各族人民。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长久不衰，正是依靠国土不可分、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一方面，深入探索中华文明内生性文化内核，巩固中华民族的主体性根基；另一方面，有效汲取全球文明的发展智慧，实现创新性与时代性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石榴籽”从空间、时间和价值维度深刻阐述了大一统国家之“统”，意在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团结繁荣，凝聚各民族磅礴力量建设现代化国家。

　　最后，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大一统的现代意义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实现对传统大一统思想的重塑，使之符合现代化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需要。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伟大奠基者”，始终坚持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之中，而“具体环境”本身便包含着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大一统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使其适应现代国家的发展需要，必须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因而，毛泽东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与建设的探索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赋予大一统思想以现代含义，从而促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了思想的解放。毛泽东在总结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教训中，推动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规律性认识。同时，毛泽东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注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之具有民族特性的话语表达，又符合科学理论，从而解决了文化交流中的会通问题。

　　结 语

　　封建王朝对大一统的历史实践，塑造了中国各族人民追求国家统一的历史意识和维护团结的家国情怀。毛泽东对大一统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光辉典范，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以“民族形式”，使之具有“中国特性”，揭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涵的现代性基因，适应了现代国家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大一统是公羊学家建立的合法性政治秩序学说，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政治智慧与历史共识，维系着中华民族的团结与统一，形成了古代中国特有的政治礼法结构。尽管封建王朝常出现政治分裂与战争，但最终都能在大一统思想的感召下再次走向新的统一和新的民族融合。作为中国现代最伟大的政治家，毛泽东一方面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成就了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推进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另一方面，科学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之间的会通问题，把握住两种不同文化相互融合的方向与路径，促使马克思主义不断适应中国的国情并跟上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步伐。通过毛泽东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大一统思想在这种适应过程中逐步蜕变为符合现代国家需求的理论。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实现了对大一统思想的转化与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经验与方法实际上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路径探索，这种探索精神将成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丰厚养分。

　　（作者：王向清，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暨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雪，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来源：“湘大毛研中心”微信公众号，原载“《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6期”；图片来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