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背着简单的行囊，站在了北京的街头。
这就是北京!“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全中国最先进思想的“风暴眼”。我能感受到空气中那股躁动、撕裂，却又充满勃勃生机的力量。
我来，是为“新民学会”的同志们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但这只是我的“俗务”。我真正的目的，是“朝圣”与“求道”。我要去那座“红楼”——北京大学。我要去见那些我神交已久的名字：陈独秀、李大钊、胡适……
我以为，我这柄在长沙淬炼好的“剑”，终于要找到它的“剑法”了。
然而，现实，先给了我这“湘江青年”一个最响亮的耳光。
第一节：“边缘”的闯入者——第一次北京之行(1918-1919)
我没有资格“求道”，我甚至没有资格“求学”。
我不是北大的注册学生。我只是一个来自湖南的“南蛮子”，一个旁听者。
万幸的是，我的恩师杨昌济先生(他已在北大任教)怜我才华，将我推荐给了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先生。
我得到了一个“职位”：北大图书馆助理。
我的工作，是在图书馆的“新闻纸阅览室”里，登记来读报的人的名字。我的月薪，八块大洋。
八块大洋!在北京，这是何等微薄的薪水!连那些军警的饷银都比我高。而北大的教授们，拿着几百块大洋的月薪，过着体面的“上等”生活。
我，毛泽东，在长沙“一师”呼风唤雨的学生领袖，到了北京，成了一个“边缘人”，一个“闯入者”。
我清楚地记得那种屈辱。
我住在景山东街的三间小破屋里，与蔡和森、萧子升等七八个湖南来的青年挤在一起，寒风从窗户纸的破洞里灌进来，我们只能靠年轻的体温彼此取暖。
我更清楚地记得精神上的“被轻视”。
图书馆助理，在那些“大教授”和“体面学生”的眼里，不过是个“管报纸的”。
我曾鼓起勇气，去旁听胡适先生的课。我试图在课后向他请教。我至今记得，他(也许是无意的)那轻描淡写的一瞥，那种“你这个南方土包子是谁?”的眼神。他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
在他们的沙龙里，我连插话的资格都没有。
这种“边缘人”和“被压迫者”的切身体会，于我而言，至关重要!
我天然地无法与那些“高高在上”的学院派知识分子共情。我不是他们中的一员。我每天的工作，是和最底层的职员、工友打交道。我本能地就站在了“无产者”的立场。
我当时还不知道“Proletariat”(无产阶级)这个词，但我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已经感受到了“阶级”的鸿沟。
我的“阶级情感”，在北京这座“红楼”的冰冷地基上，被(无意识地)激活了。我不是“楼上”那些吟风弄月的学者，我是“楼下”那个每月拿八块钱、在寒风中苦苦求索的“助理员”。
第二节：关键人物(导师)——李大钊与陈独秀
然而，就在这座“红楼”里，就在我最卑微、最屈辱的时刻，我遇到了两束光。
第一束光，是李大钊先生。
守常(李大钊)先生是我的“顶头上司”。但他身上，没有一丝一毫那些“大教授”的架子。
恩师杨昌济将我引荐给他时，他只是温和地握着我的手，说：“润之，湖南来的?我知道你，你在《新青年》的文章(指《体育之研究》)我读过，写得好!”
那一刻，我几乎热泪盈眶。这是我在北京，得到的第一份来自“导师”的尊重。
守常先生给了我一个角落，让我得以“饱食”图书馆里那些最新的报刊和书籍。更重要的是，他给了我一扇窗。
一九一八年底，他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庶民的胜利”!这四个字，对我这个“图书馆助理”是何等的震撼!
当全中国的知识分子还在迷信“公理战胜强权”，还在幻想英美法那些“老师”的恩赐时，守常先生，用他那如洪钟大吕般的声音，向中国介绍了“十月革命”的曙光。
“布尔什维主义”(Bolshevism)，这个词，我第一次听见。它像一颗子弹，射穿了我所有的迷茫。
守常先生是沉稳的、博学的，他对我这个“小同乡”(我们都来自湖南，虽然他是河北人，但我视他为精神上的“引路人”)倾囊相授。他赞美“劳工神圣”，他给了我理论上的指引和人格上的感召。
如果说李大钊是“光”，那么陈独秀就是“火”。
我来北京，最想见的就是陈独秀先生。我在长沙时，就是《新青年》的忠实读者，我视他为“思想界的总司令”。
虽然这次在北京，我与他交往不多。但他那“激进”的、“彻底反传统”的斗争精神，早已通过《新青年》注入了我的骨髓。
这种精神，与我在长沙(第二章)锤炼的“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斗争哲学，是高度契合的。
陈独秀给了我“斗争”的烈火，而李大钊，则给了我“主义”的明光。
这两束光，照亮了我在北京那间冰冷小屋里的长夜。
第三节：主义的“大筛选”——为什么不是别的“主义”?
在“红楼”那间新闻纸阅览室里，我如饥似渴。我接触到了当时世界上所有的思潮。
北京，就是“主义”的十字路口。而我，毛泽东，必须做出“选择”。
第一个被我放弃的选项：改良主义(以胡适为代表)。
我尊敬胡适先生的学问。他的“实验主义”当时风靡北大。他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这句话，在学术上也许是对的。但对中国，却是致命的。
在我看来，这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修补”。
胡先生，你是在给一座四处漏风的房子“打补丁”。可你是否知道，中国这所房子，不是漏风的问题，是“烂到了根”!是地基已经腐朽，是主梁已经断裂!
你“修补”得再好，一场大风暴(军阀混战、列强入侵)，这座房子就要彻底垮塌!
不，我毛泽东不要“修补”。我要的，是“根本解决”!是推倒这所破房子，建立一个新世界!
第二个被我放弃的选项：无政府主义(克鲁泡特金)。
这个主义，在当时的青年中非常流行。它主张“互助论”，反对一切“强权”(包括国家和政府)。
我一度对它非常着迷。我最好的朋友萧子升(子升)，就是它坚定的信徒。它太美好了，一个没有压迫、人人互助的世界。
但很快，我就发现了它的“空想”。
我站在北京的街头，看着北洋军阀的巡逻队马刀出鞘、耀武扬威。我回想起长沙的“汤屠户”(汤芗铭)。
我问自己：当你面对军阀的机枪和刺刀时，你如何去“互助”?你如何去“感化”他?
不!“美好”的理论，在“野蛮”的暴力面前，不堪一击。在军阀当道、列强环伺的中国，没有“组织”的“强权”(即革命的暴力)，任何“互助”都会被轻易碾碎。
我爱这个主义的“美好”，但我必须抛弃它的“空想”。
第三个被我放弃的选项：空想社会主义(基尔特主义)。
这不只是“理论”，我“实践”了它!
在北京，我短暂参与了“工读互助”的试验。回到长沙后，我更倾注心血，在岳麓山下组织了“新村”计划。
我们试图建立一个“乌托邦”。大家共同劳动，共同读书，没有私产，一切公平。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在这个污浊的旧世界里，建立一个“小天堂”。
然而，它彻底失败了。
这个失败，对我打击很大，也让我彻底觉醒。
“新村”很快就因经济问题和内部矛盾而瓦解。我们连自己的温饱都解决不了，何谈“改造世界”?
我痛苦地认识到：不触动“私有制”这个“政治/经济”的根本，不打碎那个“旧世界”的秩序，一切“新村”都是海市蜃楼!
你不可能在“地狱”的旁边，搭建一个“天堂”。地狱的烈火，迟早会把你吞噬。
第四节：现实的“催化剂”——“五四”风暴与“问题”的浮现(1919-1920)
一九一九年，就在我完成了对所有“主义”的“大筛选”，却又陷入“无路可走”的绝望时，一声惊雷，炸响了!
“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
这个消息传来，我不是愤怒，我是“心死”。
这不只是“山东问题”。这是“老师”的背叛!
这是最关键的转折点。我们这一代青年，(包括我毛泽东在内)，本是西方“民主、自由”的信徒。我们崇拜“德先生”与“赛先生”，我们相信胡适先生说的“公理战胜强权”。
“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是“战胜国”!我们以为，“公理”终于来了!
但“巴黎和会”用最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老师(西方列强)欺负学生(中国)”!
什么“民主”?什么“自由”?什么“公理”?
全是谎言!
当“老师”的利益需要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把“学生”卖掉!
依靠“改良”和“欧美”的道路，走不通!那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
五月四日，北京的学生们，我那些在“红楼”里看不起我的“体面学生”们，终于像我一样，愤怒了!他们冲出校园，火烧赵家楼。
我当时虽然已因母亲病重离开北京，但我为他们欢呼!
这把火，不仅烧了曹汝霖的宅邸，它更烧毁了我心中对“西方民主”最后一点点幻想!
我(在上海短暂逗留后)返回长沙。我不再是那个“求道”的青年，我成了一个愤怒的“战士”。
我立刻创办了《湘江评论》。
在创刊号上，我含着血泪，写下了那篇《民众的大联合》。我发出了我压抑已久的呐喊：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这是我“组织思想”的飞跃。
我不再满足于“新民学会”那样的“精英”组织。我开始呼唤“一切被压迫者”——农民、工人、学生、小商人……所有被“强权”欺负的人——的“大联合”!
这已经非常接近那个我即将拥抱的主义的核心了。
第五节：“锁定”——从《共产党宣言》到建党(1920-1921)
“五四”的风暴，彻底堵死了“改良”的路。
“新村”的失败，彻底堵死了“空想”的路。
我必须找到一条新路。
一九一九年底，为了“驱张(张敬尧)运动”(驱逐那个祸害湖南的军阀)，我第二次来到了北京。
这一次，我的目标非常明确。我不再是那个“边缘人”，我是一个坚定的“问题解决者”。
一九二零年初，我从北京南下上海，专程去拜访我的“总司令”——陈独秀先生。
这次会面，决定了我一生的信仰。
此时的陈独秀，在“五四”的洗礼和“十月革命”的感召下，也已经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我们彻夜长谈。我谈我在湖南的“民众大联合”，他谈他在上海的“阶级斗争”。我们一拍即合。
就在上海，我读到了一本书。一本小册子，陈望道先生翻译的。
它的名字，叫《共产党宣言》。
我的一生，读过无数的书。但没有一本书，能像这本小册子一样，给了我如此巨大的震撼。
我躲在上海的小亭子里，一遍又一遍地读。我几乎是颤抖着读完的。
那不是“理论”，那是一道“闪电”，是“真理”!
它“彻底”! 它不像别的“主义”那样遮遮掩掩，它公开宣称“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它要“砸碎一个旧世界”。这，正是我这个“反叛者”(第一章)和“斗争者”(第二章)的底色!
它“科学”! 它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完整世界观。它第一次科学地(而不是道德地)向我解释了“剥削的根源”，解释了为什么“新村”一定会失败!
它“实践”! 它不是空谈!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是唯一的、活生生的榜样。它向全世界证明：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空想”，它是可以“干”成的!
我合上书，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找到了。
正如我晚年回忆的：“到了一九二零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我不再迷茫。
我立刻“说干就干”。我回到长沙，不再搞什么“新村”试验，我创建了长沙的“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
我从一个“主义的求索者”，转变为一个“主义的组织者和实践者”。
本章小结——“红楼”一盏灯
回首一九一八到一九二一这三年，这是我思想“定向”的三年。
我北上“求道”，却先尝尽了“边缘人”的屈辱。
我曾幻想“公理”，却被“巴黎和会”的现实无情背叛。
但正是这份“屈辱”和“背叛”，让我彻底与“改良主义”和“学院派”划清了界限。
“红楼”的那一盏灯(李大钊先生)，“五四”的那一把炮火(现实的冲击)，“十月革命”的那一声曙光(榜样的力量)……
它们共同将我这个“湘江少年”，推向了历史的舞台中央。
一九二一年七月，当我在上海参加那次秘密会议时，我的内心无比平静，也无比坚定。
我，毛泽东，终于找到了那个我坚信可以“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最锋利的武器。
我在长沙(第一篇文章)觉醒与求索的阶段，至此，完成了它最终的“闭环”。
那柄“剑”，终于找到了它的“剑法”。
而我，将握着这柄剑，用我的一生，去践行我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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