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与一位学友讨论教员观点，如果中国出现修正主义，会有什么后果。我记得教员曾说，如果孙子搞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就会起来造反。中间还隔了一代人，看来曲折时间还是漫长的。学友给出教员观点，若儿子搞修正主义，孙子会起来造反。没有隔一代人。这就涉及到一个判断，借鉴苏联，修正主义是怎么产生的，对修正主义拨乱反正究竟需要花费多长时间？
首先要看教员是在什么情况下，针对的什么问题说的这些话。
1962年8月13日，教员“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会议继续讨论毛泽东八月六日的讲话，彭真、罗瑞卿、邓子恢发言。在罗瑞卿谈到美国杜勒斯认为欧洲共产党的第二代还可以，第三代就不行了时，毛泽东说一代不如一代嘛！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不过也不要紧，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就又要出马列主义了。按照辩证法，事物总要走向反面的，帝国主义等不走向反面？我就不信。我们也不一定不走向反面。”（以下引文如不注明，皆出自《毛泽东年谱》）
一个月后，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教员说到“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显然，后面的谈话，条件和结果要明确，老子搞的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这是修正主义的通俗定义，儿子肯定会起来暴动，推翻老子。
教员对中国出现修正主义的认识是有个过程的。修正主义最初反映在思想分歧和路线分岐上，对此，对于看到演变后果的后人们来说，教员起初在次要问题上似乎设法委曲求全，同时划清思想是非。这就要从八大提出的著名的一段话说起：
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回头看去，联系苏联解体和我们经历的一些矛盾，这段话如风起于青萍之末，是源头滥觞。因为不计生产关系即生产力的性质，社会主义怎么建设，自然产生分歧。6年后，分歧已经加深，探讨前面说到中国出现修正主义的可能性，经过了一系列演变。
从《毛泽东年谱》看，八大闭幕后，教员就提出了质疑和批评，半年后，在杭州四省一市会议上，教员提出：“八大决议关于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说法，是犯了个错误，理论上是不正确的。……我们的生产力与苏联、美国比是落后。比中国，怎么能说是落后呢？比蒋介石，比一九五〇年，不是先进了吗？有些同志说这是与将来比的，将来有一万万吨钢。那是将来的事情嘛。这样比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这个错误如何纠正，请大家想办法。（1957.4.4-6）”
教员的方法：发现问题后，指出问题，交给大家，请同志们共同解决。这是对战友、对同志们的最大信任。
几个月后，教员对矛盾性质做了思考：“八大讲当前敌我矛盾基本上解决了，现在看来也对，但只能是在经济方面的，如从政治方面、思想方面看，就不能这样说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有两种：一为敌我，一为思想。（57.9.19）”教员虽然“请大家想办法”，但在原则问题上，不放弃引导。
对于思想分歧，教员首先是耐心分析说服，尽量团结，减少因思想分析产生的摩擦。这是从井冈山时期以来的形成的工作方法。
10月7日下午一时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各组组长会议。教员指出：
“八大决议说，目前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将来还会有，因此这句话从长远讲也对，但现在看则不适当。
……
八大决议的那句话是不适当的，但也没有坏处，它不妨碍生产，不妨碍反右派等。同时它也反映了一个要求，要求加强物质基础（和外国比较，我们是很落后），那句话并非专门从矛盾这个范畴来讲的。既没有害处，现在就不必去改它，否则引起麻烦和争论，将来再作适当的解释。要研究矛盾……（57.10.7）
教员关于“矛盾将来还会有”，“长远讲也对”，其中，“也没有坏处”……从60多年后的今天来看，并不准确，言不由衷。一方面是处在认识过程，另一方面，也是团结同志的需要。重点是划清思想界限。
这次谈话的一个重要观点，点出关于主要矛盾的“那句话”，一是“没有讲人与人的关系”，二是看问题没有“从矛盾这个范畴来讲”，后者是对20年前《矛盾论》提出“矛盾的普遍性”的一个强调，这个强调很有现实意义。如今天有的同志给领导写文章，喜欢用排比句，数字归纳，从总结全面角度，是必要的，但如果将其凝固化，忽略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只强调面面俱到，不抓主要倾向，就成为一种“假大空”的八股文风。
教员的批评，对其他同志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58年提出“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提高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有系统地调整人民内部的关系，使它适合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需要”，（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形式上，对1956年的唯生产力论倾向作出一定纠正，但新的矛盾产生了。
强调社会主义时期“人与人的关系”，是教员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要贡献。资本的实质是社会关系，公有制的实质，从公有资产到今天的“公有资本”，实质上也是人与人关系的演变：是事实上的同志关系还是雇佣关系？
刘少奇谈到“人民内部的关系”时，只谈“提高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事实上，在57年反右扩大化，党内民主被破坏后，一方面成为极左“共产风”的基础，二是在党的整风中借反右整了群众之后，忽略了最需要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是各级干部，这种思维方式，隐含拒绝自我批评，就容易把主要是人民内部、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操作成整群众的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
1960年春天，在个别局部，浮夸风共产风已经产生大批饿死人的恶果，官僚层层封锁，仅信阳就查封扣发了一万多封发往北京的信件，灾情还没有报到中央，教员已经预感到形势的险恶。
3月24日在天津会议上，教员提出，“我们这个社会主要矛盾是什么？主要矛盾还是阶级斗争，就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两条道路的斗争。几十年还是这个问题。就是在生产关系、所有制方面，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在上层建筑方面，是猖狂进攻的那些意识形态，唯心论哲学，形而上学的宇宙观，还是唯物论辩证法的宇宙观？”
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和党内分歧是什么关系？第二天，教员继续阐述自己的观点，“基本矛盾，觉得还是应该提阶级矛盾，这是两条道路的矛盾。在我们国家，这是主要矛盾。但是，还有第二种矛盾、第三种矛盾等等，比如两条路线，同是想搞社会主义，方法不同，看法不同，这就不是基本矛盾。（1960.3.25）首先，从主观上肯定了党内分歧的出发点，初次解释了两条路线。
有些文章认为，教员在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这是误解。教员同意八大指出的大规模的敌我矛盾已经结束，但从未同意过阶级斗争已经结束。正如57年10月7日提出的：“敌我矛盾是阶级矛盾，但阶级矛盾不一定就是敌我矛盾。阶级矛盾内有敌我矛盾，但不是主要的，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有矛盾就必然有斗争，阶级斗争，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凡是认为教员“重提”的同志，应当自查自身的马列理论基础和信仰，消除对教员的误解。特别是借解释“过渡”时期，把大规模的敌我矛盾结束混淆为阶级矛盾和斗争的结束，误解更深，只能助长阶级地位的和平演变易位，走向反面。
1963年6月3日和4日，教员在和中外同志谈与苏共中央的分歧时，联系国内提出：“八大提的什么是主要矛盾，举了手发现不对了。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妈妈给儿子做了一套三十岁穿的衣服，太大了，二十五岁以前都不能穿。”联系“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1959.12.24-26）。教员的着重点，始终放在人际关系上，即没有脱离生产关系的生产力，没有脱离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社会主义最后落实在公有制决定、管理关系决定的人与人关系上。今天，有的同志认为，只要公有，资本也可以作为生产要素，无视资本为保值增值将使劳动雇佣化、公企管理者资本家化的自发性，只能助长社会阶级地位易位，更不要说无底线地扩张私有经济了。
几年以后，1967.1.14，党媒文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这篇文章发表在一月十六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二期，同日《人民日报》转载。可以看出，这也是教员从主观上对未来社会阶级地位演变的预演防范。这一点被党的历史决议定为错误。
就在1963年6月4日，教员说道：“修正主义与思想上有点“左”或右是不同的，偶然的、不成系统的、不是一贯的，不能叫修正主义，是认识问题。我们这些人的认识也有个过程。我们的思想上有点“左”或右，是能改的。”由此，“左”或右，或形“左”实右，或“左”右摇摆，历史证明不愿意做自我批评的，就形成了“必然的”，“成系统的”，“一贯的”，就成了教员定义的修正主义，12年后，具体提出“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75.4.23）。
邓小平指出，“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11页），由此看来，无论怎么评价，教员对修正主义的认识，从分歧到团结、斗争，是一名党员的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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