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红娟：毛泽东对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三维探赜

　　【摘要】鸦片战争后，中华文化遭遇主体性危机，面临着发展上的“去留”之争、性质上的“优劣”之判与地位上的“古今”重估。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从三重路径重构与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

　　其一，理清中华文化精华以重构文化主体性，突破文化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的二元对立，辩证审视中华传统文化；

　　其二，破除对外来文化的迷信以夯实主体性，主张辩证吸收外来文化精华，倡导“以我为主”的创造性转化；

　　其三，革新文化概念、论断与形态以实现创新发展，以人民实践为创新源泉，明确“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方向，构建新民主主义文化形态，为日后中国共产党制定文化政策奠定基础。

　　毛泽东主张以辩证继承、批判吸收与创新发展重塑中华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为新时代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提供了理论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这一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如何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重建文化主体性是探讨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关键问题。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涌入中国，冲击着中国既有的主流文化，中华文化遭遇前所未有的主体性危机。中华文化面临着发展上的“去留”之争、性质上的“优劣”之判以及地位上的“古今”重估，亟须重构与形塑其文化主体性。毛泽东主张辩证继承、批判吸收与创新发展中华文化，从而重塑中华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为新时代巩固文化主体性提供了理论启示。

　　一、条分缕析：理清中华文化精华以重构文化主体性

　　主体性在哲学中是一个重要的范畴，表现为主体在与客体交互的过程中有意识的能动反思与自主建构，“反映着主体在主客体对象性关系中的地位、作用与性质，彰显着主体作为自为存在所具有的独立性和能动性”。

　　研究中华文化主体性首先要确认中华文化在满足中国救亡图存的诉求和实现现代化的实践中的价值与意义，这是前提性的问题。

　　围绕这一议题，近代知识分子形成了文化保守主义、文化激进主义等多个流派。有的主张因循守旧，倾向于对包含君道臣节等封建伦理在内的传统文化进行整体维护；有的则主张全盘西化，倾向于对蕴含仁爱和谐等精华的传统文化予以彻底解构。

　　毛泽东超越了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范式，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审视中华文化，既承认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又对中华文化进行条分缕析，分层次、有区别地理清中华文化之精华与糟粕，梳理与改造中华文化。

　　1、解价值之惑，增进中华文化的主体认同

　　“对自身文化的高度认同是建构文化主体性的核心。”鸦片战争后，中国经历了从“天朝上国”到“落后挨打”的巨大落差，大同社会理想与西方列强践踏下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形成鲜明对比。这弱化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使他们滋生了文化自卑心理，不得不开始反思与重估中华文化的价值。

　　受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部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将中华文化置于西方文化的叙事逻辑与话语体系之中，并以西方主导的价值观念与评判标准审视中华文化，为其贴上封闭、停滞、保守、落后、专制等标签。不仅如此，他们还将近代中国政治、军事上的失败归结于文化上的落后，将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之间的落差归咎于中华文化的腐朽，否定中华文化的内在精神价值，进而认为中华文化无法与现代化相融合，无法引领中国走向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

　　例如，新文化运动中反对“尊孔读经”第一人易白沙在《孔子平议》中指出，“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认为孔子的思想与现代化所追求的法治相悖。这类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往往夸大中华文化中伦理纲常的负面作用，把其中具有当代价值的理念、精粹、民族遗产等一并否定，甚至宣称“一切‘圣功王道’，‘修、齐、治、平’的鬼话，断断用不着再说”。

　　彼时，文化虚无主义一度甚嚣尘上，文化自卑、文化焦虑等情绪弥漫于中国思想界。与此同时，社会上仍有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将传统伦理道德视为恒常性固有准则，主张全方位肯定传统文化的价值，认为儒家的“仁智勇”适用于一切时代和全人类。

　　毛泽东立足马克思主义立场，反对否定传统文化存在价值的文化虚无主义，从世界视野、民族自信、文化传承等角度肯定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价值。他强调应该“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指出若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将导致“学绝道丧”。同时，他也指出，“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中华文化，“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

　　一是，中华文化在世界文明格局中具有独特的存在意义与历史贡献。

　　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都将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对立起来，陷入了要么蔑视中华文化、要么仰视中华文化的绝对化泥潭。

　　毛泽东跳出二元对立思维范式，摒弃了盲目地以国家实力强弱区分文明和野蛮、衡量文化优劣的观点。

　　他主张平等对待东西方文化，强调东西方文化各有特色，各有其存在的价值，“无论东方西方，各民族都要有自己的东西”，“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东西方文化不存在绝对的、抽象的高低之分，只存在客观的具体的差异。

　　他强调，东方文明——主要是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内占了半壁的地位，而且“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在世界文化发展的历程中，中国曾经有灿烂的古代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产生过正向、积极的影响。中国有指南针、造纸术、活字印刷、火药等“四大发明”，“火药的应用，也在欧洲人之前”。

　　二是，中华文化是民族存续和创新发展的精神源泉与文化根基。

　　毛泽东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从民族自信心的角度肯定中华文化的价值，将其视作“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

　　任何国家的任何创新都需要建立在自己的历史文化根基之上，“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因此，“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这进一步论证了文化自我存续的必要性，明晰了中华文化是建构文化主体性的根基。

　　毛泽东不仅在理论上科学对待中华文化，而且在实践中批判继承与创新发展中华文化。例如，他阅读了《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史记》《三国志集解》《宋史》《元史》等经典著作，通过批注的方式展开辩证分析、吸收借鉴与反思创新。他对《二十四史》做了3000余字批注，对《三国志集解》做了1700余字批注。这体现了毛泽东辩证审视和批判吸收传统文化资源的文化自觉。

　　2、破保守之困，确立主体文化的鉴别标准

　　近代以来，文化保守主义也是探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之道的一支力量，但其文化救国主张具有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文化保守主义者大都致力于维护封建文化秩序，即使他们提出“中体西用”，也不过是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科学技术来维护儒家三纲五常等伦理道德而已。其中的国粹派更是沉溺于民族情结，“往往不能正确区分传统学术中的精华与糟粕，甚至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把抓，不加辨别地揄扬不已”。

　　东方文化主义亦是文化保守主义的主要流派，其排斥近代科学文明，标榜和宣扬东方落后的农业生产和封建文化。毛泽东对此进行批判，指出要分层次、辩证地看待中华传统文化，既不能一概排斥，也不能盲目推崇，要“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提出要区分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并确立了厘清精华与糟粕的方法——“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

　　何谓糟粕？在毛泽东看来，糟粕主要指的是封建的文化，也就是反映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政治与经济的文化，如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而形成的君尊臣卑的等级制度，压抑个性、生命价值与尊严的“三纲五常”，信奉“巫医”“请神”的封建迷信习俗等。毛泽东批判道：“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

　　精华则主要是指中华传统文化中那些具有人民性、民主性、革命性等体现时代价值的文化。毛泽东强调对文化遗产要“善于进行分析”，采取长时段、动态化的方式区别实质上的“封建”文化与“非封建”文化。他指出，“当封建主义还处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封建时代的文化也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例如，他肯定了传统文化中提倡的家国情怀与民族大义，“家庭和睦，父慈子孝，兄爱弟敬”等。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强调“要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就是对这一区分精华与糟粕、辩证科学地对待中华文化之方法的继承与发展。

　　毛泽东主张通过理清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明晰“谁是主体”或者说“以怎样的文化为主体”的问题，解决了建构文化主体性的前提性问题。

　　3、赋时代之义，推动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

　　文化主体性最重要的体现是能动地、自主地实现创新发展。毛泽东主张运用马克思主义审视、过滤、整理与改造中华文化，在提纯与赋义中实现文化意义的再生产。中华文化基于“大一统农业宗法社会的需要”，在维护主流文化、兼容他者文化的过程中实现渐变式演进。然而，中国要想实现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走向现代化，需要用诞生于工业革命浪潮中的马克思主义对中华文化进行改造。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学习任务有两个，一是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另一个则是“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毛泽东立足马克思主义立场，审视孔子、墨子等传统文化的代表性人物，辩证分析传统文化中仁、义等核心价值理念。他认为，“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毛泽东主张将忠、孝等产生于封建社会的观念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将传统的“忠”改造为“忠于大多数人民”，将传统的“孝”改造为“孝于大多数人民”，将“仁”理解为“同情大多数人，拥护大多数人，对大多数人有益处”，将“义”理解为“对大多数人利益有关的事情，处理得当”。

　　毛泽东还鼓励党内知识分子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传统哲学进行整理、分辨与化用，挖掘文化精华，阐释其当代价值与意义。例如，他在看完《墨子哲学思想》后，认为这是“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

　　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初步理清了中华文化创新发展的新方向，“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在“深相结合”中，马克思主义赋予中华文化以现代价值，推动了传统文化的转化、创新与发展。

　　二、以我为主：破除对外来文化的迷信以夯实文化主体性

　　如何处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是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面对的问题。鸦片战争以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传统文化遭遇前所未有的质疑与批判，外来文化纷至沓来。近代知识分子难以从“经史子集”中找到救亡图存的答案，转而投向西方经典文献。于是，西方文化观念迅速渗透于学术、教育等领域，冲击近代中国传统的文化秩序，解构传统文化的权威性，大大削弱了中华文化主体性。

　　如何对待外来文化，如何实现自我批判与超越，如何获得生命延伸与扩展，成为中华文化不得不回答的重要问题。毛泽东既反对贬低外来文化、盲目推崇中华文化，又反对迷信外来文化，主张以我为主，辩证看待外来文化，在涵化外来文化中夯实中华文化主体性。

　　1、去西学之弊，正视外来文化之糟粕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进行辩证分析的比较少。全盘西化派更是主张放弃中华文化主体性，奉西方文化为圭臬，宣称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全盘接受西化”，“全盘的吸取西洋文化之根本精神”，“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等。与他们不同，毛泽东主张辩证地看待西方文化，破除对西方文化的迷信。

　　西方文化有其固有的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不一定适合中国具体实际。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理论鱼龙混杂，既有白种人种族优越论，也有欧洲中心主义论，还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功利主义以及支持帝国主义侵略的殖民主义等。这些西方文化中的糟粕传入中国，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负面影响。例如，康有为就受到白种人种族优越论的影响，提出在“不过百年”间，让“黄种之人，皆渐为白色，加以通种，自能合化，故不待大同之成，黄人已尽为白人矣”;同时，他还歧视黑种人，认为“惟黑种之人，铁面银牙，目光睒睒，上额向后，下颏向前，至蠢极愚，望之可憎可畏；其与白人、黄人资格之相远也”。

　　毛泽东较早意识到在西方文化进入中国语境后需要对其进行辨别与改造。1917年8月23日，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表示，“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西方资产阶级的腐败制度，资本主义文化内含的霸权逻辑与武力崇拜等价值倾向也曾遭到毛泽东的质疑与否定。他强调必须“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为清理当时在知识界颇有市场的亲美、崇美、恐美、羡美等思想，增强“敢打必胜”的信心，国内开展了以“仇视、蔑视、鄙视”美帝国主义为中心的教育，基本扫除了美帝国主义对中国文化进行侵略、怀柔、欺骗后所遗留的“崇美”错误心理。

　　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中，知识界批判了胡适的“全盘西化”倾向和否定、轻视民族文化的思想。1958年9月2日，毛泽东在同巴西记者马罗金和杜特列夫人的谈话中指出：“对西方的崇拜是一种迷信，这是由历史形成的，现在这种迷信正在逐渐破除。”破除对西方文化的迷信，极大提升了中华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巩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

　　2、鉴他者之长，吸收外来文化之精华

　　文化保守主义以一种拒斥、否定或者鄙视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希冀在旧传统上“化西”而非真正实现文化自我变革。“西学中源”说更是将西方学说强行“嫁接”到传统文化上。如陆绍明在《古代政术史总序》中称“今泰西政术尽善尽美及证之周礼一书”。这类文化保守主义者盲目推崇传统文化，漠视、贬低西方文化以建构虚假的、臆想的主体性。这种盲目排外的态度必然阻碍中华文化融合他者实现自我创新的进程。

　　毛泽东主张辨别鉴定、涵化他者以助益于文化自我发展。他认为，“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有其“价值”，强调要积极学习西方科学文化中的精华，“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他强调，中华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的先进经验和优秀文化的”，要“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将之“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在毛泽东看来，资本主义文化在提高生产技术方面具有正向作用，且在与自然斗争方面是我们的“先生”；他还肯定西方民主制度存在合理因素，如林肯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原则，罗斯福提出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的“四大自由”等。

　　苏联文化也是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借鉴的重要资源。从1941年到1946年，《解放日报》“登载了180篇左右俄苏文艺作品、文艺评论、政论”。苏联文化中的革命精神极大鼓舞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士气。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文化成为外来文化的主流。毛泽东指出：“苏联所创造的新文化，应当成为我们建设人民文化的范例。”苏联文艺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如洪流一般。1949年到1958年年底，通过上海新华书店发行的有关苏联的书籍有4143种，发行量达9220余万册。

　　苏联文化热情讴歌劳动者的坚毅、热情、英勇、无私奉献、助人为乐等品格，大力颂扬大公无私、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等精神。中国人民“总是经常地从苏联文学中吸取斗争的信心、勇气和经验”。这些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革命精神、崇高理想、高尚道德等融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容，推动了中华文化的现代转化。

　　3、立自主之基，创造中国独特的文化

　　五四运动中，部分学者将中西文化之争视为古今之争，出现了照搬西方文化、贬低中华文化的声音。毛泽东将盲目硬搬和模仿西方文化斥为“教条主义”，认为这样做有损文化自信。他对当时中国画家抄袭西方画法的做法进行了批评，认为这种做法是“看不起自己国家的文化遗产”的表现。他进一步指出，这种做法还存在于音乐和文学等领域，要通过文艺批评加以纠正，使人们认识到“各国文化有共同点但也有差别”，千篇一律是不好的，会造成文艺作品“没有人看，没有人听，没有人欣赏”。

　　毛泽东对苏联文化的态度亦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后，国内曾掀起了“以苏为师”的热潮，暴露出照搬照抄、自我贬低、文化主体性意识薄弱、文化自信心不足等问题。针对有人认为中医是“封建医”，西医是“资本主义医”，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医”，毛泽东于20世纪50年代做了关于“西医学中医”的批示，纠正“废止中医”的错误认识，对重振中医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不仅如此，他还对仿照苏联体制取消全国文联的主张提出了严厉批评。

　　他辩证处理立自主之基与鉴西方之长的关系，强调吸收外来文化最终是为了提高中华文化创新的自主性与能动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主张筛选与过滤西方文化，要“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

　　其二，彰显与发扬民族风格，通过“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在吸收外国文化精华时，“以自己的东西为主”，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从而“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

　　毛泽东将外国的东西比喻成“食物”，强调要咀嚼、消化、吸收精华以有益于自身，但“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

　　三、标题创新发展：革新文化概念、论断与形态以巩固文化主体性

　　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是在涵化他者文化的基础上实现自我创新，形成新的文化生命体。文化生命体是个综合性概念，既包括文化概念的革新与创造，又包括文化论断的创新，最终体现为新的文化形态。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探索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重塑与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提供了方法论参照，提高了中国人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1、概念转化，实现文化话语创新

　　概念是表征文化的重要符号，也是新的文化生命体得以生成的基础。毛泽东在接受、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不断反思与审视传统文化，并对一些基本概念、范畴进行创新。

　　知行问题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议题之一。从孔子的“听其言而观其行”到荀子的“知之不若行之”，从程颐的“知先行后”到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再到王夫之的“行可兼知”“知行相资”等，中国传统文化对知行关系进行了丰富阐释。但这些阐释也有其时代局限性，一些观点带有先验主义色彩，如认为“知”来源于“本心”、“良知”或者“天理”，也存在将“行”视为道德行为的窄化理解。

　　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与传统文化的知行观相结合，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实现了对中华传统知行观的理论创新与话语创新。《实践论》的副标题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毛泽东将“认识”与“知”、“实践”与“行”等重要概念及其关系进行对应探讨。“知”不再局限于传统文化中的“德性之知”，不再仅仅是对仁义礼智信的价值追求。毛泽东倡导的“知”是在调查研究基础上获得的“事实之知”，体现了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行”不再局限于对道德的践履笃行，不再是“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那样带有唯心主义倾向的抽象理念，而是扩展到“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包括“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等。

　　从“德性之知”到“事实之知”，从“躬习道德”到“社会实践”，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改造与革新了传统知行观的基本概念，赋予其现代性与科学性，激活了文化概念的内在生命力，推动了中华文化的话语创新。

　　2、论断重构，赋予文化以新生机

　　文化要彰显主体性，首先需要回答“文化源自何处”的问题。然而，无论是文化保守主义对中华文化的全盘肯定还是文化激进主义对中华文化的全盘否定，都建立在“传统—现代”二元分殊的逻辑分析框架中。他们将近代中国的救亡图存归结于文化问题，将历史发展归因于精神更迭与价值嬗变，从而陷入文化决定论的窠臼。

　　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明确了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内在关联，指出主体性内嵌于政治、经济之中，“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多局限于建构文化理论这一抽象思辨活动，缺乏实践条件与事实支撑，因此其理论主张难以真正在人民群众中得到实践，使文化发展成了无源之水。

　　文化要彰显主体性，还要回答“为谁服务”的问题。中华传统文化包括诸多层次，既有“阳春白雪”亦有“下里巴人”。在封建社会中居于主流的儒家文化尽管提出“民贵君轻”“民为邦本”等论断，但其本质上是以维护封建君主统治为目的。儒家文化的发展亦有赖于知识分子对传统经史子集与诸子学术的价值挖掘与解读诠释。然而，随着封建王朝的覆灭和科举制度的废除，儒学与政治权力脱钩，经史子集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不复存在，传统文化创新面临发展动力缺失问题。

　　毛泽东明确人民是文化建构的主体，人民实践是文化创新发展的动力，“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廓清了文化为人民服务的根本方向。他强调，“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艺工作者应“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学习群众语言，了解群众文化诉求；文艺“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只有立足群众实践，创造“为人民服务”的新文化，才能不断创新文化发展路径，赋予文化以新生机。

　　3、形态生成，指明文化建构方向

　　中华文化主体性最终要回答“建设什么样的文化”的问题。这需要突破西方中心主义所主导、符合西方资本主义殖民扩张需要的文化发展框架，实现从文化他塑向自塑的转变，建构与巩固彰显中华文化民族性、独特性的叙事逻辑与话语体系。

　　近代中国，全盘西化派遵从西方文化代表世界文化发展方向的前提性预设，认为在中国“创造别一种新文化这个问题，是超出于东西文化的讨论的范围”的，主张比照、模仿西方文化建设中国文化，甚至还有人提出“废灭汉文”、改用“万国新语”的主张。这反映了极端的文化自卑心理，是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彻底放弃。文化保守主义者提出“要从中国旧文化里转变出一个新文化来”，名为创新，实则抱残守缺，恪守旧传统，拘泥于旧道德旧文化，妄想回到传统基点探寻文化新出路。

　　毛泽东把握历史主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联系中国实际，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文化现代化发展道路。

　　中华文化主体性重在赓续“我之为我”的文化基因。“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的民族文化，既昭示了中华文化基因传承的连续性，又彰显了中华文化的独特性。科学的文化的形成需要在文化发展中过滤糟粕，保留精华。大众的文化则明确了文化创新发展动力、立场与旨归，夯实了人民在文化创新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可以说，毛泽东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为中国共产党文化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方法论指引，为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时期的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

　　面对近代以来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危机，中国知识分子围绕是否以中华文化为主体、如何对待他者文化、怎样创造新文化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场域。在此场域中，中与西、古与今等二元对立的思维范式难以真正建构与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辩证审视西方文化，批判继承中华传统文化，有效解决了五四运动以来全方位反传统造成的中华文化断裂问题；开展洋为中用、以我为主的创造，避免中华文化丧失“自我”，为中华文化发展创新开拓了国际视野。毛泽东从概念、论断、形态三个层面推动中华文化的创新发展，建构文化发展新秩序，明确文化建设方向，激活了中华文化内在活力，为新时代巩固文化主体性提供了理论启示。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来源：“湘大毛研中心”微信公众号，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26年第3期”，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