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洪利：再忆大寨式评工计分

　　有位能感天动地的显赫人物，日前在题为《好心必有好报》视频上，炫耀了一番自己的了得。

　　爹妈传授生财有道，老天赐予先富起来，随你编，随你吹，随你信口开河筑渠道，随你天花乱坠跑火车，于吾等寻常百姓而言，本可“姑且言之姑且听之”。但既然大师上了视频面向社会，绘声绘色喋喋不休，那自然也得对他的颠三倒四“说道说道”。

　　纵观“显赫人物”絮叨之中的要点，其实无非也只是些“伤痕”瓶子里的老醋：

　　没学上，吃不饱；

　　大帮哄，养懒汉。

　　这位唯一有所不同或者“创意”者，是他对“伤痕”还有新的“发现”，说那个时代不但“干多干少都一样”，而且还“根据成分评工计分”。

　　能编，能造，能炒，三寸不烂之舌，吐出莲花串串，从头到脚又有诸多光环罩着隆着，人家说的又都是亲身经历，大师之言，亦有不可信、不能信之理！

　　但除了忽悠年轻的一代，还能骗谁？

　　我们都是过来之人，在农村的历练和见闻，敢说比这位“大师”要丰富得多，敞亮得多，拿出任何哪一桩哪一件来，都对得起日月山河，对得起生态绿色，对得起父老乡亲，对得起芸芸众生，为什么要相信这些谎言谬论？

　　先来首两天前同为源于视频的儿歌：

　　“我是公社小社员，手拿小镰刀，身背小竹篓，放学以后去劳动，割草积肥拾麦穗，越干越喜欢。贫下中农好品质，我们牢牢记在心，热爱集体爱劳动，我是公社小社员。”听了这首歌的网友赞曰：“伟大的时代，伟大的作品”；“过去好听，现在还是好听”！

　　那时的我们，从戴上红领巾成为少先队员起，就跟着大人长辈学大寨，披星戴月抢农时，全力以赴创高产，丰收多打粮（稻麦）棉（花）油（菜籽），献给毛主席献给党!社员们不怕艰难和勤劳质朴的好品德，是我们热爱集体热爱劳动的好榜样和力量源泉。如果他们在田头歇息“躺平”睡懒觉，那金灿灿的稻谷麦粒白花花的棉朵自己能长出来？

　　可大师滔滔不绝的言辞中，那里的农村是“大帮哄”，社员是“懒惰虫”。懒到什么程度呢？“队长一走了，社员在那边就自由了，就开始讲故事，天天这样吧”。

　　大师把别人打成懒汉，却把自己美化成“整天闷头干，累得满脑袋汗”的“另类”，“感动社员过来偷偷跟我说”，“你没看见别人都不干嘛，你干再多也不给你分，你说你就那么傻呢”？如今大师发财先富，那是因为他在别人偷懒之时就有着祖传的“另类勤奋基因”。

　　好家伙，一个生产队，就你大师一人有良心，有干劲，还晓得“就这么干活能挣到钱吗”，你真该是那个生产队、那一片村庄启迪觉悟开发智慧的活菩萨了。那么多饱经风霜的农夫，那么多靠地吃饭的组织，难道没有一个能知晓“人骗地一季，地骗人一年”的务农经、种地经？

　　“红太阳照边疆，青山绿水披霞光，长白山下果树成行，海兰江畔稻花香，劈开高山大地献宝藏，拦河筑坝引水上山岗”，这都是谁干成功了的？“懒惰虫”能有这等的气势这等的斗志，干出这等改天换地的旷世伟业？

　　这世界上，懒惰虫自有。不过，人民公社集体化体制是不允许存在的，那时提倡和强调的是公字当头，公私分明，克勤克俭，克己奉公。尤其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大原则下的“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具体方法在具体劳动过程中的贯彻实施，使得怀着偷懒耍滑心理、企图投机取巧的极少数“惰虫”无机可乘，也对“干集体活如拉纤（缓慢），干自家活像射箭（玩命）”的“混混”现象有着强力的制约作用，根本不可能出现什么“队长一走就都躺倒不干”的“群体偷懒”行为。

　　正常情况、正常思维下，正常社员都懂得“水养鱼来鱼靠水，我们社员靠的是生产队”。因为，在“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指导和统帅下，培育农民的集体化意识，把他们引领上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那是新中国诞生后各级党组织一直在探索、努力的目标和方向，尽管阻力重重，起伏不断，几十年的不懈和积累还是富有成效的。要说了解当时大背景大气候大变革的主旋律，《艳阳天》、《金光大道》、《山乡巨变》、《创业史》等很多反映农村生活的文艺作品，都有客观的记录、生动的描述和深刻的思悟。

　　这里最需要戳破的，是那位“大师”关于评工计分“按成分确定”的谎言和胡扯。

　　走上集体化道路后，从互助组、生产队里记工、评分有计时、计件两种，细碎，繁琐，由于文盲偏多、记忆力有限而经常导致矛盾突出，人相埋怨，有些农活，干干不到一天，评工论分，却要几个晚上，拖得越长越是纠缠不清，队长头疼，社员头疼，会记更头疼。一九六六年开始推行“大寨式评工计分”，上半年酝酿，下半年实施。方案很简单很清晰：根据社员年龄和体力差别，设定了四个等级：一等工13分，二等工11分，三等工9分，四等工7分半。一等工为超强男劳力，重活技能活全顶得上拿得下；二等工是50岁以上的男劳力；三等工主要是25岁至45岁档次的妇女；四等工主要是50岁以上的妇女、55岁以上的男劳力和应届初中毕业生；在三等和二等工之间，还有一个“女青年”档，主要是18岁至22岁间的未婚女子，因为在插秧、稻麦收割、棉花植保和等农忙阶段承担的任务不低于二等工而专为设置，属于“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四个等级合理、客观、科学地体现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承认差别但差别不大，总体上是与人们的认识水平、觉悟程度与劳动能力相适应的。对着“档次”，每个人自己“肚里有数”，问心无愧“对号入座”就是，一般不会产生大的分歧争议，一个下午加个黄昏，就能顺顺当当通过。以往那种评一人吵一家、评一件闹数天、十天半月还评不下去的现象再也没有了。

　　大寨式评工议分，完全根据各人的劳动能力、劳动态度和劳动业绩展开，是马还是骡子，社员群众的眼睛雪亮，谁也打不了马虎眼，也不会问你是什么家庭什么出生。甭说子女，即使本人是四类分子，也不会被无辜降级，如有表现不好的，有可能在节假日被大队治保主任唤去到道路两侧清除杂草“劳动改造”，但在评工计分方面从来是“一视同仁”的。

　　关于大寨式评工议分，我除了在老家大队里有从“四等工”到“一等工”的亲身经历和体验外，还先后在上海郊区之外的云南省西双版纳勐腊县边疆地区、在山东莱芜农村地区参加过“农业学大寨”宣讲团而有颇多的所闻和参与，哪里发生过什么根据家庭成分认定劳动报酬的评工计分方式？地主等一家参加集体劳动不计工分得不到正常分配，他们靠什么养家糊口过日子？这种“不给出路的政策”，是“无产阶级的政策”吗？我们生产队里有一家地主，他本人因作恶甚多而被镇压了。可他的儿子女儿们，是和我们一道长大的，一样参加集体劳动，一样参加评工计分，大儿子十二分八厘，小儿子足足的十三分，能干多少就能得到多少，生产队从来不会少给一个子儿，贫下中农们也从来不会因为他们是四类分子子女而在评议时吹毛求疵、揪什么小辫子的。

　　再有，这位大师说他所在的那个队里，除他之外都是懒虫，倒要请教大师一下，你们那个队里的人，都是喝着西北方度过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吗？

　　亏这位大师吹的，把老牛快吹死了，还在踮着脚跟，涨红了脸蛋，鼓足了腮帮子加油使劲呢。

　　乡间戏说，吹牛皮是不打草稿的。那这样的大师，吹起牛皮来也是不打草稿的吗，非也。他们这些自誉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另类”，不但“打”，而且还“打”得格外的乖巧和慎密。乖巧，是察言观色，精于算计，特别能迎合和附和某种势力某种需要；慎密，是揣摩大势，左右逢源，特别能包装自己吓唬别人。你看，一句“根据成分评工分”，不是在迎合某些妄图颠覆新中国三十年发展史的利益集团势力之需吗？不是在抹黑大寨人大寨精神大寨道路吗？不是在为曾经被打到、被“不准乱说乱动”、被改造过的地富反坏鸣不平吗？

　　吹牛的大师，伪善的大师，居心叵测的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