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论”的哲学基础及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

　　1937年，毛主席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讲授哲学时撰写的《实践论》与《矛盾论》（简称“两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奠基之作。这两部著作不仅在当时为纠正党内教条主义、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供了哲学依据，而且在理论上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辩证法，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两论”的诞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在1921年至1937年的十六年间，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从建党到土地革命的复杂历程，特别是1927年至1937年十年政权建设的曲折实践，使党深刻认识到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危害。当时党内一部分从苏联回国的同志机械照搬马克思主义词句和苏联经验，忽视中国具体实际，导致革命遭受重大挫折。毛主席撰写“两论”，正是为了从哲学高度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清算教条主义的思想根源，确立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

　　《实践论》以“论认识和实践——知和行的关系”为副标题，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核心观点。毛主席开宗明义地指出，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他批判了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观察认识问题，从而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实践论》强调认识对社会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是对教条主义“唯书、唯上”思维方式的彻底清算。

　　在毛主席看来，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动力、目的和检验标准。他提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认识规律，揭示了认识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种统一要求主观认识必须同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的具体客观实践相符合，也必须同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客观实践相符合。当客观实践发生变化时，主观认识也必须随之转变。这一思想不仅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发展的理论，而且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奠定了哲学基础。

　　《矛盾论》则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系统阐述了对立统一规律。毛主席指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他全面分析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这一理论不仅批判了教条主义忽视中国革命特殊性的错误，而且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两论”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它强调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将实践置于认识论的核心地位。毛主席不仅重视“闭门求学”，更重视“开门求学”，主张读好“无字之书”，通过躬身调查了解客观实际。这种实践导向的认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一命题的深刻阐释。

　　其次，“两论”揭示了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毛主席提出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公式，不仅包含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也包含了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飞跃。这一过程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体现了认识与实践的矛盾运动。这种动态的认识论观点，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发展的理论。

　　再次，“两论”强调真理的客观性与相对性的统一。毛主席指出，真理是标志着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的哲学范畴，是对于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真理的内容是客观的，但形式上属于主观的认识。他强调真理的相对性，反对将真理绝对化，这为破除对苏联经验的迷信、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提供了理论依据。

　　最后，“两论”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中国传统哲学智慧相结合。毛主席运用“知行合一”等中国传统哲学概念阐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易于为中国干部和群众所接受。这种结合不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表达方式。

　　“两论”的哲学思想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奠定了哲学基础，使中国共产党能够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符合国情的革命道路。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到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都是“两论”哲学思想的具体运用。正如相关研究所指出，“两论”基本解决了中国革命中的思想问题，使中国革命再也没有发生大的曲折。

　　在当代，“两论”的哲学智慧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强调的实践导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认识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等思想，对于继续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振兴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特别是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坚持“两论”的哲学思想，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客观规律，应对各种挑战，推动继续革命的前进。

　　《实践论》与《矛盾论》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奠基之作，不仅在历史上为中国革命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且在理论上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辩证法。它们所蕴含的哲学智慧，仍然是我们今天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思想武器。

　　2026.0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