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篇文章，实际上探讨的主要是关于敌人的问题。
在当时的党内，关于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是革命的对象这个问题上，大家是没什么分歧的。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中，在敌人问题上着重提醒党内注意的，主要是三点：
其一，国民党右派在政治上是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必须把他们当做敌人看待，而不能因所谓的统一战线而在这个问题上妥协；
其二，统一战线中被我们视作民族资产阶级代表的左派和中派，一旦工农运动越来越发展，共产党本身的力量越来越发展，他们是一定要分化的，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而其右翼将可能变成我们的敌人，必须要提前提防；
其三，地主阶级，这个代表乡村中最反动的生产关系的阶级，才是最重要的敌人，是最大的革命对象。
然而当时大家在这个三个问题上的分歧是极大的，尤其是后两个问题。
我们知道后来历史的就很清楚，由于对后两个问题的忽视，导致四一二、七一五事件相继发生的时候，共产党人几乎是束手无措。
那么，在搞清楚了谁是我们的敌人以后，另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自然就是，谁是我们的朋友？
在这个问题上，当时党内主要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另一种则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因此总感觉自己力量不足。
这个时候找到真正的朋友，就变得极其的重要。因为如果你找不到真正可依靠的强大力量，那么且不说拿什么去对付敌人，就是上述所说的提防国民党即将分化的右翼，你也是做不到的。
所以，毛泽东才必须将其他几个可以成为我们朋友的阶级，作一个全面的分析，由此才可以判断到底哪些阶级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可以依靠的力量。
这些阶级包括：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主要是农民阶级）、无产阶级、游民。
我们来看看他是如何具体分析这些阶级的。
一、小资产阶级
当时的小资产阶级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城市小资产阶级，一种是农村小资产阶级。
所谓农村小资产阶级，在当时主要指中农。其实严格上说，由于当时的农村几乎完全是封建性质的个体经济，与资本主义联系很少，所以用小资产阶级称呼他们理论上不严谨。但考虑到他们的经济地位与小资产阶级相似，因此这篇文章中将自耕农（即中农）归入小资产阶级，这样有助于分析其特点。后来随着工作重心放到农村以后，便用更严谨细致的富农、中农、贫农、雇农这样的称呼了。
小资产阶级，在人数和阶级性上都值得大大注意。
他们本身受着当时的高利贷、苛捐杂税、文化制度等方面来自统治阶级的剥削，但这种剥削程度又不如一般无产者和贫雇农那样深重和残酷。他们一般不剥削别人，但也有其中一部分人，对别人有轻微的剥削。如夫妻店雇佣几个员工、小作坊招几个学徒、有些中农放点小债等等。
这就使得小资产阶级在经济地位上，表现出一个相对的独立性。
比如城市小资产阶级，每个月有相对稳定的收入，负债较少，或没有负债，或收入完全可以覆盖债务，有的甚至还略有盈余。
他们的职业主要是小商人、手工业主、事务员（类似今天的体制内基层公务员、医生等）、知识分子和学生、部分自由职业者。
其中，事务员又有一定的特殊性。这是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主要依赖于统治阶级维系的社会制度。他们在受到上级克扣、债务剥削、物价膨胀、待遇削减等等压迫的时候，常常也跟着骂几句娘。但是一旦他们感受到一般革命群众威胁到那个维系他们现有经济地位的统治制度时，他们就反过来要维护这个制度了。这个时候，他们几乎是本能的要反对革命群众。要是再担任个一官半职的，则他们维护旧统治制度的决心和态度，就不但远超一般小资产阶级，而且超过一般的资产阶级。
从后来的历史看，这个特殊的小资产阶级群体，几乎是要等到他们原先的经济地位再也无法维系下去，或他们赖以生存的那个统治制度已经根本上发生动摇之后，如后来解放军包围或打进去以后，他们反对革命群众的决心和态度才会发生根本动摇。
知识分子和学生
当时的知识分子和学生与今天不同，今天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基础教育的普及，已经批量生产出大量从事脑力劳动的无产者，完全构成一个阶级。
但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还并不算一个阶级或阶层，他们主要是附属在不同阶级之上的。
其中，一部分附属于官僚阶级、大资产阶级、买办地主身上，并为这些人服务，从而反对一般的革命劳动群众。这一部分属于反动知识阶层，类似当代一批专家、学者、教授、学阀之类，应被归入资产阶级或大资产阶级范畴来看待。
然而，由于整个封建制度的残酷剥削，使得当时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是小知识分子阶层，如当时的贫困教师、律师、新闻编辑、小作家等等。这一类，被归入到小资产阶级里面，这是因为他们虽然不构成一个阶级，但是其经济地位与小资产阶级大体相当。其中一部分贫苦知识分子经济地位与贫农相当，生活极其贫困，革命性很强，如韶山五杰的李耿侯这一类人。
忽视知识分子的重大意义是错误的。尤其是其中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极大。如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五卅运动，都是知识分子和学生打头阵，起到了领军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大的传播和接受，首先也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成员里面，几乎清一色的知识分子。因此，没有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中国的革命是根本不能设想的。
然而，多数的知识分子和学生，由于缺少在一般劳动群众中工作的经验，缺少对劳动群众的观察，往往都存在着不同程度脱离群众的现象，有的这种现象还很严重。因此他们很多人思想是空虚的，行动是动摇的。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一批青年学生，随着他们进入社会实践领域以后，很快出现了分化，一部分采取消极态度，一部分甚至走向反对革命的道路。
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教员非常强调知识青年与劳动群众相结合，要深入群众中，要亲自参加一般劳动的必要性的原因。
手工业主和小商人等。
这个群体的小资产阶级，一边受到当时封建军阀、苛捐杂税、债务利息的盘剥，另一边呢，经济地位又高于一般无产者和贫雇农。有的还轻微地剥削别人。
但是因为他们的生产经营，受环境影响很大，波动也很大，时长处于忐忑、惶遽的不安之中，时常处于个体破产的边缘之上。因此其革命性和对革命的态度往往是小资产阶级群体里面最坚定的。
因此，就整体而言，多数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子，是能够拥护革命的，是很好的同盟者。只不过缺点较明显，就是容易受资产阶级宣传的影响，比较相信资产阶级那套观点。但是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随着他们经济地位的不保，他们对革命的态度是必然要逐渐走向赞成和拥护的。
毛泽东对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观察，在当时受五卅运动的影响很大。
五卅运动期间，随着工人大罢工的开始和蔓延，各种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中小商人，手工业者积极参加、亲身投入就是他们拥护革命很好的证明。学生在五卅运动中，更是发挥了先锋军的作用。
不仅如此，五卅运动期间，小资产阶级群体里面，一贯反对革命群众的那帮具有特殊性，即特别拥护统治阶级制度的体制内事务员，也有一小部分采取拥护群众的态度。如当时有巡警不愿意参与逮捕学生，甚至悄悄放了学生，有事务员宁愿辞职也不愿意去对付群众，有的还尽自己可能给学生提供帮助。
这就说明小资产阶级从总体而言，是革命的朋友，是同盟军。尤其是在革命高潮来临的时候，则不但那些贫苦的小资产阶级左翼会参加，就是那受到群众裹挟的小资产阶级右翼，也会参加，如五卅期间上海的中小商人、学生教师等。即便是那最顽固的体制内事务员，也有一小部分采取了旁观和中立的态度。
以上这一部分，是城市小资产阶级。然而，教员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着重分析的小资产阶级部分，主要还是农村中的小资产阶级，即中农。这是因为他那时的精力已经主要放到农民中来了的缘故。
下面，我们来看看农村小资产阶级
什么是农村小资产阶级？
实际上主要指的就是拥有自己土地，不用去租地主的土地来耕种的那部分农民，即自耕农。我们也称其为中农。
那么根据后来较为详细的划分，当时的农村人口可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大中地主：占农村人口不到1%；
小地主和富农：各占农村人口4%左右，合计占8%左右；
中农，即我们说的农村小资产阶级：占农村人口的20%左右；
贫农：占农村人口的70%左右。这一部分就是我们说的佃农，即需要租地主土地的人，他们有的全无土地，有的有一部分，但还要租地主一部分。
剩下一部分为游民、雇农（完全从事长工、短工的）：大约占1~2%之间。
农村手工业者，一般都兼营农业，或农业为主兼营手工业，他们可划到贫农、中农里面。
这个数据取自后来教员所作湖南农民的调查、寻乌调查、中央苏区时的农村调查等，他在自己的文章中，也多次按照这个数据对农村进行分析。虽不同农村有所差别，但当时大体上都是这样的。
所谓农村小资产阶级，占农村人口20%左右。
他们经济上的特点就是，有自己的土地，基本上可以依靠耕种自己的土地来维持生存，而不用去租地主的土地，因此也叫自耕农。后来我们把他们叫做中农。
因为这一特点，所以他们虽然也受着各种封建制度的剥削，但是所受剥削程度远不如贫农。因为贫农要租地主土地，结果一年收成的一半左右要单独用来交租，这导致他们的生活和经济地位之低下和艰难，简直处于绝境之中。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的农民运动，以及土地革命，主要依靠70%的贫农的缘故。
然而，就算是农村小资产阶级，也可以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尚有余钱余粮的。
这一部分发财观念极重，也颇为相信中产阶级的宣传，看到那些小财东，往往留着一尺长的涎水。他们怕乱、怕革命，对革命取怀疑态度，并不认为这是什么好事。
第二类，是经济上大体还能自给。
但是他们越来越卷了，每年需要花费更多的劳动、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时间，要开源搞点副业，要更加节省，加倍注意，才能勉强维持原先大体的经济地位和生活水准。
因此他们也开始骂娘了，骂军阀为“抢钱司令”、骂土豪劣势“为富不仁”。
他们对革命不反对，但是也不肯贸然参加。原因是觉得军阀和洋人厉害得很，来头大，搞不过。所以他们采取中立态度，但是绝对不反对。
第三类：生活已经下降的。
这一部分原先也是小资家庭，但是由于经济危机严重，环境越发恶劣，因此拼尽力气也难以继续维持原来的小资生活。每年年终一算账，又他妈亏了。身上的负债也越来越多，看不到还清的希望和尽头，于是“瞻念前途，不寒而栗”。
这一类小资产阶级，相较于前两种，精神痛苦更大，因为有一个与之前生活相反的比较。这一部分人，是小资产阶级中极有可能参加革命的。是小资产阶级的左翼。
然而，这三类人虽然平时各不相同，但是到了革命高潮来的时候，当他们看到革命能争取到利益，甚至有可能成功的时候，则不但左翼可能参加革命，其右翼即第一类也可能参加革命。
这一点，在五卅运动中，在湖南韶山期间毛泽东对农民的调查中，他已经可以断定。
因此，小资产阶级整体而言，是可以作为共产党人应该接近的朋友来看待的。
他们在经济地位和革命态度上，都不如贫农阶级和无产阶级那样可依靠，但是大多数是可以团结的对象。这样一个对小资产阶级的基本判断，从教员写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开始，到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结束，都没有变过。
为什么要提这一点呢？是因为很快就有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判断出现严重失误。这是后来的事，不过这里可以提一下。
七一五开始后，汪精卫领导武汉国民政府开始清共，那时候共产国际把蒋介石集团看作资产阶级的代表，把武汉汪精卫集团看作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于是当汪精卫集团叛变后，他们居然机械的认为整个小资产阶级已经脱离了革命阵营。
事实上，那时候的蒋介石集团已经完全倒向大地主、大买办阶级，他已经不能单纯视作资产阶级的代表，汪精卫集团同样不能视作小资产阶级的代表。
但是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同时也受蒋介石、汪精卫屠杀政策的影响，我们事实上接受了这样一个机械的判断。
这个判断一来，随即采取的政策就极其盲动。因为认为小资产阶级已经脱离革命阵营，那就不是可以团结和接近的朋友了。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就出现了那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口号和政策：“使小资产阶级变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历史上的1928年3月，湖南特派员周鲁，到井冈山以后，指责井冈山“行动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者变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策略。结果，这一策略，遭到毛泽东的激烈反对。
然而尽管遭到毛泽东的抵制和反对，但是这一政策的思想还是被传达到了井冈山下级党组织中，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
于是，我们又看到了后来的《井冈山的斗争》这篇文章中，记录下了这样的一幕：
对小资产阶级的政策，我们在今年二月以前，是比较地执行得好的。三月湘南特委的代表到宁冈，批评我们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于是改变原来前委的领导人，政策一变。四月全军到边界后，烧杀虽仍不多，但对城市中等商人的没收和乡村小地主富农的派款，是做得十分厉害的。……这种打击小资产阶级的过左的政策，把小资产阶级大部驱到豪绅一边，使他们挂起白带子反对我们。——《井冈山的斗争》
当时对小资产阶级的政策都出现了过左的倾向，更不用说对中间阶级的小地主和富农的政策了。
其结果，除了上面说的小资产阶级挂起白带子反对我们，另一个更严重的情况，就是中间阶级，即小地主和富农的公开反水。
这一点，《井冈山的斗争》中也有记录：
“中间阶级在革命高涨时受到打击，白色恐怖一来，马上反水。引导反动军队大烧永新、宁冈革命农民的房子的，就是两县的小地主和富农。他们依照反动派的指示，烧屋、捉人，十分勇敢。……中间阶级之所以反叛，受到革命的过重打击是主因。”——《井冈山的斗争》
由此可知，对一个阶级的准确分析和判断，是直接的关乎和决定着当时的政策的，而政策又直接决定着革命的成败。
这一段时间的盲动政策，随着越来越遭到抵制，而各地的暴动又多数归于失败，于是持续了半年多的时间后，得到了纠正。
我们之前文章中说，整部毛选中，很多重大判断和路线分歧，都与教员当时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一个例子。
这种例子还很多，如王明的反面例子。王明“左倾”路线时期，由于判断中间阶级是最危险的敌人，于是有了王明路线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有了第五次反围剿错失与福建十九路军联合打破围剿的重大机会。
即使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否还存在，是不是有一个党内资产阶级等等这样关于各阶级的分析和判断，也是造成大家在政策和路线上的巨大分歧的核心判断。
当然，后来完全淡化阶级斗争，自然也会直接影响到一系列政策的变化。
回过头来，教员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对小资产阶级可以作为我们最接近的朋友这一基本判断，也成为后来他在农村土地革命中，始终坚持团结和保护中农的一个基本判断。
未完待续……
今天这篇文章是教员对小资产阶级的分析，下一篇，我们再来聊他对贫农阶级、无产阶级、游民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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