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桑子·重阳》：毛泽东1929年的霜天心境

　　《采桑子·重阳》中的革命人生

　　——毛泽东1929年的霜天心境

　　程丽丽

　　1929 年秋，毛泽东在疟疾严重的情况下，先后辗转福建永定县牛牯扑、合溪，上杭县苏家坡、大洋坝等农村养病。由于艰苦的战争条件和繁忙的工作，加之缺医少药，所患疟疾一直未能得到有效医治。10月上旬，毛泽东再次来到上杭县，住在浮桥门东边的临江楼养病。10月11日，正值重阳佳节，临江楼面朝汀江，视野开阔、秋景宜人。大病尚未痊愈的毛泽东，触景生情填写了《采桑子·重阳》一词。词中感慨人生易老，在此前毛泽东的诗词创作中是未见的。最后一句“寥廓江天万里霜”，也并非全是自然物候，重阳时节福建上杭一带通常不会下霜。人生易老、万里霜天的文学表达，其实是毛泽东1929年以来苍凉沉郁心境的写照。

　　红4军党内的争论

　　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朱德对红军队伍建设就有一些争论，这些争论绝非领导人个人之间的“意气之争”，而是人民军队在创立初期的成长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困惑和难题，到了1929年这些争论在量的积累下彻底聚焦点燃。1929年5月底，在攻克龙岩、解放永定之后，军事稍歇之时，毛泽东就从永定回师当地湖雷镇的庆兴寺庙，主持召开红4军前委会议。本着打开天窗说亮话的原则，第一次公开讨论“党要不要管军事”的问题。会上，代表们争论激烈甚至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有的代表认为既然是军队，就要成立军委，前委的权力太集中，前委书记专政，有家长作风；有的代表认为，既有前委领导军队，硬要成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会议无果而终，矛盾进一步扩大，前委的权威受到质疑，前委的命令也难以在军内有效落实。毛泽东旋即给中央汇报了红4军的建设情况，针对党内的分歧希望中央派得力人来接管红4军，说“朱、毛同志可以随时离开部队，只要请中央派人来代替”。由于往返通信不便、革命战斗不停等诸多因素，毛泽东、朱德并没有离开井冈山，不过党内的争论也没有得到有效缓解。毛泽东在6月中旬尖锐地指出：“现在的争论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4军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并就一个时期以来红4军党内发生的争论，归纳列举了14个问题，包括：（1）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2）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3）小团体主义与反小团体主义；（4）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5）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6）地方武装问题；（7）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问题；（8）对时局的估量；（9）湘南之失败；（10）科学化、规律化问题；（11）4军军事技术问题；（12）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13）分权主义与集权；（14）其他腐败思想。从赣南到闽西，与当地土著军阀的战斗几乎没有停止。为更好地维护党内团结，提高战斗力，红4军于军事稍息时都在努力解决争论。

　　1927年，毛泽东在广州

　　1929年6月8日，红4军前委在福建白砂举行扩大会议，毛泽东、朱德对前委的领导方法也产生了分歧。为尽快消弭争论，在红4军第三次攻克龙岩之后的22日，陈毅即在龙岩主持召开中共红4军第七次代表大会，把党内存在的争论意见原文印发各党支部，交给下级自由讨论、任意发言。与会代表畅所欲言，讨论激烈。会议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领导必须坚持党的集权制，认为是家长制度。因为多数代表不接受，会议对极端民主化、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的错误，没有提出批评。“折中”的开会“并没有把问题彻底解决”。大会采用“自下而上”的“民主”方式，改选前敌委员会，陈毅被与会代表们选为前委书记，取代了中央指定的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职务。会议认为毛泽东对军队产生的这些矛盾要多负些责任，决定给予他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虽然由于战事紧急，这次会议只开了一天，但是红4军内部的重大分歧在这次会上都暴露出来。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离开了这支自己亲手创建的队伍，离开了军事指挥一线，到闽西蛟洋指导闽西特委的地方工作，同时疗愈身心疾病。

　　在八九月间，毛泽东从上杭蛟洋秘密到达闽西永定县东南的金丰大山。深山腹地的牛牯扑村落只有十来户人家，毛泽东化身教书先生，住在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小竹寮里。在幽僻的方寸陋室，他服药养病、阅读书报，与闽西特委的同志讨论革命局势，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毛泽东用一块木板写上“饶丰书房”，挂在竹寮门口。结合毛泽东当时的处境，这4个字也像是一种宣示，一个简陋竹寮是“丰饶”的，是倔强自强和不屈情怀的体现。9月下旬，朱德在上杭太忠庙主持召开中共红4军第八次代表大会，想解决红4军七大没能解决的争论问题。会议开了三天，没有结果，作出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工作的决议。毛泽东回信说：“红4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够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会了。”后来大会听取多数代表的意见，致信希望他务必到会，并回到红4军主持前委工作。当时疟疾正发作的毛泽东，被人用担架抬到上杭时，会议已经结束，大家让毛泽东回去继续养病。

　　1934年，毛泽东（左一）和警卫员在瑞金合影

　　8 月上旬，陈毅从闽西出发一路辗转赴上海，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并汇报红4军内部的情况。10月下旬，陈毅携中共中央“九月来信”从上海经香港，过汕头、丰顺、揭阳等地回到红4军前委，在松源连夜向前委传达了中央对红4军的指示。朱德写信给毛泽东，希望他回来主持工作；陈毅派专人把中央的指示信送到蛟洋毛泽东住处，并写信请他回到红4军前委。这份近万字的指示信，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军委主任的周恩来审定。“九月来信”明确：“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前委对于一切问题毫无疑义应先有决定后交下级讨论，绝不能征求下级同意或者不作决定俟下级发表意见后再定办法，这样不但削弱上级指导机关的权力，而且也不是下级党部的正确生活，这就是极端民主化发展到极度的现象。”中央来信从组织建设原则的高度，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建军基本原则。中央指示红4军全体指战员要维护朱德、毛泽东的权威，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中央的“九月来信”，深刻指出了红4军的基本任务、发展方向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原则和方法。自此，井冈山时期以来争论的一些建军问题得到彻底解决。11月底，毛泽东便随前来接他的部队回到福建长汀主持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毛泽东、朱德、陈毅三人在面对红4军成长过程中的“阵痛”时，由分歧到弥合，赤诚相待，襟怀坦荡，党内的争论得到解决。毛泽东的“万里霜”心境，也雨霁云消。他重回前委工作，着手整顿党务，写下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光辉篇章。这是在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召开的古田会议上，毛泽东作的政治报告的开头部分。到1929年底，毛泽东摆脱了“江天万里霜”的心境和艰难处境，正擘画一支更加具有凝聚力的人民军队。

　　“山沟沟”与上海的意见分歧

　　1929 年，毛泽东在福建山区领导革命，活动在崇山峻岭间的这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革命队伍，与远在繁华都市上海的中央政治局，在领导革命、用兵策略意见上的分歧还在持续。这些分歧在1927年秋毛泽东引兵井冈山去了“山沟沟”时就已经开始，也对毛泽东的心境产生过深远影响。

　　1927 年八七会议后，毛泽东被派往湘赣边领导秋收起义，在当时风雨如晦、革命火种危在旦夕的战斗形势下，最紧迫的问题是队伍该往哪儿走才能活下来。他作出了带领队伍上山的决定。这是一个艰难而又必须果断作出的决定。毛泽东说：“整个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的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革命的道路史无前例，革命者也在艰辛探索，历史证明毛泽东上井冈山的正确决定，在当时却受到了中共中央的严厉批评。

　　自从1927年10月上井冈山以后，毛泽东一直尝试与中共湖南省委取得联系。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瞿秋白主持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认为中国革命是“无间断的性质”，向全党提出在全国“创造总暴动的局面”的任务。毛泽东带着队伍到井冈山落脚，在瞿秋白等中央领导眼里，属于擅自引兵转向深山老林，违反了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城市中心论”军事主张，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共产国际代表甚至指责说这是“最可耻的背叛与临阵脱逃”。会议通过了《政治纪律决议案》，撤销毛泽东“现任（湖南）省委委员”资格，认为“毛泽东为八七会议后中央派赴湖南改组省委执行中央秋暴政策的特派员，事实上为湖南省委的中心，湖南省委所做的错误毛泽东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年3月，传达中央指示的周鲁到达井冈山。中央对毛泽东的指示被误传为开除党籍。毛泽东领导的前敌委员会被取消，他本人也变成一个“党外民主人士”。这个误会在4月中旬毛泽东在湘南特委见到中央文件原文后才得到消除。而这一个多月期间，作为建党元老的毛泽东内心遭受的重创，只有井冈山夜空的星辰才知道吧！1928年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朱德以宁冈为中心发展巩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央来信指摘红军在战略上犯了“保守观念”“流寇观念”等错误，批评他们“集中一处是错误的”。在山沟沟里实际领导革命的毛泽东、朱德，再次与上海中央的意见发生龃龉。

　　军事指挥策略和路线上的分歧，在1929年也不断得到诸多体现。1929年初，毛泽东、朱德冒雪率红4军主力离开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脱离根据地后的流动作战打得很是艰难，红军接连战败，士气低落。2月10日这天正是农历新年，赣南山区天寒地冻，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将士，利用大柏地山区的有利地形，给予国民党军刘士毅旅猛烈打击。经过双方反复肉搏，鏖战至11日下午，红军全歼被围之敌。这次战斗，俘获敌人正、副团长以下800余人，缴获步枪800余支，重机枪6挺，刘士毅残部溃逃赣州。大柏地战斗是毛泽东、朱德率红4军主力离开井冈山之后的第一次胜利。一个月后（3月13日至14日），红4军与国民党福建省防军暂编第2混成旅郭凤鸣部激战，在长汀的渔溪、长岭寨一带，歼敌2000余人，击毙旅长郭凤鸣，并乘胜占领长汀城。连续的胜仗使得红军的士气高涨。受到胜利的鼓舞，毛泽东也信心倍增，写了一封信送到中共中央，汇报军队发展至燎原之势的构想，决定“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在积极乐观汇报革命发展形势和发展规划时，毛泽东仍然谨慎地强调，“中央在估计力量时，不要把我们估量得太大”。

　　4月3日，毛泽东和朱德收到中共中央的“二月来信”。指示信要求毛泽东和朱德“坚决地执行有组织地分编计划”，“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深信朱、毛两同志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在闽赣边界山里的毛泽东及前敌委员会，以直率的态度“拒绝”了这一指示。在直接的战斗中，毛泽东对分散部队有切肤之痛，“（分散兵力）多次实行都是失败的”。至于回上海，毛泽东表达他和朱德当然接受中央的分配，但既然这样，望即派遣“得力人”来领导这支部队。同时，毛泽东汇报了他们打算加紧在赣南开展游击战争，而这个计划的前景充满希望，可以“造成向南昌包围之形势”。他论述了蒋桂两个军阀之间的分裂（1929年3月蒋介石与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爆发了战争），认为这是发展红军实力的大好机会，红军的目标是，一年之内在江西，以及闽西、浙西三地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一年之内”显示了时间上的乐观估计，中央批评这有“冒险主义”的倾向。对时限上的“预言式”的极度明确，在当时确实是不合适的。然而不可否认，实践在一年后就证明了毛泽东对革命形势的分析判断是正确的。

　　山沟沟里的毛泽东和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的意见分歧还在持续。同时也由于红4军内部的争论，毛泽东离开了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位置，加之身患疟疾，病情十分严重，他一度住在山上养病。直到1929年11月底，他才重新回到红4军领导工作。

　　这期间，中共中央也在发生一些转变。事情起源于当年10月共产国际写信给上海，要求“巩固并且扩大游击战争，尤其是在东三省，以及在毛泽东和贺龙活动的区域里”，肯定了毛泽东领导革命所做的富有开创性的工作。特殊的战争年代加之交通、通信不便，远在闽西上杭古田的毛泽东对此并不知情。12月底，召开了古田会议，会议决定红4军进行战略转移，由地方武装留在闽西坚持斗争，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4军分头向江西方向进军，到江西去开展游击战争，扩大革命根据地。在10月共产国际来信中，莫斯科认为中国已“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具有出现“革命高潮”的特点。1930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当时李立三独自主持中央工作）通过决议，表示：“目前全国的情形，正如国际来信所指出确已进到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这一“革命形势的速度，即实行武装暴动直接推翻反动统治的形势的速度”，“我们必须如国际所指示，在现在就准备群众，去实现这一任务，并积极地开展和扩大阶级斗争的革命方式”。风云流转，战斗不止。到1930年，新的指示又将持续考验远在山沟沟里领导红军的毛泽东的心境。山沟沟里能否出真理，队伍里持怀疑态度的也大有人在。来自苏联莫斯科共产国际和上海中央的指示，其“权威”属性难免对在山沟沟里艰难探索的队伍产生重大影响。最终，当历史长河蜿蜒流淌向前时，当时的淬炼都成了革命家的正道沧桑。

　　1929年，毛泽东（右二）等人在闽西合影

　　《采桑子·重阳》中的霜天心境

　　一首《采桑子·重阳》，暗含着毛泽东在1929年革命事业和革命心境的几度浮沉。1929年时节至重阳，这一年已过去多半，革命事业不止一端的触角，四处延伸，亟须统一思想和整饬队伍。这一年，毛泽东共创作了两首词，相比同样写于秋季但更早些的《清平乐·蒋桂战争》，《采桑子·重阳》更具有抽离具体事件，对人生、对革命进行思考总结的深长意味。后来，毛泽东对《采桑子·重阳》几度修订，也可见这首词在他心中的分量，1929年在他心中的分量。

　　重阳，一个秋高气爽、登高览胜的日子，《采桑子·重阳》开篇却说“人生易老天难老”，一种人面对宇宙时空的无助感扑面而来。在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里，人与天的对比是一个永恒的文学命题。《庄子·知北游》中说：“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人类生命之有限，面对时空之无限，总会生出无力之感。这个时节，汀江岸边的临江楼风景宜人，柔和的汀江水缓缓流淌而过，眼前之景却全然未出现在这首“秋词”里。此时毛泽东不满36岁，却感叹人生易老，在他此前的诗词创作中是未见的。这实则是他因大病未愈加政治失意的双重打击而发出的感叹。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时节又到了重阳，这个节日周而复始，踩着自然的节气、时令而来，而人生却有多少未竟的事情和遗憾呢？1929年这不曾消歇的年份里，毛泽东曾率领红4军由江西进入福建西部，占领长汀，三次攻克龙岩，彻底歼灭土著军阀陈国辉；粉碎了蒋介石对闽西苏区及红4军的第一次“会剿”；建立代表会制度，解决经济问题，建立了比较巩固的闽西革命根据地。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是不容易的，它裹挟着雨雪风霜、战斗枪声、鲜血和生命，不由得让人感慨系之。

　　接下来“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句，毛泽东在1929年初创作时写的是“但看黄花不用伤”，30年后公开发表时改为“大地黄花突有香”，最后定为“战地黄花分外香”，由此就可见毛泽东对这首词的重视程度。“战地黄花分外香”是隔了30年之后，毛泽东在回望1929年的革命生活、回望这首词时的一个总结提炼，一下提振了整首词的意境，壮阔豪迈又雄奇挺秀。战争是残酷的，花朵是纤美的，然而“战地黄花”却香气扑鼻、英武妖娆。诗从沉郁慨叹人生开始，却从眼前的沉郁转向战地明亮的秋景，分外香的战地黄花正是不屈的精神象征。这是词人创作的高明之处，也是革命乐观主义者在面对艰难险阻时的从容慷慨风度。

　　下阕更是神来之笔。上阕提笔写革命的“人生”，写“我”在革命征程中经历的事；下阕承接战地黄花的香气，转入写景，且4句全部写景，但是每一句都让读者心领神会：词人是在以景写人的心境与感悟。“一年一度秋风劲”，此句说自然界一年一度的秋天又至，秋风又起，词人神来思绪。回望毛泽东在写《采桑子·重阳》之前的诗词作品，也可见秋天总能惹来革命者万千的思绪。4年前，他“独立寒秋”的湘江之问，也是彷徨孤独，如今“江天万里霜”则更加凄凉寂寞旷远。湖南的秋天多半不会太冷，就像福建汀江上通常也看不到万里霜。正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4年前的革命征程，回忆里有“同学少年”，现在显然更加孤独，革命斗争形势也更加复杂。但是4年里烽火战斗步履不停，革命者在烽火岁月中得到了锤炼，纵然失意却不再是迷茫。于是，词人似乎心中发问，秋风与春风相比如何呢？经历了岁月浮沉锤炼的风景，比来时的春天的风景如何呢？

　　词人又自己回答了对人生、对革命事业的领悟：“不似春光”，然而“胜似春光”。多么奇妙的“不似”与“胜似”，春风是柔和的，秋风是遒劲的，拂过了岁月沧桑，拂过了心中的千头万绪。

　　风物既已从心发出，放眼量去，那就是“寥廓江天万里霜”。万里霜天的心境，既苍凉沉郁，却并无颓靡不振，相反革命者的铮铮傲骨，对革命争论中存在的问题，对敌斗争的策略，他都不盲从、不妥协，坚持了信仰并从实际出发进行研判。最终，在1929年底他的系列主张得到革命同志的一致认同，古田会议的召开书写了党与红军历史上的光辉一页。

　　《采桑子·重阳》词作44个字，写不尽毛泽东1929年的人生况味。后人站在更远的时间轴回望伟人的革命人生，回望伟人在1929年秋天对“人生易老天难老”的慨叹，并联系岁月流转，在他带领的革命事业的浴火涅槃中，转化为1949年的“天若有情天亦老”（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毛泽东欢欣鼓舞，创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其中有“天若有情天亦老”句）的豪迈从容。天（大自然）若看到党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事业，也会觉得经历了太多忧患而老去，但是，革命者正意气昂扬开创中华民族新纪元，开始谱写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青春之歌。历史启迪后来人，在逆境中坚持真理不屈前行，时间终会给予苦其心志的革命者以答案。恢宏的历史画卷展开，成长中的党和寻路的毛泽东，在那段岁月里的风雨沧桑扑面而来，《采桑子·重阳》正是摇曳其中的战地黄花。

　　（本文原载《党史博览》2026年第2期）

　　来源：红色文化网

　　作者：程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