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之后，共产党组织了大大小小不下于200次的武装起义。其中最著名的是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从本质上说，这三次武装起义均告失败，但也产生出了星火之光。
然而，中国的未来、希望究竟在哪里，又维系在什么人、什么组织身上，其实在当时已经泾渭分明了，也就是说，后来某些巨大的流血牺牲是本不应该发生的，然而却发生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应该继续向前发展的，却被中断了。这在给中国革命、中华民族留下灾难与遗憾的同时，也成了一部很好的警示后人的教科书。
一、中共几乎押上所有家底发动的南昌起义注定是失败的
1927年，上海“4·12”反革命政变、广州“4·15”屠杀工农运动及5月的“马日事变”等等，让中国革命遭到重创。
虽然毛委员等一些中共干部一次次极力要求武装反抗、东征讨蒋，但终于不了了之。
1927年7月12日，陈独秀被停止工作，右倾机会主义被结束，中共中央改组成立了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的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代行政治局职权，次日，中央发表对政局的《宣言》，揭露国民党反动集团的罪行，同时宣布一定要把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继续下去。
7月下旬，共产国际代表与中共中央决定集合自己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也就是几乎押上当时全部的家底，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然后南下广东，占领潮汕入海口，准备接受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援助，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然后举行新的北伐。
但很快苏共中央政治局又指示，“如果有成功的把握”则“计划是可行的”，否则，“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同时指出，苏联的“合法军事工作人员参加（起义）是不能容许的。”
接着，共产国际新派的代表罗明那兹秘密在武汉召集会议说，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目前没有经费可供南昌起义使用，再次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起义”等。会议派张国焘去南昌传达共产国际和中央精神。
7月30日抵达南昌的张国焘立刻召开紧急会议、传达上级精神，然而张的话被认为是假传“圣旨”阻止起义，遭到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前敌委员会多数人的坚决反对。
8月1日，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李立三、叶挺、朱德、刘伯承、谭平山等率领国民革命军两万余人（一说三万余人），用国民党左派名义，仍旧打着青天白日旗，举行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起义部队顺利占领各个要点，一时成功。当天上午，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组成军事指挥机关参谋团，贺龙兼（代）总指挥与第20军（辖第1、第2师）军长，叶挺兼（代）前敌总指挥与第11军（辖第24、第25、第10师）军长（聂荣臻任党代表），朱德任第9军副军长。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8月3日，起义军仓促撤出南昌，按计划南进广东。南下途中，不断失利，加上酷暑、饥饿、疾病与死亡，严重影响着部队。
9月中下旬，起义军占领广东省大埔县三河坝，第一次分兵三四千人留此阻敌，由朱德率领。
主力继续南进，于23日、24日占领潮汕，没见到任何外援。
此时，追兵势力强大，起义军前委决定留一个师随革命委员会驻守潮汕地区，集中主力6500余人由贺龙、叶挺等率领迎敌。这是第二次分兵。
随后，起义军主力在汤坑(今丰顺县城汤坑镇)与敌进行了兵家大忌的车轮战，苦战三昼夜，至30日伤亡2000余人，无力再战。
而30日这天，汕头市内只剩下不足200人的战斗部队和300余名革命委员会机关的工作人员。身染疟疾的周恩来下令撤出汕头。
10月2日周恩来等到达了普宁县四面是山的流沙镇，并在这里冒险停留了一天。
10月3日上午，叶挺率领余部1000多人到了流沙，贺龙也独自来到此地。这天中午，起义军前敌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史称“流沙会议”），除了远在三河坝的朱德，其余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如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张国焘、贺龙、叶挺、刘伯承、聂荣臻等都在。
据郭沫若回忆，周恩来当时是被担架抬到会场的，周先检讨了失败的原因，又讲了前委大体商定的善后办法：“武装人员应尽量收集整顿，向海陆丰撤退，今后要作长期的革命斗争。非武装人员愿留的留，不愿留的就地分散，已经物色了一些农会会友作向导，分别向出海口撤退，再分头赴香港或上海。”
在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尚未最后确定时，村外山头上发现了敌人，会议匆忙结束（全体人员向海陆丰前进）。其时，广东军阀陈济棠的近万人马已对流沙前后进行了包抄。
3日下午，起义军离开流沙，沿小路向西前进，部队拉得很长。刚走不远，国民党军从起义军队伍中间冲了过来，过去这支英雄的铁军部队此时混乱不堪。
因队伍被冲散，给周恩来抬担架的士兵也丢下担架跑了，只剩下一个警卫员，这时恰好遇到叶挺、聂荣臻，两个人架起周恩来连夜逃了——幸亏陈济棠没有穷追和搜剿，幸亏周恩来两年前在这里当过东江行政专员熟悉这一带情况，找到了中共汕头市委书记杨石魂。杨于10月28日护送周恩来、叶挺、聂荣臻乘船前往香港。
叶挺的第24师经过流沙之战后剩千余人，由70团团长董朗和24师党代表颜昌颐率领到达海陆丰与农军会合。
陈济棠部在流沙打败了叶挺部后继续向前追赶贺龙的第二十军余部，也许因为贺龙被国民党当局悬赏通缉的金额最高。然而贺龙脱离了自己的军队；当然，这也使得周恩来等人有机会脱身。
一盘散沙、各自择路亡命的起义军领导人都自己向海边寻找船只。张太雷（9月到潮安、汕头组织群众接应南昌起义军）等人在10月6日由向导带领在海边找到船去了香港；7日，李立三、张国焘等换上农民的衣服，寻到一条小渔船驶往香港；刘伯承、贺龙、林伯渠被彭湃派人送到香港。
起义活下来的，除董朗带出了千余人到海陆丰，就是三河坝阻敌的余部汇合从潮汕撤出的一部分起义军共700多人。后者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战闽粤赣湘边——湘南起义失败后，在毛委员的接应下到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二、湘赣边界秋收暴动从失败走向胜利
八七会议后，毛委员拒绝了中央让他到上海临时中央工作的建议，主动申请去湖南发动秋收起义，并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长沙，领导起义。
毛委员一到长沙，中央就一次次催促举行暴动，但是根据当时的情况，根本是不可能的。毛委员分析形势，并明确指出：必须要有正规军加入。
如果毛委员没有坚决抵制中央要立刻进行暴动的指示，那这个秋收起义只能是“刚开始就失败”。
后来湖南省按中央要求起义，只一个小时就被镇压——这是后话。
8月中旬，毛委员与湖南省委在长沙市郊召开会议，决定与国民党彻底划清界限，要旗帜鲜明地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号召群众，要集中力量在湘东赣西地区发动以长沙为中心的武装起义。
9月初，毛委员到他曾经领导过煤矿工人大罢工的江西萍乡安源组织军事力量，加上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原是共产党员卢德明任团长。为秋收起义部队一团，团长钟文璋，黄埔出身）及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一个营与湖南平江和浏阳等地的农民武装约五千人（主力），组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分三个团。毛委员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卢德铭任总指挥，余洒度、余贲民任正副师长。
卢德铭、余洒度、余贲民与第一团一起驻江西修水县城。毛委员和第三团一起从铜鼓出发。
余洒度与三团长苏先骏，皆是黄埔出身。
另外，在起义前，余洒度还收编了当地的土匪武装邱国轩的一个团，违背常规地使其另行驻扎。
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按预定计划首先在修水由第一团举起义旗，起义受挫时，邱国轩部倒戈，一团丧失了一个营及全部军饷，团长钟文璋失踪。
第二团在安源起义，占领浏阳后陷入强敌包围，约1500人的队伍突围出来的仅130多人，团长王新亚溜之大吉。残部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带领与毛委员会合。
三团胜利占领了浏阳的白沙镇与东门市。每占领一地就发动群众，开仓放粮，镇压恶霸。由于连下两镇，苏先骏骄傲起来，不听“书生”毛委员的意见，不派岗哨，14日突遭敌两路包围，损失近千人。逃跑途中，毛委员果断要求就地埋伏歼敌，才扭转了局势，恢复了些士气。
鉴于三路起义部队均受挫，毛委员第一时间是收拢部队，当机立断改变了攻打长沙的计划，并以前委书记的名义要起义各部队到浏阳县文家市集结，此时起义部队仅为1500余人。
在文家市召开的前敌委员会会议上，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毛委员要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但余洒度、苏先骏坚决要求按中央指示继续攻打长沙。相持不下时，会议改在晚上继续开。
总指挥卢德铭支持毛委员的意见，并与毛分头作各基层干部思想工作。晚上召开了前委扩大会，尽管余、苏仍继续坚持打长沙，但大家举手表决的结果是同意了毛委员曾经的湘南起义方案（中央已批准），改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湘南进发。
但对于从哪里撤往湘南又相持不下，最后经卢德铭调和，走了萍乡的芦溪镇。由于余洒度轻敌，一再把“书生”毛委员的提醒当作是“草木皆兵”，23日，起义部队在芦溪镇遭大批反动军队攻击，损失数百人，总指挥卢德铭为掩护部队脱险壮烈牺牲。
卢德铭牺牲后，余洒度、苏先骏更是不听毛委员的意见。
后在特务连连长罗荣桓的支持下，毛委员再一次依靠群众的力量，冒雨智取了莲花县城，获得了补给，鼓舞了士气，发展了工农运动。
但由于没有确定的目标，人心逐渐失散，逃兵日益增加，29日，起义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时只剩下约800人，而且官多兵少，部队思想混乱，组织纪律性差。
在这里，毛委员仍旧依靠基层力量，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把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党的支部建立在连上；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制度，在政治上官兵平等。然后由士兵委员会选出新的团长，并表决通过了部队下一步的去向。
10月3日，起义部队离开三湾村，开始向井冈山进军（这一天是走向胜利，而同一天，南昌起义军正走向全军覆没），到1928年2月，建立了茶陵、遂川、宁冈三个县的红色政权，“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初步形成。
1928年4月下旬，走投无路的朱德、陈毅率领残部，在毛委员的阻敌接应下来到井冈山。两部人马会师后，队伍壮大到一万二千余人，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一个月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委员任党代表兼军委书记，“朱毛”成了“红军”的代名词。
三、广州起义失败
1927年11月，粤桂军阀发生武装冲突，中共中央认为这是促进工农群众革命潮流高涨的好时候，当即通过《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要求广东省委“坚决地扩大工农群众在城市、在乡村的暴动，煽动士兵在战争中哗变和反抗，并急速使这些暴动会合而成为总暴动，以取得全省政权，建立工农兵士代表会议的统治”。
广东省委并没有分析远在上海的中央指示是否切合眼前的实际，马上照办，展开了紧张的暴动准备——11月26日成立了以张太雷为委员长、黄平（后叛变）、周文雍为委员的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领导起义。随后又成立了起义军总指挥部和参谋部，叶挺任总指挥，叶剑英任副总指挥，并兼任本次起义的主力第4军教导团团长。
由于汪精卫和张发奎有所察觉，起义提前一天，即12月11日3时许举行：教导团全部、警卫团一部和工人赤卫队共5000余人（其中工人赤卫队3000余人），分数路向广州市各要点发起突然袭击。在广州的苏联、朝鲜、越南的部分革命者也参加了起义。
当日上午，起义领导人开会宣告广州市苏维埃政府成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苏兆征为主席（在苏未到广州前由张太雷代理）。
12日，反动势力纠集大批人马，在英、美、日、法帝国主义的军舰和陆战队支援下向起义军反扑。起义军和工农群众浴血奋战，但终遭严重失败。张太雷牺牲。
起义军余部1000余人于13日凌晨撤出广州，分散行动，有少数人员撤往粤北加入了朱德、陈毅部，后来上了井冈山。
国民党军重占广州后，对未及撤离的起义军、工人赤卫队和拥护革命的群众进行了血腥的镇压，5000余人惨遭杀害。
广州起义，是中共在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一次尝试。
四、南昌与广州起义的惨败表明了什么？
先看南昌起义：
（一）从一次次分兵与占据地形的不利、情报的缺失、背海而战等，表明这次起义的领导人没有一个具备真正的军事指挥能力、战略眼光与克敌制胜的魄力，且盲目自信。
若他们再独立搞军事，结果也只有失败。
（二）缺乏独立思考与实践能力，都还在依赖国民党左派，依赖外援，一切听共产国际与苏联的遥控指挥，没有真正的发动工农大众。这表明他们没有从根本上要为劳苦群众服务——革命的具体目的不完全清楚。
假如侥幸统一了中国，那也只会仰人鼻息，当傀儡政府。
（三）临时中央的领导者同样空有一腔热血，志大才疏，目光短浅，不能成就大业。
南昌起义暴发后他们指示夺取广州，并设想广州一到手，马上成立“中国临时革命政府”，让刚刚被免职的陈独秀担任临时政府的名义领导人，让工人运动领袖苏兆征和周恩来在政府中负主要责任等等。真是痴人说梦。
（四）从临时中央到南昌起义将领，没人真正想到要建立独立的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
（五）起义前张国焘的“会议传达”被认为是假传“圣旨”。这表明：一是起义前委自以为以多对寡必定会胜利，不会被反对，且共产国际当面同意过的；二是认为各方面的计划很周密，有获胜的把握；三是急于建功立业，没能认真分析形势，预料后果；四，暴露了内部的不团结、不信任与存在的个人私欲。
（六）盲目轻信外援。7月下旬开始有起义的计划，苏联那时是有答应提供军火、食品等种种援助，但何时能集中起运？10月初前后一定能到达潮汕吗？
就算能到达，“援助”可到什么程度？
起义军经过酷暑、饥饿等等恶劣情况会减员多少？余部与外援一起能抗得住国民党源源不断的反动军队的剿杀吗？
再者，若没有外援怎么办？就算有外援，却被国民党的军舰与军队消灭了又怎么办？
这一切都没见有人提起过。还有，起义军进入粤东时，也没见派人去侦察过情况，就只知道往潮汕跑，认定那里就有救星。
周恩来曾于9月给中共中央写信:“子弹及机关枪缺乏，请电知（共产）国际能于外埠装好货物，一俟汕头攻下，在十日内即能运至汕头方好。”
联共（布）8月2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是要求“由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两周内在海参崴集中500万发步枪子弹和1000发炮弹”支援南昌起义，到9月1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决定“在三周之内准备好向中国派遣两名高级军事人员和十名中级军事人员”，又过了两个星期，再次决定“着手派11名军事人员去广东”。
苏共到潮汕地区的最佳路线是先到海参崴，再乘船由海路到达潮汕——路途遥远，谈何容易。终究是其派遣的人员与物质还没出发，南昌起义军在潮汕地区就已经失败了。
（七）共产国际与苏共不能全面领导中国革命。虽然它们在财力、物力、外交等方面对早期的中共有很大帮助，但在关键时刻，从它们对起义的反复态度上就应该明白：中国革命最终还是要依靠自己。
再看广州起义：
（八）进一步证明当时的中共中央缺乏领导能力，在南昌起义中失败的叶挺再当总指挥也必然是再失败。等等。
从以上可知，南、广起义是注定要失败的军事行动；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单看关键时刻脱离自己的队伍只顾自己逃命这一点，无一能真正担当中国革命的重任。
五、从井冈山道路可知，中国革命的唯一希望是毛泽东同志
以上种种及其它起义的失败情况表明：中国革命的唯一希望是毛泽东同志，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毛共）。
然而，建立了一块块根据地的毛委员屡次在军内、党内受排挤，甚至得到过他极大帮助的人们也排挤他——他被剥夺了一切领导权，致使那么多不应该发生的流血牺牲发生了，人民受的苦难加重了，中国革命的过程也延长了；
而今，在毛主席他老人家去世后，那些昔日就无长远战略眼光与胸怀的鼠辈竟然一下子都成了“蛟龙”，编造自己的光荣史，捏造伟人的“错误”，还恬不知耻地给老人家“三七开”，公然否定老人家开创的继续革命和社会主义道路，阳奉阴违地对待毛泽东思想、浊化毛共，让中国百姓再度陷入苦难的深渊，使中华民族跌进了最黑暗的历史时空。
血的历史不应该再现！
【完】
2025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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