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坤：中国“制度优势”的奠基者——怀念毛主席

　　当今中国诸多优势中，一个突出的优势是制度优势，没有制度优势为基础做保障，就不会有中国日新月异卓越的发展成绩，也就没有中国今天这样非凡的战略地位。尽管有人持续不断地用各种手法指摘抹黑中国制度，把中国制度说得体无完肤，但人们都知道，在一个腐朽、没落与反动制度的统治下，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不可能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进步，而中国却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用几百年才完成的工业化，如果制度不给力，这样的奇迹就不可能在中国出现，这是基本常识。

　　但是，任何制度上的优势都不是一朝一夕之间可以造就，都要有一个形成的过程，这也是基本的常识。中国的制度优势也是这样，对此，我们不妨进行简单的历史追溯。

　　首先是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制度优势

　　现在很少有人谈及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制度优势，唯恐因此粘上“极左”的嫌疑，更有人热衷于把那个时候的公有制、计划经济与举国体制说得一无是处。可是人们不禁要问，如果是那个时代的中国遭遇今天这样的新冠疫情，中国社会将是怎样一种情形呢？以笔者的经验，可以肯定地说，抗击新冠病毒的全民战争不仅能够打得有声有色，而且可能避免许多混乱与滥权现象。也就是说，那时中国社会的组织与动员能力同今天相比只强不弱。

　　正因为这样，所以毛泽东时代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创造出“两弹一星”宏伟业绩，奠定了中国全球核大国地位与战略核威慑的力量基础，直到今天我们仍在享受其巨大的战略红利。直观地说，著名的东风-5洲际弹道导弹、长征1、2、3号系列运载火箭，返回式卫星，都是那个时代的优异作品。这些高精尖的东西，直到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难以跨越的技术门槛，这些东西都不是仅仅靠精神胜利法就可解决，而必须有强大的经济政治制度优势为支撑。

　　事实上，毛泽东时代新中国的许多成绩，都不是精神胜利法的产物，而是以制度优势的结果，所以，那个时代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仍然要予以充分的肯定。否定那个时代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就失去了制度根基。

　　其次是共产党闹革命时期的制度优势

　　自古“得人心者得天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赢得中国人民的拥护，同广大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一靠精神，二靠制度。革命时期，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人民当家作主获得解放，是靠制度来实现，靠通过一个个具体的行动来表达的，而不是只靠标语口号。现在，很多人都不会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了，但如果回过头来把这首歌好好体会一下，就会发现，共产党所领导的队伍其行动轨迹、方式及原则，同国民党队伍截然相反，二者之间的所作所为形成鲜明的对照。

　　这种对照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一个新的高峰，这就是延安的优势与西安的劣势。延安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凝聚力，拥有突出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权制度优势，而坐守西安的国民党团伙则只能靠强制、靠压迫来维系。于是就造成了这样的现象，很多担任国民党高官、拿着国民党厚禄的人，却义务地为共产党卖命，成为打入国民党核心的卧底。道理何在呢？难道这些潜伏者个个能掐会算，算准共产党能夺取天下而他们自己可从中捞取更大的利益吗？难道就不怕一旦暴露身份而被拉出去枪毙吗？答案显然不是什么能掐会算押对宝，而是源于他们对国民党的彻底失望，这其中就包括国民党为中国所设计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制度。他们都知道，只有按照共产党主张，实行共产党那一套，中国才有希望与未来。黄炎培老先生到延安的窑洞里去，同毛泽东主席对话的时候，已然百分之百地断定国民党已经没有未来，就是很好的证明。

　　最后是基于中国历史上的制度优势

　　毛泽东时代新中国的制度优势也好，毛主席领导共产党闹革命时期的制度优势也罢，这些制度及其优势并非从天下掉下来的，也并非主要照抄照搬外国的东西，而是在继承中国历史制度与借鉴学习其他国家先进经验基础上的自我创设和创新发展。比如，毛主席创造的民主集中制就是中国传统集权制与现代民主制结合的创新产物。中国历史上的中央集权制、郡县制、县乡学校教育制度等，这些制度在历史上有其优越与优势的一面，只不过在旧社会为剥削阶级统治服务了。在过去几千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曾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代领先于世界，一个重要因素也是靠制度优势，而不是靠幸运。共产党推陈出新，将这些优势加以马克思主义革命化的创造性改造与创新性转化，使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使中华民族所固有的勤劳智慧的品质再次得以发扬光大。正如毛泽东主席所宣告的那样，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上先进的水平。

　　毛泽东主席及其所领导下的队伍是中国历史上最优秀政治团队，他们吸收借鉴国内外各种制度的教训，结合长期革命所积累的经验，在此基础上，缔造了共和国，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最伟大的政治设计。关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如何搞好相关的设计，毛泽东主席的探索可以说从江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就开始了，在延安则迈上了新的台阶，抗战胜利后更开始相当具体的谋划，这其中所贯穿的智慧、能力与历史洞察力都非凡等闲。试问，如果不是毛泽东，还有谁能做出比这个更高明、更优秀的国家与制度方案呢？

　　毛泽东主席以其难以比拟的政治家、思想家与战略家的智慧、勇气与能力为中国制度优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今天中国制度优势的根源。

　　第一，举国体制的来源

　　今天中国在制度上一个突出的优势，是可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够实行新型举国体制。但需要知道的是，今天的中国之所以还能够“举”得起来，党领导一切是关键，是最核心的制度保障。“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党领导一切”的原则，在毛泽东时代就牢牢铸就。改革开放中曾有那么一个时期，有人试图在这个问题上动点手脚，搞什么分工、分家乃至分治，结果自然都是一塌糊涂。

　　毛泽东主席加强和发展了中国作为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的功能与品质，至少在中国近代以来，除了他以外，没有谁能做到这一点。旧中国如一盘散沙，这一点世人皆知。即便是现如今世界，能够做到全国一盘棋而“举”起来的国家也寥寥无几。因此，这是一个伟大的贡献，这一贡献不仅有功于当代，而且有功于中华民族的千秋万代。

　　第二，改革开放的根基

　　当代中国对改革开放的歌颂可谓斯尽善矣、又尽美矣，但如果刨根问底、追本溯源的话，则会惊讶地发现，没有毛泽东时代打下的物质与精神基础，中国既不会在战略上获得西方集团的青睐，也缺少搞市场经济起码的本钱。譬如著名的包产到户，如果不是土地集体所有制，所谓的联产承包就无从谈起。毛泽东时代塑造的土地制度为后人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搞花样提供了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农村经济改革就一切都无从谈起。又如在国民经济中起中流砥柱作用的国有制企业，正是靠这些企业的营养与根基，才在改革过程中迅速兴起了一大批所谓的民营企业，不然的话，中国的民营企业也将枯瘦羸弱、营养不良。回顾一下旧中国民营企业举步维艰的历史，就知道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压迫下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空间是多么逼仄，就知道在中国发展民营企业是怎样的好比上青天之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建党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压迫制度，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战胜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颠覆破坏和武装挑衅，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完全可以说，毛泽东及毛泽东时代为后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根基，若不此，则改革开放除了沦为外国资本附庸没有别的前途。

　　第三，自我革命的原创

　　以伟大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的社会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历史答案，也是这个党永葆生机活力的秘诀。但人们都知道，有关进城赶考和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思考，其肇始源头还是在毛泽东主席那里。他既安排设计了中国共产党革别人之命的政治方案与路径，也安排设计了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政治方案与路径。譬如当年的延安整风，迄今为止都是共产党自我革命难以企及的高度；譬如后来的“两个务必”，时至今日仍然脍炙人口、熠熠生辉。建国以后，毛泽东主席的主要政治精力都用在从事自我革命上来，他所推动的自我革命不仅是反腐败，而且在此基础上还要进行更全面、更深刻的思想文化革命。毛泽东主席一辈子闹革命，完全可以说是“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的第一践行者和最伟大的榜样。

　　因此，无论从政治还是从历史意义上说，毛泽东主席都称得上是中国“制度优势”的奠基者，他以非凡的革命实践、战略智慧与历史洞察力为中华民族留下了无尽的遗产。对此，后人不能从个人恩怨与情绪出发妄评妍媸。客观地说，毛泽东主席留给中国很多别人难以比拟的思想理论遗产、精神文化遗产、历史业绩遗产，但最大和最重要的遗产，就是他所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中国人的一切活动都建立在这份遗产的基础上，没有这份遗产，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不会走向新的历史高度。

　　【文/张志坤，红歌会网专栏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