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其鑫：毛泽东对“城市资本”问题的早期探究——以“寻乌调查”为中心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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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对“城市资本”问题的

　　早期探究

　　——以“寻乌调查”为中心的考察

　　内容提要

　　摘要：从大革命时期开始，“左”倾路线及其观点一直干扰着全党全军对中国社会性质特别是“城市资本”问题的认识。毛泽东通过对江西寻乌县城及其周边农村的调查，洞察到中国地方城乡经济尽管遭受资本主义冲击但封建主义仍居于统治地位的事实，由此批驳了“左”倾路线观点所宣称的“城市资本主义已占统治地位”的错误认识。“寻乌调查”对“城市资本”问题的探究，为毛泽东带领全党全军走上正确革命道路作了重要准备，也为党规范资本行为、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提供了历史经验与理论启示。

　　关键词：毛泽东；《寻乌调查》；城市资本；民主革命

　　原文出处：龙其鑫. 毛泽东对“城市资本”问题的早期探究——以“寻乌调查”为中心的考察 [J]. 毛泽东研究，2026，71(2)：80-90.

　　作者简介

　　龙其鑫，男，博士，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研究员(广东广州，510275)。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始终坚持引导资本服务于国家发展大局。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不仅激活资本在资源配置、技术创新等领域的正向效能，而且通过依法规制并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为实现共同富裕筑牢制度根基。实际上，毛泽东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从“城市资本”的角度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寻乌调查》报告中，他对中国“城市资本”问题进行了独到分析，其中蕴含着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道路的深刻思考。这些深刻思考为我们党和政府规范资本行为、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实现资本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理论启示。

　　一、“寻乌调查”前夕“城市资本”问题论争

　　近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以及其中蕴含的“城市资本”问题论争，是中国共产党探索革命道路的重大论题。这一场论战，缘自1926—1927年共产国际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斯大林、布哈林等认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统治势力，因此，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革命性质是民主主义革命；托洛茨基、拉狄克等则不以为然，特别是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他们坚定认为，中国城市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已成规模，因此，中国社会已然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而农村封建主义经济基础已是“残余之残余”，资产阶级已是中国社会的统治阶级。据此，托洛茨基主张，中国革命性质应该是对外争取关税自主和国家主权、对内反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以上争论，经过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持续引介，在党内引发了关于中国革命道路应以“城市”为中心还是以“农村”为中心的讨论，“城市资本”问题作为中国共产党探索革命道路的论题之一也日渐凸显。

　　陈独秀等人认同托洛茨基的观点，认为中国封建主义经济受到资本主义经济的全面挤压，城市资本已实现对农村社会的侵入和改造——“在乡村，中国已无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封建地主阶级，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已无直接冲突(如土地买卖和雇佣劳工之自由)，而有共同利害(如城市资本家土地化：购买土地，抵押土地；私有财产权之拥护等)”。由此，陈独秀提出，中国已基本进入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只待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即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中国正在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军阀统治，指出当前中国革命性质是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非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主要任务则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革命领导权应归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这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没有反对封建的力量，中国没有激进的资产阶级”。当时理论界在这一问题上也相应形成“新思潮派”和“动力派”两个主要派别。“新思潮派”坚持党的六大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路线的结论；“动力派”则认同托洛茨基、陈独秀的观点，坚称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特别是城市地区已占主导地位，从而主张开展反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

　　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及其关于“城市资本”问题的论争没有得出结论，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部分领导人对中国革命形势的误判。例如，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明纳兹打着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旗号，在中国共产党内反复宣扬所谓的“无间断革命论”。该理论认为，一方面，中国是以“亚洲式的生产方法”为基础的、落后的东方社会，另一方面，中国城市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在西方帝国主义的扶植下获得长足发展，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反动性，因此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国民党当局才在紧要关头背叛革命；中国已不存在发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应该直接向社会主义革命迈进。这是一个“无间断”革命过程，最主要的革命对象是聚集于中国各大城市的国内外资产阶级。罗明纳兹的“无间断革命论”实际上模糊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尽管在1928年遭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的否定，被斥为“左”倾盲动主义，但仍对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造成了影响。1928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出了“第三时期”理论，宣称现时“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急剧尖锐化，这就使伴随着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帝国主义反对苏联的战争、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以及规模巨大的阶级搏斗的新时代的到来成为不可避免”，故而又让“左”倾盲动主义死灰复燃。

　　作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李立三为了响应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理论，在1930年6月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该决议案指出“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殖民地，即是世界资本主义最大的商品市场和投资地与原料的供给地，因此，中国是整个帝国主义的经济组织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利用中国各大中心城市加大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扩张势头，扶植军事代理人抢夺地盘，在政治上造成军阀割据局面。“这就决定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必然转变为社会主义的胜利”，而中国革命“中间决不会有丝毫间隔的”。于是，李立三接下来一边宣扬俄国十月革命的城市斗争经验，主张中国也要走上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路线——在各大中心城市组织工人暴动和指挥红军攻打中心城市；另一边则否定“农村斗争”的革命道路和农村的游击战与苏维埃政权建设，认为“这是一种农民意识的反映，与目前的路线没有丝毫的共同点”。李立三还认为，无论是中国的资产阶级还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都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政治敌人。因此，李立三要求中国无产阶级应该在政治斗争上将资产阶级确定为最主要的革命对象，在经济斗争上破坏城市工商业。尽管李立三的这种“左”倾冒险主义后来受到批判，但其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特别是对“城市资本”问题的判断和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路线，仍为后来的王明“左”倾路线所延续。

　　综上可知，从大革命时期开始，“左”倾与右倾路线及其观点就一直干扰着全党全军对中国社会性质特别是“城市资本”问题的认识。对此，毛泽东认为，全党同志与其停留于抽象的理论论证，不如切实开展一场内含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道路思考的调查研究，如此“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而厘清中国社会性质，尤其是其中争议较大的“城市资本”问题，有助于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科学探索。正因如此，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特别说明，“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

　　二、“寻乌调查”对“城市资本”问题的初步洞察

　　毛泽东计划针对中国社会性质特别是“城市资本”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土地革命战争的爆发则为其提供了历史契机。1930年5月，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四军攻克寻乌县。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毛泽东一边指挥红军作战、领导根据地建设，一边“对寻乌县的地理交通、经济、政治、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系统而详细的考察分析。不仅调查了农村，还调查了城镇，尤其调查了城镇的商业和手工业状况及其历史发展过程和特点”。寻乌县位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带，又是赣南和广东东江地区商品流通的中转站，通过深入了解寻乌县的城乡社会，能够进一步了解三省交界地带乃至中国地方城乡社会的一般情况，特别是洞察“城市资本”的情况和本质。所以，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特别强调：“我们研究城市问题也是和研究农村问题一样，要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然后于研究别个地方，于明了一般情况，便都很容易了。”为了考察海外和沿海资本主义经济对寻乌的影响，毛泽东对寻乌县城的近20个行业与131家商店及其发展状况进行了详细调查，并深入考察了寻乌县农村地区的21户大地主、111户中地主、部分小地主和富农及其“生产—社会”关系，以及所涉及的各阶级人群的政治立场。在考察寻乌县城各大商店、作坊和市集并与商人、工人、小贩、游民等群体进行访谈的同时，毛泽东还多次召开50人以上规模的调查会，以摸清寻乌城乡社会的真实情况。经此，毛泽东对寻乌县城及其周边农村形成了较为深入的认识，并从中初步洞察到了近代中国城乡社会的“一般情况”。

　　其一，在以寻乌县为代表的中国地方城乡社会，自然和半自然经济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下日益衰落，但还没有沦为“残余之残余”。寻乌县城作为赣南与粤东的商贸枢纽，聚集了20多个市场行业，以往所经营的货物品种绝大部分为初级的农畜类和手工类产品，生产和销售范围基本局限于赣南、粤东的“土货”市场。外来资本主义工业商品——“洋货”及其生产方式的输入，不仅促使当地社会文化和消费观念发生改变，而且导致原来的“土货”市场在“洋货”挤压下逐渐走向衰落。毛泽东以布匹、伞业为例指出，寻乌县的土纱织行业“被兴宁、梅县的洋纱布抢了生意去”；旧式纸伞也逐渐遭到淘汰，洋伞则得到推广使用，“洋伞有羽绸伞、洋布伞两种。羽绸伞通是日本货，中国不能做。洋布伞的洋布和铁骨也是外国来的……。伞业现在没有人学徒弟了。拿寻乌城来说，不但现在，近十年来就没有人喜欢学做伞了”。毛泽东还指出，尽管“土货”市场被“洋货”市场挤压，但“土货”生产和市场还能存续一段时间。

　　其二，寻乌城作为中国内陆城市的一个典型，工商业发展始终受到自然和半自然经济基础的限制，完全的“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并未出现。特别是在人口构成方面，寻乌城约有2700人，农民占60%，手工业者占11%，商人占5%，地主占3%。这表明寻乌城以农业、手工业人口为主体，具有充足乃至富余的劳动力，可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和经营提供劳动支持。但实际上，寻乌城不曾形成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条件和经济基础，其原因除了缺乏近代化的生产器械和工场，还在于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劳动关系未完全形成和发展起来。对此，毛泽东分析指出，寻乌城的大部分商店和手工业店铺都没有雇佣工人——“每家的老板都同时是工人”，或只雇少数几个店员和徒工，而寻乌城的第一个“资本家”甚至以家人充当劳动力。此外，寻乌城的老板和雇员之间仍遗存许多封建主义学徒制传统，“这里还要说到杂货店的店员制度，看他们的阶级关系原来是那样的模糊。杂货店的学徒三年出师后，照规矩要帮老板做一年”。毛泽东指出，对寻乌城的劳动者而言，在县城务工只是自己务农的“兼业”，没有固定劳动时间以及固定“薪俸”，“他在帮做的那一年中，老板给他的薪俸不是取讲定数目的形式，也没有‘薪俸’的名目，只是老板要给他做各色冬夏衣服”，从而使得近代化的雇佣关系和薪资形式始终无法形成。

　　其三，在以寻乌县为代表的中国地方城乡社会，官僚政治“仍充分表现地主性”，是中国实现近代化革新的阻碍。毛泽东指出，“寻乌城还是个店铺生意和圩场生意并行着的城子。……圩场生意代表半自然经济，店铺生意代表商品经济”，店铺生意占70%，圩场生意占30%。尽管寻乌城的店铺生意胜过圩场生意，但寻乌城的商品经济仍发展艰难。这是因为：第一，寻乌城的商业经营处于封建官僚的严苛管制之下。工商业者在货物通行和商品交易过程中，既要进行“投标”，又要缴纳各种“税、捐、饷”。特别是在当时持续恶化的时局下，工商业者愈来愈难以支撑下去，于是不得不将重租、重税、重饷转嫁给农民，如此又造成农民的生存困苦而引发入城抢夺商货的事件。第二，寻乌城工商业仍然受制于官僚政治，难以实现自由化。例如，在帝制时代，由于“功名顶戴”需要，寻乌城的大宗生意主要是对赣州绸缎的运销经营。但1912年以来寻乌县废除了“功名顶戴”，于是“绸缎几乎全废，县城生意就大大衰败下来”。再如，面对军阀混战及地方时局紧张化，寻乌县的地方官僚常常宣布戒严，以至于无论节日抑或平日都不准燃放爆竹，“爆竹生意因此大减”。第三，地方官僚批准开设并利用封建主义的会道门组织，将商人群体与其紧紧捆绑。在寻乌县会道门组织“同善社”中，其成员占比为“商人百分之五十，地主百分之二十，农民百分之三十”。该社通过举办封建迷信活动，裹挟商人参加并要求提供资助。由于以上原因，寻乌县工商业者相当一部分经营所得，往往流转至地方官僚和封建地主手中。地方官僚和封建地主则以其剥削而来的利益去购置农田和开发山林等，进而收取巨额地租、放高利贷。这不仅直接制约了寻乌县工商业的扩大化生产和经营，而且减缓了封建主义的衰落速度。所以，尽管地方官僚权宜性地附和当时民主革命的革新运动，“却因他们的经济关系还是在一种封建剥削的状况中，所以他们仍充分表现地主性，那种革新只是表面的”。

　　其四，在以寻乌县为代表的中国地方城乡社会，“商业资产阶级”始终为地主阶级所节制，并没有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在寻乌县的社会关系中，地主阶级长期居于统治地位，对其他阶级尤其是农民实施着压迫剥削。而地主阶级又有“公共地主”和“个人地主”之分。其中，“公共地主”通过控制公田而榨取高额地租，并借此在宗法秩序、神道宗教和学堂教育等领域扩大其封建权力；“个人地主”则以坐拥大量耕地对农民实行地租剥削，或对农民放高利贷和转嫁沉重的苛捐杂税。不少农民无法支撑地主阶级所施加的重租、重债和重税，不得不“卖孩子”来还债。对此，毛泽东痛斥道：地主阶级对寻乌城及周边农村的全面统治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就是吃人关系”。而为了进一步揭露地主阶级剥削和统治的反动性，毛泽东将地主阶级分别与富农、商业资产阶级进行了比较分析：第一，富农本质上“是由农民力作致富升上来的，或由小商业致富来的”，尽管对贫农存在一定剥削，但远逊于地主施加于农民身上的重租、重债和重税。第二，“商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日益增长，但始终难以像地主阶级一般对寻乌县的城乡社会实行全面主宰。哪怕有少数商人能够进入县政府担任职务，“不过那几个人也不是完全代表商业资产阶级说话，他们是接受地主的领导，帮着做些事。这也是因为寻乌城商业不但是很小而且是逐年衰落的原故”。地主阶级在中国地方社会的统治地位，直接造成了“商业资产阶级”对地主阶级的依附地位，间接说明了资产阶级面对中国革命的先天不足而难以成为领导阶级。

　　通过“寻乌调查”，毛泽东为人们深描出了近代中国基本国情的地方形态。第一，在外来资本主义经济的侵入与冲击下，中国封建主义自然和半自然经济衰而不竭，宗法主义和官僚主义社会秩序僵而不死，本土城市(特别是内陆城市)工商业发展先天不足、后天乏力。这反映了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困境。第二，衰落的本土封建主义和新兴的外来资本主义交织在一起，对中国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大众造成双重剥削。这反映了近代中国吊诡而又现实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第三，尽管中国自然和半自然经济遭受资本主义冲击而日益衰落，但新兴的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亦受农村封建主义自然和半自然经济基础的制约，“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和“农村从属于城市”的资本主义城乡—社会关系并未完全形成。对此，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以颇有诗意的批判口吻评论道，“寻乌城是这样一个手工业商品和资本主义商品交战表演了剧烈的荣枯得失的地方，怎么不值得我们注意呢？”“它约有二千七百人口，一道坚城的内外，表现它那寂寞的情调”。

　　三、“寻乌调查”以后“城市资本”问题的厘清及其影响

　　毛泽东根据“寻乌调查”及其他调查研究的切身体会，于1930年5月写成《反对本本主义》(原题为《调查工作》)，提出向实际情况作调查的主张，阐明“社会经济调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的观点。《反对本本主义》在中央苏区以油印本、石印本等形式流传开来，产生了较大反响，在一定程度上抵御了“左”倾冒险主义对中央苏区党政干部的影响。1930年6月，毛泽东又依据“寻乌调查”的研究结论，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指导通过了《富农问题》，明确反对当时党内流传的所谓“中国农村已经资本主义化，封建剥削只是残余的残余”的错误观点。毛泽东不断完善“寻乌调查”所形成的理论观点，并以此为基础纠正党内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特别是“城市资本”问题的错误认识，从而将党的革命决策拉回正确路线。

　　(一)以封建主义经济仍占据统治地位的调查事实，反对片面打击资产阶级和破坏城市工商业经济

　　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给党的革命事业造成重大损失。1930年9月，党中央召开六届三中全会，严厉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路线。但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一边以“反对立三路线”为旗号，一边继续实行“左”倾路线政策，如继续主张反对资产阶级和破坏城市工商业。对此，毛泽东以封建主义经济仍占据统治地位的调查事实，在同年10月19日专门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名义复信湘东特委，提醒目前所进行的城市斗争不宜过“左”，并指出“我们认为目前无条件地没收一切工厂商店是不对的，应该没收反革命的商店与军阀官僚资本的工厂商店，对于不是违反苏维埃劳动法的资本，应用工人监督资本的方法来限制他，克服他的阴谋(移开资本，怠工不办货)”。然而，1931年1月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由米夫起草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案》，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继续肯定在城市反对资产阶级和进行城市暴动的政治意义，并要求中国共产党严格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将革命斗争的工作重心放在城市。在毛泽东看来，这是脱离中国国情和革命实际、机械效仿俄国城市斗争经验的教条主义路线，低估乃至无视长期以来中国土地革命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的成功经验。

　　1931年2月，毛泽东在宁都小布完成对《寻乌调查》的整理，以翔实而深刻的调查研究内容，为党和红军的领导干部科学分析了中国地方社会及其革命道路和前景。由于封建主义经济基础在寻乌城及周边农村仍占据统治地位，因此，土地问题仍是寻乌城及周边农村的中心问题，而寻乌城所开展的“土地斗争”有其合理的现实和革命意义。为此，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特别记录了寻乌城的土地革命政策和经验：第一，“工、商、学无可靠收入的准许分田，县城及大市镇有可靠收入的不分，不足的酌量补足一部分”；第二，对于寻乌城的游民，除了流氓和完全没有耕种能力者，大多予以分田。这与当时党内“左”倾冒险主义所主张的城市斗争政策截然不同。值得一提的是，在“寻乌调查”以后，毛泽东又相继开展“兴国调查”(1930年10月)、“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1933年11月)等。通过这些调查更加明确，中国地方社会尽管遭受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但占统治地位的仍是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并非如“左”倾冒险主义观点所认为的“资本主义已占统治地位”。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所要打击的主要对象是地主阶级，目的在于消灭封建主义土地所有制。为了更好将这一革命主张宣传开来，毛泽东结合“查田运动”问题，在1933年10月28日发表《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一文，主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必须密切联系广大农民群众，充分发动和依靠农民群众建设好苏维埃政权与搞好土地革命的具体工作。为了做好以上工作，就必须进行切实的调查研究，以深刻理解土地革命的反封建意义，从而正确划分农村阶级成分，正确执行“以工人为领导者，依靠贫农，联合中农，去削弱富农，消灭地主”的土地革命策略。

　　(二)以城市民族资本被抑制和压迫的调查事实，明确民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同盟军

　　遵义会议召开后，毛泽东决定向全党全军阐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道路问题，逐步消除“左”倾路线对党和红军的影响。其中，以城市民族工商业长期被抑制的调查事实向全党解答民族资产阶级为何是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同盟军这一难题。

　　在1935年至1936年相继发表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文章中，毛泽东指出，一方面，“中国是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的国家”；另一方面，“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中国城市民族资本长期为官僚资本所抑制，民族工商业在官僚资产阶级主导的买办经济秩序中长期处于弱势地位。故而，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并非如“左”倾路线观点所言的已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全面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以及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政治报告中，立场鲜明地反对“左”倾路线的一系列错误观点，并明确指出：第一，中国革命性质为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则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包括爱国的城市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资产阶级的抗日派”也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第二，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前景是社会主义革命，现阶段的革命任务则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伪军伪政权及顽固的亲日反共分子，因此，务必团结“资产阶级的抗日派”，而不是片面打击一切资产阶级和片面反对一切资本主义经济成分，须知“今天的联合资产阶级抗日派，正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经的桥梁”。

　　全面抗战打响后，毛泽东在1938年发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道路作了更为精要的归纳：“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次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进一步强调中国革命的民主主义性质，要求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搞清楚自己的“同盟军”及其基本构成——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其中，“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这是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所已经证明了的根本规律之一”。

　　(三)以中国社会存在“有益的资本主义成分”的调查事实，引导全党逐步认识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历史必然和必要

　　进入全面抗战相持阶段，陕甘宁边区遭到日寇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缺乏现代化的经济基础，民族工商业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重要成分。对其进行保护，不仅能够助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保障“军需民用”，而且能够在政治上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城市中间力量，孤立顽固的官僚资产阶级，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系统阐述了包括“保护民族工商业”在内的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提出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1941年4月，陕甘宁边区出版了毛泽东的《农村调查》文集，其中特别收入《寻乌调查》。毛泽东还专门为《农村调查》写了序言和跋，他向全党同志提出：第一，在中国社会经济成分的问题上，应实事求是地认识到存在“有益的资本主义成分”，在防止一部分共产党员被资产阶级腐化的同时，“不要把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错误地移到社会经济方面，去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以防止“左”倾的过激行动；第二，在中国革命性质和道路的问题上，应吸取“左”倾路线脱离中国革命实际而造成革命损失的经验教训，从而深刻认识到调查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对于了解中国国情和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科学意义。随后，各革命根据地陆续出版和翻印了多个版本的《农村调查》。毛泽东对“左”倾路线的批判观点以及他在革命和调查实践中所形成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在全党全军得到了广泛传播与认同。

　　《寻乌调查》关于寻乌县城及其工商业发展的调查研究，为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究“城市资本”问题打下了基础，故而才能在抗战时期提出“保护民族工商业”这一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中极具特色的内容。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党的工作重心即将由农村转向城市，务必要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为原则，引导城市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恢复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生产发展。1949年4月，毛泽东简要概括“四面八方”的城市经济工作政策——“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并指出要“从四面八方努力，四面八方照顾到，实现发展生产”。由此，通过经济政策引导来团结私营工商业者、个体手工业和小商业者发展城市经济，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城市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针。这不仅为解放区的社会经济恢复提供了活力，而且为新中国成立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准备了经验。

　　在新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关键阶段，党和人民政府通过开展“五反”运动，依靠工人阶级与团结守法资本家，打击反动资本家的违法活动，整顿国内经济秩序，肃清经济领域的不法行为，保持了生产、运输、金融及贸易的稳健发展，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为此，毛泽东特别指示各级党委和政府对“五反”运动进行科学部署，严格区分“合法”与“非法”的界限，并强调“尤其不误生产，极为重要，各城市凡误生产者，均应立即改变做法”。随后，为了鼓励和动员私营工商业及工商业者向社会主义平稳过渡，毛泽东在1955年10月29日召开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指出，“整个世界都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在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我们在世界上是走在前面的，中国的资本家将来是先进者”。在毛泽东的指导下，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各级党政干部、私营工商业者对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问题形成了更加科学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中，始终坚持引导资本服务于国家发展大局。毛泽东一直要求党的领导干部务必重视探究包括“城市资本”在内的各项城市工作问题。他在《寻乌调查》中就指出过，“对于商业的内幕始终是门外汉的人，要决定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群众的策略，是非错不可的”。所以说，“寻乌调查”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从事调查实践的一次开创性探索，为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认识中国基本国情提供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领导包括民族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内的所有革命和建设实践提供决策基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破除关于所有制的传统观念束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资本明确为发展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引导与推动资本在服务国家经济发展、增进人民福祉的轨道上健康有序运行。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立足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推动民营经济走高质量发展之路的实际需要，深入理解资本性质、把握资本规律，不断提高党和政府对资本运行的治理能力。习近平强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既是一个重大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既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关系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关系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新时代规范资本行为、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可以继续从毛泽东关于“城市资本”的调查研究中汲取经验与启示，从而既保障各类资本参与社会经济建设的基本权利，又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与行业经济“脱实向虚”等风险，更好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在经济发展和分配中的主体地位，坚定不移地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具体内容以期刊纸质版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