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把言行一致、廉洁自律的人格深深嵌入党的肌体,对中国共产党尤其是执政后的党的作风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基于对纪律规矩的深刻理解,在人民军队建立之初,毛泽东就把军队的纪律建设放在重要位置。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队伍向湘赣边界的井冈山进发。战士们长途跋涉,经常又饿又渴,有时会随手挖老乡家的红薯吃。针对这种破坏群众利益的行为,毛泽东给部队规定了“不拿老百姓一块红薯”的纪律。之后,他对纪律不断充实完善,1928年4月,在湖南桂东县沙田镇,他正式颁布了被誉为“第一军规”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战士们把这些纪律规矩写在包袱上,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宣传到哪儿,执行到哪儿。
为了建立廉洁政府,毛泽东经常深入学校和部队作报告,着力培养干部的公仆意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既由党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和党的根本宗旨所决定,也与党的领导人一以贯之的榜样作用分不开。作为大生产运动的发动者、组织者和指挥者,毛泽东身先士卒投入到生产活动中,带头开荒种地、缴纳公粮,用实际行动为全党、全军作出了表率。
1945年,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前有一段著名的谈话,谈论的是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毛泽东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今天,经过不懈努力,我们党又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1957年,毛泽东同黄炎培在一起
毛泽东一生最重视的工作之一便是从严治党,防止党变质,防止军人党员特别是干部队伍被腐蚀腐化。在他眼里,丝毫容不得党内存在腐败,一旦发现腐败分子,毫不留情、严惩不贷。
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开展一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这次运动中,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刘青山、张子善案。刘青山曾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曾任天津专区专员,两人在革命战争年代都经历过生死考验,但在和平环境中却逐渐腐化堕落。经查,刘青山贪污达1.84亿元(旧币),张子善贪污达1.94亿元(旧币)。1951年11月,在是否枪决刘青山、张子善问题上,毛泽东在转发华北局关于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调查处理情况报告的批语中写道:“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召开公审刘青山、张子善大会,判处两人死刑。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反腐败的第一大案。
反腐倡廉的关键在于领导干部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当毛泽东听说中共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正在韶山为他建一所房屋并修一条公路通到他的家乡时,于9月20日致信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省委第一副书记王首道,并告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信中强调:“如果属实,请令他们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是为至要。”
毛泽东关爱亲友,但从不利用权力为亲友谋取任何特殊利益。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不少亲朋老友、同乡同学纷纷写信求助,要求安排工作,介绍入学、入党或给予某些照顾。对于这些来信,毛泽东对实际生活困难者由自己出钱给予一定资助外,其余种种则在复信中予以教育和勉励。1949年,杨开慧的兄长杨开智计划去北京见毛泽东,希望解决工作问题。10月9日,毛泽东致信湖南省委第一副书记王首道,指出:“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
在党和人民的利益面前,毛泽东始终只讲“无私奉献”4个字。他个人的日常生活十分简朴,并将此视为修身齐家的一条基本原则,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艰苦朴素的本色。

毛泽东穿过的73个补丁的睡衣
毛泽东有一件穿了整整20年的苜薯棉质地睡衣。睡衣是破了补,补了又破,反复多次,最后工作人员觉得实在太旧了,就要求换一件新的,但毛泽东不同意。他说:“习惯了,还是这件补丁叠补丁的好穿。”这件睡衣后来由于撕开了一个大口子,再也不能修补了,到1971年“退役”时,已经打了73个补丁。
毛泽东有一双一缝再缝、一补再补,最后连鞋匠都不愿再修的拖鞋。毛泽东不论到哪里都喜欢带着它。1965年在长沙,身边工作人员看到这双拖鞋破得实在不能再用了,就劝毛泽东换一双新的。毛泽东仍坚持补一补。还有一次,也是在长沙,当毛泽东休息的时候,工作人员把这双皮拖鞋拿到阳台上去晒,结果用时却找不到了。后经询问才知道,原来是值勤人员巡逻时,觉得这样破的拖鞋放在毛泽东的房间附近不太雅观,就拿走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工作人员赶紧找回来,送给毛泽东继续穿。
1955年实行薪金制以后,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为他制定了一份开销计划《首长薪金使用范围、管理办法及计划》,其中房租、水电、日常用品开支等生活费用都由毛泽东的工资支付。这份计划送审时,毛泽东认为每天3元的伙食标准太高。李银桥只好解释这3块钱中还包括了招待客人的费用。毛泽东听后沉吟半晌,才提笔写下“照办”两个字。
毛泽东在生活中不仅讲究节俭,更强调“公私分明”。毛泽东有吸烟的习惯,当工作人员打听到国外有种烟嘴能大大减少有害物质的吸入后,为了他的健康考虑,便委托外交部购买了两打带过滤器的烟嘴,拟在公费中报销。毛泽东坚决不同意,要求在自己的稿费中开支。毛泽东外出视察,一不收礼,二不吃请,无论在哪里食宿都按规定结算。为了减轻地方接待上的负担,他总是自带行李和办公、生活用品,大到毛巾被,小到牙膏、牙刷以及火柴。当然,吃饭他更是要给粮票,住宿他同样付给费用。毛泽东与身边工作人员一向感情深厚,但也一贯严格要求他们,绝不允许有不正之风和搞特殊化的情况发生。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身边个别工作人员收受地方财物,购买东西偶尔未付钱或少付钱,毛泽东知道后立即指示开展“整风”,进行清查退赔。
【本文来源于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人生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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