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的主观能动性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在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该思想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基础，形成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兼具客观性、自觉性、科学性、创造性与辩证性特征。在党的百年历程中，该思想与时俱进，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实践样态。其在新时代仍具有重要价值，可为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提供精神支撑，以充分激发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发展动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诞生于国家内忧外患、民族危难之时，一出生就铭刻着斗争的烙印，一路走来就是在斗争中求得生存、获得发展、赢得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伟大斗争中，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攻坚克难，形成了伟大思想和伟大精神，这些都离不开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我们党依靠斗争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斗争赢得未来。”在今后伟大斗争的实践中，全面深入把握我们党的伟大思想和伟大精神以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同样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亦是中共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80周年。这一重要历史节点，为我们重新审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提供了重要契机。毛泽东的主观能动性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关键组成部分，它深刻阐释了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人的意识、意志和实践能力对历史发展的巨大反作用。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重新发掘与创新性阐释这一思想，对充分调动全国各族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主观能动性思想的深刻内涵
主观能动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范畴，也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既继承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物质与意识辩证关系的核心观点，又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对该范畴进行了创造性发展，形成了系统的主观能动性思想。
（一）毛泽东主观能动性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毛泽东主观能动性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主观能动性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是指人类所特有的能动地反映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和作用。在历史实践中，马克思高度肯定无产阶级的主观能动性，赞扬无产阶级在巴黎公社运动中以大无畏的主动精神推进了社会主义革命进程，“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
主观能动性在理论上属于哲学基本问题。关于这一基本问题，旧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有根本不同的理解。旧唯物主义承认物质第一性，存在决定意识，但不理解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认为意识只能消极被动地反映存在。唯心主义认为意识第一性，意识决定物质，否认物质对意识的制约作用，只抽象地认为精神、意识、意志是能动的，并且盲目夸大这种主观能动性。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第一次从唯物主义的立场提出了关于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在此，马克思批判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者无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片面强调客体对主体的制约，看不到“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没能在理论上发展人的“能动的方面”。“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但唯心主义哲学家同样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他们只是片面地夸大思维的能动性并抽象地发展了人的能动性，根本否认客观规律的存在和制约，这就把主观能动性歪曲成了主观随意性，从而陷入唯意志论。无论是古希腊智者学派普罗泰格拉认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还是近代哲学家黑格尔的“绝对观念”、费希特的“自我”理念、胡塞尔的“意识对象”，都是完全脱离了社会现实生活与客观物质基础去抽象地论述精神、思维或意识的能动性，是抽象的“能动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打破了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桎梏，坚持物质第一性原理，承认存在决定意识，且意识对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并从实践这一逻辑起点出发，统一了唯物论与辩证法、唯物论与历史观，阐明了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辩证统一，指导人们能动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发挥主观能动性要始终以“尊重客观规律、尊重客观条件”为前提，创造性地解答了历史主体如何在实践视域下推进历史发展的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影响下，毛泽东逐渐摆脱早期“主观化”和“唯心化”倾向，开始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把握人的主观能动性。毛泽东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这一科学论断揭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人民精神主动的内在联系，为中国人民不断发挥主观能动性建设新中国提供了充足的底气、志气和勇气。且中华民族选择马克思主义就是在深刻把握历史规律、立足我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对各种外来“主义”与“思潮”进行审慎辨别和比较后，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结果。
（二）毛泽东主观能动性思想的本质特征
毛泽东的主观能动性思想以尊重客观规律为前提，以“自觉能动性”界定人的本质特征，以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为指向，最终致力于实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具有鲜明的客观性、自觉性、科学性、创造性与辩证性，形成了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在毛泽东思想中具有重要地位。
第一，强调尊重客观规律是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前提与基础，体现了毛泽东主观能动性思想的客观性。毛泽东的主观能动性思想继承了马克思的哲学理论，坚持以物质的第一性为前提。发挥主观能动性对客观世界发生什么作用，能否达到人们主观要求的目的，以及达到目的的程度如何，其关键问题在于: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关系如何。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共产党人做事情要从实际出发，把握事物的规律，并将其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
尊重客观规律，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想象出发，这是毛泽东强调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基本理论前提和逻辑出发点。人们在明确并掌握客观规律之后，要把规律运用得恰到好处，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否则就有可能陷入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与过分夸大能动性的盲动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将理论绝对化，忽视实践的特殊性，本质是割裂理论与实际的联系。一种表现为盲目地、表面地执行上级指示，只“唯上”；另一种表现则是，照搬马列“本本”和苏联模式，只“唯书”。而盲目的能动性则是片面夸大主观意志，脱离客观实际，仅凭主观热情与理想化目标制定策略，违背了“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统一”的原则，这在早期共产党内尤以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为典型。在革命战争时期，这种主观主义的能动性脱离了客观实际，没有正确把握中国革命的发生发展规律，导致主观能动性与客观世界脱离，对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灾难性影响。毛泽东特别重视和强调尊重事物发展规律的重要性，他通过调查研究，深入实际，反对本本主义，强调“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一系列创新性观点，强调从实际出发，把握事物的本质规律，为正确发挥能动性提供了客观依据，点明了中国革命试图取得胜利的基本出发点。
第二，强调自觉能动性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体现了毛泽东主观能动性思想的主体性、目的性与自觉性。动物的活动是本能驱动的生理现象和被动反应，如蜜蜂造蜂房、蜘蛛结网，依赖先天遗传的生理机能，不具有任何目的性和计划性，只是对环境变化作出的被动反应。而人的活动具有主动性、目的性和创造性，可以通过意识的运用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人在行动之前，就已在头脑中勾画了达成目的的观念和构想。恩格斯指出：“人离开动物越远，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就越带有经过事先思考的、有计划的、以事先知道的一定目标为取向的行为的特征。”这种有目的、有意识活动正是人类活动的特点，这种特点就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它是人类活动区别于动物活动的特点，是人对环境变化所作出的主动反应，是人的一种自主自觉的活动。毛泽东明确指出“自觉能动性”是“人类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深刻揭示了人与动物的根本差异。他在《论持久战》中写道：“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毛泽东的“自觉能动性”是指人自觉地活动和努力，彰显着人的活动的主体性和自觉性。人在客观规律面前不是无能为力、无所作为的，而是能根据主体的需要，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出自然界本身永远不会产生的东西。同时，人还可以依据客观条件的变化随时随地改变自己的行动，使主观符合客观，变劣势为优势，变危机为转机。人能够在立足实践的基础上，主动应变而不是消极应付，能见微知著、以小见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自觉能动性，掌握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与趋势，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作出了科学判断，最终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这种基于理性认知的自觉行动，是动物本能活动无法企及的。
第三，强调坚持实事求是、正确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体现了毛泽东主观能动性思想的真理性与科学性。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核心，也是确保主观能动性思想真理性与科学性的关键。“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在毛泽东看来，只有正确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才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科学预见中国革命的未来，“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因此，可以说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科学的预见是正确决策的基础，也是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前提。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立足中国实际，以其深厚的理论功底和投身革命实践的热情，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把握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主要任务，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形势和规律作出科学的预判。在中国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在深入分析国内革命形势和中国社会特点的基础上，作出将共产党的革命路线变为“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安排，此外，针对党内存在的“红旗还能打多久”的悲观主义论调，毛泽东解释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并科学预见中国革命的低潮只是暂时的，中国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很快就要到来。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凭借深厚的理论修为与对中国国情的精准洞悉，作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的正确判断，有力地驳击了党内“速胜论”和“亡国论”两种错误倾向，坚定了国人抗战的信心与决心。
第四，强调通过实践运用客观规律、改造客观世界，体现了毛泽东主观能动性思想的创造性。在能动地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毛泽东认为，实践能动性是主观能动性更为重要的表现。这是因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需要通过“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三个层面的“改造”来实现。若没有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活动，主体就不可能得到对事物的真理性认识，更不可能有效地改造客观世界。客观对象不会自动满足人的需要，人们只有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实践，利用规律和一定的物质条件与手段，才能改造世界。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深刻阐明了认识的目的在于能动地改造世界，“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
实践就必须要求人们根据客观事实，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充分认识主客观形势的变化、事物的内在联系与发展阶段等，达到对事物的理性认识，再根据理性认识设置计划、方针、政策等实践步骤，一步步达至预期目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实践中，针对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提出一系列具有创造性的军事战争理论，并在指导军事战争的行动中逐渐积小胜为大胜，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同时，在实践过程中，人也要充分发挥认识、意志的能动性，根据变化的情况随时调整工作方法。毛泽东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既具有实践层面的创造性，也具有语言表达的创新性。如“两个飞跃”理论、“农村包围城市”、“关门主义”、红军的“十六字诀”游击战术等，运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语言，以极具中国特色的表述风格使得毛泽东的主观能动性理论更容易被人民群众所接受，也更能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成功尝试。
第五，强调实现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体现了毛泽东主观能动性思想的辩证性。毛泽东指出:“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主观能动性是主体在实践基础上对客观世界的能动认识与改造，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的辩证统一，集中体现在毛泽东的斗争思想中。通过斗争，毛泽东带领中国民众不断调整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之间的关系，使客观环境的改造达到人们预期的目的，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同志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论述到，“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还提出“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观点，这种奋斗精神使他特别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毛泽东的斗争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在斗争形式上，毛泽东十分重视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在八七会议上，他明确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论断，为中国共产党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提供了正确指向。二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采用“和平改造”“和平建设”的形式对私有生产资料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巩固了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三是开展党内整风运动。毛泽东指出:“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党内积极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活动，并形成“团结—批评—团结”的党内斗争形式，进一步保障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这一斗争形式锻造了富有战斗力和创造性、坚强无比的中国共产党，为夺取抗战胜利乃至全国胜利培育了强大的组织力量。通过斗争求取合作、求取团结、求取新的胜利，我们党在实践的基础上能动地改造了客观世界，实现了争取达到目的与尊重客观规律的统一。
毛泽东对人的主观能动性规律的正确把握与创新性发展，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开创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新境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进程中占据重要历史地位。在革命与建设时期，毛泽东主观能动性思想成为军队以弱胜强的战略法宝和激发民众参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
二、毛泽东主观能动性思想的历史实践与发展逻辑
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和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与改造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变化发展过程。主观能动性思想不仅贯穿毛泽东一生的革命实践，也以历史延续性贯穿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根据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不同，中国人民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场域也与时俱进不断更迭，这些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内在动力。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破困境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在物质匮乏、军事实力相对弱小的恶劣环境下，我们党和党领导下的革命群众树立了崇高的革命理想和坚定的革命信念，用异乎寻常的革命勇气和革命精神来应对复杂多变的中国革命形势。
这一时期，民众“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集中体现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毛泽东特别看重具体行动（尤其是战争行为）的计划性和预见性，围绕军事行动的战略战术提出诸多精辟论述。“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红军“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以及“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军事智慧都充分体现了指战员们高度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并非盲动或主观随意，而是建立在对战争全局有充分把握基础上的最优选择，是“知己知彼”基础上的战术调整。这种战略战术成为我们党最终以劣胜优，以弱胜强的关键。这种灵活性，除了体现在军事领域，还体现在政治动员和土地政策的调整上。在政治动员工作上，毛泽东认为，人是军事活动中最基本、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政治动员是头等要事。马克思恩格斯在帮助建立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时就要求成员“具有革命毅力并努力进行宣传工作”。这是因为革命的理论不会自发地产生于无产者和农民的头脑中，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地动员群众，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广大军民，同时，要向军民普及政治纲领，通过灵活多样、反复多次的方式组织群众投身抗日战争的洪流。此外，还灵活调整土地政策，充分激发群众的抗战积极性。中国革命要想成功，就必须争取占中国人数约80%的农民支持，除了政治动员、精神鼓舞，还要切实满足他们的实际需要。对广大农民来说，土地就是他们的迫切需要。在根据地，毛泽东广泛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分配土地，并根据革命形势灵活调整土地政策，使中国共产党极大地团结了中国的大多数，汇聚了中国人民抗战的巨大伟力。
这一时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极端困境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充分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尊重人的创造精神，极大地振奋了全民族的抗战热情，并将民众的革命热情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最终扭转了革命形势，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艰苦奋斗的首创精神”奠基业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百废待兴的国内局面与复杂的国际环境。这一时期，毛泽东提出保持革命战争时期那么一股革命热情，“人是要有点精神”“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等论断，将“艰苦奋斗”精神作为凝聚力量、提振国民建设热情的重要抓手。
艰苦奋斗精神作为一种体现人的意志品质与实践自觉的精神形态，恰好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提供了精神支撑，成为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动员民众参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精神动能。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以艰苦奋斗精神激发国民主观能动性的实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国共产党通过宣传教育，将艰苦奋斗精神与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相结合，帮助国民树立艰苦奋斗建设新中国的共同目标。二是开展集体化的生产制度，如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这有助于国民在集体的实践中发挥自身能力，通过艰苦奋斗实现集体目标，同时也使个人在集体成就中获得价值认同，进一步激发民众主观能动性。三是挖掘和宣传艰苦奋斗的先进人物典型，以榜样的力量带动国民的实践参与。雷锋以实际行动践行了“艰苦奋斗是青年成长的必经之路”，同时期还涌现了诸如“铁人”王进喜、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等先进典型。艰苦奋斗的精神振奋了人民的革命干劲。在党的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以艰苦奋斗的精神风貌积极投身国家建设，突破了客观条件的限制，在“一穷二白”的废墟上，以资本主义国家所没有的速度建设社会主义，取得了显著成就，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
概而言之，这一时期我们党领导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在物质基础薄弱的情况下，以“艰苦奋斗”为精神指引，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热情，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
（三）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改革创新”开辟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恢复发展了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客观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改革通过破旧立新，解放了被旧体制长期压抑的主观能动性，使人民群众从“左”倾思想的禁锢和僵化体制束缚中解放出来。党的改革创新首先聚焦经济制度的破立，为发挥国民主观能动性搭建了基础性制度框架。在改革创新的导向下，民众自身的内驱力成为个体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关键动能。这一时期，我国经济体制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转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打破了“大锅饭”分配模式，建立了劳动成果与个人利益挂钩的激励机制。在这一过程中，主观能动性的激发方式从以“政治动员”为核心的集体行动，逐步转向以个体自主与企业创新为核心的市场驱动，民众从被动执行者转变为主动参与者。社会激励机制逐步转向利益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承认个体利益的合法性，让创新者受益。邓小平指出:“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这一时期，社会价值导向逐步转向“个体价值与集体价值统一”，个体的创新与创业精神得到充分肯定，其价值实现不再被视作个人主义，而是被认定为对社会的贡献，这一转变充分挖掘了个人才智，激发了企业创新活力。同时，经济体制的改革，必然要求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的改革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真正享有各项公民权利、享有管理国家和企事业公共事务的权利。这一改革既有利于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也大大调动了广大基层、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
这一时期，以“改革创新”为核心动能的社会实践，推动我国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在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创新、科技与产业创新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推动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中国式现代化”谋复兴
在新时代，中国人民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集中体现在对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共同愿景的追求上，它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等关于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思想。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能不能富强，一个民族能不能振兴，最重要的就是看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能不能顺应时代潮流，掌握历史前进的主动权。”现代化是社会发展进步不可阻挡的必然趋势。这一时期，中国充分把握世界历史潮流，积极融入世界现代化发展大势，成功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掌握了历史主动权。
这一时期，我们党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介质再一次广泛而深刻地激发了全国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观能动性。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是人的现代化。习近平强调：“要充分激发全体人民的历史主动精神。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事业，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汇聚蕴藏在人民中的无穷智慧和力量。”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稳步向前的主体力量。劳动者作为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要素，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功不可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守人民立场，聚焦民生领域，全力补齐短板，力促社会公平正义，充分激发人民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使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得到显著提升。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持续推进，离不开劳动者素质的稳步提升。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在改善人们物质生活的同时努力提升人们的思想道德修养和科学文化素质。新的历史阶段，我们党和国家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与时俱进提升劳动者综合素质，既激发了人民群众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热情，也提高了人民群众改造世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能力。
这一时期，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路向，积极应对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开启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推动中华民族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三、毛泽东主观能动性思想的时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充分激发全体人民的历史主动精神”，这与毛泽东主观能动性思想一脉相承。当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还须以毛泽东主观能动性思想为指引，在伟大斗争中锻造国家“核心能动性”，在人机协同中构建“新型能动性”，在个体成长中唤醒“内生性能动性”，在尊重现代化建设客观规律基础上，充分调动举国上下的主观能动性，以主动作为破解时代和个人发展困境。
第一，在国家战略层面，以积极斗争锻造“核心能动性”。敢于斗争，既是我们党与生俱来的政治基因，也是其历经百年锤炼而形成的鲜明特质。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革命斗争实践，对当今我们应对风云诡谲的国际形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新的伟大斗争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从本质上来说，斗争的实质就是认识、分析、解决矛盾，促进事物向前发展的过程。进行伟大斗争时，我们需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把握时代大局，从客观规律出发，认识矛盾，解决矛盾，最终实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目的。当前中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的关键期，前进道路上仍然存在各种风险挑战，面临的重大斗争只会多不会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必须勇于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务必将增强忧患意识与保持战略定力统一起来，自觉增强在变局中赢得主动的定力，在无畏担当和伟大斗争中继续发扬主观能动性。首先，坚持建设中国式现代化，要强化问题意识，保持战略清醒，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科学预判各种风险挑战，增强战略的前瞻性。这需要我们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确把握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充分认清当下世情国情党情的基础上，敏锐洞悉前进道路上可能出现的机遇和挑战，做好应对预案。其次，在我国关键核心技术遭遇西方国家“卡脖子”的挑战下，我国要牢牢把握正确斗争方向，保持战略自信，增强斗争底气和斗争能力。既要继承发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又要融入市场机制和开放合作元素，走自主创新与开放协作相结合的道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推动国家重大任务的开展。最后，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中国要充分发挥历史主动性，巧用“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略思想，充分发挥中国的相对优势。在国际竞争中，中国要避开竞争国家的优势赛道，聚焦自身特色领域实现突破。同时，要注重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体制优势、人才优势、文化优势等，运用好直击要害的方法，避免与强敌打“阵地战”，避免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从而取得国际斗争的主动权。此外，要善于通过价值引领、实力支撑、话语突破、国际合作等多维发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力求通过主动构建正向连接谋求自身发展的“最小阻力”。
第二，在社会发展层面，积极构建“人机协同”的“新型能动性”。在人工智能日益强大的时代背景下，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独特价值与不可替代性日益凸显。当前，人工智能正深度融入人类学习、生活、工作场景，成为塑造人类生产生活范式的关键力量。但是，人工智能技术及其形成的实体仍然不是独立的主体存在，只是人类主体在实践过程中将本质力量对象化而形成的人工创制物。人工智能可以辅助人类决策，但无法替代人类以知情意统一为基础的整体决策，工具性仍是人工智能的鲜明特征。人的自主性既是人类认识技术、使用技术、发展技术的智力前提，也是其驾驭人工智能技术的根本保障。人的实践主体地位不可替代的原因首先在于人自身的“元”认识，即人对自身认知过程的监控、评估与调控;其次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具有伦理价值判断功能，而且人的实践创造性是人工智能无法比拟的。但是我们仍要警惕过度依赖人工智能对人的主体性的消解，这需要我们充分发挥自觉能动性，增强人机共生时代的主人翁意识，自觉构建“新型主观能动性”。
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和发展势必带来数智化生产方式变革，“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社会生产工具的革新，要求我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发扬历史首创精神，重新反思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关系，并积极构建一种“人机共生”的新型主观能动性，使人能够更好地驾驭人工智能。首先，要在理论认知上明确新型主观能动性的主体不再是个体主体性而是一种共生主体性。在“人机共生”的关系中，人工智能的工具属性必须始终服务于人类主观能动性的主体属性，二者并非替代关系，而是协同、共生关系。这样的共生关系将使得人类知觉与机器逻辑的协同增强，进一步拓宽人的认识边界。其次，通过技术创新，构建“人机共生”的基础设施。“人类意识或思维离不开语言，语言是思维得以可能的存在形式。”构建“人机共生”的新型主观能动性，要求突破人机沟通的语言壁垒。在把握机器语言规律的基础上，通过多模态交互技术提升人工智能整合文本、图像、声音等多维度数据的能力，为人类的行为选择提供辅助，从而提高人类决策的效率。最后，建立人工智能伦理规制，提高新型主观能动性的安全边界。技术赋能必须与伦理规制同步推进，否则可能导致人的能动性异化，人的自主意识遭到侵蚀。在人机关系中，不仅要确保人类在共生关系中的主导地位，还要追求不同群体都获得技术赋能的机会，自觉规避由信息、技术鸿沟导致的人的能动性被剥夺。总之，人与人工智能协同不是简单互补而是共同升华，人类只有具备“人类智力+机器智能”的复合认知体系和“人类体力+机器能力”的综合行动能力，增强人的“自觉性”与“主体性”，才能在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背景下，确保人的主体性优势，实现科技为人类美好生活赋能，达到人类自身解放的最终目的。
第三，在个人成长层面，唤醒个体的“内生性能动性”。主观能动性对个人的发展至关重要，它帮助个体积极应对挑战和困境并不断提升自己。具有较强主观能动性的人，往往能更好地适应环境变化、克服困难、抓住机会。“内卷”是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期，资源争夺从以往的增量分配转向存量博弈造成的社会性问题。这样的“内卷式”竞争使得劳动付出与回报失衡，个体“收益努力比”下降，导致部分青年产生了无助感，暂时性“躺平”就成了青年自我慰藉、逃避高强度竞争的柔性反抗方式。这种“躺平”是由于主体缺乏对自身发展的系统性规划，遇到难题、挫折时消极回避的状态，是不值得提倡的。
要摒弃“躺平”心态，克服“内卷”式无效竞争，青年须发扬奋斗精神，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走出“过度竞争”和“等靠要”的思维误区。一是坚定理想信念，明确奋斗方向。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引导青年深刻认识到，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通过不懈斗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新时代更要靠顽强斗争、奋发进取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从而坚定青年们无畏困难、勇于拼搏的意志品质，不断增强志气、骨气、底气，做到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二是砥砺奋斗行动，锤炼个人本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要实现梦想，广大青年必须投身实践，勇于奋斗，把实现个人理想融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时代洪流，立足实际，认真研判形势，认清内卷的阶段性特征与行业发展规律，避免陷入同质化竞争。在脚踏实地的奋斗中不断提高自身的斗争本领，用青春和汗水为党和国家事业作出更大贡献。此外，面对社会转型变革时期的社会性内卷难题，个体在加紧提升自身竞争力之外，还要自觉认识到精神、意志的能动作用，保持“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革命乐观主义心态，坚信新事物必然战胜旧事物、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内卷式”竞争必将被自由自觉的劳动所取代，坚决摒弃消极被动的“躺平”心态与行为。
结语
毛泽东的主观能动性思想是一个历久弥新的思想富矿，是随着实践不断发展的开放体系，为新时代进行新的伟大斗争、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防范化解各种国内外风险挑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历史镜鉴。越是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越不能懈怠，越要科学发挥主观能动性，发扬斗争精神，尊重规律，保持战略清醒，攻坚克难，增强斗争本领，继续夺取新的伟大胜利，进一步推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征程上，以强烈的历史主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作者：赵士发，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怡帆，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来源：“湘大毛研中心”微信公众号，原载“《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6期”，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红歌会网 SZHGH.COM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