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后的关键转折期。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淬炼,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终于在陕甘苏区获得了稳固的落脚点。作为党和红军的核心领导人,毛泽东在这一月间以非凡的军事智慧、政治远见和思想洞察力,统筹军事部署、整合革命力量、研判时局走向,为党中央在西北建立全国革命大本营奠定了坚实基础,其一系列决策与实践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坐标。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陕甘支队)与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十五军团在甘泉地区会师,两支劲旅的汇合使西北革命武装力量显著增强,但也亟需建立统一的军事指挥体系以应对严峻局势。
11月2日下午,毛泽东在陕甘晋省委和苏维埃的驻地甘泉县下寺湾见到了红15军团的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等人。
毛泽东面带微笑亲切的看着徐海东,赞扬红15军团在劳山和榆林桥的战斗打得好。徐海东感到心里暖烘烘的。
毛泽东主持召开红1军团和红15军团军事会议。徐海东首先向毛泽东汇报陕北的敌情,毛泽东拟定了一个大的歼灭计划,决定在直罗镇布下口袋阵,歼灭东北军。
毛泽东详细分析了东北军的情况,讲解红1方面军的战斗部署,给各部下达了作战任务。他援引《水浒传》中林冲在柴进家中拳打洪教头的故事说:“林冲对洪教头.不是先冲过去。而是先后退两步,这就是为了避其锋芒,攥紧拳头,发现弱点,一下子击中对方的要害。直罗镇战役的部署,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利用有利于我们的地形,集中优势兵力,打击和消灭敌人的主力。”
毛泽东这番深入浅出的话,使大家充满胜利的信心。
11月5日,毛泽东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发布第1号命令:宣布恢复红1方面军番号,任命彭德怀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方面军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叶剑英为参谋长,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张云逸为副参谋长,杨尚昆为政治部副主任。
陕甘支队第1、第2纵队合编为红1军团,共7200余人,由林彪为军团长,聂荣臻为政委,左权为参谋长,朱瑞为政治部主任。红15军团归入红1方面军建制。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政治部主任郭述申,副主任冯文彬;调中央红军的周士第为参谋长。
红军会师引发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度恐慌,“西北剿总”迅速调集3万余兵力,以第57军和第67军分路夹击,发动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企图将新生的革命力量扼杀在摇篮中。此时红一方面军仅有1.2万人,在兵力与装备上处于明显劣势,能否打破“围剿”直接关系到党中央在西北的生存根基。
面对危急局势,毛泽东展现出卓越的战略研判能力与战役指挥艺术。11月18日,他在张村驿主持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明确提出“大量消灭敌人、猛烈扩大苏区和扩大红军”的三位一体任务,确立“攻势防御”的战略方针。通过对敌军部署的细致分析,毛泽东发现沿葫蘆河东进的第57军孤军深入、骄横冒进,而鄜县西部的直罗镇三面环山、地势险要,形如“口袋”,是实施伏击战的理想战场。据此,他与彭德怀共同制定作战计划:以部分兵力围困甘泉之敌诱敌东进,集中主力在直罗镇设伏,力求歼灭敌一部后再各个击破。
11月20日,东北军第57军109师师长牛元峰率部在飞机掩护下进入直罗镇伏击圈,毛泽东立即下达攻击命令。21日拂晓,红一军团从北向南、红十五军团从南向北发起猛烈突袭,敌军在睡梦中惊醒,陷入首尾不能相顾的混乱境地。经整日激战,敌第109师大部被歼,师长牛元峰率残部退守镇东南土寨。毛泽东果断调整部署:以一部兵力围困残敌,主力转向打援,先后击退敌第111师、第106师的增援部队。23日夜,牛元峰残部突围时被全歼,战役于26日胜利结束。此役共歼敌1个师又1个团,俘虏5000余人,缴获枪支3500余支,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剿”。
战后,毛泽东对这场战役的意义作出精准概括:"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这一胜利不仅巩固了陕甘苏区,更极大提振了全军士气,为党中央立足西北开展革命活动赢得了战略主动。
徐海东和毛泽东彼此之间越来越熟悉,他向毛泽东汇报说,由于在鄂豫皖苏区和在长征途中肃反扩大化,原红25军至今还有300多人背着“改组派”、“第三党”、“AB团”、“反革命嫌疑”的黑锅。
毛泽东当即表态说:“要统统释放,这些同志长征都走过来了,这就是最好的历史证明。他们跟着长征一路吃了许多苦,为什么还当反革命?要立即给他们摘掉帽子,党员恢复党籍,团员恢复团籍。一律恢复他们的组织生活。”
徐海东没有想到这么复杂的问题,毛泽东竟然看得这样清楚。他非常敬佩毛泽东如此干脆彻底的纠正戴季英、聂鸿钧的错误。
11月下旬的陕北,天气已经很冷了,徐海东准备把仅有的7000块钱用来改善红15军团的伙食和添置冬装,却接到了毛泽东写的一张借条:
海东同志:你好!因部队过冬吃穿出现困难,特向你借款2500元。毛泽东
徐海东慷慨地派人将5000块大洋送到了毛泽东那里。
后来彭德怀见了徐海东,说:
“你送的那些钱,真是雪里送炭,解决了大问题。”
毛泽东接见了原陕西省委兼军委负责人、红26军政委汪锋,告诉他让他去西安,代表红军同西北军谈判,争取他们和红军互不进攻,联合抗日。他一再叮嘱汪锋:“对杨虎城和西北军要具体分析,多鼓励抗日士气,少谈以往的不愉快事情,多看进步的,少看落后的。”
11月28日,毛泽东起草并与朱德联名发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简称《抗日救国宣言》。
11月30日,毛泽东在东村出席红1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他在会上做了《直罗镇战役和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鉴于打死牛元峰一事,毛泽东提出了改变对俘虏军官的政策:那就是一律不杀、优待释放。
红1方面军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教育和释放了这次战役中的俘虏,对后来争取东北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良好作用。
回望1935年11月,毛泽东在西北高原上的一系列决策与实践,不仅在危急关头稳定了革命局势,更为中国革命开辟了新的发展道路。这段历史充分证明,坚持实事求是、立足中国实际、凝聚革命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不断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而毛泽东在这一过程中展现的领导力与思想力,早已融入中国革命的历史血脉,成为激励后人的精神财富。
【文/李豫,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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