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之辛：毛泽东的待人之道

　　伟人离开我们已经有五十年了，可是，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不是越来越淡化，反而越来越清晰。也许要“感谢”那些用造谣污蔑的手段诋毁伟人的流言蜚语制造者，是他们制造的种种天方夜谭式的谎言促使人们去探索关于伟人的真相，也因为他们抛出的他们自以为可以用来鸡蛋挑骨头的“材料”，促使人们全面地搜索所有关于伟人的资料。特别是原来在伟人身边工作过的人，对于那些颠倒黑白的言论实在看不下去，挺身而出，用他们质朴的语言，用亲身经历的铁的事实，还清白于伟人。现在，那个使中国人站立起来了的开国领袖，不再仅仅是挂在城墙上的巨像，也不仅仅是历经风吹雨打但在人们精心呵护下始终栩栩如生的高耸的雕像，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跟我们普通百姓心连着心的亲人。他有不加掩饰的喜怒哀乐——他的笑是那么纯真，从来不是人们常见的政治人物的故作姿态的笑，而是近乎孩子般的憨笑；他的悲哀也是那么深沉，他会为了穷苦百姓的苦难而难过得落泪，也会为担心人民的胜利成果得而复失而痛心疾首；他会发脾气，会骂人，会拍案而起，会讽刺挖苦。总而言之，人们看到了一个立体的，有鲜明个性的毛泽东。

　　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书信选集》里读到青年毛泽东1921年给朋友彭璜写的信，把毛泽东这种个性表达得淋漓尽致。现抄录如下：

　　——吾兄高志有勇，体力坚强，朋辈中所少。而有数缺点：一、言语欠爽快。态度欠明决，谦恭过多而真面过少。二、感情及意气用事而理智无权。三、时起猜疑，又不愿明释。四、观察批判，多以主观的而少客观的。五、略有不服善之处。六、略有虚荣心。七、略有骄气。八、少自省，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己。九、少条理而多大言。十、自视过高，看事过易。弟常常觉得一个人总有缺点，君子只是能改过，断无生而无过。兄之缺点，弟观察未必得当，然除一、三两条及第五条弟自信所犯不多外，其余弟一概都有。吾人有心救世，而于自己修治未到，根本未立，枝叶安茂？

　　——弟有一最大缺点而不好意思向人公开者，即意弱是也。兄常谓我意志强，实则我有自知之明，知最弱莫如我之意志！我平日态度不对，向人总是龂龂，讨人嫌恶，兄或谓为意强，实则正是我弱的表现。天下惟至柔者至刚，久知此理，而自己没有这等本领，故明知故犯，不惜反其道而行之，思之悚栗！略可自慰者，立志真实（有此志而己)，自己说的话自己负责，自己做的事自己负责，不愿牺牲真我，不愿自己以自己做傀儡。待朋友，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

　　——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

　　彭璜是“五四”运动中的湖南学生运动领袖，又是毛泽东创建的新民学会的骨干，曾与毛泽东一道开展驱张运动（驱逐军阀张敬尧）；在接触马克思主义后，就坚决赞成走十月革命道路，成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最初的几个成员之一。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是毛泽东发起组织的，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八个发起组之一。毛泽东与彭璜是志趣相投的挚友，也是共同奋斗的战友。在他们俩这封推心置腹的信中，我们看到的是诚挚中肯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没有客套，也完全没有小市民和不少知识分子常有的 “逢人且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的那种俗气。毛泽东在向挚友毫无保留地指出其缺点的同时，也对自己做了严格的解剖。他意识到自己个性特强，在争议中为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往往态度“龂龂，讨人嫌恶”（龂龂，指争辩激烈而露齿的神态），还自责为“意弱”，虽极想克制，却个性难改，以至“思之悚栗”，深感愧疚。然而，也正是在这样的自我剖析中让人们看到毛泽东性格的一个突出的优点，一个一般人少有具备的特点，那就是“不愿牺牲真我，不愿自己以自己做傀儡”，摒弃“谦恭过多而真面过少”的庸俗的待人之道。他自青年时代起就“立志真实”，待人接物“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他的坦诚，直率，求真的性格，与他立志真实，追求真理，矢志不渝，不屈不挠的坚定意志和奋斗精神，共同构成了一个 “高尚的人”，“纯粹的人”的独特的人格魅力，也造就了一代伟人与众不同的领袖气质。

　　在中共党史中，毛泽东与张闻天的关系占有一个相当大的篇幅和份量。从毛泽东如何处理两人的关系，可以对毛泽东的待人之道有一点感性认识。

　　这两人在出身，经历，性格等各方面都差异极大，这使得两人相处时不免磕磕碰碰。

　　张闻天具有很强的文人气质。青年张闻天喜爱文学，他的结交圈子是茅盾，田汉，沈泽民等一群文学家。他曾游学日本，美国，懂多种外语，热衷于外国文学的翻译和评论，从歌德到泰戈尔都做过研究，译著达50万字之多；他也写小说，在文学界有相当影响。郁达夫对他写的一篇小说很欣赏，称那部小说“像一首诗”，认为张“完全可以做一个诗人”。按张闻天的才学，本是个天生的文学家，如茅盾所说：“如果张闻天不搞社会主义而搞新文化运动，是可以坐一把交椅的。”

　　可是，命运开了个玩笑，让本该当文学家的张闻天成为了一个革命家。追求真理的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于192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学习。他在当年的留苏学生中是学得最好的，受到共产国际的器重，被誉为中共的理论家。留苏五年后回国，即被共产国际推到中共的领导岗位上（仅次于一把手博古），很自然地，他成为 “国际路线”的积极执行者。

　　就这样，一个学识渊博，但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尤其对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及广大农村知之甚少，既缺乏与工农基本群众的联系又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学者型人物，与一个深刻了解中国社会，特别是了解中国农村和农民，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武装暴动等大风大浪的革命实践中走出来的真正的革命家走到一个战壕里来了，而且前者还是后者的上级领导，其碰撞可想而知。

　　“左”倾错误路线对毛泽东的打击，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乃至撤销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作为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的张闻天当然是负有责任的，况且当时许多党的文件都是出自张闻天之手。张闻天后来坦诚地说，自己不重视毛泽东是事实，但并无特别仇视或有意要打击他的心思。据他的秘书观察，张对毛并无成见，但却并不十分尊重，甚至有点看不大起，认为他理论水平不高、性情粗暴。而毛泽东对张闻天的性格也多有不满，认为他书生气十足，实际工作能力差，甚至有“大少爷”作风。

　　然而，面对革命事业濒临覆亡的危局，为了挽救革命，这两个性格迥异的人还是走到一起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惨败，使得张闻天开始对错误路线产生怀疑。而毛泽东意识到，要克服错误路线，就必须要争取像张闻天这样错误路线执行者中已经有所觉悟的人。毛泽东设法在长征途中与张闻天，王稼祥走在一起，在途中对这两个原来错误路线一边的人作了苦口婆心的工作，这才有了扭转乾坤的遵义会议。

　　毛泽东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张闻天在中央苏区是颇有影响的人物，这不只是因为他的地位和身份，还有他本身的因素。因而，在长征路上，我以很大耐心，隐忍着种种的痛苦去接近他，苦口婆心地开导他，说服他，陈述自己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观点。”“只要能争取到张闻天，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

　　这里毛泽东用了“以很大耐心，隐忍着种种的痛苦”来描述当时的心情，联想到他当年给彭璜的信中对于自己个性过强的剖析，可想而知，为了顾全大局，毛泽东是如何控制自己的脾气，克服性格的不和，用最大的耐心去做说服工作的。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与张闻天成了政治上的搭档，张闻天是党的总负责人，而毛泽东则是实际工作的主要决策者。两个人从性格到思想方法等各方面的差异，自然造成了相互关系的起起伏伏。

　　张闻天虽然认可毛泽东的军事才能，但是还是摆脱不了对共产国际的迷信，这在当时中共党内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思想倾向，所以他在初到陕北时仍然不认识“左”倾路线的错误，因为他认为这是“国际路线”。而毛泽东则对这条错误路线的危害有切身感受，认定不对其彻底清算就不能引导全党走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道路。这种分歧在张闻天所主管的党校（当时叫“延安马列学院”）尤其突出，因为张闻天依然改变不了事事从经典著作的理论概念出发，而不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斗争出发的研究态度，而这恰恰是毛泽东最为反感的。

　　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矛头直指党校的学风，其中用了“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这样极其辛辣的讽刺，以批判脱离实际的理论家的徒有虚名。可是这样的讽刺竟然没有打动感觉迟钝的张闻天，他主管的党校依然如故，毛泽东的报告就像往水里扔下石头却几乎打不出水花。对此很生气的毛泽东与张闻天面谈，直截了当地用“狭、高、空、怯、私”五个字批评张闻天对中国的事情一窍不通，却自视极高，热衷于空谈。

　　对于这样毫不留情的批评，张闻天虽感委屈，但也感受到毛泽东的坦诚，意识到这种开诚布公的态度其实也是一种信任。他同时也听说，毛泽东多次与别人说到他时，说“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对此他很感动，认为是对自己“最好的评价”。经过整风运动的学习，张闻天对错误路线有了深刻的认识，不仅在党的会议上诚恳地做了检讨，而且写了数万字的“延安整风笔记”，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大为赞赏，他亲自来到张闻天的窑洞，说“我一口气把它读完了，写得好！”热情洋溢，溢于言表。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在作选举动员时特地对张闻天的贡献做了公正的评价：“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

　　在整风过程中，王明曾挑拨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关系，说：“这次整风，主要是整我们莫斯科回来的同志的，尤其是你。”毛泽东知道后，十分坦然地说：“王明对洛甫说‘整风是整你和我’，这话又对又不对。说是对的，首先是要揭破教条宗派，要‘整’王明、博古、洛甫，对这些同志要‘将军’，要全党揭露。说是不对的，我们只‘整’思想，不把人‘整死’，是治病救人。”只有抱着“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的动机，才无惧谗言，才能这样光明磊落，坦坦荡荡。

　　新中国成立后，两人也发生一些矛盾。最大的一次冲突就是发生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张闻天用三个小时的长篇发言，从理论高度支持彭德怀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中的问题的批评，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当时，毛泽东给张闻天写了一封带有回击性质的信，信中又一次显示了毛泽东那特有的嬉笑怒骂、辛辣讽刺的语言风格：

　　闻天同志：

　　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安的是什么主意？那样四方八面，勤劳艰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讲完没两天，你就心烦意乱，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被人们缠住脱不得身。自作自受，怨得谁人？我认为你是旧病复发，你的老而又老的疟疾原虫远未去掉，现在又发寒热症了。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

　　是不是毛泽东记着旧怨不放？不是的。就在庐山会议前一年的1958年5月8日，毛泽东就曾经给张闻天写过一封信，对张闻天写的几份报告大加表扬，因为这些报告反映出来的深入实际的作风说明张闻天在克服原有缺点方面已有很大进步。信里是这么说的：

　　洛甫同志 ：

　　三个报告都看了，第三个最好。你这个人通了，我表示热烈的欢迎和祝贺。我一直不大满意你。在延安时对你曾有五个字的批评，你记得吗？进城后，我对陈云、恩来几次说过，你有严重的书生气，不大懂实际。记得好像也对你当面说过。今天看这个报告，引起了我对你热情欢迎。

　　你过去能写出现在的报告吗？能有这样的无产阶级的感情吗？能有这样感人的气氛吗？在我看来，没有。现在有了，通了，群众化了，因此向你致贺！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

　　信写得多么热情啊！还是毛泽东一贯的风格：开诚布公，坦诚交心。批评是这样，表扬也是这样。

　　庐山那次冲突，其是非自有历史与后人作出评价，但是当时，毛泽东是作为一场捍卫三面红旗与反对三面红旗的原则性斗争来对待的，其中还涉及与苏共赫鲁晓夫的斗争。所以，毛泽东的态度，还是坚守他年轻时就立下的原则：“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

　　即使如此，直到1969年的中共九大，毛泽东仍然记着张闻天的历史功绩，作出公正的评价：“张闻天在遵义会议是同我合作的，以后也是好事作得多嘛！”“王明回国以后，他们没有站在王明方面，是站在我们这边的。”

　　晚年的毛泽东回顾自己的一生时说：“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交以后，我亦往往如此。”现在重读他青年时代给挚友的信，更深切地体会到他的“立志真实”。他一生奋斗不息，但“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他的率直，坦荡，尽管会使有些人感到不舒服，但却让人们直接感受到他的赤子之心。一个有血有肉，会哭会笑也会发脾气的毛泽东，让人在无限敬仰之外更多了一层可亲可近的亲切感。活在我们普通人的心里的，不仅是他的伟岸形象，还有他那纯真生动的音容笑貌和他爱憎分明的鲜明个性，我们仿佛听到他用他那特有的湖南话跟我们说：“我就是你们中的一员，我将永远跟你们在一起！”

　　参阅：

　　王海光：“遵义会议前中共中央高层权力的转移”，《安徽史学》2011年1月

　　周敏之：“论延安整风前后毛泽东与张闻天之关系”，《湖湘论坛》2013年9月

　　王澄琳：“张闻天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及其贡献”，《党史研究与教学》1990年8月

　　【文/林之辛，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