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4月29日，毛泽东在第三师范风雨操场上，给衡阳各校上千名师生作了长达两个小时的以《社会主义》为题的演讲。他说：
“社会主义是最好最正确的理想。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工团主义等，都是空想社会主义。只有马克思派的科学社会主义，才能够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这才是最好的从根本上改变剥削制度的理想。”
1939年4月29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我们的口号是长期抗战。中国需要全国总动员，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等等，这样才能支持长期抗战。共产党是历来号召全国总动员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的纲领与办法，有它的积极意义——动员全国一切力量，对抗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同时也有消极意义的方面——可能被坏蛋利用为压制革命势力。我们的任务，是发扬它的积极方面，防止和阻止它的消极方面，使它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谁是真正信仰三民主义的，要看他实行不实行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衡量一切东西的尺子，就是实践。
1956年4月29日，毛泽东在会见拉丁美洲几个国家共产党的代表时，强调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谈到团结改造民族资产阶级时，他指出：争取中间势力很重要。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不但对他们的坏的一面作斗争，而且还给他们利益，一是给他们工作，二是给他们选举权。这样，他们才能拥护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谈到与其他阶级阶层的联盟时，他指出：无产阶级要团结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团结不剥削别人的小资产阶级，即独立生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用这种办法，可以把敌人变到最少，只剩下帝国主义与本国少数亲帝分子。对我们来说，朋友愈多愈好，敌人愈少愈好。为了这个革命目的，党必须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在国际上也一样。帝国主义是世界性的，就有必要调动一切国际力量。最后，他强调指出：中国的经验只能提供参考。各国应根据自己的特点决定方针、政策，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特点相结合。抄经验是要吃亏的，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成功的经验在一国是成功的，但在另一国如果一模一样，不改变形式，反而会导向失败。
1954年4月29日，毛泽东在给湖南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的信中写道，石城乡支部、石城乡政府诸同志:
毛月秋同志来北京，带来你们的报告，甚为感谢。
我的亲戚唐家圫文家，过去几年常有人来北京看我。回去之后，有些人骄傲起来，不大服政府管，这是不对的。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态度是: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
现有文炳璋同志的一封信，付给你们看，我是同意文炳璋同志的意见的，请你们加以处理。并请你们将我这信及文炳璋的信给唐家圫的人们看，帮助他们改正缺点错误。我相信，只要我和你们都采取正确的态度，只要他们不固执成见，他们的缺点错误是可以改正，并会进步的。
此致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1959年4月29日，针对当时农业生产方面存在的不实事求是的作风，毛泽东就包产、密植、节约粮食、播种面积要多、机械化、讲真话6个问题给省、地、县、公社、队、小队六级干部发出《党内通信》。关于讲真话问题，毛泽东说：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他还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压二吹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
1960年4月29日，毛泽东在天津会见古巴人民社会党总书记布拉斯·罗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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