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在读到“天安门事件”发生后，有人主张开除邓小平的党籍，毛主席不仅未予采纳，反而明确指示“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时，不禁陷入长久的沉思之中。书中说：“毛泽东对邓小平‘保留党籍’的意见，多少反映出他对邓仍留有余地、寄有某种希望的复杂心态。他还托付汪东兴对邓小平采取措施加以保护，以免遭受不测。”
为了验证此事的可信性，又查阅了一些资料。其中，邓小平的女儿邓榕，以笔名“毛毛”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对此有详细的描述。书中写道：“汪东兴向毛泽东汇报可能有人会去冲击邓小平。毛泽东说：‘不能再冲击，不能抓走’，并问汪东兴有没有办法？汪东兴建议，把邓小平转移个地方，可以转移到东交民巷那个房子去。毛泽东说：‘可以。’”
显然，在关键时候，毛主席“保”了邓小平。（据《毛主席传》，邓小平事后说：“毛主席保护了我”。）
众所周知，毛主席始终坚持对文革的总体肯定态度，从未动摇。虽然他也意识到文革中发生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等问题，但是他始终认为文革对于中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完全必要的。在毛主席看来，坚持文革的初衷，是一个不可妥协的原则问题。所以，当邓小平以“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为由，拒绝主持作一个对文革总体肯定的“三七开”决议，实际上表明一种不认可文革的态度时，毛主席撑起已经十分衰弱的病体，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光，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
然而，就是在这么一个形势下，毛主席仍然做出了对邓小平“保留党籍”的决定。这不仅出乎当时党内高层多数人的意料之外，（据毛毛文中说）也出乎邓小平本人的意料之外。
毛主席不会没有想到，让邓小平继续留在党内，这个曾经几起几落的“小个子”以后仍然有东山再起的可能。毛主席本人就曾经有过被开除党内高层职务但仍保有党籍，后来重新走上高层的经历。
毛主席也不会没有想到，以邓小平的能力和他在党内多数老干部及军队里多数将领中的威望来看，党内几乎没有其他人能够与之抗衡。毛主席曾在多个场合以十分欣赏的口气称赞邓小平“人才难得”，“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无论文、武，都是一把好手。
相比之下，毛主席着力扶持的文革力量，尤其是领头的那几个人，却明显缺乏治国理政的实际磨炼和必要的能力。最要命的是，他们不能团结党内的多数干部。虽然毛主席多次提醒他们却总是不改，搞小圈子，在党内高层实际上处于孤立状态。毛主席当然知道，自己身后他们将失去政治上的优势。
可是，对于这一切都洞察秋毫的毛主席，却仍然做出了保留邓小平的决策。这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细细阅读《毛泽东年谱》，可以看到晚年的毛主席，在意识到自己有生之年已经不多时，对于自己手创的新中国会有怎样的前途，怀有深深的忧虑。这种忧虑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文革路线能不能坚持；一是国家的稳定能不能保持。
1973年年底八大军区司令对调就是毛主席为了保持国家稳定所采取的重大措施。熟读中国历史的毛主席深知军队一旦脱离了中央政府的控制，就有可能出现军阀割据的分裂局面。在毛远新写的回忆文章中说到一个细节：毛主席在跟毛远新谈到八大军区司令对调一事时，问毛远新：“你对这次会议怎么看？”毛远新说：“这次调动，大家都表示拥护主席和中央的决定。”毛主席却说：“都拥护？不见得吧，有人很不高兴哩。会前我和总理与剑英同志商量过，我说有几种可能，最坏的情况，无非是学张勋，带三千辫子兵进北京。当然，这是极而言之。”
所谓“张勋事件”，指的是辛亥革命推翻清皇朝后的北洋政府时期，军阀张勋率兵进京，意图复辟清皇朝的一场历史闹剧（因张勋及所部均留发辫以表示忠于清廷，故被人称为“辫子军”）。
毛主席的话道出了他做出军区司令对调的决策与防止身后出现“中国历史上藩镇割据、地方大员拥兵自重的情况”的考虑相关。毛主席想得那么深那么远，使完全没有想到的毛远新听后惊愕得说不出话来，今天的读者读到这些话也深感震撼。这是毛主席“极而言之”的底线思维，也反映了他对身后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都进行了全面而极为深入细致的考虑。（毛远新文章“八大军区司令对调会议后与毛主席的谈话”载于2026年5月7日《红歌会网》）
据《知网》多篇公开发表的文章披露，毛主席在作出这个决策前曾与邓小平有过讨论，毛主席问邓小平怎么办？邓小平稍作沉思，随后把面前的茶杯和毛主席的茶杯对换了一下。毛主席会心一笑，说道：“英雄所见略同。”此事未给出具体信息来源，但从军区调动会议上，毛主席向各将领宣布“请”邓小平出山，担任领导全军工作的总参谋长来看，此事是与邓小平商议过的。也正是在此事后，毛主席当面对王洪文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比你强。”
参与这次调动工作的邓小平后来点明了这次调动深层次的原因：“这是因为毛主席很懂得领导军队的艺术，就是不允许任何军队领导干部有个团团，有个势力范围。一个领导在一个地方工作久了，容易形成各种盘根错节的关系，容易形成团团伙伙，特别是掌握一个大战略方向的党政大权的高级领导干部，更应避免这种情况出现。虽然共产党的干部不至于产生像中国历史上藩镇割据、地方大员拥兵自重的情况，但是也应防止类似情况出现。”
从1973年复出到1975年再次担负中央领导工作，邓小平大刀阔斧，很快扭转了文革中的混乱局面，充分表现出很强的治乱能力。这些事实，加上在长期共同的革命生涯中对邓小平的考察，使毛主席相信邓小平是一个具有掌控全局，稳定局势的难得人才。
于是，毛主席在交班于谁的问题上陷入深深的纠结。鉴于邓小平坚持不赞同文革的态度，使得对邓大失所望的毛主席不得不放弃让邓接班的安排；另一方面，毛主席又担心再次出现“天下大乱”的局面会失控（毛主席健在时，他本人的巨大威望是由乱转治的决定性条件）。
最终，毛主席选择了具有一定治国理政实际经验又为各方都能接受的华国锋。
尽管如此，出于“极而言之”底线思维，毛主席仍然为万一出现动乱做一个万全的安排。这也许就是毛主席“保”邓小平的深层考虑。
当然，毛主席绝不会放弃他发动文革的初衷。从来都坚信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人的毛主席，把这件事交给了人民，他用自己生命最后的力气做出了个样子，他相信人民会从中得出经验教训。他从来都认为，人民总是要从正反两个方面的现实得到教育，最终会选择出能够实现“自己解放自己”的道路。
还是他一直说的那句老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相比各种可能的曲折风险，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多民族大国，有如此众多的人口，真的发生社会动乱，乃至武装割据，国家分裂，那将是对于中华民族最为危险，危害最大的历史灾难。虽然人民终究会取得最后的胜利，但要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权衡之下，这成为毛主席放在第一位的必须避免的一种情况。近年来一些国家四分五裂而陷于战火纷飞，兄弟民族自相残杀，百姓生灵涂炭的悲惨境地，从反面映衬出毛主席的远见卓识和深谋远虑。
细读《毛主席年谱》，跟循他晚年的喜怒哀乐的心路，体会他为中华民族的前途煞费苦心的思虑，真切地感受到伟人那颗忧国忧民的赤诚之心。
【文/林之辛，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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