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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那条线

2021-02-10 19:34:07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刘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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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革命已经因为斯大林付出了很大代价(这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都承认的),在这个俄国革命家生前的时候就是如此。在他逝后的几十年来,世界上大多数人都认为,斯大林模式的失败即是社会主义的失败,并借此指桑骂槐攻击新中国和毛泽东;而左派则为了维护中国的社会主义来为斯大林模式辩护--这其实都与历史唯物主义大相庭径,而实际的效果是,中国革命继续为斯大林付出代价。

  在九十年代,一份有名的左派万言书声称:“斯大林模式实际是列宁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模式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它具有“极大优越性”,它是成功的,成功的证据就是苏联的工业总产值“1985年达到了美国的80%;使苏联的经济实力从欧洲第四位,世界第五位,跃居为世界第二位,欧洲第一位:使苏联的国民收入1985年是1913年的89倍,其增长速度高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

  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总产值岂不是更具有“优越性”?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人类的解放,不仅是物质需求上的解放,更是从人压迫人的关系中的解放。仅仅靠生产力标准,是不足以评价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功过的。更不能只问物质财富的多少,不去问人的命运如何,不去正视斯大林模式的矛盾。

  万言书说:“斯大林尽管有其缺陷,斯大林模式尽管有其缺陷,但确实使苏联取得了极其辉煌的胜利”,这样的论述根本不是从苏联社会制度的主要矛盾出发,而是合二为一,将矛盾用“缺陷”来掩盖,而不去分析:“斯大林模式”的内部矛盾在哪里?而“斯大林模式”本身又是和谁矛盾着、对立着而存在?

  万言书在反驳对方观点、维护所谓“斯大林模式”的同时,不自觉地全盘接受了对方观点所赖以存在的理论范式,这个理论范式,不是对立统一观点的矛盾论,而是现今非常流行的制度论、系统论,这是一种孤立、静止、机械、非历史的、不注重研究矛盾的理论范式。

  在我看来,对于斯大林的评价,不管是三七开、四六开、五五开还是其他,最关键问题在于:他的错误的实质是什么?西方把斯大林描绘成杀人魔王,历史因此简化成为英雄史了;而从列宁到赫鲁晓从对斯大林的批评,个人崇拜,粗暴专制,等等,不错,这些是斯大林的问题,但仅仅是工作作风的问题而已。如果避而不谈其错误的实质,那么无论是赞是弹都流于皮相之谈。

  斯大林错误的实质是什么?除开个人崇拜和粗暴专制之外的那些苏联社会的黑暗面,才是苏联经验中更应该加以批判、肃清和克服的。这包括:拒绝承认人民内部矛盾、见物不见人、效率挂帅而非政治挂帅、专家治厂治国、培养高薪阶层、大国沙文主义和大党沙文主义,以及对帝国主义斗争中的机会主义(如雅尔塔协定美苏合作统治世界)。而这正是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的分界线。建国之后,正是毛泽东探索出了一条与苏联相背的道路。在前几个五年计划中,到文革前,中国是一个控制严密的等级社会。在职业和婚姻问题上,家庭出身的限制极其严格。在政治上,宣扬刘少奇的《修养》所提出的顺从人格。那时候的一个普通工人,工厂里的班组长有权剥夺他的自由和经济利益。如果他反抗,支持班组长的车间主任就可以根据法规,把他捉将官里去。其他地方无不如此,支书,队长,办事处主任,派出所所长都可以是至高无上的皇上。反对他们就是反党。到了1966年初,则变成了“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刘少奇代表的方针,则更多地重视通过强化管理者管理地位和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管、卡、压”)来提高生产效率。这一路线的标本是六十年代初部分内容模仿苏联“马钢宪法”即苏式官僚主义管理体制制订的《工业管理六十条》,以及1964年前后拟建立的“托拉斯”工业组织。毛泽东则始终是想试图探索一条工人自治、工人自主管理的路线。1958年鞍钢提出的所谓“鞍钢宪法”提供了这种探索的一种标本。

  斯大林与毛泽东的不同,从根本上说不是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同,而是代表的利益集团不同。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斯大林所建设的苏联,是社会主义社会,还是一个官僚主义的社会?斯大林是代表了工农阶级的利益,还是代表了官僚阶层的利益?问题不在于付出了多大代价,而在于,饥荒、大清洗和种族灭绝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而付出的合理代价,还是为了巩固官僚集团的独裁统治献上的牺牲?离开这一点来谈所谓牺牲,是无的放矢。

  在我看来,第一,就如前面所说:仅仅靠生产力标准,是不足以评价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功过的。苏联经验在创造财富方面虽然是成功的,但在劳动者充分当家作主、实现彻底解放方面,没有完全达到人民对新社会的期望。苏联与马克思、列宁以及工人农民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第二,从个人崇拜的角度去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实际上是解脱了官僚集团的历史责任。斯大林的错误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背叛了社会主义的理想。在中苏论战中,中国方面把苏共转向修正主义的时间定为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我认为,修正主义不是赫鲁晓夫这个接班人搞的,所有的这些黑暗面,都在斯大林时期就出现了,甚至也不是像《斯大林时代》所说的那样是斯大林晚年糊涂了,而是贯穿于斯大林执政的始终,而且形成了根深蒂固、盘根错结的习惯势力。

  第三,斯大林的苏联是革命理想的全面倒退,包括资产阶级法权的恢复、为巩固官僚集团统治而进行的残酷的清洗、教育方面的全面回潮等等,而最重要的是,工人农民被排除出国家管理之外,因此也被排除出生产的所有权之外。

  第四,斯大林主义有其历史根源,对其进行简单的肯定或者否定都是片面的。只有把“斯大林模式”放在冲破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唤醒和鼓舞被压迫人民的框架里,“斯大林模式”才是被肯定的。在中国走出了一条社会主义民主实践、继续革命的道路之后,“斯大林模式”就成了“毛泽东主义”的对立面,苏联经验就成了新中国经验的对立面,“斯大林模式”(或苏联经验)就是一对矛盾中保守、落后和反动的一方,就应该加以否定和扬弃。

  对“斯大林模式”既肯定、又否定,这才是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应有的风格。同样地,今天亦不能不承认文革及毛泽东的失败。文革本身就是系统失衡之后的无奈之举。斯大林本身是苏联官僚集团的代表,而毛泽东则始终保持着距离,这是最大的区别。但毛泽东多年没有找到解决官僚集团的方法,因为那些方法都得通过官僚集团实行。即使是被称为“文革”前奏的“四清”,他还是想通过政权体系自身来解决官僚集团的问题。最终他发现,那根本就像是要拿刀的手去砍手本身那样不可能,官僚集团不可能真对自身动刀。毛泽东只有寻找另外的力量对付官僚集团。于是有了“文化大革命”。他最终找到的办法是甩开官僚集团,直接向民众发布号召,指挥民众行动。他不再通过组织系统传达和贯彻他的意志,而是登上天安门城楼,面对民众直接表达,授权民众不服从官僚集团。毛泽东在发动文革过程中的举动──接见红卫兵、写大字报、支持造反、鼓动串联、发布“最高指示”等,都是为了实现跨过官僚集团指挥民众的目的。

  这种史无前例的,领袖绕过官僚集团与民众直接联手,利用民众力量改造官僚集团,是毛泽东的一大发明,可惜是失败的发明。官僚集团由成千上万有自我意识的活人组成,每人都在追求个人利益。当他们发现头脑的意志和自身利益冲突时,会不约而同或共谋地采取阳奉阴违的手法,利用贯彻执行的权力将头脑意志扭曲变形,使其议而不决、无法落实、不了了之。这就是所谓的“扛着红旗反红旗”。从根本上说,官僚集团是一个实际上进行决策、领导和统治的阶级。领袖只要是失去了官僚集团的欢心,则必败无疑,即使是伟大如毛泽东也不例外。

  其实当年毛泽东就预见到他的失败,他在给江青的信中就预言自己会被打得粉碎。然而,为什么毛泽东不能像某些左派主张的,干脆地把这个国家机器打碎呢?不是毛泽东心软,念旧,也不是错信了“永不翻案”。我想毛泽东知道,只要权力源头保留在专制者手中,对社会的统治便不能离开官僚集团。即使一时摧毁官僚集团,也不得不马上重建。在那种体制中,无论专制者如何想超越,最终还是要在不可改变的以少制多劣势中落入官僚集团的罗网。

  官僚政治的存在是有其合理性和历史根源的。从这个角度看,毛泽东似乎是被惩罚的普罗米修斯,他的一切努力都注定是白费力气。毛泽东不是不知道这个结局,他在写给江青的信中说过,历史会倒退,右派会上台,会把他打得粉碎。后来说“文革要七八年来一次”,这不是自己就承认文革失败了,否则为什么要再来几次?

  (百韬网刘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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