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克勤 周帅：全民族抗战与毛泽东的强国战略谋划及其当代价值

　　【摘要】作为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毛泽东立足全民族抗战的伟大实践，将阶级解放与民族解放、国家独立有机统一起来，先后经过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红军东征，实现了党的军事路线、政治路线及中国革命战略的调整转变，从而构成全民族抗战时期毛泽东强国战略谋划的历史前提和逻辑起点。具体而言，毛泽东的强国战略谋划包括：政治上构建新民主主义国家认同与制度架构，军事上在抗日游击战争中锻造人民抗日力量，经济社会上以“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为核心推进根据地建设，国际上在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把握战略主动。其所蕴含的科学理念和战略思维，不仅是赢得抗战胜利，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新中国的重要指南，对于新征程上坚定不移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保持“时与势在我们一边”的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凝聚人民力量推进强国建设同样具有深刻的当代价值与启示意义。

　　建设一个现代化强国，是贯穿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不懈追求，更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接续奋斗的宏伟目标。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需要不懈努力、接续奋斗。”在这一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和“强国富民”的双重诉求，准确把握全民族抗战提供的历史契机，以“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为核心构想和指引，不仅创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弱国打败帝国主义强国的奇迹，更为社会主义强国建设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深入研究毛泽东在全民族抗战时期的强国战略谋划，不仅有助于深刻把握毛泽东强国建设思想演进的历史逻辑，对新征程上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无疑也具有重要价值和指导作用。

　　一、全民族抗战的准备与毛泽东强国战略谋划的历史背景

　　“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这一论断深刻表明，在一个主权没有完全独立、人民遭受多重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强国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全面征服中国的政策，中国进一步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此时的中国，站在了民族存亡绝续的十字路口，既面临东方头号帝国主义强国的外来武装侵略，还存在内部政治腐败、经济落后、社会动荡等诸多问题。在这一历史转折关头，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阶级解放与民族解放、国家独立有机统一起来，先后经过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红军东征，实现了党的军事路线、政治路线及中国革命战略的调整转变，从而构成全民族抗战时期毛泽东强国战略谋划的历史前提和逻辑起点。

　　第一，党的军事路线转变与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生死攸关的转折点。20世纪30年代，伴随着工农武装割据的深入开展，工农民主专政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标志着国共两党在政权上的尖锐对立，其主要形式又集中表现为军事的“围剿”和反“围剿”。正是从“‘围剿’和反‘围剿’的长期地反复和攻防两种战斗形式的长期地反复”这一中国国内革命战争特点出发，毛泽东、朱德立足敌强我弱的客观实际，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充分发挥红军运动战的优势，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四次军事“围剿”，巩固和扩大了革命根据地。然而，教条主义者占据了党内的领导地位，对毛泽东等人提出的正确路线进行压制和打击，推行军事冒险主义、军事保守主义，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并在湘江战役中遭受严重损失。这种被动局面深刻表明：没有正确的军事路线，就没有革命的生存权。

　　为了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着重批判了博古、李德“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等脱离实际的错误路线，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长期革命战争实践中形成的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即积极防御、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运动战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正是在充分肯定毛泽东的正确军事思想、军事路线的基础上，毛泽东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成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随后又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这就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核心地位。

　　遵义会议最重要的成果，是把党的军事路线逐步转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正是“实际上克服了当作路线的‘左’倾机会主义”，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立足中国具体实际，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共产国际具体指示，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了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战术。由此，“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胜利地克服了坚持退却逃跑并实行成立第二党的张国焘路线，挽救了‘左’倾路线所造成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正确地领导了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救亡运动，正确地解决了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组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而推动了全民族抗战的爆发。可以说，没有遵义会议在军事路线上实现的根本转变和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就没有后来全民族抗战中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更不可能有毛泽东的强国建设战略构想与实践路径。

　　第二，党的政治路线调整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确立。伴随着遵义会议军事路线的拨乱反正，如何调整党的政治路线以适应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成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临的首要政治课题。早在红军长征到达遵义时，毛泽东就在遵义全县民众大会上讲到了共产党和红军同全国各界各军联合抗日的问题。而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党中央明确提出“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将长征的军事转移与民族救亡的历史任务紧密联结。红军到达陕北后，面临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步伐，制造华北事变，民族危机空前加深；另一方面，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对陕北苏区红军进行新的“围剿”。而面对急剧变化的国内外形势，党内对于如何认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如何对待愿意抗日的力量尤其是民族资产阶级等问题，仍存在严重分歧。“左”倾关门主义思想的影响尚未彻底清除，部分同志仍然固守“反蒋反帝”的“下层统一战线”策略，排斥与上层乃至统治阶级中可能抗日的势力进行合作。

　　基于这一现实，1935年12月，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正式确立了“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的策略路线，实现了党的政治路线的历史性转变。毛泽东在随后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阐发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依据与实践路径。这一政治路线转变的核心要义在于，其一，准确把握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中国”的严峻政治形势，明确提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彻底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的把中间势力看作“最危险的敌人”的“左”倾关门主义。其二，在阶级政策上作出重要调整，着重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指出“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也可能分化为亲日派和亲英美派，主张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集中打击最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其三，创造性地提出“把工农共和国改变为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口号，即在政权建设上“以工农为主体，同时容纳其他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阶级”，从而将工农专政拓展为更广泛的人民民主联盟，使党的政治纲领更加符合全民族抗战的实际需要。以瓦窑堡会议为标志，党实现了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阶级斗争路线向全民族抗战路线的战略转变，不仅使党在全民族抗战爆发前便赢得了政治主动，更为后来毛泽东提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的战略构想奠定了政治前提和策略保障。

　　第三，“以发展求巩固”的决策实践与中国革命的战略转变。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重新取得了可以落脚的根据地，并以直罗镇战争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对“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但是，陕甘根据地面积狭小、人口稀少、物资匮乏，仅靠巩固现有区域难以打破国民党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更关键的是，若固守狭小根据地，也无法直接抗击日本侵略。在这种严峻形势下，如何处理好巩固与发展的关系，决定着红军下一步发展的战略方针。由此，毛泽东明确提出，“抗日运动高涨和陕北地贫、人穷、兵员缺的特定环境，不能一般地采取以巩固求发展，而是要以发展求巩固”，从而确立了“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方针。经过充分准备，1936年2月，党中央发布《东征宣言》，红军主力在毛泽东、彭德怀率领下，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渡过黄河，转战山西五十余县，虽因国民党中央军入晋增援而主动回师，但“打了胜仗，唤起了人民，扩大了红军，筹备了财物”。

　　更为重要的是，红军东征是毛泽东将民族革命与阶级革命有机统一的重要实践，构成了中国革命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解放战争战略转变的关键环节。其一，东征在军事上打破了“保守发展”的思维桎梏，证明了在敌强我弱条件下主动出击、在发展中求巩固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不仅为迎接全民族抗战的到来奠定了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更为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八路军实施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提供了直接经验借鉴。其二，东征在政治上推动了国内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抗日反蒋、渡河东征”口号的提出，向全国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的坚定决心，推动了全国范围内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在此期间，党对东北军、西北军等地方实力派的统一战线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后来“逼蒋抗日”方针的形成，以及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创造了政治条件。其三，东征在策略上促进了党的军事路线与政治路线的有机统一，使全党全军深刻认识到，只有“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才能获得最广泛的社会支持。东征实践的这一经验深刻地体现在毛泽东随后撰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中，成为指导全民族抗战的重要战略思想。因此，红军东征不仅是一次成功的军事行动，更是从国内革命战争转向全民族抗战的战略预演，为毛泽东强国战略构想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基础。

　　二、全民族抗战的爆发与毛泽东强国战略谋划的内容结构

　　全民族抗战时期毛泽东的强国战略谋划，其核心内涵不仅集中表现在其以高度理论自觉和历史主动对“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这一抗日战争的双重政治目的的准确把握，更深刻地反映了其为抗战胜利后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而提出的实现工业现代化和农业近代化等目标憧憬。具体而言，这一系列强国战略谋划贯穿于在领导全民族抗战中毛泽东对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的系统思考和深化认识之中。

　　第一，构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认同与政治架构。“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将形成中国现阶段的制度，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博弈，毛泽东从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的基本点出发，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指导，为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以农民解放为主要任务的新民主主义国家而奋斗。

　　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为凝聚中国人民的国家认同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契机，毛泽东作为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统一者，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纽带，将全国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各民族的力量统一到团结抗日上来，改变了过去中国一盘散沙的分散状态，重塑了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同时，毛泽东基于对中国国情和革命特点的深刻分析，着重强调“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在他看来，相较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经济压迫，资本主义具有历史进步性，作为农业国的中国现阶段的问题在于资本主义的力量很弱小，发展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必经阶段，是推进到社会主义的必要前提。这一经济基础上的要求反映到上层建筑上，表现为中国要建立的是“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从而有效构建了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认同。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设计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架构。他认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民族资产阶级既革命又妥协的两面性，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由最具革命彻底性的无产阶级来领导，并同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组成革命的统一战线。这就规定了中国所要建立的国家制度，只能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其与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共和国、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都相区别。由此，在毛泽东看来，与“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治制度相适应，“民主集中制”是新民主主义政权组织的根本原则，一切国家权力机关都是属于人民和保护人民的，从而明确了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体和政体。

　　抗战胜利前夜，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科学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的基本特点，明确指出，“一个强大的中国共产党，一个强大的解放区，全国人民的援助，国际人民的援助”的存在，为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创造了基本的进步条件，加之抗日战争呈现“整个世界上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神圣的正义的战争，已经取得了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中国人民配合同盟国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时机，已经迫近了”的新局面，百余年来中国革命避免失败和取得成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集中表现为中国人民觉悟和团结程度的空前提高，强大的解放区和日益高涨的全国民主运动。正是从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出发，毛泽东制定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正确路线、纲领和策略。为了真正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毛泽东主张必须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改革，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从而为国家现代化创造政治前提。

　　第二，在抗日游击战争中锻造人民抗日力量。在战争旷日持久、敌我力量悬殊、斗争环境恶劣的情况下，人民武装力量的生存成为首要问题。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以此为指导，随着敌后战场的不断开辟，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从几万人发展至近百万人，成为抗战的主力军，并建立了近一亿人口的解放区，将其作为开展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的“试验田”，从而为争取抗战胜利以及后续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军事基础。

　　以党的全面抗战路线为正确指引，毛泽东进一步把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成果同抗日战争的斗争实践相结合，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战争问题。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作中，毛泽东准确把握抗战发展的复杂形势，揭示出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为坚持抗战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引。一是提出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毛泽东基于正确分析中日双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四个互相矛盾的基本特点，指出抗日战争要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得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的科学结论。这一战略构想打破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等错误观点束缚，从思想和战略上武装了全国人民，指明了胜利的根本方向。二是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毛泽东认为，大而弱的中国抗击小而强的日本侵略的基本情况，特别是由于中国的进步，即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存在，从而规定了游击战争的特殊战略地位，其在辅助正规战的同时，也能变为正规战，这就从军事战略上明确了“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方针。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毛泽东进一步把抗日游击战争同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紧密联系起来，并将之纳入“武装斗争的总概念”的范畴之中，进而阐明了游击战争的重要战略地位：游击战争是人民武装力量在半殖民地的落后大国中，在长时期内，“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创造自己的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三是创立和建设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毛泽东看来，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决定了抗日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同时，毛泽东抓住日军长驱直入、兵力分散、后方空虚的弱点，指出建立抗日武装部队、战胜敌人、发动民众三个创建根据地的基本条件，并以政权建设为核心论述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力支持和支撑了敌后抗战。四是贯彻人民战争思想。面对正面战场节节败退的局面，毛泽东始终坚信中国有能力支持长期抗战并最终胜利，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兵民是胜利之本”，其中，人民群众的力量则是最基础和最根本的条件。在他看来，中国人民长期以来的不团结、无组织状态是日本帝国主义敢于侵略中国的主要原因，而争取胜利的唯一道路，就在于团结全民族，既要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并将之与非武装群众相结合，建立民兵、游击队与正规军配合作战的体系，使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更要依靠民众，坚持争取最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中途妥协和内部分裂的危险倾向进行坚决斗争。这不仅是军事战略的充分展现，更是为后来动员和组织整个社会力量进行强国建设做出了重要准备。

　　第三，以生产建设奠定抗战胜利的物质基础。抗日战争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错综复杂的战争。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伪军的疯狂“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经济封锁使得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从抗日根据地所处的“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被敌人分割的、因而又是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的客观实际出发，毛泽东认为财政经济困难必须且只能在发展生产中克服，而不能通过单纯紧缩开支甚至加重人民负担，进而着眼于坚持抗战的战略全局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和财政工作总方针以及一系列具体方针。正是把经济建设置于中心地位，毛泽东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由此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全民大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以八路军三五九旅南泥湾垦荒为典范，统筹党政军民学各界共同投身生产劳动，真正做到了“猪羊满圈，骡马成群，瓜菜满地，粮食满囤”，实现了完全自给的目标。这不仅解决了根据地军民的生存问题，奠定了抗战胜利的物质基础，更积累了经济建设的宝贵经验、培育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也正是基于对大生产运动的战略指导，毛泽东进一步深化了对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认识，不仅从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反复强调“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的必要性，而且在党的七大上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目标和路径：既要完成土地革命的民主革命的任务，使农民从封建剥削关系中解放出来，实现“耕者有其田”，又要发挥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进步作用，同时“采取调节劳资间利害关系的政策”，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

　　在加强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同时，毛泽东还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一方面，毛泽东基于对中国基本国情和文化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主张，指明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方向。在他看来，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建设，首先必须扫除“一切奴化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和教育”，确立文化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原则，以团结、教育和培养知识分子为重点，既要采取兼收并蓄、交流互鉴的包容态度对待世界各民族的文化，更要批判地继承中华传统文化，从而建立起以共产主义为指导思想、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文化根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和中华民族主体性的新文化。另一方面，毛泽东十分强调发展和改善民生，从发挥党组织生产的核心领导作用、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以互助合作的形式组织劳动力等方面进一步思考和回答了如何提高生产力以改善人民生活的问题。在基层社会治理层面，毛泽东提出建立“三三制”民主政权的主张，并要求在各根据地因地制宜地实行民主选举，最终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民主新路。此外，针对当时面临的“鱼大水小”的矛盾，毛泽东采纳民主人士李鼎铭等人的建议，提出推行以“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为目的的精兵简政政策，这对于完善根据地政权建设、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四，在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把握战略主动。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将抗日战争置于全球视野的宏大背景下加以考察。他认为，在“世界和平不能分割，世界是一个整体”的基本条件下，德意日法西斯势力的疯狂扩张和侵略，将世界划分为两大阵线：破坏和平的侵略阵线和包围和平的反侵略阵线，这便决定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不仅指向中国，更指向美英法苏等国家，对太平洋地区和世界和平构成严重威胁。因此，以团结绝大多数、动员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反对法西斯侵略为根本出发点，毛泽东积极倡导并推动构建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并坚持广泛联合与区别对待相结合的原则，既团结了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又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在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中始终掌握着战略主动权。一方面将“反对法西斯德意日，援助苏联与中国者”作为判别统战对象的基本标准，广泛联合了包括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内的一切反法西斯力量，最大限度孤立了法西斯势力。另一方面，基于反法西斯共同利益下各国国家性质和立场的差异，毛泽东强调，不可忘记“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之政府与资本主义国家之人民”“现时与将来”的区别，这就要求对国际统一战线中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采取区别对待的策略，从而更好地巩固和发展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正是从世界整体性这一特点出发，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相统一的“抗日的外交政策”构成毛泽东国际战略谋划的基本内容和鲜明特色。在毛泽东看来，世界大战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矛盾尖锐化的产物，在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抗日战争作为十月革命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开展的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国际支持和援助同样构成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因素。由此，毛泽东分析得出了一个“中国胜利公式”，即“中国的团结+世界的援助+日本国内的困难=中国的胜利”。但是，他也深刻意识到，“中国无论何时也应以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脚点”，这就进一步明确了自力更生的根本方针，始终将中国抗战的胜利放在中国人民自身的力量上。也正是秉持着“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的信念，毛泽东着重强调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对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重大意义，并通过积极开展一系列“半独立性的外交”，为确立中国的世界大国地位作出了突出贡献。一是通过斯诺、史沫特莱、白求恩等国际友人建立对外交流的窗口，向国际社会宣传阐述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中共抗战主张和根据地建设政策及取得的明显成就，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对解放区的舆论封锁，赢得了国际的同情和支持。二是以美军观察组和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为契机，集中阐述国共两党的关系和战后国际国内形势，正式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半官方联系。三是“要求派代表参加制定联合国宪章的旧金山会议”，推动中国共产党在国际舞台上正式亮相，奠定了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基础。四是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提出“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的基本原则，初步奠定了新中国外交工作的总基调。

　　三、全民族抗战时期毛泽东强国战略谋划的当代价值

　　毛泽东在全民族抗战时期的强国战略谋划，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不仅成为当时争取中国抗战胜利、推动中国政治进步的最高政治智慧，而且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源泉和宝贵精神财富，其蕴含的科学理念和战略思维，对于新征程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第一，坚持独立自主、坚定不移走符合本国国情发展道路的根本遵循。独立自主是毛泽东强国战略谋划的核心原则，也是党在全民族抗战中不断发展壮大、掌握领导权的关键所在。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以“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理论自觉，同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进行坚决斗争，充分彰显了其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并开启了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面对共产国际的某些脱离中国实际的指示、国民党顽固派的限制与摩擦，以及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盲从和屈从，而是在坚持既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原则下，始终保持党在思想、政治、组织上的独立性。从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的制定，到依托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再到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回答“中国向何处去”，毛泽东坚持立足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特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敏锐辨识粉碎了抗日战争中一些国际国内力量试图将中国引向依附性发展或维持旧秩序的图谋，并为灾难深重的旧中国谋划了一条通向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道路。同时，独立自主并非闭关自守的孤立主义，而是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有机统一，是立足中国实际、依靠中国人民自身力量解决民族独立问题的必然选择，成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时代新征程，坚持独立自主、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和根本立足点。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全球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交织叠加，为应对全球竞争和破解国内发展难题的双重挑战，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通过激发内生动力与和平利用外部资源相结合的方式来实现国家发展”。一是“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聚焦“卡脖子”技术难题的重大突破，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可靠、竞争力强，并在开放合作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筑牢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物质技术根基。二是增强“自信自强的精神力量”。以“两个结合”为根本方法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深刻认识中国式现代化植根中国国情、反映人民意愿的独特性与优越性，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为强国建设提供“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从而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三是坚持和完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国际交往中坚持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平等互利的原则，在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同时，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和平发展的道路扩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

　　第二，保持“时与势在我们一边”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的科学指引。全民族抗战时期毛泽东的强国战略谋划，是高超战略思维的艺术结晶。他善于从全局、长远、根本上看问题，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表现出卓越的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以《论持久战》为例，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战略思维对中日双方矛盾因素进行动态、辩证分析，以持久战三阶段论廓清了思想迷雾，进而统一了全国军民的思想和行动，奠定了坚持抗战直至胜利的战略心理基础。特别是在战略相持阶段这一整个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毛泽东面对日伪军疯狂扫荡和国民党反共摩擦的双重压力，始终坚持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持敌后抗战不动摇，以抗日游击战争消耗敌人有生力量，以抗日根据地建设积蓄革命力量，领导中国共产党成为“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充分体现了其对历史大势的准确把握和持久奋斗的历史耐心。这种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不是消极等待，而是既要看到前进道路的曲折性和长期性，保持充分的历史耐心，不因一时挫折而动摇；又要看到历史发展的进步性与必然性，坚定最终胜利的信念，积蓄力量，把握时机，推动“势”向有利的方向转化。在把握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保持久久为功的主观能动性，成为毛泽东强国战略谋划的重要特征，也是党始终掌握战略主动的重要保证。

　　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一项前无古人的艰巨性、开创性事业，绝非朝夕可成，同样需要保持“时与势在我们一边”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首先，增强战略预见和战略规划能力。加强深化对国内外发展环境的战略性、前瞻性、系统性研究，既要看到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超大人口和市场规模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也要清醒认识外部打压遏制不断升级、局部地区冲突加剧等风险挑战，在此基础上，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立足长远、阶段清晰、重点突出的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与专项战略，尤其要注重发挥以五年规划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独特优势，确保强国建设目标在动态调整中稳步实现，以长远眼光和战略定力推动一张蓝图绘到底。其次，坚持系统观念和注重系统谋划。强国建设是一个涉及各领域、多层次的复杂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全国一盘棋，加强顶层设计与整体统筹。具体而言，需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在聚焦高质量发展核心任务的同时筑牢国家安全屏障；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坚持把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和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相结合中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坚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既着眼于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现实利益问题，又着眼于破解不平衡不充分的根本问题。最后，保持历史斗争精神。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传承和发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品格。既要在事关国家核心利益和发展全局的关键领域，主动布局、聚力攻坚；更要在复杂博弈中精准把握斗争的策略与节奏，“把战略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依靠积极主动的顽强斗争开创强国建设的新局面。

　　第三，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凝聚强国建设磅礴力量的思想武器。毛泽东的强国战略谋划自始至终贯穿着鲜明的人民立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全民族抗战的实践充分证明，党之所以能够在极端艰苦困难的条件下生存发展并成为“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其根本原因在于依靠人民、动员人民、为了人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而凝聚起战胜强敌、实现民族独立的磅礴伟力。毛泽东将抗战胜利的主要条件明确为“中国人民的大联合”，将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归结为人，将未来新国家的性质定义为民主共和国，将文化方向规定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充分彰显了人民在国家建构和发展中的主体作用。而在具体谋划中，从建立、巩固和发展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三三制”和减租减息政策，从发动群众性游击战争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到开展大生产运动改善军民生活，无一不是毛泽东所提出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党的群众路线的深刻体现。正是这种彻底的人民性，使得毛泽东的强国战略谋划获得了最广泛、最深厚的力量源泉。

　　习近平指出，新征程上把毛泽东开创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就要“充分激发全体人民的历史主动精神”。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凝聚起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充分调动全社会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一方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将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融入国家发展的顶层设计之中，推进城乡、区域、群体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聚焦教育、医疗、就业、养老、住房等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问题精准发力。坚持发展依靠人民，建立健全保障人民广泛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建设的体制机制，丰富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路径，同时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把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统一起来”，充分激发基层活力。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将人民满意度作为衡量发展成效的根本尺度，通过深化财税、收入分配等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以高质量发展推动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强化法律法规和政策对公平正义的维护，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另一方面，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重要法宝作用。要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坚持爱国统一战线发展的正确方向，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坚持求同存异，解决好人心和力量问题。具体而言，要坚持和完善政党协商、政协协商的制度与程序，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民生关切深入调研、建言献策；重视团结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搭建适应其行业分布广、思想活跃、影响力大特点的专业化服务平台，引导发挥其在创新创业、社会治理、舆论引领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密切联系团结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并维护好其合法权益，“着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奋斗。

　　全民族抗战时期毛泽东的强国战略谋划，是一种在民族存亡绝境中对国家根本命运的顶层设计。其价值不仅在于指引抗日战争走向胜利，更深刻塑造了新中国的政治基因、精神气质和发展道路。其所确立的独立自主原则、蕴含的战略耐心与历史定力，以及鲜明的人民立场，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和治国理政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以全民族抗战为历史场域，深入分析毛泽东强国战略谋划的历史背景、主要内容及其当代价值，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当代中国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的问题，而且有助于将之转化为新征程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际行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作者：田克勤，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周帅，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博士研究生；来源：“湘大毛研中心”微信公众号，原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6年第7期”，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