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飚：《毛泽东时代研究》第七章社会价值评判的基本方法

　　任何一门学问，都有它观察分析其研究对象的基本方法。因为方法是搜集材料、进行研究的工具，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门学科的灵魂。我们在对人或事物进行客观公正的社会价值评判时，所运用的最基本的方法无疑是辩证唯物主义，但在理论联系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则应根据具体对象的不同各有侧重的使用不同的方法。现就常用的四种主要方法，分别加以阐述，它们的共性是一致的，其区别也是相对而言的。

　　第一节历史比较法

　　历史比较法主要用于对两者进行历史性的对比分析，从而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社会价值评判。事物总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和资本主义制度国家之间的矛盾与斗争，至今已持续了一百余年。而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意识形态，则至少可追溯到一六八八年英国确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国家制度前，已有数百年历史。尽管最初的社会主义带有空想的色彩，但它毕竟是宣传建立一种消灭人剥削人、实现真正民主、平等与自由的社会制度，故而为许多人所憧憬。但向往不等同于现实，两者谁胜谁负至今未见分晓。从当今的世界局势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占有明显优势，究竟应当如何看待这一问题？运用历史比较法，似乎能找到一些答案。

　　首先，我们可以进行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历史比较。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社会制度从创建到巩固，一般都有三四百年历史，从当初的同封建主义进行的复辟与反复辟斗争，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为适应生存而进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改良，如政府干预经济，强化国民经济宏观调控，并实行一定范围内的计划化；扩大实行股份制；强制施行某些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措施；乃至直接从

　　社会主义国家借用一些对人与社会的管理原则和方法等。这些改良措施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却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和社会中的阶级对抗，加之数次强劲的科技革新浪潮的影响，现代资本主义已明显不同于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故而仍有一定的活力。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社会主义革命却大多发生在经济不发达国家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这些国家经济落后，物质基础差，有的还曾长期遭受过帝国主义列强的掠夺，如中国等，使之失去了很多的经济发展有利时机。这一点连德国《外交政策》期刊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德国人虽没有进行鸦片战争。而且很早就失去了在中国的殖民地，但作为整个西方整体的一部分，我们也应对中国的衰落负有部分责任。”

　　可以这样说，没有社会主义制度，前苏联就不可能早在四十年代初即成为世界第二强国，成为最终战胜德国法西斯的主要力量。前些年，在检讨苏联东欧剧变原因时，有一种流行的观点，就是认为苏联垮台是因为经济没有搞好，实际上这是不准确和不全面的。虽然苏联在经济建设中存在偏重发展工业，经济结构不合理与商品短缺等问题，但全面考察苏联七十余年的经济建设，应该说经济发展成就还是第一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俄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只相当于美国的百分之六点九。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苏联工业总产值已相当于美国的百分之八十，二十多种主要工农业产品居于世界第一位，整体经济实力列世界第二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苏联的建设环境与美国是不能相比的，它不仅遭受了长期战争的破坏，而且面临着西方的封锁。苏联能够在资本主义包围的孤岛中成长壮大，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样，没有社会主义制度，中国也就不可能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短期内，完全摆脱帝国主义控制，为以后独立自主地发展中国经济奠定基础。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新中国在建国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处于国际帝国主义的重重包围、干涉与封锁之中。尽管如此，我国的经济建设仍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今天中国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并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就与以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有了很大的区别。它是我国不断适应当今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政治民主化世界发展潮流的必然趋势。

　　在这里，我们仅仅只是运用了历史比较法，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发展与斗争，作了简单的对比回顾。现在两者仍处在发展变化之中，谁胜谁负

　　一时难以解决。美国的一位政治家曾明智地说过：“最终对历史起决定作用的是思想，而不是武器。”故而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更多的是表现在进行“宣传战 ”“思想战 ”“心理战 ”等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不能束手无策、坐以待毙，而应在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力求在更高的起点上建设物质文明。

　　其次，试对农村实行合作医疗的问题作一个历史比较分析。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共产党针对中国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现实，倡导“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 ”的方针，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大力发展医疗卫生工作，努力改变旧中国广大农村极度缺乏医疗卫生服务的状况，使人民健康不断得到改善。五十年代，随着农村生产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实体农业合作化组织的建立，全国各地农村逐渐开始设置医疗卫生单位。一九六五年，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六二六 ”讲话，提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当时有不少医务工作者响应他老人家的号召，深入农村为老百姓送医送药。在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乐园公社联合诊所有位名叫覃祥官的医生，眼看一九六六年春耕时节，当地麻疹、百日咳、脑炎等疾病流行，一千余人染上病，仅杜家村耳厢湾一天就死了四个麻疹病病患儿；一个妇女因疥疮感染，全身肿痛难忍，上吊自杀……他思考琢磨着：在看病吃药的问题上，能不能也搞合作，以解除乡亲疾苦。他的想法当即得到人们的普遍赞同，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日，我国最早的合作医疗卫生室在乐园公社杜家村大队建立。村民共集资三百多元作为合作医疗基金，覃祥官毅然舍弃联合诊所“铁饭碗 ”，到乡卫生室当了一名拿工分的“赤脚医生 ”。接着，他创造了一整套切合农村实际的 “ 预防为主，群防群治，三土（土医、土药、土洋结合）、四自（自采、自种、自制、自用中草药）的办医方针。村民只交五分钱挂号费，就能看病吃药。

　　这一新生事物经毛泽东的肯定与推介，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引起巨大反响。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赞扬合作医疗“是医疗战线的一场大革命 ”，“它解决了农村群众看不起病，吃不起药的困难，使预防为主的方针真正落实在行动上 ”。接着，合作医疗推向全国，兴起了一个建设农村卫生服务网络的高潮，逐步形成了集预防、医疗、保健功能于一身的三级（县、乡、村）卫生服务

　　体系。特别是以“赤脚医生 ”为标志的村级卫生员，在使农民便捷地获得村级卫生服务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到七十年代中期已普及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村。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把中国的合作医疗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 ”。世界卫生组织前任总干事马勒博士，曾积极向发展中国家推荐中国农村卫生工作经验。在医疗卫生资源分配问题上，六七十年代在改变“重城市轻乡镇 ”的倾向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比如一九七五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有病床一百五十九点八二万张，其中市级床位数占六十三点七四万张（占 39.9％），县级占九十点零八万张（占 60.1％），由此可以看出基层医疗单位占了大头，即面向农村的基层医疗机构是卫生投入的主要方向。

　　然而到了八十年代初，当土地承包到户后，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乐园乡杜家村连集体的药园也分了，公益事业无人管，大片珍贵药材被偷抢一光，村卫生室驯养的梅花鹿和一群獐子也被放跑，损失达五万多元，合作医疗被当成“左 ”的产物加以批判。在其发祥地尚且如此，全国合作医疗网的萎缩状况就可想而知。据调查，有合作医疗的村逐年下降，一九八三年后就降至百分之左右。除少数沿海发达地区农村情况可能好些外，农村缺医少药的现象再次出现。在一些贫困的乡村更是 “小病拖，大病磨，请不到医生请巫婆 ”，群众又重遭煎熬。疾病对农民生存、经济状况的威胁，甚至超过天灾。

　　北京大学研究人员于二〇〇一、二〇〇年间在安徽、湖南、云南、四川进行了调查，发现农民的家庭两周患病率在百分之四十八点六五，应就诊而未就诊的比率为百分之八十一点二五，其中未就诊原因中属于经济原因的占了一半以上。据卫生部一次对全国农民健康状况的抽样调查表明，农村贫困户中，因病致贫的比例高达百分之七十二。而四川某地对上千户农民进行的一次“最担心什么?”的调查，百分之九十九的农户回答也只有两个字：“生病 ”。由于国家近些年来拨给农村的医疗卫生经费与日趋增长的人口比例严重失调，诸如农村预防、保健、卫生达标等工作很难落实，一些卫生院医疗水平低、医疗事故多，名存实亡。重大疾病的流行蔓延仍在严重威胁公众健康，地方病、流行病、传染病，此起彼伏，接踵而来，结核病、血吸虫病、肝炎等老传染病重新大规模泛滥，艾滋病等新传染病开始肆虐，使自我保健能力脆弱的农民防不胜防。

　　就以地方病之一的碘缺乏病（俗称“大脖子 ”病）为例。其罪魁祸首就是因社会管理失控形成的贩制私盐猖獗于市，它使中国四亿多生活在缺碘地区（占全球 42.5％）的人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它覆盖了全国二十七个省的一千七百二十六个县。早在五十年代，防治地甲病就被写入《中国农业发展纲要》。一九七八年前后，全国各地曾普遍地进行过碘缺乏病普查，并于一九七九年颁布了第一个国家级防治政策权威文件《食盐加碘防治地甲病暂行管理办法》，并付诸实施。它曾使一百九十六个病区达到 IDD控制标准，已治愈两千五百万人，病人降至八百八十三万人。但好景不长，自八十年代后期始，一些不法分子钻政策的空子，大量非法制造、批销无碘土盐、私盐和劣质盐，甚至以高硝盐冒充食盐销售。仅一九九二年一年全国就发生中毒事件五十六起，有一点一万余人中毒，四十七人死亡。奸猾的盐商为赚钱，愚昧的人只为省钱，使得大量私盐流入病区市场，令碘盐普及率大为下降，碘缺乏病则以每年百万人之数急速回升。

　　碘缺乏病（IDD）主要分布在亚非拉美及大洋洲中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据中国残联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提供的一个数字：全国当时有智力残疾人一千零七十万，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因缺乏碘造成的。智力是人类高居于一切动物之上的资本和骄傲。碘被当代科学家誉为智力的重要元素。碘缺乏病自然成为导致人类智力障碍的主要原因，无异是在对人类智慧资源在进行一场看不见的残暴洗劫和掠夺。民间广为流传的俗语：“一代肿，二代傻、三代四代断根芽 ”“一代包、二代小、三代了 ”也充分揭示了这一地方病的危害性，故而我们决不可掉以轻心！早在一九九〇年，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就庄严发出《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世界宣言》，并通过了其《行动纲要》，要求全世界在二〇〇〇年消灭碘缺乏病。如今这一期限已过，碘缺乏病消灭了吗？我们不得而知，但大量无碘土盐、私盐和劣质盐曾在甘肃、宁夏一带的病区市场泛滥却是事实。

　　再以素称“瘟神 ”的血吸虫病为例。从五十年代初期开始，在广袤的湖乡泽国擂响了送“瘟神 ”的战鼓，持续三十年，把近千万病人从死亡线上拯救过来，大批易感地带的县、市，达到了消灭血吸虫的标准。然而时至一九八七年，“瘟神 ”卷土重来，在湖区（湖北、湖南、江西、江苏、安徽）五个省钉螺面积骤增，一九八八年更回升到三十五亿平方米，较之一九八〇年增长幅度为百分之二十六。血防工

　　作形势比较严峻，突出表现在：血吸虫感染人数增多，至二〇〇三年年底全国有血吸虫病人八十四点三万，其中晚期病人二点四万人；局部地区出现急性感染暴发疫情，疫区范围明显扩大并向城市蔓延；全国约有一亿人口生活在血吸虫的威胁之中，不少原已达到“基本消灭 ”标准的县、市，重又划为流行区。

　　在医疗资源分配方面，也发生了根本的颠倒。二〇〇〇年六月，世界卫生组织在对全球一百九十一个成员国国家卫生系统的业绩做出量化评估后，对这些国家的卫生绩效进行了排名。中国在“财务负担公平性 ”方面，位居尼泊尔、越南之后，排名一百八十八位，倒数第四，与巴西、缅甸和塞拉利昂等国一起排在最后，被列为卫生系统“财务负担 ”最不公平的国家。例如，在卫生支出结构比较中有一个“个人负担比重 ”指标，世界平均水平是百分之三十八点二，最不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是百分之四十点七，而中国却高达百分之六十点六。就是说，假如看病费用是一百元，发达国家的公民需要负担二十七元，最不发达国家的居民需要负担四十多元，而我国居民却要负担六十多元，这个结论如今还在今被国际医学界权威引用。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城乡人口比例大约为百分之三十六和百分之六十四，但城乡公共卫生资源占有的比例刚好颠倒了过来，即城市占了百分之六十以上，而农村占了不到百分之四十，近年来情况进一步恶化。在这些严峻现象的背后，反映了这样一些事实，党领导全国农民辛辛苦苦二十多年建设起来的合作医疗制度，在集体化经济改革为家庭承包责任制的过程中，同集体经济一起被瓦解、萎缩掉了。问题还在于，并没有找到能够替代合作医疗的更好方式去建立新的农村公共卫生体系，放任农村卫生制度与农村经济制度一起，经历了剧烈的市场化改革。农村医药卫生事业在缺少集体经济支持的情况下被迫转向市场化，大部分村卫生室从集体化转为私有化，乡以上公共卫生机构才有所补贴，并在以城市为中心的趋势下相对减少。这就导致了中国普遍存在的“看病难 ” 的问题。据二〇〇五年一月十日时任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引用有关数据说，有约百分之四十八点九的居民有病不去就诊，百分之二十九点六应住院而不住院。他认为，医疗资源总体不足、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医疗保障覆盖面太小、医疗费用上涨过快和政府投入不足是其主要原因。客观地说，高强从卫生部门的角度出发所做出的判断，当然有一定的道理：我国人口占世界的百分之

　　二十二，但医疗卫生资源仅占世界的百分之二，百分之八十在城市，百分之二十在农村，绝大多数城镇贫困人口和农村人口的医疗保障仍难以到位。从民众角度出发分析，有病不就医、应住院而不住院，贫穷、收入低、生存困境，才是许多人尤其是农民有病不就医的根本原因之一。值得庆幸的是，二〇〇三年烈性传染病“非典型性肺炎 ” 的肆虐，使人们看到了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薄弱环节，这些问题又开始得到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尽管仍困难重重，毕竟又战鼓重擂。中央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指出 “农村卫生投入严重不足，医疗设施落后，医疗卫生技术人才匮乏，广大农民的基本卫生服务需求得不到满足。在农村，一些重点传染病和地方病没有完全得到控制，甚至在部分地区流行严重，许多农民 ‘ 小病拖，大病扛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突出。这不仅严重威胁着农民的健康，也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制约了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没有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惠及亿万农民的大事 ”，中央也认识到，在中国农村要解决医疗卫生保障问题，靠市场化是行不通的，靠个体状态的农户的力量，单打独斗，是无法承受疾病的侵袭的，还是得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还是得建立个人、集体和政府共同筹集经费的路子。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扎扎实实地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指出，“当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正在全国陆续展开，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形势下对加强农村公共卫生建设作出的重大决策。各级党委和政府、各级卫生部门要切实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加大投入，完善政策，努力探索新形势下建立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新路子。”近四十年过去了，中央重新作出“要切实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 ”的重大决策，说明毛主席当年的谈话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指导意义。反思我们从毛泽东时代到如今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历程，应该承认，我们走了弯路，在一段时间内，我们没有坚持毛主席当年提出的正确方向。当前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反映了发展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观念，比之原来有了重大转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的提法，是对这些年来农村医疗卫生事业过度市场化、医疗卫生单位过度产业化的否定，是对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思想的重新坚持和发扬。它令人十分

　　感慨，“合作医疗 ”就这样经历了一个由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的历史发展过程。“合作医疗 ”一个曾经令中国的农村医疗卫生保健事业享誉全球的，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事物，如今我们再次把它拿起来，说明我们终于认识到，针对中国农村的具体情况，走合作化道路仍然是有效的法宝。

　　但是，重新搞合作医疗体系，难度不小，问题很多。首先，集体经济的组织形式不复存在，之所以提出搞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就因为要在小农经济、个体私有经济的海洋中把医疗卫生事业集体化、合作化，本身就充满矛盾，如何组织起来，如何归拢人心，都是变数。其次，在医疗卫生事业过度市场化、医疗机构过度产业化的今天，如何建立和维持收费低廉的合作医疗机构，存在尖锐的冲突。再次，在腐败之风严重的今天，合作医疗管理机构的廉洁如何保证，如今的贪官蛀虫，什么都敢伸手，扶贫款、教育捐款、救灾款、低保费等等，合作医疗资金可能很快会成为不法分子的目标。重新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谈何容易。但是我们别无选择，因为其他的尝试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如果说，我们当初不因其是所谓文化大革命的“产物 ”搞全盘否定，而是实事求是地否定其缺乏分类指导的“ 大锅药 ”等，肯定其对巩固与发展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历史功绩，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予以创新发展，那么有很多失误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据说，被西方人称之为“ 中国合作医疗之父 ” 的覃祥官，与他的战友一道紧紧地依靠当地的人民群众，一直坚持办合作医疗，并创造出了新的特色，有的 “ 以药补医 ”，有的“ 以林补医 ”，有的以“庭园经济补医 ”，农民既能承受，又参与管理，深受欢迎。当然，尽管近些年我国在广大农村普遍实施了新型的合作医疗制度，各级政府逐年加大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支出力度，但从总体上看，卫生负担公平性问题仍没有根本解决。在这里，历史比较法不是给了我们以应有的启示吗！

　　第二节因素分析法

　　世界上的事物往往是复杂多变的，一种结果缘于多种因素的情况经常发生，故而我们在对某一事物或现象做出价值判断与事实分析时，一定要全面把握影响其变化发展的各种因素，力求能做出相对准确的社会价值评判。

　　试以二〇〇〇年九月十四日被执行死刑的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为例。作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成克杰本应牢记党的宗旨，为人民谋利益，然而，他却利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伙同情妇疯狂攫取钱财，大肆收受贿赂，款物合计人民币达四千余万元。这是当时高级干部中数额最大的受贿案件，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职务最高的领导干部因受贿犯罪被处以极刑。成克杰如此贪婪地收受巨额贿赂，不能不令人惊诧和深思。人们不禁要问：导致成克杰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因素究竟有哪些？

　　一是一帆风顺的人生经历养成了成克杰目空一切的秉性。他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上林县，一九五二年九月至一九五七年九月在北方交通大学学习，一九五七年九月至一九八四年七月先后任柳州铁路局南宁分局技术员、工程师、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副分局长。由于成克杰是穷孩子出身的少数民族（壮族）大学生，时逢八十年代初期机构改革的领导干部培养选拔，他一九八四年二月入党，七月即升任柳州铁路局副局长、局长，一九八六年八月起又先后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常务副主席、代主席、主席、党组书记，并担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成克杰主持自治区政府工作多年，担任党组书记却没开过几次党组会议，他眼里没有党组织，根本不把民主集中制当回事。为了个人的 “好处费 ”，出让土地不是按有关规定，而是他个人拍板决定；工程承包发包不是公开招标，而是他个人说了算；市场交易不是公平竞争，而是他打招呼压价，甚至事关广西发展的一些重大建设项目，他也可以一个人说了算。权力的滥用加上缺乏严格的纪律约束，使成克杰权钱交易的勾当不断得逞。

　　二是成克杰放弃了主观世界的改造，背弃了正确的理想信念。面对党和人民的信任，成克杰理应加倍努力学习，自觉加强党性修养，真正解决思想上入党问题。然而他却放松了思想改造，不思进取，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滋长，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在成克杰看来，吃喝玩乐、收受红包没有什么，权钱交易也“不觉得违反原则 ”。作为自治区政府“一把手 ”，工作千头万绪，成克杰不是全身心投入工作，而是贪图享受，沉湎于同情妇的幽会，醉心于灯红酒绿。他曾对一位干部说：要弄点钱，有了钱没有权也一样风光。在这种思想支配下，随着职务的提升，他个人私欲逐渐膨胀，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了谋取私利的工具。

　　三是领导班子内部组织生活不健全，民主集中制原则没有认真落实，对成克杰疏于教育、疏于管理、疏于监督，也使其腐化堕落有了可乘之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纪国法的观念在成克杰的头脑中淡薄了，取而代之的却是权力、金钱、美女。他严重违反党的干部路线，钱迷心窍，卖官鬻爵。他沉迷女色，贪图享乐，甚至不惜损害国家利益为个人谋取私利，完全把党纪国法抛在了脑后。即使在案发后，成克杰也没有意识到他所犯罪行的严重性。他在一份“检查 ”中说：看到李平 “长年于香港与内地间来回奔波做生意谋生，总想帮帮她。同时也想为今后的共同生活打点物质基础。加上自己过去也曾错误认为给熟人朋友介绍做工程，要块地，去搞开发或做生产，按有关规定去办点事，好像也不觉得违反原则 ”。

　　四是相关的制度建设仍不够完善，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管。近几年来，通过深化改革，从源头上治理腐败的力度不断加大，有形建筑市场的建立、金融系统管理体制改革、政务公开、政府采购、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和会计委派等制度的推行，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一些制度仍不完善，在实践中存在不少漏洞，成克杰违规批土地、要贷款、批建设工程项目，从中收受巨额贿赂，就因为他的个人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不受约束。

　　成克杰违纪违法的事实再次告诫我们，建立和完善对党员领导干部有效的管理与监督机制，对于预防和治理腐败至关重要。对腐败分子，毫无疑问要严惩，但更重要的是对干部特别是对领导干部必须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作为领导干部，不论权力多大，地位多高，都要把自己置于党组织的管理和监督之下，知纪知法、守纪守法。如果一个党员领导干部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心存侥幸，顶风犯法，铤而走险，就必然走到邪路上去，成为人民的罪人。作为组织，不仅要严把干部选拔任用关，还必须切实加强对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管理监督，做到关口前移，防患于未然。对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管理监督，要从“八小时 ”之内延伸到 “八小时 ”之外，从 “工作圈 ”延伸到 “ 生活圈 ”“社交圈 ”；要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形成党内党外、自上而下的监督网络，切实做到见微知著，防止小节变大恶。领导干部特别是地方和单位的“一把手 ”，对一个地区和单位的影响极大。成克杰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多年，他的思想和行为，给当地的改革开放和社会风气带来了极坏影响。查处成

　　克杰，挖出了一批“蛀虫 ”，促进了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进一步好转，教育了党员干部，鼓舞了人民群众。

　　成克杰的腐化堕落警示我们：无论是谁，放松了世界观改造，放松了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道德修养，私欲膨胀，都有犯罪的可能。越是职务高、权力大，越要警钟长鸣，加强世界观的改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无论形势如何变化，正确的理想信念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变，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不能变。必须居安不忘危，处盛而虑衰，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只有坚持经常的思想改造，牢固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才会有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动力，才能保持高尚的道德情操，才能自觉抵御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同时，我们必须坚决落实好从严治党的方针，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首先要治理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大量事实说明，把从严治理领导班子这个关键抓住了、抓好了，才能在下级、在基层、在群众中有说服力，才能把从严治党的各项工作做好。而清除腐败，必须标本兼治，要注意从经济生活和权力运行过程中发现新矛盾、新问题，进一步深化改革，规范行政行为，完善现行制度，从源头上防止腐败行为的发生。党应当积极创造条件允许和提倡人民群众通过多种渠道，特别是大众传播工具批评与监督党内不正之风及消极腐败现象。共产党是不可能也是不应该害怕人民群众的。况且窒息的人民、无声的国家是缺乏民主和文明的象征，国家的主人对其公仆行使监督权本是天经地义的。当然，只有知情权得到保障，才能有效监督。

　　再以一个时期以来社会上曾广泛流传过的“错批一人，多增三亿 ” 的说法为例。它的意思是指毛泽东等听不进党外人士马寅初关于计划生育的意见，故而导致我国人口数量激增，给今天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严重障碍。事实的真相果真如此吗？运用因素分析法来考察，个中缘由就不难澄清了。首先，从事情的本身来看：五十年代初期，马寅初等在浙江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后发现，农村人口增长率一般在百分之三～四，认为这是个大问题，从而提出了以节制生育、提高人口质量为中心的“新人口论 ”。他的这一见解第一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浙江小组会上提出后，引起很大反响。一九五七年春天，在毛泽东主持的最高国务会议上，马寅初再次阐述了人口问题，他的发言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和肯定，认为讲得很好！马寅

　　初在兴奋之余，也难免说出些失当的话。在一次人口论演讲中，他说：“中国人口这样发展下去，十年后有十一亿人，五十年后多少？吓死人的二十六点一九亿人。吃的东西怎么办？上山去开荒？向外发展嘛，那就不能和平共处。”大概就是这句 “ 向外发展 ”影响“和平共处 ”，竟成了诬之为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口实。毛泽东知道后曾给过他善意的提醒，却被某些人利用来指责马寅初“借学术为名，搞右派进攻 ”，使马寅初遭到了错误的批判，但这同党的主要领导反对节制生育与提高人口质量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

　　其次，有证据显示，新中国推行计划生育的政策是一贯的，并未因毛泽东在一定语境下讲的“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 ”等而有根本的改变。新中国建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条件和医疗卫生状况的逐步改善，人口增长迅速，到一九五五年全国人口已超过六亿。这引起了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人的重视，中共中央一九五五年一月就批准了卫生部《关于节育问题的报告》，并第一次以正式文件形式发出了《关于控制人口问题的指示》。一九五六年，又把“提倡节制生育 ”这五个字写进了毛泽东主持制订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规定除少数民族地区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区，宣传和推广计划生育，提倡有计划的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的就业机会。这一认识在党的八大有关决议中得体现，“生育方面加以适当控制 ”的人口政策第一次被纳入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一九五七年十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谈到人口问题时说：“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计划生育也有希望做好。这件事也要经过大辩论，要几年试点，几年推广，几年普及。”（《毛泽东选集》第 5卷第471 页）一九六二年，国务院成立了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曾设想的机构——计划生育办公室。十二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通知》，明确指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计划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从完全无计划的

　　状态逐渐走向有计划状态，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既定政策。”这个通知还要求做好宣传工作和技术工作。一九六五年一月，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中说，国家对计划生育给一定投资，出些钱保护生产力是合算的。

　　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人民生活水平和农村医疗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使得在人口一九六六—一九七一年六年中，净增一点二二亿。一九七三年，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和计划生育办公室，各地区各基层单位也陆续开始建立计划生育机构，国务院提出了“ 四五 ”期间人口增长计划，这是我国第一个人口增长计划。在毛泽东的建议下，周恩来提出：“计划生育属于国家计划范围，不是卫生问题，而是计划问题。你连人口增长都计划不好，还搞什么国家计划？”（参见 1982 年 6月2 日《人民日报》）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贯彻了毛泽东提出的避孕药具一律免费并送货上门的要求，提出 “ 晚、稀、少 ”的宣传口号，并针对不同地方不同情况作了具体部署。一九七四年底，已届耄耋之年的毛泽东在国家计委《关于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作了“人口非控制不可 ” 的批示，再次强调了人口控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努力下，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逐年下降。到一九七七年净增人口从一九七一年的一千九百五十多万减少到一千一百万，六年中少增加了三千一百多万人，自然增长率下降了百分之十一点三。七十年代人口平均增长率比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减少了三点一个千分点，揭开了我国人口工作新的一页。

　　再者，换一种历史发展的眼光看，新中国人口的激增是一大成绩，是新中国自己养活自己的能力增加的结果，中国的人口增长是在有效实行计划生育的情况下的增长。解放前中国就不能养活自己，人口多年徘徊，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平均寿命只有三十五岁，农村只有二十八岁，解放后通过努力才解决了这个问题，人口增加很快，平均寿命不断增加。到一九七八年医院、卫生院的数量增加了十八倍，医生从四十二点五万增加到一百零三万，医院、卫生院床位数从十六万张增加到一百八十五万张，人均寿命从三十五岁增加到六十五岁，人口死亡率从一九四九年的千分之二十下降到千分之七。尤其是当时大力普及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人口死亡率迅速降低，同时计划生育也卓有成效，出生率很快降低。中国的人口政策是计划与控制，不是自然增长，是一种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而带来的增长，人口的

　　增加又是同出生、死亡与平均寿命长短等多种因素是相联系的。实际上中国的人口变化是从高出生到现在的低出生，这是才计划生育的成绩，高死亡到低死亡是中国的卫生事业发展的结果。建国前期人口的高增长完全是中国的平均寿命增加的结果，仅从中国人均寿命的变化，从三十五岁到七十岁，就可以看到人口会从六亿发展到十二亿左右。中国的人口增加速度这几年减缓，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人均寿命增加缓慢的因素起作用的结果。

　　就是用今天的眼光来加以判断，充其量是当时人们对计划生育的认识还不够深刻与紧迫，抓计划生育工作的力度不够，直到七十年代初，才开始实施较强有力的措施。由此看来，新中国人口增长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不能一概而论，这样的分析恐怕就比较符合历史真实了。就在人们缺乏长期战略判断的情况下，于八十年代初期开始极力推动“独生子女政策 ”，造成“独生子女教育难 ”以及一批因意外而 “失独 ”的父母等问题后，又不得不于二〇一三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非独生子女政策，允许生“两胎 ”。然而，因多种因素的影响，在不到八年的时间内，如今又由实行“两胎 ”政策到推动“三胎 ”政策出台，这才使人们对如何联系中国国情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有了一个较为清醒的认识。

　　第三节动态考察法

　　当人们对某一事物或者人物做出社会价值评判的时候，既要观察当时其所在的历史环境与条件，也需要用动态的眼光，追溯其过去，展示其未来，实施一种动态的考察法。例如，我们主张凭实绩任用干部，这一基本原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但究竟“实绩 ”何在？怎样才能科学、客观、准确予以评价认定，却是一门大学问，需要动态考察，需要划清若干界限。

　　一是成绩与败绩的界限。靠急功近利或通过不正当手段所取得的“效益 ”也应视为败绩。如靠损害全局利益，或靠拼资源、杀鸡取蛋，甚至偷税漏税等非法所得。

　　二是实绩与虚绩的界限。虚绩主要指不通过主观努力而取得的某些成绩。如因国家某项政策的改变或某种产品价格调整等客观因素变化所获得的“ 自然效益 ”。

　　这样，我们在评判干部真假实绩时，就会不能不考虑客观有利因素带来的影响。

　　三是显绩与隐绩的界限。显绩是指已经显露出来的成绩，而隐绩则是一时还看不见的效益，需要较长的过程才能逐步显现。如农田基本建设、企业技术改造、新产品研制等。这些隐绩往往与长远利益有关，很可能被忽略。为了遏制某些人的短期行为，我们既要看已取得的效益，更要看基础工作好坏，发展后劲如何。评价一个干部是这样，评价一个国家、社会乃至与之相联系的人和事，均理应参照之。

　　试以基本解决中国人吃饭的问题为例。它常常被说成是八十年代以后的事，这显然是不完全符合事实的。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多次强调“吃饭”是中国人的一件大事，先后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和“广积粮” 的政策，并为吃饭问题的解决采取了一系列重要工作步骤，从防灾减灾、农田基本建设到改善农业生产技术。

　　第一步是减灾防灾（修水库和防洪堤、排灌站）。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毛泽东发出“一定要把淮河的事情办好 ”的伟大号召开始，国家把主要精力放在减灾防灾上面。从治淮、治黄到一九五八年“大跃进 ”中的兴修水利，修水库和大堤是非常积极的，成绩很大，计修筑了八万余座水库和上万公里的大堤，全国水利工程的设计灌溉面积已达十亿亩。其间虽然有某些浮报虚夸或工作失误，但堤防和水库到今天还在受益，现在长江大堤的高度就是那一时期留下来的。一九九八年长江大水，湖北嘉鱼县牌洲湾溃口受灾人数是四万而不是四百万乃至更多，就是因为当时已经把大堤修成网格状。那些年农村的平均人口大约六亿，八万余座水库意味着每七千五百人就要修一座，而中国当时人口构成青壮年劳动力占人口比例小。在七千五百人中，劳动力大概只有两千人左右。而且在缺乏技术人员和可信的水文资料的情况下，为确保工程安全就只有提高安全系数，这更加增加了水坝的工程量。那时，每年冬天村子里就只有些老头老太太，每家只能留下一个大人照顾小孩，其他人一律上水利工地。每年冬天农民都得挑上铺盖、口粮和工具，步行到几十公里以外的地方去，用最原始的方法修筑水坝，有些地方太远往往一天还走不到，有些吃奶的小宝宝也要跟着妈妈去工地。到春节才有几天假回家，过完春节继续上工，到春耕季节才下马。城里人也都有着支援农村兴修水利的任务，就是把人力资源调动到这样的极限状态，也是用了接近三十年的时间才完成这一过程。今天从统计数字看，大陆占百分之四十的水浇地提供百分之七十的粮食产量，但达到这个百分之四

　　十是一个多么艰难的过程。当然，水库建设还有一个综合效益的问题。

　　据民进广东省委二〇〇四年的一份调研报告表明：目前广东共有水库四万六千三百六十四座，其中绝大部分是上个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兴建的，是省内各地区主要的生活供水水库。近年来由于对水库维护的投入不足，严重淤积致使库容普遍削减百分之二十到四十，并列举兴宁合水水库这一宁江水网的枢纽工程为例。它曾保证灌溉七点八二万亩农田，为四十多万城乡人民及工商企业提供水源，现在却因淤积泥沙达一千七百三十七余万立方米，淤损正常库容百分之四十八点四六，成了阻碍当地发展的一大难题。这就从另一侧面说明了水库建设的重要性与长效性。

　　第二步是从七十年代初期起。这一时期主要着眼点在于农田基本建设，建设大田大地为机械化耕作做准备。在“农业学大寨 ”的背景下，全国掀起了一个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农业机械化高潮。平整土地、治河修渠、坡地改梯田、治理盐碱地、打井抗旱、兴建水电站、生产农业机械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实际上人民公社时期，农民年出工日期为三百多天，经过三十年的时间，建立了大量的水库，平整了大量的农田，以及各种水利设施，道路、桥梁、房屋、工厂。为国家建设提供了大量的物资，为中国的工业化立下汗马功劳，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集体资产。直到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现有水利设施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仍然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修建的。

　　第三步是同时努力改善农业生产技术，提高播种面积，主要是造田和提高复种指数（推广双季稻和间作），推广优良品种，确保化肥和农药的大量应用。当时中国大陆已经有超过一千一百家的小化肥厂在运作。袁隆平等人于一九七三年育成的籼型杂交水稻优良品种，开始在南方推广，取得了显著成效。创造了夏玉米单产世界纪录的李登海，也是这个时期开始进行杂交玉米研究的。这个时期的生产力条件有了很大的变化，农业生产技术也得到很大改善。一九七八年与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二年相比，农业机械总动力分别增加了九十六倍和十四点五倍，化肥施用量分别增加了二十二点七倍和十二点四倍，农村用电量分别增加了一百七十九点七倍和十四点七倍，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是巨大的。灌溉面积与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二年比分别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四和百分之四十七，而且质量有很大变化。全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有了显著的大幅度提高，一九七八年与一九五七年相比，由每亩九十八

　　公斤提高到一百六十九公斤，增产百分之七十二点四。这个时期粮食也是持续增长的，全国人均占有量从一九六五年的五百四十四斤提高到一九七六年的六百十五斤。至于人均消费量降低，主要是当时根据“备战备荒 ”政策的需要，国家收购了大量粮食与棉花作为库存，同相关经济数据无直接联系。

　　为了适度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从一九七七年起，国家采取了大量进口粮食的政策。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三年年平均进口一百零四点五亿公斤，是建国以来的一个高峰期。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规定粮食统购价从一九七九年夏粮上市起提高百分之二十，超购部分再加价百分之五十，粮食征购指标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稳定在一九七五年的基础上，并减少二十五亿公斤，净征购率只有百分之十五点六。

　　《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

　　年份

　　中国粮食产量（万吨）

　　增长 (%)

　　1969

　　21095

　　1974

　　27525

　　30.5

　　1979

　　33210

　　20.7

　　1984

　　40730

　　22.6

　　当然，实行联产承包也并不是一年就完成的，最初从落后地区开始，一直到在集体经济发达的地区也可以联产承包，这就已经到了一九八三年。从上述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十五年的时间，粮食产量翻了一番，中国历史上粮食生产的奇迹增长年代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以后，在农村所做的工作非常之少，国家对农村的投入从百分之十降到不到百分之一，从整体上讲，经济建设的中心已转移到城市了。

　　从这个五十年的大周期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农村问题的根源，用粮食的生产周期来比喻，就是前三十年开荒，耕地，播种，生长期，这段时间需要大量的劳动经济投入，但是收获是很少的；后二十年是收获时期，劳动投入很少，但是收获很大。大周期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没有前三十年打下的坚实基础，后二十年的收获几乎是不可能的。现在又到了新的关键时期，需要国家加大对农业

　　的投入，农民要加大合作力度，这才是解决“三农 ”问题的核心。

　　我们还不妨试析爱国的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重要代表荣毅仁与荣氏家族的创业及动态性发展历程，就不难理解对他们在中国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所带来的重大影响，并给予肯定性的社会价值评判。

　　在中国现代工业发展史上，荣氏企业曾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荣氏家族也曾是中国工商界赫赫有名的“望族 ”之一。荣家祖籍是中国民族工商业最早发祥地之一的江苏无锡，其第一代创业者是中国著名实业家荣宗敬、荣德生先生。他们寄望于 “ 实业救国 ” 的理想，毕生致力于发展民族工业。从一九〇〇年起靠四部石磨起家，创办了茂新、福新系统十二个面粉厂和申新系统十个纺织厂以及开原机器厂等。在疮痍满目的旧中国里，支撑起了民族工商业的一处明朗天地。

　　然而，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攻占上海，荣氏企业也大多遭破坏、掠夺和强占。荣宗敬先生气得老病复发，不幸于一九三八年在香港病逝。接手主持荣氏在上海企业的荣德生先生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吞之虞，公开表示：“我是中国人，决不把中国的产业卖给外国人 ”充分显示出其民族气节。抗战胜利后，荣氏企业又历经劫难，荣德生先生就曾遭绑架，有人还胁迫他把工厂迁往海外，荣老先生不顾个人安危，坚守企业，迎接解放，为新中国轻纺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荣老先生还热心公益活动，十分关心文化教育事业。早在一九〇六年就在家乡兴办过公益学堂和图书馆等，赶走日本侵略者后，他又创办了江南大学。一九五二年，这位老实业家临终前留下了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遗嘱，教诲海内外子女，“要积极生产，为祖国出力 ”。

　　荣氏第二代企业家也多有作为。荣家在大陆总代表荣毅仁于建国后先后担任过上海市副市长、纺织工业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工商联主席等要职。一九九三年，经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他是第一届至第八届全国人大两位连任代表之一。他自一九七九年创办并出任 “ 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董事长短短的十余年中，使公司发展为拥有数百家企业，计有五百零七亿元人民币资产资金，集生产、技术、金融、贸易、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集团，并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窗口，荣毅仁本人也被评为 “世界知名企业家 ”。

　　荣毅仁的胞兄荣尔仁、胞弟荣鸿仁分别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经营工商业；堂兄荣鸿元在巴西经营面粉工业；堂兄荣鸿庆在香港经营纺织业和地产业等，均为当地工商界的头面人物。荣氏企业的第三代现在分别在巴西、德国、美国和香港等地，从事金融、工矿企业、进出口贸易和经营电脑、跨国公司等。在荣氏的亲属中，还有第八届至第十届连任的全国政协副主席、澳门知名人士马万褀等，并又新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科技专家和实业界爱国人士。

　　纵观整个荣氏家族变化发展过程。作为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家群体之一。他们与中国资产阶级的命运共兴衰，具有许多相同的共性，同时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代表即“红色资本家 ”，他们又有着其独特个性。

　　首先，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与高尚的民族气节。他们深知，没有中华民族的兴盛，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资本的发展。他们痛恨弱肉强食的外国侵略者，期待早日富强起来的祖国能成为其经商办实业的坚强后盾。

　　其次，热心有利于人民大众的公益事业，特别是有启迪民智作用的文化教育事业。无论是从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积极因素看，还是从吸收国外宗教文化中的积极因素看，他们都乐意施善于民，愿为国家建设培养人才而捐献财物。

　　再次，为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他们不惜倾家荡产，化私为公。这一点在荣毅仁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五十年代中期，他响应政府号召率先公私合营；七十年代末后，又运用自己的才智致力于国家财产的增值积累，从而显示了他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

　　我们说，动态考察法的最主要特点就在于它的历史纵深感很强，它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注重大节，弃去末枝。在这一点上，对美国、台湾地区、中国内地的情况均有一定程度了解的台湾大学教授、著名文学家颜元叔的评说，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注释。

　　他指出，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是畸形发展的，带有殖民地特征。没有美国支持，李登辉登不上“总统 ”宝座。台湾经济的发展完全依附国外市场，几乎没有重工业，只有一个小小的炼钢厂，除了依赖为外商加工、组装等以外，还靠色情业。台湾的文化也在殖民地化，崇美、亲美是知识分子普遍心态。社会上拜金主义盛行，人的精神素质很低下。台湾的影视、小说等有个共同特点，大都只有个人的悲欢离合，浅薄得很。台湾的科学技术，也拿不出像样的自己独立研究的课题和成果，而是附属国外的一些研究框架的分枝小课题。

　　曾在美国留学教书多年的他，深知美国佬称霸世界野心之大，分裂中国图谋之久，除非中国俯首帖耳，否则它不会善罢甘休。你不把他当对手，他可早把你当做对手了，那是绝不含糊的。国外有的报刊贬低毛泽东，甚至无中生有的对其私生活也在进行指责。然而，颜先生所关注的不是这些，而是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宏观视野来评价毛泽东。几百年分崩离析、内乱不已的中国在他的领导下空前统一起来；贫穷落后的中国，在他的领导下进行了空前大规模的建设，提高了国际地位。前人所没有完成的事业，毛泽东完成了，这是了不起的。伟大的历史人物所代表的正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前进方向，只能看其对推动历史前进产生了多大作用，而不应以个人的好恶恩怨去看待历史伟人，尽管曾养育过颜先生的一个表哥，也是在“文化大革命 ”中被迫害致死的。

　　他告诫说，大陆无论如何不能重复台湾的教训，引导青年人亲美和崇美。他认为《河殇》的主要问题就是否定自己，拜倒在西方文明面前，丧失自尊和自信。这是对民族精神的最大的伤害，后果不堪设想。他深感，在大陆对年轻一代加强这方面教育的必要性、紧迫性。应该说，这是由于颜先生有幸能生活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或地区，并亲身经历过后的肺腑之言，它既少偏激，也无偏见。可以说是其运用动态考察法，从历史事实的总和出发去冷静思索分析而得出的重要结论。

　　第四节系统综合法

　　系统综合分析法在社会价值评判中常用于对某一群体或某一党派团体做出系统的全面的社会价值评判，它具有科学性、综合性、代表性等特点。实际上，它就是毛泽东曾经倡导过的“古今中外法 ”，即“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做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 ’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 中外 ’就是中国和外国，己方和彼方。”老人家明确主张，为了系统地研究历史，要将己方与彼方所提供的材料对照起来研究，采用历史主义的方法，既有系统分析又有整体综合，以尽量避免片面性，从而得出较为准确的结论乃至社会价值评判。

　　一九捌玖年，上海高教部门曾组成联合课题组，就“大学毕业生素质的社会评价及对策研究 ”这一课题，进行了抽样调查。这次调查的对象为一九八六—一九八八年上海市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分配在上海地区工作的大学生一万余名。他们的抽样调查，力求做到采样面广，分布合理，其专科生、本科生、研究生三个层次的人数比例、男女生的人数比例与实际总人数也基本相等。同时，他们还十分注意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结合起来，面上调查与点上调查结合起来，故而比较科学可信。

　　那次毕业生素质调查共设计二十个要素，包括：事业心、责任心、上进心、政治表现、思想品质、遵纪守法、劳动态度、谦虚谨慎、服从工作安排、业务水平、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外语水平、动手能力、应用计算机能力、组织管理能力、与周围同志关系、健康情况、该生在本单位发挥作用情况、安心本职工作，乃至对毕业生素质总的评价。每个要素分优秀、好、较好、一般、较差、差六个等级，由用人单位进行测评。课题组把抽样调查得来的三十多万个数据，通过计算机进行分类型分析处理，得出如下结论性意见：

　　（ 1）毕业生的优点与长处表现在：一是大多数人政治表现和思想品德都比较好，约占百分之七十，差的仅占百分之一点三。二是思想活跃，接受能力强。三是有较好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

　　（2）毕业生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一是部分毕业生缺乏事业心和责任感，大致占百分之三十至三十五。二是部分毕业生劳动观念淡薄，缺乏艰苦奋斗精神，约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左右。三是部分学生的动手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差，不能适应实际工作需要，高达百分之四十四以上。四是部分学生自我约束能力差，组织纪律性不强，这些人也占了百分之三十左右。五是部分学生不安心本职工作，一心想出国赚钱，比例也高达百分之三十一点七。上海化工进出口公司以每人两万元培养费的代价在上海外语学院委托培养的七名学生已走了五人。上海一家大医院近些年分配去的大学生大部分出国。六是部分学生语文基础知识薄弱，文字表达能力较差。有些大学生外文学得较好，但中文学得太差，甚至写一个通知也要修改好几遍。

　　（3）从毕业生的总体素质看，好的比较好的占百分之六十七，用人单位不满意或不合格的占百分之三十三，分析出现素质较差者的原因在于：一是受社会环境消极面的影响。二是学校教育存在缺陷和薄弱的环节，主要是没有认真继承五六十年

　　代形成的一些好传统。如劳动观点、群众观点、集体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艰苦奋斗的教育，与工农相结合的教育等都不提或很少提。三是家庭教育中的问题。作为家中的“娇子 ”他们很少接触社会，缺乏社会经验和实践能力，没有劳动习惯及观点。四是有些用人单位放松了对毕业生的思想教育。五是部分毕业生对自己要求很低等。

　　而人们普遍欢迎的大学生，则一般应具备六个基本条件：一是思想政治素质高。二是事业心和责任感强。三是具有艰苦奋斗精神。四是基础扎实，知识面较宽。五是有组织管理能力，善于处理好人际关系。六是具有奉献精神和创新精神。应该说，这一调查是比较切合当时实际的。如今，这一系统综合调查所做出的结论，已过去二十五年之久，然而其基本的观点仍能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再者，我们也可以从加拿大约克大学政治学系詹文义先生从对苏共与中共相对比的系统综合分析中所做出的中肯评说，来理解系统综合法的运用。一九九一年 “八·一九 ”事件前后，号称世界两大超级大国之一的前苏联发生了一连串的事变，已成立七十四年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顷刻间土崩瓦解。于是，有人提出了 “苏共倒了，中共又怎样?”这个敏感的话题。

　　首先，詹先生就两国的革命前的历史背景作了比较。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人们所面对的是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自鸦片战争以来蹂躏这个“东亚病夫 ”已有七十一年之久。其间，无数有识之士曾经不断地在为中国寻找一条走上富强的道路。当初，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是着眼于西方社会的民主制度，曾多次辩论，反复探索。辛亥革命之后，西式的共和制度甚至得到机会在中国付诸实施。可事与愿违，共和制度所释放出来的仍是无法无天的原始积累乃至赤裸裸的内外掠夺，造成军阀割据混战，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反而变本加厉。

　　沙皇统治下的俄国革命前是一个实行民族压迫的旧式帝国，也曾同西方列强一道对旧中国进行过侵略。故而俄国人对西方的资本主义及其民主制度的虚伪性没有充分的认识，对之也无深重的痛恶感。在寻找变革的道路方面，也没有大的波折与长期探索。苏共所进行的主要是社会革命，而中共除了社会革命之外，还得进行民族革命去争取中国的独立自主。

　　其次，他谈到两者在革命时夺取政权的方式也是不同的；革命后，治理国家的方式也是有区别的。苏共是先占有城市之后才走向农村的，也就是由上而下取得政权的。而中共取得政权的过程却与人民大众的诚心支持分不开。到一九四九年中共打下江山时，已经和农民及其他穷苦大众同甘共苦地共同奋斗了二十多年，这种同人民大众建立起来的鱼水之情便是中共取得政权的基础，由此而来的群众路线就是中共领导人民大众搞革命的长期实践和产物，故而也比较注重大多数人的呼声及其利益。中国人民期待的是最终走共同富裕之路，不愿重演军阀混战与蒋介石当政时，那种平民大众遭受饥寒交迫，流离失所，而财富又集中到极少数人手中的历史悲剧。极而言之，如果一旦中共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那也将是很危险的。

　　苏共所进行的革命自上而下，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强调经济基础而忽视上层建筑，注重加强科技和专业知识而忽视人的改造，在领导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上则强调干部而忽视了群众。毛泽东早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便做出这样的评判：“苏联在重工业、轻工业、农业问题上，对轻工业、农业不很重视，结果吃了亏。还有人民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得不好，主要是一条腿走路……还有一点，斯大林只着重讲技术，讲技术干部，只要技术，只要干部，不要政治，不要群众，这也是一条腿。”他的这些话一针见血地点中了前苏联的要害问题。这些潜伏多年的危险因素，后来的确被窃取苏共党内重要位置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之流所利用，终于借政变机会一举把苏共解散，最终完成了“和平演变 ”的过程。

　　再次，他认为运用历史的眼光看，国际资本主义势力是不愿看到一个独立富强的中国作为他们的对立面而出现。今日素称西方头号强国的美国，对同是实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而崛起的经济大国德、日尚且商战不止，更何况是对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呢?

　　国际资本主义势力一方面口头上主张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亟须进行现代化，可是另一方面在行动上扼杀这些国家走向独立的发展与现代化的机会。有的国家希望借参与国际资本主义的分工，来发展国内的经济，但事实上凡走这条路走到底的国家，最终都不得不放弃决定自己本国工业发展方向的自主性，而且往往还得付出以国家主权及其他重要的国家利益作为交换的代价。结果，按此样式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往往带有买办性，这种根基不牢而又残缺性的经济是很难持续协调发展的。他们既然不能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真正的资本主义。又怎能协助中国去建设社会主义呢？从一般意义上讲，他们看中的只不过是中国这个幅员辽阔的大市场及其难以预计的市场潜力。

　　仅从一九九一年中国向国际社会呼吁救济华东水灾的冷淡反应亦可窥见一斑。当联合国向其会员国劝捐时，堂堂第一经济大国的美国只支付两点五万美元，而最 “热心人权 ”的加拿大政府也仅仅只捐两万加元。毫无疑问，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当然会把硕果尚存的社会主义国家当成假想敌，而中国无疑是头号假想敌。可以肯定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们对中国内政的干预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对中国实施“和平演变 ”的攻势也必然加剧。

　　毛泽东早在三十年代就说，如果照搬苏联的经验等于削足适履；五十年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已开始走上自己的道路；六十年代全面拒绝苏共的模式；七十年代末又开辟了新的道路。其结论：“苏共倒了中共又怎样 ”如同在问“苹果烂了，橙子又怎样 ”，由于条件不同，苹果不能与橙子同比，两者不可同日而语，简单类比。然而同是“水果类 ”，他们仍然有许多共性。如果不加快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进程，而又逐渐脱离人民群众的话，“烂 ” 的可能性当然存在。看不到这一点，同样是很危险的，这是在对事物历史地透彻分析的基础上，运用系统综合法得出科学结论的又一范例。

刘飚：《毛泽东时代研究》第七章 社会价值评判的基本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