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限风光在险峰——在中国大革命一次次逆境中带领人民创造奇迹的毛泽东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为了改造世界而诞生的。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毛主席，一辈子都在“改造中国与世界”，包括面对逆境甚至绝境的时候不断地带领中国共产党绝境重生、从而以更大的智慧继续改造世界。

　　我们可以说主席是比神还伟大的存在，没有一个“神”能为劳苦大众做出这样的丰功伟绩。毛主席的历史功绩，尤其是他领导的革命的彻底性，在古今中外，至今没有人能和他相比。

　　但是，我们还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主席是人不是神，所以他也是在不断地成长过程之中，越变越伟大、光荣、正确。有酸臭文人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什么《一生不变的马克思》，笔者对这个题目嗤之以鼻。没有什么一生不变，只有一生变化。无论是毛主席还是马克思，一生都是越变越伟大光荣正确。主席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逆境和绝境中不断变化、不断飞跃的。

　　中国大革命，面临逆境、绝境可以说是极其正常的现象，不面临这些反而奇怪了。

　　我们要知道的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场革命比中国大革命的阻力更大、条件更困难。中国经历了三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又有强大的帝国主义殖民买办势力和封建势力的勾结，还有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规模都大的小生产者，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更是极端薄弱……这样的困难，这样复杂的情况，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都是空前的。

　　不仅是这些，包括还有军事上、政治上，也千万别小瞧蒋介石的力量。他只是遇上了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学良、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龙云、马鸿逵、马步芳……各路诸侯都不是蒋介石集团的对手。美帝的杜鲁门、司徒雷登联合李宗仁想把他弄下去，他也还是稳坐匪首宝座。斯大林至少两次“斗法”都败给了蒋介石。一次是国民大革命时期，被蒋介石成功欺骗，幻想着他“坚持革命”；第二次是解放战争前，他甚至不愿意主席带我们打蒋介石。

　　国民党军队强不强？实际上壮的厉害。看看主席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知道，蒋介石匪帮有超过了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数量的常备军，更有着帝国主义国家的大规模装备援助、资金援助。到解放战争的时候，蒋匪军正规军中至少有四分之一的美式、四分之一的德式、二分之一的日式。我们中共军队和他们的差距是极端悬殊的。这样困难的条件，这样悬殊的敌我差距，不经历逆境和绝境，反而不正常了。

　　正是这样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空前困难的环境，锻炼出了毛主席这样具有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特别是具有无与伦比的军事艺术的伟大领袖

　　那个年代，想来中国共产党的，多数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必须“身怀绝技”，不然生存危险都极大——这在当时是最危险的“高危职业”，多数愿意保命的是不敢做这样的“赔本生意”的；另一个是必须具有奉献精神、足够无私，共产党搞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搞供给制（这是也主席在井冈山的重要发明，有利于净化革命队伍），生活条件总体上远远比不上蒋匪高官们，所以想吃喝玩乐的多数更是根本不愿意来共产党的。

　　正是真的共产党人在这样的高危环境的斗争中，成长为了一大批从事这一迄今为止最高危职业的革命家。其中，亲手缔造中国共产党的毛主席无疑就是这一迄今为止最高危职业革命家队伍中最核心的掌舵者。

　　毛主席面临的空前困难不仅来自党外，而且很多来自党内。在高危环境中，毛主席也有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

　　中国大革命的第一个逆境，就是共产国际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导致的国民大革命失败。当时共产国际的建议就是阻止我们搞农民运动，斯大林本人也在讲话中表示要大力支持蒋介石。人家蒋介石已经将屠刀举起来了，你斯大林给的钱没有美帝给的多，你再怎么求着人家蒋校长、哄着人家蒋校长，人家也不会和你握手言和的——你最应该做的是发展武装准备和蒋介石决裂！斯大林这件事上和蒋介石的妥协，犹如后来张伯伦对希特勒的绥靖，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幻想。陈独秀中央接受了斯大林的错误建议，无疑也要负路线责任的。

　　而毛主席和他们不同，他是较早重视农民运动的，更是最早重视发展中共武装的。毛主席并不是一开始就知道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起初，毛主席也坚持以城市工人运动为中心，是之后经过了大量、详细的调查研究之后，才重视农民运动，并大量发展农民武装力量。湖南农民运动的开展、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开办……都是毛主席发展农民运动和工农武装力量的典型成绩。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已经尽力而为。

　　中国大革命的第二个逆境，分为四个阶段。这一阶段是中国大革命中具有十字路口性质的阶段。在这一阶段，我们中共几乎已经到了灭亡的边缘，最终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绝境重生、转危为安。老一辈的很多干部总是不由自主的对毛主席充满深厚感情、讲出“一声毛泽东，思想全都通”也是有原因的——他们曾经在死亡的边缘，曾经几乎看不到希望，但是毛主席把希望带给了他们，让他们不仅生存了，而且胜利了。

　　第二个逆境，经历了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其中，瞿秋白路线离不开共产国际的“三个阶段论”、城市暴动论，李立三路线更是离不开共产国际的中国问题决议案和共产国际指示信，王明路线更是共产国际长期积累的错误建议的“集大成”。当然，共产国际的问题属于外因，毛主席在《矛盾论》讲过，内因是决定因素。共产国际“左”的错误建议之所以能在当时我们党内有这么大的市场，离不开党内当时存在的“左”倾冒险情绪，这也是当时党还没有实事求是路线武装起来的表现。这一使命是毛主席完成的

　　毛主席也不是第一天就知道农村包围城市，刚开始他和瞿秋白一样意气风发，要打下长沙、饮马长江。但是毛主席是最早发现问题、最早纠正错误、最早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模式，最早开辟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的。毛主席当时读的马列著作还是有限的，但是他已经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精髓——实事求是。既然大城市打不下来，我就去乡村；既然我们城市人手不多、力量不足，我们就“占山头”，把农民发展起来，把工作中心放到农村……农村包围城市不是农民起义那么简单，而有在农村发展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力量、发展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发展工农武装割据政权组织、发展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等等各种中国五千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全新任务。我列出的这几条，每一条都是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全新实践，古人都没做过。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如前文所述，在中国这样的条件空前困难而且当时人口最多的大国进行革命本身就是“炼狱模式”，在这种空前困难的条件下建党、建军、建政、创制、发展经济……也都是前所未有的难题。总之，毛主席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在古今中外绝无仅有。这无疑是毛主席在世界历史上破天荒的伟大创造！

　　为了革命力量大发展，毛主席对内对外都是斗智斗勇，和蒋介石为首的各路军阀斗，和中央特派员斗，和流苏归来的“布尔什维克”们斗，和共产国际斗，和张国焘斗……周鲁、杜修经、刘安恭、涂振农、周以栗，这些都是带着“左”的路线来阻碍过革命进程的“特派员”。后来，“左”倾中央各大员直接从天而降，彻底剥夺了毛主席的军事指挥权。苏联、共产国际当时的报纸经常盛赞毛主席领导下红军的辉煌战绩，但是他们终究在路线问题上站在了王明、博古这边。对于宁都会议否定毛主席路线的决定，共产国际持认可态度。值的讽刺的是，王明能受到共产国际的大员们那样的重视，其背后的基础正是毛主席率领红军打下的一系列辉煌战绩。拿着主席的战绩赢得共产国际重视，又借着共产国际的威信否定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王明做的这叫什么事情？我不多说了。

　　不仅是共产国际和当时的“左”倾中央及其特派员不理解毛主席，而且很多主席的战友，很多红军将领也是不理解和不信任毛主席的。朱老总和陈毅同志都是革命前辈，但是他们在古田会议前并不理解主席的建军思想，甚至目前公开的档案资料显示——后来转战赣南闽西的时候，朱老总也对主席紧密、细致指挥红军表示过不满；周总理是执行王明错误路线的“三人团”一员，无疑也是要对大量败绩负责的；彭总打下过一次长沙，就比较骄傲自满，他是主张二打长沙和打赣州的，不认可主席当时的军事分析，结果他无疑都是大败而归；刘伯承同志起初也没有接受主席的战略战术，比较倾向于“正规化”；林彪和聂帅同意打打鼓新场，而主席是反对的，他们无疑也是对主席的正确军事决策的不理解；张闻天、任弼时等人，都执行过王明路线，都不理解过毛主席正确路线；徐向前也不理解主席的正确军事路线，受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影响，对西路军的失败要负责……以上提到的很多人物都是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过汗马功劳的开国元勋，其中还有很多是战功卓著的开国将帅，但是他们对主席正确路线的接受也有一个长期的过程。值得一提的是，王稼祥同志最早从“左”倾中央之中转变过来、最早支持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比朱老总、周总理、张闻天等领导同志都要早一些。

　　劝导这么多人同意他的正确路线，劝导这么多人团结在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旗帜下，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呀！但是毛主席做到了。在这一过程中，毛主席本人也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不仅保持了曾经的用兵如神、实事求是、精谋善断，而且有了更丰富而成熟的党内劝导艺术和批评艺术。以整风缔造党，这是毛主席对于无产阶级党建发展史的独创性贡献。通过整风，毛主席领导全党进行历史得失分析，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并以历史决议作为警示，从而把党的路线确立和党的组织建设高度融合，实现实事求是路线的全面确立。毛主席成功缔造了中国共产党！有了整风，革命大业蓬勃发展，革命大军势如破竹。三年解放战争，迅速解放了全中国大部分地区。

　　中国大革命的新阶段——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所面临的困难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也是空前的

　　建立了新中国，是中国大革命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李慎明老师在纪念毛主席诞辰130周年的文章中强调：“新中国经济建设是前无古人的宏伟而又十分艰巨的事业，是要彻底掀翻人类几千年剥削阶级的经济基础。”这句话我十分同意。

　　在中国这样脱身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极端落后的国家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难题，无前例可循。我们不仅现代化程度低、起点低（新中国成立初期，发电量比印度还低），而且封建旧势力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空前浓厚、殖民买办势力残余浓厚（这恰恰是发达国家所没有的）、小生产者数量在世界上最大、无产阶级的阶级基础也是空前薄弱（我们没有欧美国家的无产阶级那么多）。这些困难，都是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无法回避的，也是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不断的克服的。

　　我们没有苏联那么好运，可以赶上世界经济危机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了欧美国家的1929年以来的经济危机，苏联得以大规模、相对低价的引进了大量的国外设备；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欧美国家也不得不给苏联一系列非常先进的武器和工业设备。这是他们自己都承认的。1952年，苏联的彼得罗相在《苏维埃工业化方法》中就讲：“1931年苏联的购买总额占世界机器设备出口总额的1/3 左右,1932 年上升到1/2 左右。1926-1931年,苏联的进口额约增加了5倍,其中,重工业设备进口额增加了 11倍,而在进口额中，90%左右是机器设备的进口。”

　　我们用大量农产品和苏联做交易才换来的156工程的总量，远远少于欧美国家在世界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的时候和苏联做贸易的时候苏联相对低价得到的270多项工程。1959年苏联开始撤资和逼债之后，长达17年，面对极端困难的国际条件，我们新中国全靠独立自主的发展出来了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以及国防设备体系。这种困难的环境是1929年到1945年的苏联没有面对过的，也是一五计划期间的新中国所没有面对的。可见，新中国当时面临的国际环境极其恶劣。在这种条件下，搞社会主义建设，那阻力确实是空前的。说这是前无古人的事业，丝毫不夸张。所以，“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全新的事业，由于中国是在极为落后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在前进道路上出现这样那样的曲折和失误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这句话是正确的。

　　所以，毛主席在《十年总结》深刻指出：

　　“有一部分错误大概也是难于避免的。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们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地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对中国如此，对整个世界也应当如此。我试图做出一个十年经验的总结。”

　　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之中出现的问题，毛主席是最早提出要纠正的，也是最积极纠正的

　　我们面临的困难是空前的、阻力是空前的，而且毫无经验可循，有曲折是难免的，但是辉煌成就才是最主要的。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没有哪个工业化建设历程可以和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工业化建设历程相比。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历程不仅是面临国内外困难最大的，而且也是迄今为止几个工业化国家之中起点最低但是效率最高的。毛主席不仅懂经济，而且最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他全面、创造性的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完成之后，大家都在建设问题上坚持“泼冷水”。但是泼太久了，甚至过度了、过分了，就不好了。所以两个月后，经过大量调查研究，主席确定要反对过度给群众泼冷水。最严重的是，泼冷水被一些右派资产阶级利用了，以至于他们借此攻击工农群众、诋毁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也是反右斗争不得不开展的重要原因。所以反右完全必要。黄克诚将军回忆说：“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但是扩大化了，错整了很多人，就不能只由毛主席一个人负责。我那时是书记处成员之一，把有些人划为右派，讨论时未加仔细考虑就仓促通过了。自己做错的事情怎么能都推到毛主席身上呢？”言归正传，继续讲关于主席反对给群众泼冷水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看看《毛泽东年谱》中铁的事实就可以知道，主席大量询问了各部和省市自治区干部之后，发现大量事实，才决定反对泼冷水、反对反冒进的，而反冒进恰恰是一部分干部缺乏对下层调查研究的情况下决定的。

　　对于这一问题，进一步分析的话，可以看出：主席坚持了辩证法的适度原则，而过度泼冷水过于脱离了辩证法；主席在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这些底线——特别是在捍卫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地位，过度泼冷水给当时要压在工农头上的资产阶级右派助长了气焰；主席有大量调查研究，坚持了实事求是，而过度泼冷水恰恰缺乏调查研究。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利用人类的一切先进成果，从而多、快、好、省的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规模飞跃”，这条总路线是毛主席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创性贡献。这一路线的提出，离不开对一线干部“泼冷水”带来的问题的纠正、离不开对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离不开毛主席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方法（做了调查研究，知道了群众的热情）……这不是毛主席拍脑门想出来的，而是毛主席在调查中逐渐积累出来的。

　　尽可能要高速发展的路线的提出，也离不开当时极端紧张的国际环境。当时的国际形势有多紧张，我们有一定党史常识的话都是知道的——美帝和蒋介石极端嚣张、中苏关系即将破裂、印度反华势力蠢蠢欲动、美帝的爪牙伸到了中东……我们随时面临的世界大战的威胁。

　　面对如此困难的国际局势，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不超高速发展，要不就亡国灭种。当时主席之所以同意1070吨这样的高指标，和当时极端紧张的国际环境以及我党搞经济计划毫无经验关系很大。当时主席是怀疑这个指标的，但是大家都认为这个指标切实可行。正如袁宝华的回忆所说，相对高的指标是集体多数通过的结果。

　　薄一波讲，对于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毛主席是最早提出纠正的。看看《毛泽东年谱》和《毛泽东文集》就知道，薄一波这里说的完全符合真实历史。主席对于“左”的问题的批评，要比彭德怀的意见书严厉得多、干脆直接的多。

　　任何“意见书”也没有毛主席的这些讲话对“左”的问题批判的严厉。对于粮食产量的浮夸风、对于“一平二调”、对于取消商品生产、对于“取消家庭”、对于“穷过渡”，毛主席都是坚决反对的。

　　毛主席调查研究的时候，对群众的发热选择了不置可否，但是对领导干部的发热则是不留情面、直接否定。主席从来没有相信过“亩产万斤”。在《党内通信》，毛主席更是全面批判了浮夸风、批判“放卫星”，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纠正“左”的错误。毛主席说：“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主席还说：“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看看，这才是真实的历史！

　　从郑州会议，到武昌会议，到第二次郑州会议，到上海会议，再到庐山会议，毛主席严厉批判并坚决否定“共产风”，甚至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为了纠正“左”的错误，毛主席提出他要“右倾到底”、直到被开除党籍。对于取消商品生产，毛主席在郑州会议就坚决反对，并亲自为大家讲解《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毛主席严厉批判“取消家庭”的行为、毛主席反对少奇和彭真同志提出的“趁穷过渡“意见，这些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毛泽东年谱》记载的都很具体，翻翻就可以看到了。因为主席当时是退居二线，主要抓国际和军事问题，以及在1960年用大量时间在读书、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问题，负责具体经济工作的一线领导同志们对于主席实事求是、反对浮夸、纠“左”的方针执行力度还是不够的，甚至有些是背离的，但是每当毛主席发现的时候，都是第一时间纠正他们的问题。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每一位读者，一切一线具体执行者“左”的行为，恰恰都是毛主席所反对的、坚决抵制的。毛周朱刘邓陈在1958——1961的文集、选集、文选都出来了，只有《毛泽东文集》在这一时期有二十多篇纠“左”的文章，其他同志却几乎没有这方面论述。毛主席做自我批评的次数却也是最多的……

　　我们在深刻总结“二五“计划时期的经验教训同时，千万不要忘记二五计划的伟大成绩，这一时期对于我国工业化建设具有重大的奠基作用，其成就丝毫不亚于一五计划。这一时期，我们完成和部分完成并投入使用了1100个大型工业项目，9万多个小型工业项目，而且发展了石油工业，不再是“贫油国”，新建了石油化工设备、拖拉机制造、精密仪器制造、有机合成等过去没有的重要工业部门。极大的推动了工业化的进程。

　　这一时期，农村工业第一次迅猛发展，到1960年，社办工业企业总数达到11.7万个，占工业企业总数的46.1%，占集体工业企业总数的74.1%，极大缩小了城乡差距。

　　忧患百姓忧患党——前所未有的彻底的决战，前所未有的困难阻力，前所未有的决心和智慧

　　新中国刚刚成立，三年的时间，中国人民志愿军竟然就把当时世界上装备最强大的美军为核心的十七国联军从鸭绿江打到了三八线，使嚣张的帝国主义被迫接受停战了；面对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特别是面对苏联修正主义撤资和逼债导致的经济条件困难，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多数人民竟然勒紧裤腰带，跟着共产党，同甘共苦的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我们的工业产值达到了总产值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工业化基本实现，朝着四个现代化的方向迈进；我们自己的导弹造了出来，连自己的原子弹也造出来了……我们的社会风气极大净化，全国干部争着学焦裕禄、群众争着学王进喜、战士和干群都争着学雷锋……这就是真实的毛泽东时代。

　　但是，抗美援朝、炮击金门、对印自卫反击战的辉煌战绩，以及一五、二五计划辉煌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并没有使毛主席骄傲自满起来。恰恰相反，他比以往更加忧虑，更加担心党的变质，担心社会的腐化。

　　他那深邃的目光一针见血的看到——形势比以往更加危险，我们走的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迄今为止最困难的一条路。如果党变质了，社会变质了，数千万烈士的鲜血就白流了！

　　毛主席不愧是最敏锐的、最有远见的大战略家，他深知：中国的农民小生产者规模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大，封建阻力残余和买办势力残余的浓厚程度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也空前的；我们取得了辉煌的建设成就，基本实现了工业化，但是无产阶级的阶级基础也是相对不足的；无产阶级进行政治革命夺取了政权，进行经济革命改造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但是思想上灵魂上，如果多数群众和干部没有过社会主义这一关、党的干部蜕变为剥削阶级分子、蜕变为脱离群众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官僚主义者阶级、被旧的上层建筑腐蚀并掌握了政权的话，那就有社会主义社会变质的危险了！所以，在思想上灵魂上开展全社会范围内的社会主义改造，至关重要！

　　毛主席最伟大的地方，就是他无人可比的革命彻底性。他在世界历史上最全面贯彻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三个环节——政治的社会主义革命、经济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灵魂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革命。预防党的变质、思想上灵魂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毛主席所开辟的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新道路。他以准备好跌得粉碎的革命精神，开展了前无古人、迄今为止后无来者的防修反修的实践探索，发动群众、锻炼群众程度在古今中外绝无仅有。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中国大革命也因此成为了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和数千年剥削阶级带来的一切腐朽产物最彻底的决战。

　　由于这次决战的彻底性空前，其困难和阻力的巨大程度也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而且毫无先例可循，出现曲折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毛主席关于预防党的变质、预防社会主义社会变质的理论无疑是正确的，实践也是完全必要的，他已经在当时条件下把伟大、光荣、正确发挥到了极致，很早就通过“十六条”规定了群众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并且准备了保障防修反修顺利进行的定海神针——绝对服从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的人民军队。所以，1968年，防修反修的群众斗争中锻炼出的大量群众代表迅速实现了大联合、群众代表成功加入了委员会、“三结合”委员会成功建立——这是防修反修运动的阶段性胜利！

　　不可否认，群众有时候会错误判断了形势、违反主席正确指示。但是，毛主席及时引导群众、纠正了群众的问题，保证了斗争的主流的正确。主席看来，损失是短期的、次要的，是可以迅速抵制、随着党的不断教育引导以及群众判断能力的提高逐渐消除的；唤醒群众自觉捍卫自己当家做主权利的意识、锻炼群众当家做主的能力，则是意义长远的。短期没有遭受经济效率的损失，但是群众没有自觉捍卫自己当家做主权利的斗争意识和斗争能力了，又有什么意义呢？时间越久，越能感受到主席这一考虑的深远、正确。

　　综上所述，我们可知，中国大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迄今为止面临困难阻力最大、时间最长、革命彻底性最强的一次大革命。正是因为困难阻力空前，我们多次面临困境、绝境。但是，我们的领袖毛泽东总是能在曲折中成长，带我们绝地重生、克服困难，从而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毛泽东时代26年经济建设主要成就，我曾经写过很多，这里不再细致展开。毛主席正是因为有无比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勇于开拓的非凡魄力、实事求是的探索精神，所以锻炼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独有的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和高瞻远瞩的战略远见。处于逆境，最需要的就是坚定不移的信念和实事求是的探索精神，从而实现飞跃。由于篇幅限制，这篇文章对“前三十年”艰辛探索和辉煌成就的讲解远远不够。关于“前三十年”艰辛探索和辉煌成就详情，可见《客观公正的评价毛泽东时代新中国的艰辛探索和辉煌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