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一九二一年，当我从上海的“一大”会场(后转至嘉兴南湖)归来时，我，毛泽东，是一个“信仰者”。我握着那本《共产党宣言》，以为找到了“根本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钥匙。我是一个忠诚的“学生”，准备拿着“苏联经验”和“马列经典”这些“书本”，去“教育”中国的“城市无产阶级”。我以为，革命，就是这样按图索骥。
然而，我错了。
从1921年到1927年，这六年，是我一生中最痛苦、最迷茫，也是最刻骨铭心的“实践检验期”。
现实，用最残忍的“背叛”和最无情的“屠杀”，将我的“书本”撕得粉碎。我不是在“教”别人，我是被中国的“现实”——这个最血腥的“教员”——按在地上，反复地“教”我做人。
我从一个“主义”的学生，被迫成为了一个从血火中爬出来的“教员”。而我得到的唯一、也是最终极的教训，是用我同志和农民兄弟的千百万颗头颅换来的七个字：
“枪杆子里出政权。”
引言：一个“错误”的开局
一九二一年七月，上海法租界。当我(作为长沙的代表)踏入那个小小的房间时，我的心是滚烫的。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13个人，代表着50多名党员。我们像一群盗取火种的普罗米修斯，秘密地、狂热地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了。
“一大”的决议，是清晰的。我们的“老师”——共产国际——通过他们的经验和“书本”告诉我们：革命的领导者，必须是“城市无it产阶级”。我们的任务，是回到城市，搞“工人运动”。
这在当时，是“天经地义”的。
我是“书本”和“组织”最忠实的学生。我立刻回到了湖南，投身于我所能触及的最庞大的“工人运动”——安源路矿。
我深入矿井，那里的黑暗、压迫、工人的血泪，比“书本”上写的要深刻一万倍。我们组织了罢工，我们取得了(看似)巨大的胜利。那段时间，我是兴奋的，我以为我找对了路。
但，一个幽灵般的“问题”，很快就浮现了。
我发现，工人的力量，在强大的“现实”面前，是如此脆弱。
我们的罢工，为何能“胜利”?不是因为工人的拳头硬，而是因为军阀(赵恒惕)和资本家(李鸿章的后人)的矛盾，给了我们“钻空子”的机会。
而当他们一旦联合，当他们动用“枪杆子”时，工人的血肉之躯，能抵挡吗?
我忠实地执行着中央(以上海为中心)和“老师”(共产国际)的路线。但我的心中，第一次埋下了一颗“不安”的种子。
当“书本”的理论，与中国“现实”的“枪杆子”发生冲突时，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第一章：“城市”的迷茫与“统一战线”的实践(1921-1924)
这个“怎么办”，现实很快给了我答案。一个“血”的答案。
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京汉铁路。
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通过报纸)领教到“枪杆子”的“道理”。
京汉铁路的工人们，为了最基本的“人”的权利，举行了大罢工。而军阀吴佩孚——这个不久前还被我们(包括陈独秀同志)视为“开明”的“朋友”——露出了他的獠牙。
机枪、马刀。
工人的鲜血，从长辛店流到了汉口。
“二七”的惨败，像一记重锤，砸碎了我对“城市工人运动”的所有幻想。
我痛苦地认识到：手无寸铁的“工人阶级”，在“枪杆子”面前，不堪一击!
这不怪工人。他们是中国最坚决的革命者。这怪我们!怪我们这些“领导者”!
我们把“书本”当成了“圣经”，却忘了去问一句：在军阀遍地、刺刀林立的中国，谁，来保卫工人?
我的“第一次疑问”产生了：革命的“力量”，到底在哪里?
就在“二七”的血泊中，我们这些幸存者，被迫转向了另一条路——“统一战线”。
“老师”(共产国际)又发来了新的指示：中国的无产阶级太弱小了，你们必须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
于是，我，一个共产党员，“跨党”了。
一九二四年，我南下广州。我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在国民党“一大”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不久，我甚至成为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代理部长。
那段日子，是我人生中极度“撕裂”的时期。
我近距离地观察孙中山先生。我敬佩他那“愈挫愈勇”的革命精神，他是一个伟大的“先行者”。但我也(悲哀地)看透了国民党内部的“官僚”、“投机”与“妥协”。
我与蒋介石、汪精卫同在一个屋檐下。我能嗅到他们身上那股“资产阶级”的“异味”。
我更痛苦地观察着我的“领袖”——陈独秀同志。
“仲甫(陈独秀)先生!”我曾在心中呐喊。他是我的“精神偶像”，是他(在第二篇中)把我带上了这条路。
但此时的他，却犯了“右倾”的错误。他主张“一切服从国民党”，他把我们(共产党)的命运，把中国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了“资产阶级”(国民党)的“施舍”上!
我，一个“学生”，眼睁睁地看着我的“老师”(陈独秀)，向另一个“盟友”(国民党)低下了高傲的头。
在广州，我这个“宣传部长”，唯一的收获，就是看清了“统一战线”的冷酷本质——你必须掌握“领导权”!
而我们，当时没有。我们只是孙中山先生的“座上宾”，我们是国民党右派眼里的“瘟神”(他们称我们为“跨党分子”)。
我看清了国民党(特别是右派)的不可靠性。但我无能为力。我只是一个“学生”，我必须服从“老师”和“中央”的路线。
我，只是在“怀疑”和“观察”。我的内心，充满了“城市”的迷茫。
第二章：回“乡”——“中国金字塔”底座的发现(1925-1926)
一九二五年，我“病”了。
我不知道是“真病”，还是“心病”。我在上海，与那些国民党右派无休止地“扯皮”，我感到精疲力尽。我向中央请了假，回到了我的原点——湖南，韶山。
这是我“心路历程”中最关键的一次“地理回归”。
我从“上海”、“广州”那些“精英”的政治圈，那个充斥着“主义”辩论和“高层”博弈的“上流社会”，猛地一下，扎回了我(在第一篇中)的“乡土”原点。
我脱下了西装，换上了布衣。我不再是“毛部长”，我又是那个“农民的儿子”——毛润之。
我躺在床上“养病”。我听着屋外的蛙鸣，闻着泥土的芬芳。我以为，我会就这样“沉寂”下去。
直到，那场风暴(“五四运动”)的消息传来。
上海的工人(又是工人!)被帝国主义(日本人、英国人)屠杀了!
这个消息，像一颗炸弹，不仅在“城市”引爆了愤怒，它也传到了我这个偏僻的“山村”。
然后，我看到了我一生中，最不可思议的一幕。
我老家的那些农民!那些几千年来，被“读书人”视为“愚昧”、“麻木”、“一盘散沙”的乡亲们!
他们，自动地，组织起来了!
他们成立了“雪耻会”，他们组织了“游行”，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去“声援”上海的工人兄弟!
那一刻，我不是“顿悟”，我是被“雷击”了!
我躺在病床上，浑身颤抖。我找到了!我找到了!
我找到了!
我之前在“城市”苦苦寻觅而不得的“力量”!它不在“上层”的“精英”沙龙里，它不在“书本”的“教条”里!
它在这片土地上!它在“中国金字塔”那最宽广、最深厚的“底座”里!
他们，才是中国真正的“火山”!
我的“病”，瞬间好了。
我从“养病”者，变成了一个“点火”者。
我立刻投身其中，在韶山，我秘密地建立了党支部，我组织了“农民协会”(简称“农协”)。
我，毛泽东，这辈子第一次，不是以“书本”的学生，而是以“农民”的儿子的身份，去“组织”他们!
我发现，他们(农民)的“组织性”和“爆发力”，远超我的想象!
我“疯”了。我找到了我的“道”!
一九二六年，我(奉命)回到广州。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中央“抢”来了一个“职位”——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农讲所)所长。
从那一刻起，我，毛泽东，才真正成为了“教员”。
我的“农讲所”，绝不是一个“文化学校”。它是一个“军事-政治”训练营!
我教授的，不仅是“理论”，我更教授“如何组织”、“如何斗争”、“如何武装”!
我培养的“学生”(如彭湃、方志敏等人)，也不是“文人”，他们是深入中国农村的“火种”，他们是未来“农民武装”的指挥官!
我开始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力量”。
当“中央”和“老师”(共产国际、陈独秀)还在广州，还在“依赖”国民党(蒋介石此时已开始“中山舰事件”，露出了反共的獠牙)时，我，这个“学生”，已经在“另辟蹊径”了。
我把我的“宝”，押在了“农民”身上。
第三章：“石破天惊”的报告与“好得很”的呐喊(1927年初)
北伐战争，势如破竹。
但，一股“暗流”，比前线的“炮火”更汹涌。
国民党右派(蒋介石)和党内(陈独秀)，都对“一件事”感到了恐惧——农民运动。
我(在农讲所)点燃的“火种”，在湖南、湖北，已经形成了“燎原”之势。几百万农民组织起来，打倒“土豪劣绅”。
一时间，所有的“指责”都来了：
“农民运动‘过火’了!” “那是‘痞子运动’!” “简直是‘糟得很’!”
这些“指责”，不仅来自敌人(国民党)，更来自我们“党内”的“同志”!他们害怕“农民运动”会“吓跑”我们那个“资产阶级”的“盟友”(国民党)!
我，被激怒了。
为了反驳这些“糟得很”的指责，我必须回到“现场”!
一九二七年初，我亲赴湖南，用了32天时间，我走遍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
我不是去“观光”，我是去“战斗”。我用我的双脚、双眼，去“证实”我的“火山”。
然后，我写出了那份(日后被证明是“石破天惊”)的报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这份报告，在当时，就是一篇“异端”的“战书”!
它的“伟大”之处，在于：我，第一次，将“农民”——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几千年都被视为“愚昧”、“被动”、“阿斗”的群体——定义为“革命的先锋”!
我是在“舌战群儒”!我是在用我的“实践”，去“纠正”“老师”的“书本”!
我(在报告中)发出了我的“呐喊”：
语录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达，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我为什么要写这段“刻薄”的话?
我是在“针对”所有“温和派”的指责!我是在回答“革命的定义权”!
当那些“绅士”(包括我党内的“绅士”)指责农民“打人”、“杀人”、“太粗暴”时，我，毛泽东，站出来说：
对!革命，就是“粗暴”的!
你们(地主)“请客吃饭”般地剥削了农民几千年，你们“绘画绣花”般地把“礼教”的绳索套在农民脖子上!现在，农民只是用“暴烈”的行动，去拿回本该属于他们的一切!
这，就叫“革命”!
语录二：“(农民的功绩)‘好得很!’……‘糟得很’，是站在地主立场……‘好得很’，是站在农民和革命派的立场。”
这是整篇报告的“心脏”!
我是在回答“立场”问题!
我把“好”与“糟”，从一个“道德”问题，拉升到了一个“政治”问题!
我向全党，发出了灵魂的拷问：
你，到底站在谁一边?!
你是站在“地主老爷”那一边，指责你的“穷苦兄弟”?还是站在“革命”这一边，为他们欢呼?
这是“阶级立场”的宣言书!
我写完这份报告，我以为，我(凭着这篇报告)可以“扭转”中央的“右倾”路线。
我“发现”了中国70%的力量所在(农民)，我构建了一套“依靠农民闹革命”的完整理论雏形。
我以为，我这个“学生”，终于可以“毕业”了，我可以当“老师”了。
然而，我还是太“天真”了。
我的报告，被“压”下了。陈独秀同志们，根本不屑一顾。
他们，还在做着“依赖国民党”的“大梦”。
第四章：血与火的终极教训——“枪杆子”(1927年春夏)
然后，“屠杀”开始了。
我的所有“警告”，全部“应验”。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上海。
蒋介石，那个我曾在广州(国民党一大)见过的“盟友”，在上海，用“机枪”和“青帮”的屠刀，回答了我的“拷问”。
成千上万的工人(我们城市力量的“精华”)，倒在了血泊中。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长沙。
“马日事变”。
国民党军官许克祥，在长沙，用“屠杀”，“证明”了我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我的“农民”力量!我那些“好得很”的“先锋”!我那些刚刚“翻身”的“兄弟”!
他们，被“血洗”了。
我的“农协”被摧毁，我的同志被“串”在刺刀上游街，被沉入湘江……
我(当时正在武汉)听到这个消息，我不是“流泪”，我是“五内俱焚”!
我的“警告”，变成了“悼词”!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武汉。
汪精卫，另一个“盟友”，在武汉“分共”。
国共彻底决裂。
“统一战线”——我们(陈独秀同志)曾“寄托”了所有希望的“盟友”——全部背叛了!
大革命，失败了。
失败得如此“彻底”，如此“血腥”，如此“毁灭性”!
我，从“地狱”归来。
我终于(用千百万颗头颅的代价)明白了：陈独秀同志的“妥协”路线(交出武装、依赖国民党)——是死路一条!
尾声：“八七会议”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汉口。
我们(幸存的)共产党人，在“白色恐怖”的窒息中，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
史称“八七会议”。
会议的主题，是“纠正”陈独秀的错误。
我，一个“候补委员”，一个长期被“边缘化”的“农民”代表，站了起来。
我没有“空谈”理论。
我的眼前是“二七”的血，是“四一二”的血，是“马日”的血!
我是在“用血的教训”总结陈词!
我对着那些还在“迷茫”的同志们说出了那句日后震动了中国的话：
“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这句话，在当时，是“石破天惊”的!
这是对“文人革命”(陈独秀式的，寄希望于盟友、依靠谈判、依赖城市工人罢工)的最终否定!这是对“苏俄经验”僵硬照搬的最终决裂!
枪杆子：唯一的“书本”
我在会场上坚决反对了“依赖国民党左派”、“再次妥协”的一切幻想。我用最冰冷的现实，敲醒了他们：
“他们(国民党)有枪，我们没有。所以，他们可以杀我们，而我们只能被杀。”
“我们现在必须做的事情，就是上山，去拿枪，去武装农民。”
会议，最终采纳了我的核心主张：立即进行“土地革命”(给农民土地)，并“组织武装暴动”。
在这次会议上，我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终于进入了党的最高领导层。
但对我而言，这不过是“身份”上的改变。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终极觉醒。
我，彻底放下了我那本《共产党宣言》和“苏联经验”的“书本”。
我唯一的“书本”，只剩下了“枪杆子”。
它不再是一个“工具”，它是革命的“核心”;它不再是“辅助”，它是“政权”本身!
告别城市：井冈山的召唤
会议结束，中央指示我去湖南领导秋收起义。
在我离开汉口，走向长沙的那个瞬间，我回头望了一眼这座(曾是革命中心的)“大城市”。
我，毛泽东，与“城市中心论”彻底告别了。
城市，是军阀和帝国主义的铁桶。城市，是国民党屠杀无产阶级的“刑场”。城市，只会让我们的力量暴露、流血、灭亡。
我将带着我的“火种”——那些曾在农讲所被我训练出来的学生、那些在湖南被马日事变血洗而幸存的农民武装——走向“上山”的路!
我要去到敌人的力量最弱、农民的力量最强的地方!
我要去“中国金字塔的底座”(农村)建立我们自己的“根据地”!
那片被所有人——被陈独秀同志、被共产国际、甚至被国民党左派——所轻视的“农村”，将成为我们“围剿城市”、“夺取政权”的唯一跳板!
最终的“教员”
那一年，我三十四岁。
我(在第一篇中)曾以为，革命的道路，是从书本到书本。
然而，这六年，中国最残忍的“现实”教会了我：
革命的道路，是从血火中来，到枪杆子中去!
我从一个拿着“书本”的“学生”，被现实按在地上，用血与火“教”出了一个新“教员”。
这个“教员”，不再相信任何“盟友”的承诺;
不再相信任何“书本”的教条;
不再相信任何“国际指示”的普适性。
我只相信我自己的双脚走出来的路;
我只相信我自己的双眼看到的农民;
我只相信我自己的手紧紧握住的枪杆子!
当我走在去安源、去铜鼓、去井冈山的路上时，我不再迷茫。
我的心，是冷酷的，也是坚定的。
因为，我已用我同志和农民兄弟的千百万颗头颅，换来了那七个刻骨铭心的血色大字：
“枪杆子里出政权。”
这是我六年的“实践检验期”，交出的最终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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