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自我社会价值评判
在对社会价值评判的研究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人们的认识往往容易受决策者自我社会价值评判的影响。同第三方社会价值评判相对应，我们称当事人对自己所做决策的评价为自我社会价值评判。在这里，我们又可以把它区别于罔顾事实，纯属主观臆断的自我价值评判。尽管这种自我社会价值评判的确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色彩，但它也并不就一定全是主观片面的。它只不过是在动机与效果两者中，更侧重于对决策动机的社会价值评判；在多因一果中，更侧重于评判自身决策在良好的社会效果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等等。当然，准确客观的自我社会价值评判，即真正做到“贵有自知之明”，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这就需要有第三方价值评判与之相对照并加以补充完善，促使当事人能够清醒地评判自身的作用，以确保自我社会价值评判的适度可信。现就自我社会价值评判的出发点乃至特征作一阐述。
第一节 决策者的动机与效果
人们在对决策者的决策行为乃至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进行社会价值评判之时，究竟是根据决策者的主观动机呢？抑或是根据决策行动在实践中所产生的客观效果呢？毛泽东曾经说过，“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两者统一起来。”同时老人家又说“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参见《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第3卷868页）在这里，毛泽东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动机与效果的基本观点，认为两者完全可以在实践的基础上达到统一，从而为我们进行社会价值评判提供了最基本的方法，即：既要了解动机也要考察效果。这样，才能对人、对事做出较为准确的社会价值评判。
然而，在社会实践中，动机与效果两者既有相一致的时候，也有相背离的情况。由于客观条件的变化或不具备，良好的动机也可能出现有违初衷的效果，部分或大部显示出与决策者主观意愿相反的结果。毛泽东等领导人分别于五十年代末期和六十年代中期发动的“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类似情况。这两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就其性质而言，前者立足于高速推动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短期内超英赶美，推进经济大发展是这场运动的重点；后者立足于摧毁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等旧的思想意识形态及其文化观，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与清除党内走资派是这场运动的重点。就决策者的主观动机来说，那也是无可非议的。前者出自急于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试图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人们建国初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把经济搞上去。但由于步子迈得太急，特别是一些主要决策者有时轻信了某些人弄虚作假炮制出来的“神话”，离开了中国的实际，结果干了一些事与愿违的事情。后者出自急于运用人民群众的力量来解决执政党自身乃至整个社会生活中的某些阴暗面，以防止修正主义复辟为目的。但在某些人“挑动群众斗群众”干扰革命大方向的情况下，过分侧重运用“武器的批判”，搞“全面内战”“打到一切”，难以真正把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摆上应有的位置，结果反而导致后期出现党风政风的下滑，良好的动机带来了一些意料不到的后果。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动机向效果的转化过程是复杂多变的，客观条件的变化与主观条件的局限，往往可能会使人们最初期待的效果发生逆转。这时，我们就应当看主要决策者在出现坏的效果苗头时，是否采取了挽救不良行为的紧急举措，是否在尽可能地减少所造成的损失。作为国际大战略家的毛泽东之所以伟大，也在于老人家能很快地认识到相关失误，并对错误的东西加以否定，同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我们知道，动机与效果是辩证的统一，两者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动机是行为产生的出发点，效果是行动实施后出现的结果。动机向效果的转化过程，就是人们的主观意愿作用于客观的实践过程。一般说来，它会出现四种不同的情况：
第一，无论是从决策者动机还是从社会效果看，其都具有相当高的社会价值。以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例。正是处于腐朽没落状态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给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实践共产主义理想、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新社
会的条件与可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改造社会与服务社会的过程中，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宣传真理，捍卫国家与民族的利益，终于将数万万中国人从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里救了出来，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百余年来中华民族第一次能自立于世界各民族之林，扬眉吐气地站起来，并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他们在为中国社会做贡献时所创造的社会价值，充分展现了这些老一辈革命家人生价值的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讲，实现社会价值是他们创造自我价值的载体，这场革命无论给予它多高的评价也许并不过分。
第二，从决策者动机看是不错的，但实际效果并不太理想，有些甚至事与愿 违，被坏人钻了空子。就毛泽东时代而言，由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都或多或少地 存在着这个问题。“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情从诗出，诗言其志。毛泽东总是希望能在自己的有生之年里，看到亲手缔造的新 中国能尽快地富强起来；亲自参与创建的中国共产党以及他的战友们能永久地把为 人民谋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切实做到永不脱离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由于某些 当事人的不理解、不配合，甚至干扰并转移斗争大方向，挑动群众斗群众，结果在 某种程度上事与愿违，好事未必全都办好。
在大跃进初期，广大人民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热忱的确调动起来了。从城市看，当时首都北京以人民大会堂为代表的十大著名建筑在不到一年内先后完成，其速度之快，质量之佳，至今也仍为不少人所津津乐道。当代闻名的首都钢铁公司在撰写厂史时，也实事求是地把那个年代列为企业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事实上，我国现有相当多数的国有骨干企业，都是在一九五八年前后创办起来的，不少的高等科研院校也是在那个时候创办起来的。从农村看，五十年代末我国不少地方的农民群众，怀着建设新家园的极大热忱，以极低的成本短期内就修建成一大批大型骨干水库，直到今天仍在发挥很大效益……这一切难道还不足以说明：我们的某些决策者，当初的愿望是良好的，后期部分一线主事人头脑发热“放卫星”，也只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它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探索中的一种局部失误。故而，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也决不能一概否定，要充分认识到其唤起群众推动经济大革命的积极作用。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红卫兵破除“四旧”（即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的行动也有相似之处。尽管当时那些年轻人出于年少幼稚的激情，有某些过火的行为，并损坏过一些文物古迹。但当时那种封建迷信活动难觅踪影，并普遍出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风尚，是至今仍令人难以忘怀的。因为人们在普遍地真诚地实践并维护一种全新的社会生活，充满着革命的理想主义愿望。可以肯定地说，如今令人头疼的“法轮功”一类邪教活动，在那个年代是难以找到其生存的社会基础与思想基础的。
这一场以“推动经济建设”目标为主，一场以“构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目标为主的两场全国性的大型群众运动，之所以最终未能达到与发动者的初衷完全相一致的结果，从一定意义上讲，问题就出在只注意激发与保护群众积极性的一面，却忽视了把这种积极性引导到科学与求实的一面。
第三，无论从其动机还是效果看，只能是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构成破坏作用的行动，难以言其社会“价值”，或者说它只能够帮助人们认识什么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性？如日本多次发动的侵华战争。早在十九世纪末叶， 日本就由资本主义发展成为帝国主义国家，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并把“大陆政策”定为其基本国策。经过一八九四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于次年四月十七日，迫使腐败的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了台湾及所有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等。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七日， 日本内阁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在东京召开了以解决“满蒙政策”为中心议题的“东方会议”，主要是确定新的对华政策，意欲先夺“满、蒙”，后取整个中国，进而吞并亚洲、称霸世界。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 日本国内矛盾激化，连续发生经济危机。为了摆脱政治经济危机和实现夺取中国东北的战略计划， 日本于一九三一年蓄谋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局部战争。由于蒋介石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 日军仅用四个多月的时间就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并于一九三二年三月操纵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随后， 日本又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华北，侵占热河，进逼北平、天津，策动“华北事变”，并加强了全面侵华的战争准备。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日本与德国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接着，形成德、意、日法西斯轴心。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 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从此战火在中华大地上全面燃起。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绝不是偶然的，是
其长期推行以灭亡中国为首要目标，进而吞并亚洲的“大陆政策”的结果，也是日本为摆脱当时经济危机、缓和国内矛盾、争夺世界市场和东亚霸权所采取的新的侵略步骤。
直到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中、美、英三国政府发表《波茨坦公告》，要 求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无条件投降，否则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八月六日与九日，美国分别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掷下两颗原子弹，给日本以巨大打击。八日，苏联政府 对日宣战，同时宣布参加《波茨坦公告》；九日，一百余万苏军从北、东、西三个 方向进攻侵占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同一天，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各解放区军民立即展开全面大反攻，解放了大片国土。在中国、苏联、亚 洲各国以及美、英等盟国军队的共同打击下， 日军迅即崩溃。八月十五日， 日本宣 布无条件投降，九月二日签署投降书， 日本侵华战争以失败而告终。其间，先后历 经十四年抗日战争，中国人民承担了最大的民族牺牲。这是一场真正的浩劫，是中 华民族灾难史上极为沉重的一页。当然，同时也是近现代史上的中国人对外国侵略 者所取得第一次全面胜利。
第四，仅就其动机看是不纯或不良的，但社会效果却不错。如相当多数的民族资本家所创办的企业。从其出发点看，当然一般的多是为了发家赚钱，攫取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然而以其客观效果看，却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也使得某些完全丧失生产资料的贫苦人有了一个“饭碗”，较之地主阶级依靠封建宗法制度对农民的奴役，无疑是一种进步。至于旧中国时，某些帝国主义国家拿出部分赔款兴教办学，试图培养一大批中国洋奴，却事与愿违地同时造就了一批有文化懂科学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坚分子，就其动机与效果而言，更是大相径庭了。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对任何社会政治现象的社会价值评判，一定要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既要了解一般性，也要指出特殊性，肯定其有社会价值的一面，否定其不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另一面，决不可陷于“非黑即白”的单向思维泥坑而不能自拔。
第二节自我价值评判的积极性
从一定意义上讲，追求真、善、美是人类的一种本性，世界上许多美好的事物
与理想，早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产生之前便存在过，即使在今天共产主义思想阳光尚未普照的角落，它也依然有着一定的生命力。人类很早以前就有许多关于未来美好社会的蓝图与设想，甚至包括对未来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及社会风貌的预见。就以产生于我国春秋时代的古籍《礼记·礼运》篇中关于“大同世界”的描述为例：“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能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种对美好社会理想的追求，曾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至今仍在发挥着重大的影响。在这里，它所体现的是人对真、善、美的追求，是科学的、符合人类伦理道德与审美意识的产物。
一般来说，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追求的最大目标是人的自我社会价值的实现。人的一生在其认识社会、服务社会或改造社会与自然的实践过程中，对社会做出了奉献，所以个人对社会来说是有价值的，个人也正是从服务社会或改造社会与自然中，获得社会的承认。人的社会价值即人们为社会做贡献时所创造的价值，体现了人生价值的本质。一个人一生的全部活动对社会进步和幸福所起的作用愈大，其人生价值愈高，也只有努力创造社会价值，个人价值才能得以实现，因为社会价值是自我价值的载体。人与一般动物的不同在于：人总有其所属民族文化的积累，总有人生的追求。自我价值评判的积极性就在于：它极大地推动了人们对人的自我价值的追求与实现，在现实生活中的很大程度上，它所表现出来的往往是私有财产公有化或者社会化。不妨试举几个典型事例来加以分析说明。
其一，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福建省大田县屏山乡蒋山村有位年过七旬的老农章兴描，他深为自己家乡交通闭塞而苦恼，决心要在有生之年里，尽最大努力把家乡的公路修起来。他先是花光了几十年辛勤劳动积累起来的一点四五万元，接着卖掉了自家养的肥猪与口粮，甚至老伴的陪嫁品，加上向亲戚朋友借贷才又凑齐二点四万元，还不惜拿自家两亩多责任田、三亩多责任山来替换修路必须占用的别人家的责任田地。三年中，他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历经千辛万苦，突破资金、征地与部分家人反对等三大难关，终于把政府都感到困难的事办成了。一条新开的五公里长的公路似缎带
缠绕在崇山峻岭中，给当地人们的生产与生活带来极大的方便。章兴描的这种毁家修路、愚公移山的精神，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当地各级政府的关注与肯定。
其二，居住在美国加州的华裔青年张士柏。一九八七年年仅十四岁，刚上初三的他，进行跳水训练时，头部受了重伤，造成四肢瘫痪。但他坦然乐观地对待人生，以惊人的毅力与优异的成绩，连连跳级，四年内便已成为美国著名大学经济系三年级学生，一九九〇年六月获得当时美国总统老布什亲笔签名的“学业成就奖”。他把十八岁生日时，父母赠给他作为生活保障费的二十万美元，捐赠给故乡宁波北仑区，以设立“张士柏奖学基金会”，被人称为“海外的张海迪”。
其三，原籍浙江上虞的香港同胞张杰一九八七年毅然决定倾囊捐助家乡的教育事业，制定了一个包括教学楼、图书馆、学生宿舍等设施在内的“五年计划”，并把它一点一点地变为现实，捐款早已超过一百一十多万元。而这位老人在香港全家十口人挤在三十平方米的寓所，靠卖螃蟹、粽子、茶叶蛋谋生。虽小本经营却怀有远大抱负，倘若没有其家人的全力支持，这也是不可想象的。
其四，据《光明日报》以“重金难动报国愿，竭诚尽智赤子心”为题的报道：西安交通大学侯义斌教授在荷兰留学期间，曾首创“系统全分解理论”和新的代数系统—“三方元代数系统”蜚声国际同仁，却婉拒国外的高薪聘请。回国后，他又做出惊人的成就，除承担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研究外，还在开发性研究领域中搞高科技成果转化，先后向国内外提出多项发明专利申请，并获第二届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科研一等奖。其研制的“非键盘中外文输入技术”，被认为是汉字输入技术上的一大突破，侯义斌不为许多企业重金购买所动，毅然将这一专利权无偿献给培养自己的母校。
其五，香港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与夫人黄丽群女士一道，靠一把剪刀艰苦创业，创立了享誉世界的“金利来”名牌，享有“领带大王”之美誉。他出身贫穷，新中国成立后，靠国家发给的助学金读中学、大学。一九六一年毕业于中山大学生物系，一九六三年移居泰国，后来到香港定居。曾宪梓先生常说：“我是祖国培养成才的，我所做的一切及终生的愿望就是报效祖国”。从本人经济实力还不那么雄厚的一九七二年起，每年拿出一定的资金来回报祖国，回报社会。人生历程使他领会到，知识可以创造财富，教育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以来，曾先生不断捐助家乡乃至祖国的教育、文化、体育、卫生等公益事业，捐款已逾数亿元。
这些志士仁人的感人事迹，与其说是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熏陶的结果，不如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倡导的“精忠报国”等家国情怀思想文化精华影响所致，甚至可以说是受了儒家、佛家等宗教思想中积极因素的影响。舍家财以兴学、架桥、铺路等乃是数千年中华民族中优秀分子的一种较为普遍的积德行善的做法。在上述典型的代表人物中，除在大陆成长的曾宪梓和当时已过天命之年的侯义斌可以说是曾在一定程度上接受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外，其他人大多不具备这种历史条件与社会环境，倘若让他们来进行自我社会价值评判，就会发现其各自动机也不尽一致。
这种发自积德行善者内心而又具有真情实感的表达，正好体现出自我社会价值评判的积极意义之所在。因为它是由内在的精神动力所形成的，故而真实可信。再试以曾一度是落魄者的香港旭日集团董事长杨剑先生为例。他在二十年间建立起了一个以成衣为核心，包括针织、梭织、织布、染整、设计、地产、经营等在内的跨国集团经营公司，其财产在四亿美元以上。杨先生热心公益事业，捐资赈灾、办校捐款等近四千万元。他明言自己的思想动机就来源于对古代圣贤教诲的信仰，并力求汲取儒家与佛家学说的精粹。杨先生声称：若各级领导能有“天下为公”的观念，那么一切的目标、计划、决策都会以人民为依归。即使物质不甚发达，人们也会是很幸福快乐的。他认为，西方科技在于“理”，东方智慧在于“情”，前者解决人类的物质问题，后者才真正能解决人类的精神问题。西方哲学思想所倡导的是个人本位和个人至上，只有东方智慧才使他顿悟出：人生的价值在于为人群、为众生、为社会。也只有与这诚挚的自我社会价值评判相适应，才能切实道出其“举善行”的思想根源。
第三节自我社会价值评判的夸大性
与自我社会价值评判的积极性同时存在的则是自我社会价值评判的夸大性。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多方共同决策并付诸实施的行动中，人们总是有意或无意地夸大自身的作用与功绩。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以苏、美、英、法等国组
成的反法西斯联盟军取得了战争最后的胜利，这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当读者分别阅读这场战争的卓越领导者之一的苏军朱可夫元帅、美军艾森豪威尔五星上将和英国丘吉尔首相等描述同一主题甚至同一事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就会发现他们总是粉饰自己或夸大己方在战场上所起的重大作用。二是在对正确决策的评价中，人们总是对个人或己方所起的作用有意或无意地进行夸大，以致造成部分失真。这种情况甚至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一九九四年，美英法三国在诺曼底举行了登陆五十周年开辟第二战场的盛大庆典，意在向世人显示，美英法仍将在西方乃至世界政治舞台上起主导作用。俄罗斯则未被邀请出席纪念活动，俄国一些人士对此感到不满和愤怒，连西方一些媒体也为之鸣不平。因为正当苏联军民与德军浴血奋战之时，西方盟国迟迟按兵不动，出现了“西线静悄悄”的怪现象。有的评论家不无挖苦地写道，直到胜负已见分晓时，西方唯恐“苏军跨过莱茵河”，才匆匆发起诺曼底登陆行动。二战后，西方国家处处突出自己在这场战争中的作用，使得俄国一家报纸抱怨说，似乎“世界已经忘记了战胜法西斯的主要功绩归于谁。”美国的《纽约时报》也承认，“这个庆典贯穿着一种高度选择性的历史观点，就某些方面而言带有偏见。”
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某些新闻媒体为了配合当时整党工作实现预定的目标任务，曾一度高调宣传那时是建国以来我国社会风气最好的时期之一，也是党风最好的时期之一。而事实上呢？尽管当时我们曾对社会上的不良风气乃至党内的不正之风进行过揭露与斗争，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它迅猛发展的势头，然而离预定目标还相距甚远。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时，那客观存在的某些“官倒”等严重问题就曾被当做口实为某些人加以利用，这难道不也是自我社会价值评判夸大性的例证吗？这件事也就更使人们越发领悟到毛泽东早年在延安说过的“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的真理。换句话说，也就是需要不断推进大众政治民主，变“官管官”为“民管官”，逐步推动我国的政治民主改革，从基层政府的行政首长（县、乡镇长）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做起，对那些违法乱纪腐化堕落的公务员，要真正赋予人大代表根据群众意愿有随时提出弹劾议案的权力。事到如今，由于市场经济的导入，加之党内监督与社会监督难以及时到位，使我们的党风与社会风气再度遭到极大的破坏，党内反腐败也再次
进入关键时刻。对此，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高扬反腐倡廉的旗帜，作 出郑重承诺：“不管涉及到什么人，不论权力大小、职位高低，只要触犯党纪国 法，都要严惩不贷。”据中央纪委公布： 自二〇一二年十二月起，截至二〇二一年 五月，已立案调查、审查了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前常委周永康、中共中央政治局前 委员令计划、全国政协前副主席苏荣等为代表的省部级以上腐败变质的领导干部高 达三百九十二名，这已经大大超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处理的省部级以 上干部人数。在军内法办了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军委政治工作部原部长 张阳、军委总参谋部原总参谋长房峰辉，空军原政委田修思，武警部队原司令员王 建平，国防大学原校长王喜斌……全军先后查处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军级以上干 部一百多名，这个数字也已经远远超过枪林弹雨中为缔造新中国而牺牲的将军的数 量。这一系列大要案的查处，让人们切实地感受到党中央严惩腐败的坚强意志。至 此，党中央曾多次作出明确决定，要依靠制度与法治不断推进依法反腐，在强力 “打虎”“拍蝇”治标的同时，努力为治本赢得时间，最终实现让官员由“不敢腐”到“不能腐”“不想腐”的转变，绝不辜负人民的期望。
再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例。在其推行初期，的确端掉了某些地方的所谓大锅饭，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激发了农民群众自主进行生产劳动的积极性。尤其是在一些并非只是分光集体积累，真正实行了联产计酬的地区，效果较为明显。于是，有人称这种责任制的实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项伟大创造，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等等，这就显然有些夸大其辞了。不错，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实给农村家庭经济的发展注入了生机与活力。与此同时，在相当多的地方却使昔日农民多年来积累起来的集体家业被瓜分。据调查，一九八一年辽宁省农村集体家底为六十五点五亿元，到一九九〇年却减少到四十四点五亿元，近三分之一的集体资财流失，平均每个村减少二十三万元。在全省一万五千六百八十八个村中，资不抵债的已有二千零十九个，约占百分之十二点二；负债额高达五点七亿元，资产抵债后，平均每个村仍负债二十八万元。又据云南省昆明市调查分析，全市八千零四8个合作社中，原有集体资金基本流失，没有办集体企业与形成新积累的占百分之四十左右。如宜良县，一九八三年农村集体资产总值为三千零四十五万元，一九八五年清产核资时减少到两千一百六十三万元，资产损失率为百分之三十九，一九九〇年又损失九百八十五万元，几乎流失殆尽。如果再把流失暗道详加剖析，我们的头脑或许要更清醒一些。
流失的暗道之一：集体家底疏于管理，损失浪费随处可见。家庭联产承包后，集体家底无人过问，一些村干部当家不理财。如辽宁省法库县有个村购买四百吨磷肥，因无人保管被人偷走，一次损失八万元。又如湖南省常宁县一个村，原有一台价值万元的中型拖拉机，后被一村干部亲戚承包跑运输，结果被撞坏，成了一堆废铁，不了了之。
流失的暗道之二：村里资金短缺，变卖集体家底。如辽宁省锦县翠岩乡有二十二个村，从一九八三年包干到户到一九九〇年，共变卖村级固定资产六十四点七万元，用以解决村里资金紧张的问题。
流失的暗道之三：无偿占欠集体资金，抽空集体的“血脉”。某些村干部以多种理由大量借用集体资金长期不还，部分村民也争相效仿，拖欠款长期不缴，仅辽宁省辽阳市村级集体资金就被无偿占用九千八百一十八万元，占全部资金的百分之八十三。
这些问题经调查分析表明：主要原因在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时候，由于舆论导向和工作指导上的偏差，过分强调分散经营，把原有集体经济“分光包尽”，使一些地方出现了“集体经济无实力 ，开展服务无能力 ，公益事业无财力，干部说话无气力”的状况。可某些人不愿正视这一现实，仍然宣传什么目前的农村经济分两个层次，家庭承包也是集体经济中的一个层次。在这些人看来，此说或许也有些道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在那些没有真正建立村级集体经济的地方，其造成的客观后果，只能是导致农民的摊派上交日益加重。据安徽灵璧县一名高三学生在给新闻单位的信中说：“我家是一个仅有几亩承包地的家庭，并且母老兄残，全家一年辛苦，所得各种农作物折合收入一千来元，可一九九二年却必须交纳七百六十多元的现款。我们哪能交得起呀？更何况还要交还因购买种子、化肥等欠下的那两百元债呢？离高三毕业就剩半年了，但我的家却再也供不起我上学了。且不说上学，就连我一家如何生存下去也已茫然了……”这就是某些地区在农田承包到户后，而作为所谓“集体经济”一个层次乃至部分农民陷于困顿的真实写照！在这里，难道我们不是已完全可以从事物的另一侧面，看到自我社会价值评判夸大性所造成的危害吗?
行文到此，我很愿意向读者推介一位颇能实事求是地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与自我社会价值评判夸大性相悖的典范，他就是原山东省师范学院副院长田仲济教授。一九六二年九月，田教授在《大众日报》上发表杂文《雅量》，借古讽今地讥笑了那种听不得意见 ，容不下异己的“小人”。文化大革命中 ，有人说《雅量》的要害是为彭德怀鸣冤叫屈。他辩解道，我的文章是泛指，当时彭德怀事件只在党内作了传达，我作为党外人士怎么会知道？其间，他作为张春桥的中学老师受其之惠，被提前“解放”。有人好心劝他，借机去联络感情，他一笑了之。后来，彭德怀得到平反昭雪，有些人发言或写文章说，田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自觉抵制作斗争；也有人说，当初《雅量》就是给彭德怀鸣冤叫屈，应提倡与发扬田先生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对这种种“贴金”的行为，田先生断然否定，再次重申了自己实事求是的做人准则，“不趋炎附势并不等于作斗争；泛指就是泛指，何谈斗争精神？”看来，如今要真像田先生这般始终如一，一是一，二是二，不为时局变化而跟风，也并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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