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社会价值评判体系的建立及思考
众所周知，客观地评价某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在整体地向前迈进，还是只在某些方面有所进步，在其他方面则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倒退？这绝不是由政治家们的宣传所决定的，而是由生活在这个国度里的人们所耳闻目睹与亲身体验到的。说到底，它是为一个国家或社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及其共同进步的程度所决定的。它同通常所说的综合国力既有联系又相区别。综合国力是指一个主权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所拥有的全部实力以及国际影响力；它是以国家为整体表现出来的维护和获取国家利益的力量，以及所有直接的和间接的获取国家利益的一切因素。具体说来，它包括七种“分力”——经济力、科技力、军事力、社会发展程度与政府调控能力、外交力和生态力。但人们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往往忽视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这个概念的内涵过于偏重有形的物质财富的增长，而忽视了无形的精神、文化、道德等建设。七种物质的力在上述定义中得到了充分的肯定，这无疑是正确的，而且也是可以计量的。但非物质的力，即一个国家的人文精神、思想文化、道德宗教、历史传统、民族凝聚力、国民心理状态、群众对政府的向心力乃至政府领导人的魅力或魄力等等，也是不可或缺的，而且是更值得研究和重视的，尽管它们是很难、甚至是无法计量的。
如果说物质力是可以由标志经济社会发展的“硬指标”体系的设计来加以衡量的话，那么这仅仅是社会价值评判的一大基础，完整客观的社会价值评判还需要一系列相关的难以量化的“软指标”来加以补充。而“软指标”大多属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的建设范畴，需要以思想意识形态为武器来加以提升。我们知道单纯追求物质发展，忽视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建设，是很难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并保持长治久安的。以中国历史为例。秦始皇能够统一中国，显然离不开当时秦国强大的“综合国力”。但这种足以扫平六国、整合四海的强大国力，却在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中土崩瓦解。由此可见，只重视加强综合国力和王朝统治力，而忽视民众向心力、政府亲和力、社会凝聚力、穷人忍受力、农民革命爆发力以及六国旧贵族复辟力等等，难道不是秦王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吗？再以近代战争为例。不论抗日战争，还是朝鲜战争或越南战争，当时的日本、美国与中国、越南的“综合国力”的差距恐怕不止一两个数量等级，但结果却是弱国打败强国，小国打败大国。可见，单纯追求“综合国力”的强大、或以为只要“综合国力”强大就可以为所欲为，都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甚至是有可能走向反面的。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党中央针对各地在实践中大都仍把经济增长特别是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作为发展的核心，客观上对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重视不够的现状，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就明确提出了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指导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崭新的思维理念。它的基本内涵是：一是全面发展；二是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所谓全面发展，就是要着眼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的发展；所谓协调，就是各方面发展要相互衔接、相互促进、良性互动；所谓可持续，就是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满足当代人的基本需求，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为子孙后代着想。 基于正面的宣传人们了解的比较多，在以下有关各节所阐述的社会不同层面基本情况时，我们更多地侧重于介绍当前存在着的负面影响及相关问题，以便对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有一个清醒的社会价值评判与认识。同时，期待引起人们广泛而又深入的思考，为最终确立科学的、全面的、动态的社会价值评判体系做些开拓性的工作。
第一节 经济社会价值评判与发展战略报告
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方向，不同的研究出发点对研究对象有着不同的社会价值评判标准。二〇〇四年九月十九日，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做出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首次强调，要“建立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为我们确立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指出了明确的方向。现就国内的专家、学者所做的研究作一相关介绍：
（一）据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二〇〇四年三月二日在北京发布的《二〇〇四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提出的二〇二〇年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总体目标：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GDP总量在二〇〇〇年的基础上翻两番，基本完成工业化，我国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三名的行列，同时基本达到可持续发展良性循环的要求。
一是我国的城市化率将从现在的百分之三十六提高到百分之五十五以上，具有容纳七亿至七点五亿人口的城市容量，形成结构合理、功能互补、整体效益最大化的大、中、小“城市体系”。“国家发展将主要依靠三大组团式城市群、七大沿江沿海沿路的城市带、若干个具有竞争能力的中心城市圈。
二是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要走过三大“零增长”台阶，即依次在二〇一〇年左右实现人口自然增长率的“零增长”；二〇一五年左右实现资源和能源消耗速率的“零增长”；二〇二〇年左右实现城市生态环境退化速率的“零增长”。中部地区再用十五年走过三大“零增长”的台阶，西部地区再用三十年走过三大“零增长”的台阶。
三是我国信息化程度和国际竞争能力将提高到全球前十五名行列。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占用面积不得超过国土总面积中国的百分之二，但其辐射带动的地理空间应不小于自身面积的三十倍。届时，我国单位能量消耗和单位资源消耗所创造的价值在二〇〇〇年基础上提高八至十倍，逐步逼近国际社会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四是四大系数也将在我国发生变化：恩格尔系数不超过零点三五，基尼系数保持在零点三五至零点四〇的水平，人文发展指数不低于零点八〇 ，城乡二元结构指数限制在一点八〇以下。
五是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将达到七十六岁，人均受教育年限超过十年，科技创新能力指数平均达到二十五，科技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贡献率达到百分之六十五以上。“我国将有效地克服人口、粮食、能源、资源、生态环境等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瓶颈，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并整体纳入可持续的循环经济体系之中。”
课题组首席科学家牛文元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那么，全面小康社会究竟要靠哪些指标进行衡量？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为此提出了一个指标体系框架。
这个框架综合体现了整个社会演进的动力特征（社会经济有序运行的推动力）、 质量特征（反映社会经济运行质量的高低、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压力的变化等）和公平特征（社会演进是否有利于社会成员、是否存在公平就业和受教育机会等）。这个指标体系框架包括发展动力（工业化程度、信息化程度、市场全球化程度、城市化程度、科技创新能力）、发展质量（经济增长效益、社会运行质量、集约化程度、生态化程度）和发展公平（收入分配公平度、受教育公平度、就业公平度）。这些“母指标”包括了人均GDP、每百户居民拥有电脑数、贸易依存度、城市化率、流动资产周转率、万元产值能耗、人均住房面积、废气综合处理率、城乡收入差距、男女受教育公平度等四十个基层指标。
专家指出，一段时期以来，由于多种原因，一些干部在实际工作中片面追求“以GDP为中心”，或者搞脱离实际、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这种错误的政绩观忽视了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为追求一时的经济增长速度盲目上项目、办企业、搞投资，造成大量低水平重复建设，给后任和一方百姓留下沉重的包袱。针对这种现状，必须淡化单一对GDP增长数量和增长速度的追求，代之以“六大注重”：注重先进生产力的培育和提高；注重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注重“人口、资源、环境、发展”四位一体的总协调；注重三大文明的整体推进；注重人民生活质量的持续提高。“今后考核一个干部，主要看当地经济发展效率和质量改善了没有，能源资源消耗速率下降了没有，区域生态质量改善了没有，经济社会是否协调发展，义务教育成果巩固了没有，环境污染治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标了没有。”
为了体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内涵和实质，对各地区工业化的政绩做出评判和仲裁，有必要制定一套以新型工业化道路指标为依据的干部政绩考核体系。课题组提出用五大综合指标来衡量干部的政绩：一是原材料消耗强度，即万元产值的主要原材料消耗，体现工业增长对原材料的消耗程度，是技术、管理水平、经济结构调整的综合体现。二是能源消耗强度，即万元产值的能源消耗。三是水资源消耗强度，即万元产值水资源消耗。我国能源日益依赖进口，但单位产值的石油消耗却是日本的四倍多、美国的两倍多。四是环境污染排放强度，即万元产值的“三废”排放总量，体现了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压力水平和程度。五是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综合体现一个国家或地区劳动资源利用水平和劳动素质的高低。我国原材料、能源和水资源都面临严峻挑战，必须从可持续发展出发，降低能源消耗和资源消耗强度，提高劳动生产率，走“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以人为本”的道路。课题组专家社会价值评判的依据是万元产值能耗指数、水资源消耗指数、劳动生产率指数、废物排放指数、新型工业化综合指数等。
人们从对我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新型工业化程度进行综合分析后排名发现，从二〇〇〇年到二〇〇一年，天津已经连续两年在全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中摘取“桂冠”。天津之外，新型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分别是上海、北京、福建、广东；西藏除外，排在后五位的依次是内蒙古、青海、甘肃、贵州、宁夏。两年中，新型工业化程度增长比较快的地区依次是：湖南、天津、北京、吉林、陕西；而增长较慢的地区依次是新疆、安徽、福建、河南和青海。从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来看，东部地区新型工业化程度最高，其次为东北老工业基地，再者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新型工业化水平不但低于东、中部及东北老工业基地，而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在本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经济建设的重要任务是基本实现工业化，大力推进信息化，加快建设现代化。为此，一定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基本标志，不是只讲工业增加值，而是要做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并实现这五个方面的兼顾和统一。
（二）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在研究中国如何走新型综合现代化道路时，深刻认识到同中国经济发展存在较大的地区差距一样，在地区现代化层面，实现现代化的进程的不同步和不平衡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选择也不可能相一致。
以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何传启研究员为代表的中国学者一直采用“第二次现代化理论”来研究中国的现代化问题。简要说，第一次现代化是以发展工业经济（工业化）为基本特征的经典现代化，是十八世纪工业革命后开始出现的；第二次现代化是以发展知识经济（新经济）为基本特征的新现代化，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开始启动。衡量两次现代化实现程度的指标和标准是不一样的。据中国学者对一百三十一个国家的研究，到一九九九年，约有百分之四十七的国家已经完成或基本实现第一次现代化，百分之十八的国家已经进入第二次现代化。
地区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组成部分，在国家现代化开始之时，地区现代化也开始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亦如是。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根据目前现代化水平的高低，把中国的三十四个地区分为四个等次：一个发达地区：香港。第二次现代化指数超过八十点，第一次现代化已经完成。该地区相当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水平。五个中等发达地区：台湾、澳门、北京、上海、天津。第二次现代化指数和第一次现代化实现程度均超过世界平均值。相当于中等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水平。十一个初等发达地区：辽宁、江苏、浙江、黑龙江、广东、吉林、福建、湖北、陕西、山东、山西。第二次现代化指数低于世界平均值但高于三十点，第一次现代化实现程度高于百分之八十。十七个欠发达地区：重庆、河北、宁夏、湖南、内蒙古、新疆、青海、海南、四川、安徽、江西、广西、甘肃、河南、云南、贵州、西藏。第二次现代化指数小于三十点，第一次现代化实现程度小于百分之八十。该机构还得出结论说，在一九七〇～二〇〇〇年期间，大陆内地三十一个地区第一次现代化实现程度的最大差距缩小了两个百分点，但第二次现代化的地区差距在拉大。
何传启等学者认为，如果二〇五〇年国家现代化水平等于全国三十四个地区现代化水平的平均值，可能就低于当年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也就没有完成理想的国家目标。因此，必须有大约一半的地区达到当年世界中等发达国家以上水平，大约一半的地区低于当年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三十四个地区的平均值达到当年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中国必须走新型综合现代化道路，按照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对区域划分采用了“三大片、八大区”的两层次区划方案。北方片包括三个大区：东北地区（黑、吉、辽），华北沿海地区（京、津、冀、鲁），黄河中游地区（豫、晋、陕、内蒙）。南方片包括三个大区：华东沿海地区（沪、苏、浙），华南沿海地区（闽、粤、桂、琼、港澳台），长江中游地区（鄂、湘、赣、皖）。西部片包括两个大区：西南地区（渝、川、黔、云、藏），西北地区（甘、青、宁、疆）。研究结果表明，如果不把港澳台计算在华南沿海地区内，在全国八大区域中，华北沿海和华东沿海是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东北地区、华南沿海、黄河中游、长江中游地区是现代化水平比较高的地区，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是现代化水平比较低的地区。如果把港澳台计算在华南沿海地区内，华南沿海地区就是中国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地区。
学者建议，在国家层面，现代化资源和要素配置，可以大致按三大片和八大区进行。在鼓励北方和南方片快速发展的同时，坚持对西部片的政策扶持。华北沿海和华东沿海地区可以加速推进第二次现代化，华南沿海和东北地区要走新型综合现代化道路，黄河中游、长江中游、西北和西南地区要继续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时重视信息化和生态建设。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在对世界现代化进程和中国一九七〇年以来的现代化进程 进行大量的研究和推算的前提下，对中国本世纪中叶以前的地区现代化的目标和路径选择提出了一系列设想。他们认为，地区现代化的第一个目标是，完成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主要特征的第一次现代化。全国平均大约在二〇二〇年前后完成第一次现代化。就地区而言，中国三十四个地区将在二〇四〇年前后全部完成第一次现代化，进入第二次现代化。如果只考虑地区经济、社会和知识领域现代化，那么，完成第一次现代化的地区个数，二〇一〇年约有八个，二〇二〇年约有十八个，二〇三〇年约二十八个，二〇四〇年全部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等。
地区现代化的第二个目标是，追赶和达到当年世界先进水平。根据“三步走”战略目标，全国在二〇五〇年前后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就地区而言，三十 四个地区达到当年世界发达国家或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地区个数，二〇一〇年约八 个，二〇二〇年约十个，二〇三〇年约十二个，二〇四〇年约十四个，二〇五〇年 约十七个。中国地区现代化，从发展路径角度考虑，应该选择新型综合现代化道 路。新型综合现代化是相对于一般追赶现代化而言的，一般追赶现代化的基本特征 是跟踪模仿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道路和模式，先进行工业化和城市化，然后进 行非工业化和信息化等。新型综合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是两次现代化协调发展，走一 条工业化、工业转移和信息化协调发展、城市化、郊区化和城市扩散协调发展。
中国地区现代化之所以要选择新型综合现代化道路，主要是：其一，只有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信息化和知识化，才有可能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其二，目前中国地区现代化是两次现代化并存，沿海发达地区和大城市地区第二次现代化的因素日益聚集，具备选择新型综合现代化道路的条件；其三，一般追赶现代化道路不适合我国发达地区和中等发达地区，这些地区必须参与第二次现代化的国际竞争。
从发展结构角度考虑，中国地区现代化应选择适度均衡发展道路。主要理由是：其一，中国人口总数世界第一，国土面积世界第三，地区现代化水平不均衡是自然的，也是国力所不能改变的。其二，地区不均衡是客观存在的，但国家如果选择不均衡发展道路，将不断扩大地区不均衡。其三，国家现代化目标的实现，要求各个地区现代化达到一定水平，中国政府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中国经济的实力可以支持适度均衡发展。具体到三十四个省级地区的现代化，不同水平和不同条件的地区现代化道路，不完全相同。发达地区已经完成第一次现代化，只能走第二次现代化道路；中等发达地区可以选择第二次现代化道路，也可以选择新型综合现代化道路；初等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可以选择一般追赶现代化道路，也可以选择新型综合现代化道路，但最好是后者。
在现代化布局上，发达地区和中等发达地区可以选择均衡发展布局，推进都市化、知识化、信息化和全球化；初等发达地区选择适度均衡布局，推进城市群和城市带、新型工业化、知识化、生态建设和农业现代化；欠发达地区选择不均衡布局，推进大中城市、工业化、生态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等。
（三）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在二〇〇四年三月二日举办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2》答辩暨首发式上公布：二〇〇三年，上海、北京、香港三大都市圈的代表性城市仍然是中国最有竞争力的城市。在中国两百个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名中，上海、北京、深圳、广州、苏州、杭州、天津、宁波、南京、温州名列前十位。
这一排名结果是《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2》采用综合市场占有率、城市经济增长率、综合生产率、就业机会、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四个客观指标，利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二〇〇二年的相关数据，对两百个城市的综合竞争力进行了评估、分析。评估结果显示四大特点：一、与二〇〇二年相比较，不少城市的位置发生了变化。武汉、福州、东莞等城市有所下降，芜湖、温州、呼和浩特等城市提高较快。二、中东部的部分城市开始起飞。受东部产业转移等因素影响，中东部的一些城市竞争力快速增长，芜湖、马鞍山、合肥等城市加快发展。三、西部中心城市竞争力提高明显，呼和浩特、南宁、乌鲁木齐、重庆、成都、西安等城市发展迅速，表明西部大开发对中心城市竞争力的提高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四、环渤海特别是山东半岛竞争力提高速度加快。受外资、合资及产业北移影响，秦皇岛、廊坊、威海、淄博、潍坊等城市发展迅速。
《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2》还利用问卷调查和标准统计数据，对两百多个初始指标中的五十个最具竞争力解释因素进行了全面的计量评估和研究，最后得出了人才本体、企业本体、生活环境、商务环境四项分项竞争力的排名结果。
人才本体竞争力排名前十位是：北京、深圳、广州、上海、苏州、厦门、温州、镇江、常州、佛山。在区域分布上，沿海城市人才竞争力较强，而且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反映了经济发展与人才和劳动力的流动之间的高度相关性。
企业本体竞争力排名前十位是：上海、北京、深圳、苏州、广州、南京、天津、东莞、中山、惠州。这些城市主要分布在广东省、江苏省和直辖市，既反映了改革开放政策的经济效应，也说明一个城市的政治资源对企业的重要影响。
生活环境竞争力排名前十位是：上海、北京、深圳、广州、东莞、南京、佛山、天津、苏州、杭州。从地域分布来看，这些城市主要是南方的沿海城市，总体上东南沿海城市的生活竞争力较内地强，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地域特征。
商务环境竞争力排名前十位是：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武汉、南京、杭州、重庆、沈阳。从商务环境竞争力的分布来看，明显是特大城市强于中小城市，反映了特大城市在信息网络、服务设施等方面的优势。
（四）由海内外近百名权威专家和学者共同完成的《（2002—200）中国城市发展报告》二〇〇四年三月二日在北京发布，报告列举了未来中国城市发展面临的五大挑战：
第一，中国内地城市群人口密度过大。目前，北京和广州城区的人口密度分别为一点四万人/平方公里和一点三万人/平方公里。而目前世界主要大城市如纽约、伦敦、巴黎和香港的人口密度最多也只有八千五百人/平方公里。报告专家团的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组组长牛文元在报告首发式上说，城市人口密度过大必然给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挑战。
第二，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中国经济每创造一美元所消耗的能源，是西方工业七国平均的五点九倍， 日本的十一点五倍。
第三，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偏低。二〇〇二年，美国劳动生产率为六万零七百二
十八美元，欧洲国家平均四万三千零三十四美元。同期，中国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劳动生产率为一万零六百美元，京津环渤海地区为六千八百美元。
第四，在于中国首位城市的作用与贡献偏低。目前中国三大主要城市广州、上海、北京的GDP占全国的份额，分别是百分之一点八、百分之四点六、百分之二点五。而纽约、东京、伦敦、汉城的GDP，分别占全国的百分之二十四、百分之二十六、百分之二十二和百分之二十六。
第五，中国三大城市群对于国家财富积累的贡献率明显低于世界经济大国。美国三大城市群（大纽约区、五大湖区、大洛杉矶区）的GDP占全美国的份额为百分之六十七。而中国三大城市群（珠三角区、长三角区、京津环渤海区）的GDP占的份额只有百分之三十八。牛文元说，未来城市发展将向城市经济群和城市经济带延伸。因此，中国必须坚持发展组团式城市群，使之成为国家新一轮财富聚集的战略平台。
上述四大调研报告分别从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路径、中国城市发展与竞争力同国内外相关城市比较分析等不同侧面，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参考数据与评价指标，有其可取的一面。但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发展应当抓住主要矛盾，要对经济社会体中生产方式的整体性变革给予应有的关注。经济增长的速度与社会发展的速度既有相应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发展的本源是围绕着“人”来进行并加以衡量的，人的消费结构改变、人的素质提高、人际关系升华等，无一不同“人”相关联，人的全面发展才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与客观标志。如果从整体上看，小生产方式仍占有相当规模，谈何社会化发展？GDP上去了，人的素质下来了，大部分人的消费结构升级被阻隔了，人际关系不和谐了，生存环境恶劣了，那么这种状态就是高增长低发展，甚至是负发展。
当今，人类的发展观已完成了由狭义的发展价值观，即强调国民生产总值（GNP），到广义的发展观，即注重人类发展指数（HDI）的转变。前者重在“增长”，主要是指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是以产出的量的增加作为目标和衡量尺度的。发展比之增长具有更广泛的涵义，既包括增长所强调的产出的扩大和增加，同时也包括生产和分配的结构与机制的变革，社会和政治的变迁，人与自然的联系，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以及发展的自由选择和机会公平，等等。发展强调的是经济、社会、政治的“质”的变迁或进化。
人类发展指数（HumanDevelopmentIndex）是综合的价值观 ，在经济与道德、效率与公平、工具与目的、眼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上，力图沟通、平衡与和谐，是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环境和谐的系统集成。强调人类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跨越，就大的方面来说应该囊括经济、社会、环境三个方面的现代化。全面发展的三个向度体现了人类发展观自工业革命以来的飞跃。绝大部分国家都把发展看成是经济增长及社会全面进步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文化因素、人的素质因素、科教文卫的作用，甚至价值观选择，均被称为综合国力的有机组成部分来对待。新的发展内容既有物质的发展，也有精神的发展，既满足基本要求，也追求高级需要。
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中国，要从制度上和行动上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需要更多地关注、研究和实施HDI指标。人类发展指标深刻地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人类发展指数设计上既简单又深刻。简单，是因为它没有烦琐地列出太多的指标，而是突出了人类发展的三个基本要素：人均收入水平、人均预期寿命和教育状况。其中，人均收入通过人均GDP购买力平价法（PPP美元）来衡量；人均预期寿命是指出生时人口的预期寿命；教育状况，以成人识字率和人口平均文化程度来衡量。深刻，是因为它强调了人类发展需要达到的某种结果性状况而不是投入性状况。它要求人类发展应该使得每个人过上有收入的生活，健康的生活，以及有教育的生活，这三个方面恰恰是人类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和谐、政治文明的集成性产物而不是分离性产物。
根据人类发展指数，可以把世界上的国家、地区、城市分成三组：低水平的人类发展（人类发展指数为0~0.49）；中等水平的人类发展（人类发展指数为0.5~0.9）；高水平的人类发展（人类发展指数为0.~）。二〇〇一年，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是零点七二一，在世界列一百零四位，属中等人类发展水平，但低于世界人类发展平均水平零点七二二。如果以二〇二〇年进入世界高人类发展水平为奋斗目标，中国以人为本的发展还有相当长的道路要走。
目前，中国社会最普遍存在的就是社会保障、就业、医疗、教育等四大难题。重物轻人的直接后果，就是一些地方的形象工程上去了，“美化”“绿化”加“亮化”，老百姓的生存难题却遭到不应有的冷漠。先以社会保障为例，中国这些年积累的资产国有企业占十一万亿，国有土地二十五万亿，加上国有矿山资源不少于五十万亿。若能有效地利用这笔财富，使之不流失，是完全有希望解决失业、养老问题的。欧洲的社会保障比中国高，从微观看它是资本主义，但在宏观上它通过税收把剩余价值的大头归社会占有，遗产税规定把百分之六十的财产归社会占有，而且用于社会保障，即社会财产的再分配。这说明欧洲的财产观在变，剩余价值、分配方式、分配量等都在变。既然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就理应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所形成的收益最终用在社会保障上。有了社会保障这个平衡器，才能确保市场繁荣，社会稳定，资本安全。再以教育为例，在欧美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中公民的初等、中等教育，部分高等教育均是免费的，俄罗斯与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亦是如此；在古巴、朝鲜这类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公民不仅从初等到高等教育全部免费，甚至连医疗也是免费的，尽管也许是低水平的。而中国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的经费，在边远贫穷地区都难以落实，孩子上高中尤其是大学阶段的教育费用，已经成为许多家庭的一笔重要开支。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二〇〇五年社会蓝皮书》中调查显示，子女教育费用在居民总消费中被排在第一位，超过养老和住房。有关专家认为，“这并不是很正常。”近年来，中国城乡居民教育费用的持续攀升大大强化了居民储蓄意愿，影响了城乡居民家庭消费倾向。教育从幼儿园起就开始交各种赞助费、择校费、择班费，大学生的学费、生活费超出了居民家庭可承受的正常水平，从而导致居民家庭削减当前消费开支，增强储蓄力度。学者们主张，农村的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由中央财政负担起来，这是非常必要的。西部农村地区中小学生的高失学率一直是地方政府的头疼问题。其中很大的原因是教育费用的快速增加，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困难家庭确实是付不起学费。西藏这几年就是把小学、初中学生的所有费用全部由政府统包了，小学生是一年五百元，中学生是一年六百元，使全区升学率有了大幅度上升。
专家们认为，中国要早日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从整体性的改变农民、农村、农业所大量存在的小生产方式抓起，真正减少农民的数量，逐步缩小区域差别、城乡差别、收入差别，最终改变中国社会的二元结构。那种就工业化抓工业化，认为穷的地方搞工业化，有点钱搞城市化，再有钱就率先实现现代化，
只会将人们引入一个发展误区。值得注意的是，关起门来搞城市化将导致社会出现断裂，这是不可取的。因为所有经济发达地区在计算他们的指标时，都不包括外来人口。而我国至少已经有一点四亿农村人口流动到城市，特别是沿海地区，而他们在流入地并没有得到国民待遇，这是一个严重的缺陷。尽管这些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品达到相当的水平，但仍然是只对本地人，一点四亿外来人口创造了大量的经济增量，却享受不到医疗、低保、教育等起码的公共品。社会保障不涵盖外来打工群体，城乡差别在不可避免地扩大，农民的数量也最终无法减下来，中国的现代化将陷入了一个两难选择的境地。这样发展下去，难免拉大地区与地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有违社会主义走共同富裕之路的初衷。这就需要对中国现代化的路径与政策，做一个合理的选择与调整，也才会有一个公正客观评价的基础。
第二节 社会的经济发展价值评判
毛泽东早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撰写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曾就如何评价艺术家们的作品问题，提出了两条很值得重视的标准：一看是否有利于人民大众？二看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在这里，他抓住了衡量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基本环节，即人的发展与其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的发展，它同样适应对于影响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政治决策的社会价值评判。我们完全能够以此为出发点，来建立一套完整的社会价值评判体系，从而对国家与社会的进步与否，乃至程度、范围，做出基本准确的判断。
一套较为完整的社会价值评判体系，应该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以及国家所处的国际地位等等。在这诸多内容及其相关指标中，代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主要经济指标又是其中最重要的指标。生产力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价值评判的根本尺度，是由生产力本身的特性及其在社会结构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社会进步是多方面的。每一领域都有各自的特殊尺度以衡量自身的进步。这些不同尺度反映了各自领域的特点与本质。但是，当我们把社会当做一个整体来对待时，还应当有衡量各个社会形态的进步性的尺度——共同尺度。这个尺度只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整体发展水平。因为一个社会的政治生活、文化生活、道德生活诸领域的发展，归根到底要受生产力整体发展水平的制约。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生产力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一般条件，也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和进步的决定性力量。在社会生产方式中，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总是处在不断发展和变动的过程中。先进的生产力替代落后的生产力，落后的生产力让位于先进的生产力，如此循环往复，进而带动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带动上层建筑的变化，以至带动整个社会的发展。
当然，代表生产力整体发展水平的主要经济指标，但也决不应成为唯一的指标。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生产力的不断向前发展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无论生产关系适应程度如何，它总要有所发展。因为实际上，生产关系也总是在不断地进行调整，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只不过有微调整与大调整、量调整与质调整的区分罢了。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能促进其发展，与生产力完全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桎梏，则最终要被生产力的发展所冲破。在这里我们特别需要强调社会价值评判中的一个基本原则，即既要看决策动机，也要看决策效果，力求把两者统一起来看。对决策动机好，而效果不佳者，则要改进决策，使之符合实际，因为说到底，还是要由效果来看动机。
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究竟如何？首先，最基本得是看一个国家是否已具有门类比较齐全的完整的现代工农业生产体系和完整的教育体系，有没有独立进行现代化生产的基础及相关的物质条件、文化条件，这个问题我国早在六十年代中期就已基本解决。接着，就要看综合国力的发展趋势及其各项经济增长指标。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综合国力一直处于逐步上升趋势，八十年代就已由一九四九年的第十三位上升到第六位。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也在不断得到改善。据一九九〇年统计公布数（以一九五二年为基数），我国国民收入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六点七；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六；反映国家财政实力的财政收入，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十点三；反映我国金融实力的银行资金年底余额增长一百四十倍；反映建设力量增强的扩大再生产能力增长近三十一倍；主要产品产量居世界首位的有谷物、煤、水泥、棉布、电视机、谷物、棉花、大豆、猪牛羊肉、油菜籽等。
自一九七九年以来的三十五年，我国国民经济蓬勃发展、经济总量连上新台阶，是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由弱变强的三十五年，也是成功实现从低收入国家向上中等收入国家跨越的三十五年。一九七九——二〇一二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百分之九点八，由一九七八年的三千六百四十五亿元迅速跃升至二〇一二年的五十一万八千九百四十二亿元。
经济总量居世界位次稳步提升，二〇〇八年超过德国，居世界第三位；二〇〇 一年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由一九七八年的百分之一点八提高到二〇一二年的百分之十一点五。二〇〇八年下半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二〇〇八——二〇一二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超过百分之二十。人均国民总收入也实现同步快速增长，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由一九七八年的一百九十美元上升至二〇一二年的五千六百八十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已经由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上中等收入国家，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经济发展起点低、人口基数庞大的国家，能够取得这样的进步确实难能可贵。国家财政实力明显增强，政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调控能力日益增强。一九七八年国家财政收入仅一千一百三十二亿元；二〇一二年，我国财政收入达到一十一万七千二百五十四亿元，比一九七八年增长一百零三倍，年均增长百分之一十四点六。财力的增加对我国促进经济发展、加强社会保障、减小城乡差距、切实改善民生、有效应对各类冲击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外汇储备大幅增长，实现从外汇短缺国到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的巨大转变。二〇〇六年超过一万亿美元，达到一万零六百六十三亿美元，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一位，目前已达到四万余亿美元，连续八年稳居世界第一位。
我国的经济建设之所以能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时代，仍然保持高速增长。当然离不开毛泽东时代的老一辈在西方国家“封锁”与“制裁”条件下，以自力更生为主在各方面给我们奠定的雄厚基础。如果我国不具有门类比较齐全的完整的现代工农业生产体系和完整的教育体系，没有独立进行现代化生产的基础及相关的物质条件、文化条件，我们是难以取得今天这样伟大的建设成就的。试想，如果没有土地制度的改革，将土地所有权收归国家或集体所有，那么今天遍布中华大地的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等占有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相当部分的基础设施建设，仅征地一项就会把政府弄得焦头烂额。对比国情相似但土地制度改革不够彻底的印度（他们尚未遭遇中国抗日战争那样的长期动乱）经济社会发展在这方面所遇到的重重阻力，我们就可想而知。如果没有五六十年代一大批成建制复员转退的军人与知识青年在祖国边疆组建的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并进行石油大会战，大力修建以青藏、川藏公路与成昆、湘黔铁路为代表的交通基础设施，我们能有巩固的国防进行和平与基本安宁的社会主义建设吗？如果没有以最低成本建于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遍布祖国大地，如今仍在发挥效益的一大批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中国农业的基础产业地位能够得到巩固吗？如果没有新中国建设后普遍开展的扫盲运动与几乎是免费的基本普及小学义务教育，乃至较为完整的中等、高等专业技术教育与全面配套的科研体系，能为八十年代后开展的现代化建设源源不断地提供有一定文化素质的人力资源吗？
同时，在今天这一连串辉煌数据的背后，我们也应看到我国经济发展仍存在着的某些问题，虽然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增长、城镇新增就业、物价总水平等都处在合理区间，但经济发展稳中有忧，下行压力仍然较大，结构调整任务艰巨，风险和挑战不容忽视，各地发展不平衡，有的方面还比较突出。尤其是因公共财政支付不足、贫富差距扩大等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日趋严重，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惕。我们知道，经济增长决不能简单等同于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
第三节 社会的政治价值评判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句名言讲的只是政治的本质属性，作为同“经济”这一概念并列，并相区别的“政治”，则是指人类社会各种关系的协调与处理，其一般地表现为代表一定阶级的政党、社会集团、社会势力在国家生活与国际关系方面的决策和活动。《中国共产党党章》总纲一开头就写明党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际上就是要求广大党政干部和党员，必须时刻关心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衣、食、住、行。这是衡量一个政党是否脱离最广大人民群众，是否获得最广大人民群众信仰和拥护的标准与试金石。是为极少数所谓“社会精英”谋利，还是为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服务；是只让一部分人富起来，还是走共同富裕之路；是推行以金钱为基础的民主与法治，还是切实实施以追求公平、公正的社会道义为基础的民主与法治，两者截然不同。具体地讲，在现代社会中“政治”主要是指运用民主与法治这两个相互联系手段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民主的本意是人民当家做主，但是在现代社会中的任何国家，由于地广人众，人民不可能事事直接当家做主。故而现实社会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是在承认人民是一国权力的最终来源的前提下，制定一系列法律规范和制度程序，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应的政治活动，又谓之政治文明。毫无疑问，社会的政治文明程度最终取决于社会的经济发展程度，但它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从解放初期至六十年代中期看，尽管当时的物质基础较之现在差得多，法律制度也不很完备，但由于执政者政治清明，人们的精神状态乃至社会风气却至今为世人所称道，并曾倾倒过当时许多来华参观访问的外国朋友，这也可谓是政治文明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一大明证。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关于“建设廉洁政治”的提法是第一次出现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体现了党从更高的位置与更宽的视野，对反腐倡廉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建设廉洁政治，就是要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社会政治文明大局中筹划，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体现，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落实。廉洁政治概念的提出，表明我们党不仅仅把反腐倡廉建设看做是党的建设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不仅仅是党内事务，而且是当做关涉国家政治生活和政治建设全局的重要事务对待。廉洁政治把反腐倡廉建设提高到了国家政治建设的高度。建设廉洁政治是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内含了廉洁政治的发展本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现了廉洁政治的发展要求，三者相互支持和促进，是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共同期待。
近些年来，我们鉴于以往的种种教训，在建立具体的民主制度、民主立法、民主保障、民主程序乃至民意通达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加快了民主政治的建设步伐。然而，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对于这一点，我们决不可估计过高。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由我们于五十年代创立的，其优越性本来毋容置疑。它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由选民直接或间接选举代表组成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统一管理国家事务的政治制度。近些年来，它却也屡遭“金钱政
治”抹黑，遭到无情的破坏。试以为人们所熟知的衡阳破坏选举案为例。它缘起于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二〇一三年一月三日，衡阳市召开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五百二十七名，按相关安排将从九十三名代表候选人中差额选举产生七十六名湖南省人大代表。会议期间，部分候选人为当选湖南省人大代表送钱拉票，造成对代表选举工作的严重破坏。自二〇一三年二月接到群众举报起，中共湖南省委随即要求中共湖南省纪委调查。经省纪委初步调查，获取了部分市人大代表在市人大会议期间收受湖南省人大代表候选人送钱送物的情况和证据。四月上旬，中共湖南省委听取了案件初步调查情况汇报后，认为案情重大，性质严重，必须彻底查清，给社会一个交代、给人民一个交代；要求办案机关一定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坚决严肃、扎实稳妥地做好案件查处工作，把此案办成经得起人民和历史检验的铁案，并组成了调查小组和专案组。六月中旬，专案组赴衡阳市开展全面调查，获取了大量书证、物证，基本查清了案件事实：衡阳破坏选举案共有五十六名当选的湖南省人大代表存在送钱拉票的行为，涉案金额达有一点一亿余元，有五百一十八名衡阳市人大代表和六十八名工作人员收受钱物。涉案钱物已退缴到位。十二月，根据我国选举法和代表法的有关规定，湖南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决定，对以贿赂手段当选的五十六名省人大代表依法确认当选无效并予以公告；对五名未送钱拉票但工作严重失职的省人大代表，依法公告终止其代表资格。衡阳市有关县（市、区）人大常委会会议分别决定，接受五百一十二名收受钱物的衡阳市人大代表及三名未收受钱物但工作严重失职的市人大代表辞职。另有六名收受钱物的衡阳市人大代表此前因调离本行政区域已经终止代表资格。十二月二十九日，经省纪委研究并报省委批准，决定对衡阳破坏选举案进行立案调查；对涉案的四百三十一名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进行党纪政纪立案；对在调查中发现涉嫌犯罪的人员，移送司法机关审查。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四日，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以较大篇幅讲述该案，将其与党的建设和国家治理体系联系起来，同时严肃地质问“衡阳的共产党员到哪儿去了”，并一连追问六个“到哪儿去了”。他反复强调，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强化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统一领导，强化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严明党的纪律，坚持不懈纠正“四风”，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努力取得人民群众比较满意的进展和成效。
二〇一四年一月，湖南省检察机关根据前期调查情况，依法对衡阳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左慧玲等五十名犯罪嫌疑人分别以涉嫌玩忽职守罪、破坏选举罪立案侦查并采取相应强制措施。三月，又依法对周骥等七人分别以涉嫌玩忽职守罪、破坏选举罪立案侦查并采取相应强制措施。四月，再对涉案的王常英等四名犯罪嫌疑人立案侦查并采取相应强制措施。五月，进一步对衡阳市委原常委、组织部长、统战部长曾仁忠，衡阳市委原常委、纪委书记肖斌，衡阳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廖解生，衡阳市珠晖区人大常委会原主任邓光忠分别以涉嫌玩忽职守罪、破坏选举罪立案侦查并采取相应强制措施。
八月十八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和湖南省 2家相关法院分别依法对湖南衡阳破坏选举案全部被告人作出了一审宣判。包括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在内的六十九人依法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拘役、剥夺政治权利等。童名谦投案自首酌情量刑，以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法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童名谦在担任中共湖南省衡阳市委书记、衡阳市人大换届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衡阳市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临时党组书记、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期间犯玩忽职守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童名谦玩忽职守，情节特别严重，理应依法从重惩处；鉴于其主动投案自首，认罪、悔罪态度较好，量刑时酌予考虑，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除童名谦案，衡阳破坏选举案其余六十五案、六十八人由湖南省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并提起公诉。十八日，衡阳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胡国初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衡阳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廖解生、左慧玲一审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五年六个月。经调查认定，衡阳破坏选举案涉嫌违反党纪政纪被立案调查的有四百六十六人，第一批四百零九人在六月已被给予纪律处分，加上八月第二批处理的五十七人，违纪人员已经处理到位。此外，对在调查过程中新发现的其他关联人员涉嫌违纪的，已由省纪委指导衡阳市纪检监察机关调查处理。
据了解，这是一九四九年以来公开披露的涉案金额最大、涉及党政官员和人大代表最多的一起选举弊案。针对中央巡视组反馈的执行政治纪律方面的存在问题，中共湖南省委按照中央要求决定在抓好案件处理的同时，坚持举一反三，治本抓源，从不同层面对案件进行总结剖析和深刻反思，并结合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全省组织开展“党纪条规教育年”活动，对衡阳破坏选举案进行剖析反思，以案说纪、以案明法。
有鉴于近些年来党内外腐败之风愈演愈烈，对执政党建设构成严重威胁的态势，中共十八大报告曾用了三个排比词组诠释“廉洁政治”，即“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这样一个总体性的构成目标，以充分体现我们党反腐倡廉的决心与勇气。这个目标系统是由若干子目标构成的。一般来说，政治管理系统由三个基本要素构成：政治权力执掌者——公职人员、公共权力部门——政府及部门、管理过程——权力运行。因此，廉洁政治总目标要通过实现三个子目标来达到：清正的公职人员、廉洁廉价的政府机构、公正透明的政治运作过程。“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是廉洁政治总目标的子目标和基本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廉洁政治的主要途径、措施和表现，三者的有机结合，构成了廉洁政治的完整系统。政治清明，离不开透明公开，必须以干部清正、政府清廉为前提和基础。不可能设想在干部贪腐成性、政府奢华成风的环境和氛围中，诞生清明政治。反过来，唯有建立健全政治清明的体制机制制度，才会造就和催生出越来越多的清正干部，保持政府清廉。同时，“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也是廉洁政治的基本要素，三者缺一不可。其中，干部清正是建设廉洁政治的微观基础，着力解决个体廉洁问题；政府清廉是建设廉洁政治的主要内容，着力解决组织廉洁问题；政治清明是建设廉洁政治的宏观价值，着力解决制度廉洁问题。在建设廉洁政治的总目标与总框架内，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既是一个有机整体，也是一个递进发展的社会系统工程。干部清正是建设廉洁政治的基础，政府清廉是建设廉洁政治的关键，政治清明是建设廉洁政治的核心。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是实现廉洁政治的重要内容和必由之路，没有“三清”，不可能达到廉洁政治的目标。
前些年暴露出来的广东省茂名市买官卖官窝案，则从反面揭示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此案始于二〇〇二年，时任中共茂名市市委书记的周镇宏将所谓“市场逻辑”引入官场，被当地官员视为打开买官卖官“潘多拉盒子”的人，是茂名市买官卖官窝案的始作俑者。他曾被戏称为“周大炮”——因为周镇宏提出来的战略规划几乎都是“放空炮”，只停留在书面上、讲话里，根本没有落到实处。他先后多次收受三十三人贿赂，计人民币两千四百六十四余万元。此外，还有折合人民币三千七百余万元的财产不能说明来源。其实，周镇宏早在案发前的二〇〇七年就已升任广东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这样一个说空话、搞贪腐的人被提拔重用，对继任市委书记罗荫国的刺激极大。到了罗主政的时代，买官卖官就完全公开化、常态化了。因此，茂名案涉案人员职位之高、数量之多、性质之严重，在广东乃至全国罕见。中共茂名市市委原书记周镇宏和其继任者罗荫国、原常务副市长杨光亮、原副市长陈亚春、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朱育英、市委政法委原书记倪俊雄等人先后“落马”，涉案人员包括省管干部二十四人、县处级干部两百一十八人。茂名市辖六个县（区）的主要负责人无一幸免，波及党政部门一百零五个，其中一百五十九人涉嫌行贿买官。
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这里的卖官现象并不是羞羞答答，遮遮掩掩。而是公开的秘密，甚至于明码标价。有些热门岗位甚至还可以竞拍，谁出的钱多就属于谁了。堂堂的地方一级行政机构将各自的权力及大量的行政资源、社会资源等，转化为各人私家囊中的“商品”，他们不仅可以肆无忌惮的销售，不受任何监督，更没有任何的约束。以至于“卖官”这种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在当时不仅公开化、正常化，更演变成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干部任用“逆淘汰”现象。
因为市委书记“示范”在前，更因为不少大大小小官员们头上的乌纱帽都是花了大价钱的，“商品经济”追逐利润的特性，自然让下面的人如法炮制。在茂名官场卖官失去监督，更没人监督的这样一种情形下，官员的职业道德已经失去了底线，为了买官，有的人不惜债台高筑，有的人情愿从银行抵押贷款，更有的人为了买官不惜一切。这种用钱买来的官当然不可能是为了“为人民服务”，而是要在还清债务的基础上有大量盈利。于是就需要继续把权力出租，把老百姓的权益继续兜售。这样既形成了完整的利益链条，又导致更为腐朽的恶性循环。在窝案爆发前的几年里，茂名买官卖官风气畅行，成为官员中半公开的秘密，民间甚至流传着从科长数十万元至副市长数百万元的“价目表”。
据有关办案人员介绍，中共茂名市委组织部原副部长李运容在任期间，无论是干部考察、调整，还是交流、提拔，她都要向相关干部收取“活动经费”，曾分别送给罗荫国等人共计二十一点五万元、港币十五万元、美金两万元。在查处这场腐败案中，有一个细节令人印象深刻：广东省纪检部门立案调查中共茂名市原市委书记罗荫国的当天，办案人员在他家中发现一个还未拆封的信封。原来几天前，茂港区常务副区长谭某，刚刚送上约三十万美元的贿金。信封里赫然附着谭某的简历和名片。他已经在副处位置待了八年，此次是为了能提拔为茂港区区长而“跑官”。于是，谭某成为最后一个给罗荫国送钱买官的人，也成为罗荫国案第一个证据确凿的涉案人。在这样的官场生态中，有些基层干部选择“从众”。信宜有个镇长是中国农业大学毕业生，努力工作卓有成效，每次开干部大会都受表扬，但多年没有提拔。为了升任镇党委书记，他抵押贷款五万元，凑了二十万元行贿，此后很快被提拔，却也因此受到处理。
更为可悲的是，就在这样一个主要领导“引领”腐败之风，“不跑不送，原地 不动；又跑又送，提拔调动”的官场潜规则大行其道的地方，居然多次总结出了 “反腐倡廉”的经验。二〇〇二年，周镇宏出任中共茂名市市委书记后，曾提出了 在当地颇有影响的“十论拒腐防变”，倡导“建立有茂名特色的反腐防腐新体系”。无独有偶，二〇〇八年，罗荫国曾在全国性电视电话会议上介绍反腐倡廉的“茂名 经验”。当地媒体还曾报道，狠抓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的罗荫国坚持做到“四亲自”：亲自部署重要工作，亲自过问重大问题，亲自协调重点环节，亲自督办重要案件。 然而，在涉嫌巨贪被查之后，人们这才发现，罗荫国竟是一名“裸官”，其子女分 别加入了澳门、澳大利亚籍，并在境外置业。“假的就是假的，伪装终将被剥去。”二〇一三年七月，罗荫国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二〇一四年二月，周镇宏同样因受贿、巨 额财产来源不明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 部财产。
当然，吏治腐败不仅仅是利益集团里的“圈钱”游戏与对干部队伍肌体的侵蚀，也带来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乏力。走在茂名市区中心，很难相信这是一个广东发达地区的地级市。事实上，茂名矿产资源丰富，农业比较发达，还拥有得天独厚的深水港口。但从二〇〇五年到二〇一一年，茂名人均GDP在全省二十一个地市
里一直处于中下游，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二〇一四年六月，广东省委在向中央巡视组反馈了茂名窝案的相关整改情况的通报中公布：茂名市领导干部系列违纪违法案件中，涉嫌行贿买官人员达一百五十九人。组织处理结果：降职八人，免职六十三人，调整岗位七十一人，提前退休一人，诫勉谈话十六人。至此，整个案件终于告一段落。
此外，中国内地的一些腐败官员和民营企业老板，利用离岸中心的便利条件，把国有资产和国内资金打往海外公司账号，非法转移到国外。其中许多大案和要案都是通过离岸金融口岸发生的。据了解，仅仅在河南一个省就有童言白、蒋基芳、程三昌三起高官携款外逃事件。这些官员的资金一般都是通过“可信赖”的公司向外转移的，其中一部分是离岸公司。通过这些公司在海外的业务，官员们将自己手中的钱存到该公司境外的账户上或者干脆存到自己境外的账户上。其中，程三昌外逃前早已在新西兰成立了一家公司，他的资金都是通过该公司转移的。据有关统计，中国自一九八五年以来的资本外逃占外债增长比例超过百分之五十，已成为世界上仅次于委内瑞拉、墨西哥与阿根廷的第四大资本外逃国。
又据中国社科院二〇一一年的一份报告显示，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包括“裸官”在内的各种贪官等有一点八万人外逃，携带款项八千亿元人民币。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全球金融诚信机构公布的一份报告则称，从二〇〇二年至二〇一一年的十年间，从五十五个发展中国家外流的黑钱总额高达五点九万亿美元，其中中国黑钱外流总额位居榜首。新加坡“一个亚洲”新闻网称，中国一些腐败官员掠取了大量非法资产后，在国外逍遥法外。据公安部的数据表明，二〇一三年至少有五百名官员逃往国外，其中大多数人藏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欧洲、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报道还称，中国一些贪官和亲属不仅在境内享受特权所带来的各种好处和便利，同时还拥有外国护照或者是其他国家的永久居留权，他们把大笔资金以各种方式转移到在国外设置的账户，对此民众深感不满。
为了回应社会关切，近年来中国公安机关持续开展缉捕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工作。二〇〇八年以来，已先后从五十四个国家和地区成功将七百三十余名重大经济犯罪嫌疑人缉捕回国。特别是自二〇一四年开始，在中纪委的协调组织下，最高检、公安部、外交部、人民银行等多部门将打击外逃贪官提上新的议事日程，吹响
了中国境外反腐追逃的冲锋号，让境外不再是贪官的“避罪天堂”。公安部于七月二十二日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全国公安机关从即日起至年底，集中开展“猎狐204”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专项行动。这条消息立即引起一直关注中国反腐败的国际媒体热议。有关人士披露，目前有关部门不断加大外逃嫌疑人的信息完善程度，“已经有相当一批嫌疑人的动向被掌握，犯罪嫌疑人落地海外就告平安的妄想已经难以实现。”
根据公安部专项行动的安排，各地方公安机关也成立了相应机构。公安部提请法院和检察院发布通告，敦促外逃嫌疑人投案自首，并动员其亲属规劝回国。除此之外，还建立有奖举报制度，对协助抓捕贡献特别突出的，公安部将直接给予奖励。根据北京市公安局公布的消息，为此而设置的有奖举报制度，“奖励经费总额不封顶”。这次缉捕外逃经济犯的专项行动，是中国全面深化反腐的一项有力措施。过去，腐败分子和经济犯罪分子在位时，通过各种手段侵吞国家或他人资产，偷汇出国，然后一走了之。对于这种危害国家和社会的犯罪行为，必须果断采取行动，而且早就应该如此。现在开展的行动，首先是对那些逃到国外的经济犯罪分子产生强大震慑。其次，也能在国内起到有效抑制贪腐和其他经济犯罪的作用。除了事后追逃，中国还应该通过制度构建，尽量在源头上杜绝经济嫌犯外逃。比如加强对国内向国外汇款的监管，特别是要严查地下钱庄。我们完全可以同其他国家建立类似中美金融互惠协议的合作，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在加强国际金融监管，也能形成对腐败分子或经济嫌犯的震慑。
众所周知，新中国建立以后，党中央高度重视法制建设。一九五四年九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当年宪法草案初稿曾在全国政协、各大行政区和省市领导机关、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八千多人中进行了八十一天的广泛讨论。宪法出台的印迹在历史上留下了这样的统计数字：参与讨论的人们共提出修改意见五千九百多条；经研究修改后向全国公布，交付全国人民进行广泛地讨论。在其后的两个多月内，全国共有一点五亿人参加讨论，提出一百一十六万多条修改补充意见和问题，这些意见和问题经吸收修改后提交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在如此广泛的全民讨论的基础上制定国家宪法，这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属罕见。”目前，我国的法制建设已经取得了相
当大的成绩，由在宪法统领下的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 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七个部类构成，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与 地方性法规等三个层次在内的中国法律体系已基本建立起来。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引入，与之相关的我国法律法规在不断完善。根据二〇一〇年的法制建设报告：截止二〇〇九年三月，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有二百二十九件，行政法规近六百件，地方性法规七千件，总数在七千八百三十多件。与此同时，一方面法律越来越多越 细，普法宣传的任务也越来越重；另一方面也相当严重地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 严、知法犯法等问题。执法难度也越来越大，案发率及违法现象总是有增无减，这 种倒挂现象不能不令人担忧。人类社会当然需要与时俱进，逐步做到事事有法可 依，但我们认为培养人们自觉遵守法律的意识更为重要，特别是执法者的率先垂范 与公正、公平是法治建设的第一要素，因为再好、再全面的法律制度也要依靠人来 掌握与执行。
至此，我们还不妨将连资本主义国家也视为“毒瘤”的赌博、吸毒、走私、黑社会组织……等由于法治不力所产生的社会丑恶现象在新中国的再度泛滥成灾作一简述，以期引起人们更为广泛的重视，并加以根治。
第一类社会丑恶现象：赌博之风盛行，“官赌”尤为领先。据新华社二〇一四年十月十一日题为《中央首晒“官赌”浙江广东最严重》的报道称：“整治查处党员干部参赌涉赌案件六千一百二十二起，涉及七千一百六十二人。”这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中央晒出的一份清单。专家称，官员赌博过去只有零星的公开，此次“官场赌风”首次大规模暴露在公众面前，意味着这一曾被忽略甚至有些“隐秘”的问题，成为反腐败突出的焦点。过去，有人认为赌博只是一种游戏和爱好，涉及“私德”。现在大家都认识到，“官场赌风”危害的不仅仅是党员干部的形象，更潜藏着诸多公权力的“腐败暗道”。
“赌博是一些干部贪腐导火索”。梳理各地晒出的整改成绩单，分区域来看，党员干部参赌涉赌的问题在三十多个省区市均有出现，其中浙江涉案人数最多，查处党员干部参赌涉赌案件一千五百七十五件，党纪政纪处分一千五百四十四人；其次为广东，查处党员干部参赌涉赌案件一千一百一十四起，处理一千一百二十七人。据分析，由于各地查处、执行标准不一，所以上述数字并不能绝对显示出一个地方“赌风”的盛衰。而且，从全国范围看，实际发生的可能案例比公布出来的更多。
在已公布的案例中，涉赌金额巨大、后果严重是重要特征之一。排除那些“上 不封顶”的“贿赂式”赌博和动辄过亿的官员“巨赌”，一些被当做“小赌怡情”的牌局数额也是非常大的。以贵州麻将为例，以十元为底，一把牌下来就可以赢上 几百元；如果以五十元为底，一把就是几千元；有些人打得更大，一把牌输赢几万 元几十万元也很正常。“党员干部一旦沾上赌博就很难回头，当其深陷其中不能自 拔，有限的收入难以满足赌瘾时，很有可能利用职务之便，利用手中的权力贪污、 受贿、挪用公款筹集赌资，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二〇〇〇 年以后查处的官员赌博案件数量和比例均逐年上升。以杭州市为例，二〇〇〇年，杭州查出党员领导干部参赌案件占全年查案总量百分之二十二、二〇〇一年占百分 之二十七、二〇〇三年则占到百分之三十六。与此同时，跨境赌博、巨赌官员也早 已不是个别现象，动辄贪污挪用数亿元公款的官员参赌案件开始出现。
二〇〇四年，中纪委、中组部联合下发的《关于严肃查处党员和干部参与赌博的通知》明确规定：“对参与赌博活动的党员，要按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有关规定严肃处理，是党员领导干部的，要从重或者加重处分”“凡是参与赌博的领导干部，要一律予以免职。”专家认为，根据已经公开的信息，近年来各地鲜有治赌新规定出台。时下，随着“反四风”活动，治赌新政也应该跟上。党员干部赌博呈现“农村强于城市，基层强于高层”的趋势。同时，网络赌博、赌球赌马等新兴赌博方式逐渐出现，应该及时关注，并且采取手段加以整治。
第二类社会丑恶现象：贩毒吸毒屡禁不止，严重危害青年一代。被人称之为“白色瘟疫”的贩毒吸毒，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又悄悄地潜入了神州大地。这个曾经几乎毁灭了中华民族尔后又被新中国政府于一九五二年赶尽杀绝的白色妖魔，再次从魔瓶中飞出，促使嗜毒者走上偷盗、卖淫、杀人犯罪的道路，导致倾家荡产，身心摧残，失去良知、理性、尊严、节操……根据公安部禁毒局公布的数据，截至二〇一四年十月，全国登记在册吸毒人员二百七十六万人，按国际惯例估算，实际吸毒人员超过一千三百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年耗毒品近四百吨。其中，三十五岁以下的青少年占登记在册吸毒人员的百分之七十五，成为我国吸毒者中最大的群体。吸毒给社会和个人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全国每年因吸毒造
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数千亿元，间接损失超过万亿元。据北京市公安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二〇一四年以来，北京市抓获毒品违法犯罪嫌疑人七千八百余名，同比上升百分之七十一点九，其中演艺人员占查获吸毒人员总数的百分之零点一五，无业人员占百分之九十三点一。北京禁毒志愿者总队的官方微博介绍，吸毒费用不菲，相关调查显示，每个成瘾的吸毒者一天需花费一百元至一千元不等的毒资，如此高额的消费，一般家庭是根本无法承受的。据了解，当前吸食海洛因等阿片类毒品的人数在下降，吸食像冰毒这样的合成毒品的人数在上升。公安部禁毒局的数据显示，合成毒品因其兴奋、致幻等特殊功效越来越受到吸毒者的青睐和追捧，滥用人数年均增长百分之三十六。冰毒、摇头丸和K粉等合成毒品的滥用多发生在KTV、酒吧、舞厅等娱乐场所，不少娱乐场所可以直接购买，吸食非常方便。吸毒不但给吸毒者及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也给社会和个人带来了严重的危害。相关数据显示，毒品问题严重地区百分之六十至八十的“两抢一盗”案件系涉毒人员所为；百分之八十的吸毒女从事卖淫活动；全国现存活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和病人中，有百分之十九点三是注射吸毒所至；滥用毒品导致的精神失常、行为失控、暴力攻击、自杀自残、毒驾肇事等极端事件以及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等人间悲剧时有发生。毒品对社会巨大的危害，使得公安部门对毒品犯罪的打击不遗余力。公安部禁毒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二〇一三年，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十五点一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十六点八万名，缴获各类毒品四十四吨，同比分别上升百分之二十三点九、百分之二十六点八和百分之三十一。
与之相关联，据北京体检中心二〇一三年九月一份调研报告显示，目前我国艾滋病感染者人数差不多突破了一百万，最新的艾滋病感染人数来自于二〇一一年，两年过去了，仅二〇一二年一至十月份，中国艾滋病新发感染六万八千八百零二例，平均每月都有六千八百余例，合计去年一年艾滋病新发感染者突破七万例。统计数据又表明，中国还有百分之五十六的艾滋病感染者没有被发现，那么也就是说，很可能二〇一三年一年的真正的艾滋病感染人数应该超过十四万例。这无疑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大隐患。公安部门曾对吸毒人员的职业构成进行过调查，其中个体户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些年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一些个体经营者成了腰缠万贯的阔佬，他们花天酒地，一掷千金，什么都玩腻了转而追求“吸毒”这种时髦享受，用以弥补空虚的灵魂。甚至认为谁有钱吸毒，谁就有本领、有派头、有地位、有影响，吸毒竟然成了某些人炫耀身份，显示经济实力的标志。
应该说，我们党和政府对吸毒者的惩治是严厉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曾专门制定并颁布了关于禁毒的决定。缉毒人员的工作也是卓有成效的，一九九二年八月三十日，我国政府甚至不惜动用两千余名武警官兵对已形成国际毒品聚散地的云南平远地区，实行大规模军事扫毒，打响了大陆武装扫毒第一战。据当时的云南省委副书记、省政法委书记尹俊透露，仅一九九二年他们就缴获毒品五吨，其中海洛因四吨多，占全国收缴毒品的九成以上；破获毒品犯罪案件五千多件；抓获贩毒人员七千余人，其中判处死刑的四百六十四人，死缓和无期徒刑的逾六百人。
再以一个一步步变为制毒贩毒大毒村的广东陆丰博社村从为例。近几年，全国各地破获的毒品案件上线不断指向汕尾陆丰市，一个来自公安部禁毒局的数字是：二〇一二年底陆丰生产的冰毒已占全国缴获总量的百分之三十四点三，二〇一〇至二〇一二年，全国共有二十四个省区市破获一千三百二十四起冰毒案件涉及陆丰。博社村又是陆丰制毒贩毒的第一大村，在这个人口过万的村庄里，制毒贩毒行为几乎是公开进行，两成村民直接或者参股参与制毒贩毒行为，也是最难攻破的“堡垒村”。警方经秘密调查得知，制毒已经是博社村的一个重要产业，形成了地下产业链，规模惊人。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广东省警方对这个村子展开了雷霆扫毒全力出击！公安部门调集三千多名警力，捣毁制毒工场七十七个，抓获了一百八十二名犯罪嫌疑人，缴获冰毒两千九百多公斤。大规模突击行动从半夜就开始了，一直到天亮仍然没有结束，一百零九个抓捕小组，对盘踞在村内的多个制贩毒团伙展开集中收网。
为了这次行动，公安部门从全国各地调集了公安、边防、武警等各种警力，甚至还有海上快艇和警用直升机投入了抓捕行动。抓捕中的种种发现，让常年从事禁毒工作的公安干警们都为之震惊。在这些贩卖毒品的违法分子中，最大的毒枭竟然是一个年仅二十七岁叫蔡昭荣的年轻人，他是这次收网行动要抓捕的重点人物之一。要抓捕的头号人物，则是涉嫌充当博社村制贩毒人员保护伞的汕尾市原人大代表、五十一岁的原村支书蔡东家。他十几年前曾经在深圳做生意，早期也曾参与制贩毒，近两年主要是充当保护伞。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二日，蔡东家的堂弟——博社村的制毒元老蔡良火在广东惠州被抓，作为堂兄的蔡东家，两次赶赴惠州，随身还携带了七十万元的现金，四处奔走，想要把人捞出来，而这已不是他第一次出面捞人。另外，在这次收网行动期间，还有十二名涉嫌充当制贩毒保护伞的人员被抓。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全是陆丰当地的警察，其中有三名所长、一名副所长，还有一名中队长，包括甲西镇派出所的两任所长庄永川和姜振全，其中，庄永川在甲西镇派出所任所长十二年。整个甲西镇是陆丰制贩毒问题最严重的一个镇，这次清剿的博社村，就是属于甲西镇的。与它相邻的北堤派出所情况更为严重，包括所长副所长在内的八名警察无一幸免，全部背弃了职责，甘当毒贩们的保护伞。
第三类社会丑恶现象：边境大量走私，偷逃关税。据了解，这一活动也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在这之前的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七九年，我国海关查获走私案件的案值总计仅一点五亿元。步入九十年代之后，走私日趋猖獗。据海关总署统计，仅一九九八年至二〇〇二年的五年间，全国海关共查获走私案件五万五千七百五十五起，案值四百三十点三十七亿元。他们曾连续破获了多起海关内外勾结的走私大案，切实加大了打击与防范力度，才使一度猖獗的大规模走私真正得到有效遏制。此前，在南中国海形成的一股股走私浪潮曾波及到一些企事业单位，他们利用资金雄厚，顾客众多，结算方便等优越条件，披着“技术维修”“开发引进”等外衣，堂而皇之地进口电器成套配件。不但逃避国家许可证管理减少了国家财政收入，而且冲击了国内市场，抑制了民族电子工业的发展。尤其是那些唯利是图的组装厂家，因缺乏技术条件与监测标准，制造的产品质量低劣，又极大地损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利益。沿海一些以走私为常业的走私分子干脆明目张胆，闯关走私，由专营走私船舶发展到摩托“飞艇”走私，像当年英帝国主义的炮舰护送鸦片走私一样，组成分为探路艇、截货艇、盯梢艇、掩护艇等承担不同任务的摩托艇队，明火执仗地与海关对着干，甚至有意制造撞沉缉私专用摩托艇事件，致使海关人员被卷入海浪壮烈牺牲。更有甚者，走私分子打入内部，由自然人为主犯罪转向法人组织集体犯罪，使人们面临更为艰巨复杂的反走私任务。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曾在全国造成恶劣影响的山东省乳山市特大走私香烟案则是典型一例。乳山市商业局原局长刘起山勾结威海市边防分局、乳山市公安局的有关负责人，在当地党政领导的支持下明目张胆地进行走私犯罪。其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走私单位大肆行贿，有关
工作人员徇私舞弊，收受贿赂，执法部门与走私单位共同对抗查究。走私最直接的危害是国家税收，偷逃关税给国家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在我国，每年因走私流失的关税总额难以统计，但从具体案例可见一斑：一是我国最大走私案厦门远华集团走私案，该案涉及案值五百三十亿元，偷逃关税三百亿元，相当于一九九九年海关关税收入比重的百分之五十三，相当于一九九九年GDP比重的百分之零点三十四。二是深圳惠威工贸有限公司走私案，该公司仅在两年时间内就成功走私食用油两百六十七船次，共计八十二点七万吨，偷逃应缴关税二十四点七七亿元。三是香港耀科国际公司走私案，耀科国际是三星在内地的最大授权手机分销商之一，短短三年时间，该公司通过非法销售手机等手段，共隐瞒三点零四亿元销售收入，偷逃税款超过一点零四亿。
又据海关总署二〇一二年九月发布的统计数：二〇〇三年至二〇一二年八月，全国海关共立案侦办走私犯罪案件一点三三万起，案值一千四百五十三亿元；立案调查走私行为案及违规等其他违法案件四十九点五万起，案值两千三百四十二亿元。十年里，中国海关在“联合缉私、统一处理、综合治理”的缉私体制下，综合运用刑事与行政两种执法手段，有效遏制了大规模走私势头，有力维护了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另据海关总署网站二〇一四年三月消息，仅元旦、春节期间的一至二月全国海关查获走私案件两千二百七十五起，案值四十点四八亿元，对四百五十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由此看来，打击走私，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一刻也不能放松。中国走私活动猖獗，直接损失是国家的财政收入，而最终影响的是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试想，一个国家的走私活动得不到有效控制，怎么建立良性循环的市场秩序？怎么维护公正公平的竞争环境？政府应当一方面健全完善的市场准入制度，另一方面建立规范的市场经济秩序，从根本上铲除走私赖以生存的基础，才能在更大的范围、更广的领域、更高的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全面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经济发展水平。
第四类社会丑恶现象：“黑社会组织”现象泛滥成灾。这个历史上严重困扰过旧中国大都市社会治安的毒瘤，在大陆曾一度被新中国政府彻底摘除，没有安身立命之处，现在却也在发展壮大起来。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随着海峡两岸关系不断升温，台湾客大举涌入大陆之际，台湾黑社会以及不法分子也将一系列违法
犯罪勾当搬到了大陆。其犯罪内容包括：在大陆发展黑社会组织贩毒与走私军火、烟酒、中药材；非法倒卖外汇及套汇、拐卖妇女到台湾卖淫、伪造货币以及政治渗透、聚赌、酗酒闹事、嫖娼等等。曾被台湾警方列为“十大要犯”之一的杨双伍，曾潜伏在厦门活动，且长达半年之久。一九九三年审理的特大向台走私军火案的十四名被告中，有八名来自台湾，且多为黑道人物。在台湾的近十个黑社会堂口中，已有“竹联帮”等堂口的人马借探亲旅游之名，开到厦门这个新的码头寻觅“生存空间”，并已成为福建社会治安的主要危害因素之一。除了有组织的集团犯罪外，台湾黑社会人士对大陆的社会丑恶现象泛滥成灾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一家名为“台商驻厦门办事处”的机构，竟然是台湾客嫖赌的黑窝。当然，大陆许多青少年受国外、港台打斗片耳濡目染影响，而自发建立起来的黑社会组织，也已不是个别现象。对此，我们决不可掉以轻心，更不能任其发展！
令人遗憾的是，近些年来，大陆的黑社会组织现象已愈演愈烈，似乎已形成尾大不掉之势。首先以沈阳市刘涌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为例。这个组织从一九九五年末初步形成至二〇〇〇年七月初被沈阳警方打掉，在四年半时间里，共计作案四十七起，致死致伤四十二人，其中一人死亡、十六人重伤、十四人轻伤，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十四项罪名。这样一起涉及多名被告人、触犯多种罪名、持续作案多年、先后作案几十起的典型的黑社会性质犯罪案件，无论在辽宁省还是在全国，均属罕见。
刘涌黑社会集团犯下的累累罪行天怒人怨。沈阳市一位人大代表曾尖锐地质 问：“为什么这个黑社会集团能如此长时期地发展并持续作案？”“是谁纵容了刘涌黑社会集团？”“为什么这个黑社会集团的背后能够撑起一把如此强大的保护伞？”当然，也许有人会认为，相当一部分被害人在暴行面前选择了沉默，他们表现出来的软弱和妥协，直接助长了刘涌黑社会集团的嚣张气焰。然而，事实上受害者的担心似乎也并非多余。有检察官就明确指出，司法机关打击犯罪不力，极少数警察甚至不但不履行打击犯罪保境安民的职责，相反以不作为的方式起到了纵容该黑社会集团犯罪的作用。涉及本案的朱赤、刘军（刘涌之弟，时为和平分局探长）、 房 霆、孟祥龙等人在案发前都是公安干警。他们与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刘涌同流合污，对这个组织中的犯罪活动视而不管、闻而不报，甚至直接参与
其中。一九九九年一月发生在沈阳娱乐城的刘涌枪击李俊岩案，当时身为警察的朱赤、刘军、房霆等均在现场。但是，他们却不依法履行职责，致使刘涌逍遥法外两年零六个月，得以进行多起伤害犯罪以及非法经营、偷税、行贿等其他犯罪。刘涌讲：“我走到哪都愿意带警察，他们身上有枪，有安全感。”在刘涌的多次犯罪活动中都有警察出现，如大卫营娱乐场所的伤害案、潮州城酒店鸣枪案、沈阳浴乐城酒店伤害案、沈阳市第四医院手术室门前的伤害案等，他们在这些犯罪活动中都充当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司法正义之剑在金钱与人情织就的关系网面前失去锋芒，赴诉无门的被害人面对暴行噤若寒蝉，这使得刘涌的专横跋扈、随意砍杀、滥伤无辜达到疯狂的程度。两米多高的案卷记录了刘涌黑社会性质组织包括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共四十七起犯罪事实。记录在纸张上的一桩桩血案，给被害人留下的却是无法抹去的阴影。近几年来，有个别被害人顶着压力不断上告，也有人大代表联名督促破案。但在长达四五年的时间里，他们没有等到任何说法。在各部门有限的督促过问中，靠着精心罗织的庞大的关系网，刘涌每次居然都能化险为夷。
直至二〇〇三年八月十五日，这起轰动全国的刘涌特大黑恶案在审判历时三年多之后，终于落下了“帷幕”。作为终审法院的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刘涌自一九九五年以来，以沈阳嘉阳集团为依托，先后勾结被告人宋健飞等人为骨干成员，组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以暴力、威胁或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歹，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孟祥龙等人的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了沈阳区域的经济、社会秩序。被告人刘涌及其行为分别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而刘涌又系该组织的首要分子，应该按照其所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论罪应当判处死刑，但鉴于其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以及本案的具体情况，对其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被告人宋健飞则在宣判后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
其次以广东省阳江市许建强、林国钦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为例。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三日，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称霸阳江一方长达十五年的“锤头笠”许建强、“卤味钦”林国钦等四十三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进行了一审宣判。认定许建强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等十七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林国钦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非法经营罪等八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该组织的主要成员李建定被判处死刑；黄勃、林月允被判处死缓；蓝忠明、冯亨被判无期徒刑。一审宣判后，许建强、林国钦等三十名被告人及两个被告单位以不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量刑过重等为由，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案的二审于二〇一〇年八月十二日开庭，十月二十一日宣判。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重点围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进行了全案审查，维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五十四个判项中的四十六项。对许建强、林国钦、李建定、黄勃以及林月允等黑社会性质组织主要成员的判项全部予以维持。对上诉人蓝忠明的故意伤害罪改判十五年有期徒刑，但数罪并罚后决定执行的刑期不变，仍然是无期徒刑。上诉单位阳江市银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及上诉人陈叶庆、张志有等的定罪量刑被改判或部分改判。
二审法官认为，“该案既是黑社会性质犯罪又是死刑案，我们采取了最为严格的证据审查标准，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严格依照立法解释的四个特征进行把握，确保罚当其罪”。从组织特征看，许建强及林国钦等人已分别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且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且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有组织、纪律性。从经济特征看，许、林等通过开设赌场、聚众赌博、强迫交易、偷税等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开设或入股控制了一系列公司、企业，聚敛了巨额财富，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从行为特征看，许、林等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七十余宗，在阳江地区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从结果特征看，许、林等人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不同程度地控制了阳江地区部分海鲜、冰条、螺仔、煤气、河沙、三鸟、客运、物流、水泥等行业，严重破坏了阳江地区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两个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主要成员以许、林为中心聚集；在实现组织利益、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过程中，均需服从他们指挥。许、林既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又是领导者。在量刑方面，许建强因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犯非法买卖枪支弹药、爆炸物罪，判处无期徒刑等，导致其被判处极刑的是故意杀人罪，跟其暴力特征明显也是相符的。作为迄今为止广东省涉案人数最多的黑社会性质案件：一是社会影响大，
是公安部二〇〇九年公布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七大典型案例之一，共有四十三名被告人、四个被告单位；犯罪时间横跨十五年；二是工作量大，全案卷宗材料多达六百六十多宗，摞起来高达十多米，一审判决书超过六十万字，二审判决书超过五十七万字，像两本厚厚的大书。阳江黑社会案可以说创下多项广东刑事审判史之最，如此重大、复杂的案件，的确是一次“大考”。二审对该案案犯的处理既没拔高也没降格，经得起历史检验。
再者，以四川省刘汉、刘维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为例。刘汉、刘维是何许人也，因什么案件成为犯罪嫌疑人？这还要从一起闹市枪杀案说起。二〇〇九年一月十日，四川广汉市鸭子河堤的露天茶铺坐满了喝茶的人们，谈笑声此起彼伏。突然，一辆捷达车停在一家茶铺前，三名年轻男子下车后疾步而入，径直走向一桌客人，走在前面的年轻人掏出枪，朝桌边一名毫无防备的中年男子开了三枪。突如其来的枪声让其余茶客四散奔逃。被枪击者的同伴徒手反抗，但紧跟而来的两人持枪向他们射击，枪声“像炸鞭似的响了好多下”。不到一分钟，开枪的三个年轻人迅速乘车离开，留下了三具布满弹孔的尸体和一地的弹壳，现场还有两名无辜群众被流弹击伤。公然在闹市开枪杀人，重大的案情震惊全国。公安部挂牌督办之下，犯罪嫌疑人张东华、文香灼、旷小坪、袁绍林、孙长兵等人被抓获。他们交代，命案的幕后主使是被害人之一陈富伟的死对头、当地“名人”刘维。在当地百姓看来，刘维的名气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他是广汉有名的企业家、慈善人士，还担任过二〇〇八年北京奥运火炬手；另一方面，他是当地“操社会”的老大，身边有一群敢打敢杀的小兄弟，控制着当地赌博游戏机、高利贷、建筑砂石等多个行业。刘维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光环”——刘汉的亲弟弟。随后四年，尽管公安部将刘维列为通缉犯，四川警方多次实施抓捕，刘维都无法归案，其间的一些细节耐人寻味。
案发不久，警方根据掌握的线索传唤刘维到公安局接受讯问。刘汉以四川省政协常委的身份打电话给四川省公安厅某领导说，“家里人等着他吃年饭”，要刘维回家。一个多小时后，刘维便被放回。虽然警方不时接到群众举报刘维藏身线索，但每次抓捕行动都“差之毫厘”、人去楼空，刘维总能“绝处逢生”。事实上，直到最后被抓获，刘维一直躲在广汉。专案组还查明，刘汉明知刘维涉案，却在其藏匿期间两次去看望并提供生活用品。二〇一一年，刘维写信说自己需要钱用，刘汉拿出五十万元转交刘维。
蹊跷的案情引起高层的高度重视，公安部指令北京市公安局成立专案组，并跟踪督办侦查。随着侦查的深入，专案组发现，刘汉涉嫌包庇窝藏、刘维涉嫌故意杀人仅是冰山一角，可能还存在一个以刘汉、刘维等人为首的特大涉黑犯罪集团。因此，专案组对刘汉、刘维及其涉黑犯罪集团骨干人员实施抓捕，近三十名组织成员在一夜之间归案，并连夜押解到北京接受讯问。随后，又有数十名涉案人员相继落网。北京市公安局将前期侦办情况向上级作了汇报。中央政法委、公安部研究决定，自四月十七日起，将案件移交湖北省公安机关侦办。
二〇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至四月十九日，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等七个审判法庭内，控辩交锋激烈地进行着。在公诉人与被告人、辩护人的唇枪舌剑中，在二十名证人的当庭陈述中，在如山的罪证材料前，尽管刘汉等被告人对指控予以否认或部分否认，但这一特大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种种特征愈发清晰，其严密的组织结构、庞大的成员队伍、约定的帮规诫约、雄厚的经济实力、严重的社会危害，公之于法庭之上。
——从组织特征看，该组织人数众多，组织者、领导者明确，骨干成员固定，呈金字塔结构。刘汉是塔尖，他和刘维、孙某某同为该组织的组织、领导者。唐先兵、孙华君、缪军和旷晓燕、陈力铭、曾建军、文香灼、旷小坪、詹军等十人为骨干成员。刘岗、李波、车大勇、仇德峰、肖永红等二十人为一般成员。该组织内部分工明确，刘汉负责决策和指挥整个组织的运转，孙某某负责执行刘汉指示及汉龙集团日常经营管理，刘维主要负责领导曾建军、陈力铭、文香灼等人充当打手保镖，为该组织排挤打击对手，以黑护商。
——从经济特征看，该组织通过敲诈勒索、垄断赌博游戏机市场、放高利贷、骗取贷款、非法经营、虚开增值税发票等犯罪活动大肆敛财，并将非法所得用于购买枪支、弹药、刀具、车辆等作案工具，资助作案人员逃跑藏匿逃避打击，为组织成员发放工资奖金、购买住房、毒品，通过行贿骗取政治资本获得社会地位等。
——从行为特征看，该组织成员在作案过程中手段残忍、气焰嚣张，先后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非法拘禁等重大刑事案件数十起，致多人死伤。
——从危害性特征看，该组织通过非法持有枪支、暴力打杀在社会上形成威慑。同时，刘汉等人千方百计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寻求保护，攫取暴利，巩固和扩张其社会影响力，使该组织称霸于四川成都、德阳、绵阳地区，势力几乎遍及整个四川。
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指出，刘汉等人组织、领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在广汉市、绵阳市、什邡市等地存续近二十年，成员多达三十余人，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数十起。刘汉指使、纵容、认可其组织成员实施故意杀人犯罪五起，主观恶性极深，手段特别残忍，社会影响极其恶劣，后果和罪行极其严重，应依法惩处。刘汉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和首要分子，应当对该组织所实施的全部罪行负责。刘汉、刘维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等罪，均被一审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据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官方微博通报，八月七日上午九时，该院分别在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法院、赤壁市人民法院、嘉鱼县人民法院同时公开宣判刘汉、刘维等五上诉案，维持一审对刘汉、刘维的死刑判决。二审法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刘汉、刘维伙同他人网罗上诉人唐先兵等，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该组织存续二十年，成员多达三十余人，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通过有组织地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非法拘禁等违法犯罪活动数十起，非法持有、买卖枪支二十支，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共造成八人死亡、多人受伤等严重后果；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和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纵容，称霸一方，在四川省广汉市、绵阳市、什邡市等地形成重大影响，并对广汉市的赌博游戏机行业形成非法控制，该犯罪组织依法应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同时认定：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及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有关人员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予以驳回，维持原判。
正义可能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审判的性质最为严重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它的宣判标志着以刘汉、刘维等人为首的特大黑社会性
质组织的覆灭，彰显了社会主义法律的尊严，表明了政法机关捍卫公平正义的鲜明立场，更体现了党和政府依法治国、打黑除恶、保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坚定信念和坚强决心。
第四节 社会的文化价值评判
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生产力以及创造的物质、精神、政治文明财富的总合。它包括文学、艺术、科学、哲学、教育、体育、政治、宗教、道德法律等等。文化作为观念形态，是指人们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观念的产物。同时，文化作为这种产物的积淀，由于认识和历史的局限而产生反应的滞后，就会出现先进与落后的区别。作为先进的文化与精神文明同义，是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的产物和表现。因此，文化作为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中介形式，有着整合和推动社会前进的功能，具有超前性、批判性和预期的前瞻性，它是引导和推动社会前进的精神力量。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根脉所在。世界上各国的差异，各民族的差异，经济发展的差异，无不体现出文化的差异。
文化价值观念影响着、制约着人们在社会活动过程中的行为及彼此发生的各种关系，影响着各种习俗、规范、制度，影响着人们的生产活动方式、经营管理方式、市场交换方式的文明程度、文化程度。人的文化活动就是主体将自己的内在需要、价值尺度以及愿望、目的、兴趣、爱好等主体因素外化并凝结到对象身上，使之变为对自己生存发展有意义的价值物的过程。在这里，我们先侧重于评述社会文化中的社会风尚、对人的艺术熏陶以及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文物的保护。
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与之相适应，这个社会的主流文化对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形成并选择根本的价值标准、行为规范、思维方式影响极大。然而在当今社会，我们不能不遗憾地指出，虽还不能说国家的主流文化已发生了根本性的位置颠倒，但在某些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已不是新文化了，有事实为证：
（一）作为社会时尚重要方面的“红色消费”（婚事）“白色消费”（丧事），
近年来，两者的相互攀比、铺张浪费、恢复封建社会之陋习、旧习都是相当惊人的。仅以后者为例，据辽宁省鞍山市早在一九九〇年的调查，操办丧事的总费用支出平均达两千元，高者逾万元。按年死亡率为百分之六点二八计算，每年至少有七百二十万人死去，全国一年的“白色消费”高达两百亿元人民币左右，相当于七个第十一届亚运会的投资，举办两次二〇〇〇年奥运会的开支。
当然人死了，家属亲友为了表达自己的哀思，适当的祭奠是无可厚非的，问题是有的借此或慷国家之慨，或搞封建迷信活动，不仅给死者的家庭带来了严重的经济负担，也有损于精神文明建设，助长了社会的奢侈之风。如福建省某市兄弟四人为父亲办丧事，出殡时动用汽车、摩托车一百二十多辆；还有十六匹骏马，马后是十六人抬的棺木；棺木前拉出的麻绳由二百多人牵着，配有两套乐队、一个高跷队，四名道士打道场，唱殇歌……整个葬礼共支出十万余元。
人死后火化是我国自五六十年代即开始倡导的殡葬制度改革措施，八十年代之前是执行得比较好的。然而近些年来土葬之风盛行，尤其是在一些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奇缺的教育经费得不到补偿，被看成是国家的事，而修坟建碑却风行一时，并已由传统的“椅子坟”向园林式陵墓发展。福建某市年仅四十余岁的范氏夫妇，早早为自己修下了坟墓，墓碑高四点七米，宽一点九一米，墓地面积达一千零五十三平方米。为了修墓还专门修了条长八十五米、宽两点五米的临时公路，共花费十二万元。一些陈规陋习，封建迷信也乘机死灰复燃，摆放纸牛、纸马、纸人，在死者手上戴纸戒指，搞所谓“左手金”“右手银”等，甚至在空阔的场地上用纸扎起两层高楼，房内家具、彩电、冰箱、电扇、电话一应俱全，门边还停放着汽车、摩托等。尽管是道具，却也花费甚多，这一切在火光中顷刻间化为灰烬。在这里，政府部门所一贯推行移风易俗，丧事从俭的社会新风尚已荡然无存，这不能不说是社会的一大退步。
（二）从人们经常耳闻目睹的文化艺术生活看，这些年来固然也涌现出一些催人奋进或娱乐性强而无害的优秀艺术作品，然而迎合某些人低级情趣，非法制造的低劣精神产品也不在少数，它扰乱了公共文化传播领域里的秩序，是对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极大削弱。据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羊城晚报》报道称，一个自诩为“湖北武汉市歌舞团超奇歌舞狂夜”的演出队，竟然在广东省潮阳县和平镇练北
影剧场公演脱衣舞，一夜两场（前座票价 5元，后座票 0元）。音乐声中，身着紫红色睡袍的少女翩然而出，扭了几下，便在众目睽睽中，把衣服一件件脱下来，一丝不挂地扭来扭去，并用手抚摸身上，谓之“少女洗澡舞”，接着又是裸女“浪漫舞”“开放舞”之类，公演裸体节目并非一日，却得不到及时查处。这种连在资本主义世界也不被普遍接受的“艺术”，居然在中国大地上堂而皇之地公演，不能不说是极大的遗憾！
事过十余年，类似情形非但没有收敛，艳舞反倒“跳进了泸州烈士陵园”。据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二〇〇五年一月二十八日报道，四川省泸州市烈士陵园本来是广大市民缅怀革命先烈的地方，然而每到夜里这里却成某些不法分子提供色情服务的场所，市民对此意见很大。烈士陵园始建于一九五五年，是由四川省委、省政府、省民政厅、泸州市批准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烈士陵园中央的革命烈士纪念碑上面，刻有革命老人谢觉哉的题词，“人民幸福日增长，烈士英名千古扬”，对面是一座革命烈士纪念馆，里面陈列着各个时期在川南地区牺牲的先烈们的事迹。陵园内安放着六十四位烈士的遗骸，每逢清明时节，都有近五万名学生、军人和群众到这里进行扫墓，缅怀先烈，平时还有不少群体到这里进行入团入党仪式，追忆先烈。
然而，提供色情服务的忠山宾馆娱乐城就位于陵园内革命烈士纪念碑旁二十多米处。白天这里十分肃穆平静，晚上就变得灯火辉煌。工作人员称，来这里消费的客人们可以随意挑选“小姐”，并享受所谓的“一条龙服务”，特色服务是艳舞表演，即脱衣舞。提供“服务”的人有自称是医学院学生的。一个缅怀先烈、启迪后人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竟然成了公然提供色情服务的场所，一边是革命先烈的安息之地，一边是艳舞的舞台；一边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一边却是色情服务的场所。这不是莫大的嘲讽吗？而娱乐城的经营者们已习以为常，烈士陵园的管理者也见怪不怪，有关部门更是熟视无睹。为了创收，就把烈士陵园变成了藏污纳垢的场所。我想，只要是稍有血性的人在此面对先烈英灵之时，是难以保持自己心灵的宁静的。
（三）自上个世纪末以来，中国大地上还掀起了一次次文物大走私的恶浪，令有识的炎黄子孙痛心疾首，它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来说无疑是一场真正的浩
劫。据统计，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〇年，仅内蒙古、陕西、青海、河北、甘肃、浙江、安徽、山西等八个省区，就有两万五千余座古墓葬、古文化遗址被盗掘。在参与盗墓者中流行一句“名言”：“要致富，去盗墓，一夜变成万元户。”他们由三五成群到成百上千，从偷偷干到明火执仗；从手工挖掘到机械操作，甚至使用炸药，更有甚者则直接从博物馆里盗窃珍贵文物，乃至稀世珍宝。河南省巩县就出现过集团化、智能化、现代化的盗墓犯罪团伙。他们出动时携带枪支弹药，动用现代交通工具，有计划、有目的地对准历史名人墓或大古墓搞“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并与走私集团勾结，形成挖、销、运、偷（出境）地下网点流水线，往往使有关部门望而兴叹，难以破案。据了解，仅上海市就有近千人非法从事文物交易，广州海关曾查获的一辆运输车夹带走私文物大案，一下子就查出两千二百一十七件禁止出口的古董，从明、清上溯到元、金，直到新石器时代的文物应有尽有。难怪有位外国人目睹中国文物界现状后宣传：过不了多久，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就会转移到美国和其他国家……如果他的话不幸言中，我们这一代将要成为被后世所谴责的中国历史罪人！
尽管上述种种社会文化现象，目前尚不能构成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主流，但它必然会对社会成员的立场、思想和生活方式产生极大影响，而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是从主流文化中的规范文化、审美文化、认知文化等去寻找自己判断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尺度的。对此，我们决不可掉以轻心，需要不断根治腐朽、丑恶的文化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进行思想文化方面的创新。
与此同时，我们也有必要就如今“文化”概念中观层次下的科技与教育进行社会价值评判分析。恰如姜井水在《社会系统论》中所言，科学技术的突出地位与重要作用主要在于：一是科学技术虽然本质上属于“精神生产力”的一部分，但它始终是与物质生产力融合为一体的。在物质生产力的三个要素中无论是劳动者，还是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都蕴含着科学技术的因素和成分。二是物质生产力水平的高低是以蕴含在其中的科学技术的含量作为评价尺度和标准的。现在人们之所以把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发展中国家，一类是发达国家。前者是因为其物质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含量相对较低，后者则相对较高。三是科学技术在物质生产力的三个要素中的含量高低，是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社会生活水平，军事国
防实力和外交地位高低的标志。这一点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仍然如此。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也曾指出：“科学革命是人认识客观世界的飞跃，技术革命是改造客观世界的飞跃，而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又会引起全社会整个物质资料生产体系的革命，即产业革命。”一个社会或国家的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的整体发展水平，往往决定并制约这个社会或国家的各种产业的发展速度。因为它们是构成生产力要素的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没有科技同经济的结合，就没有现代化，因而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必须依靠科技进步；而科技进步，又取决于人的智力的资源开发，依赖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归根到底，人是生产力的决定性因素，只有通过开发智力资源，才能将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巨大的现实的生产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作用已越来越明显。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日本等战败国之所以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从被占领分割的一片战争废墟上，迅速崛起为当今的“世界经济巨人”，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他们均得益于战前就已高度发达的居世界领先水平的科学技术与教育，以及由此而构建的人的整体素质，而人的整体科学文化素质的高低与现代经济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密切联系。
旧中国的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十分落后，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起，就有不少有识之士，大力宣传“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思想。然而，在一个连国家主权也难以维护的人口众多的贫穷国家里，这只能成为一种良好的愿望。新中国成立后，科学教育事业得到普遍重视并迅速发展，尤其是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前后，数百名立志报效祖国的高水平的科学家从欧美各国陆续返回中国大陆，成了填补我国空白学科和加强薄弱学科的生力军。然而时至今日，我国总体科技实力较之美国、日本、德国、俄罗斯仍有一定差距，在科研装备、科研体系、科技输出、科技成果向科技产品的转化率等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准相比有明显不足。近些年，由于我国实施了“科教兴国”战略，提出了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方针，大力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经济发展方式已逐步转变到依靠科技进步上来。中国研究开发人员二〇一一年总量达两百八十八万人，居世界第一位，大量高素质的研发人员，无疑为产生大量的发明专利提供了极好的人力资源基础；同时中国的研发投入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位于美国之后。二〇一二年中国的研发投入占GDP比重的百分之二，达到一万亿元人民币。随着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和创新环境不断得到优化，国
内各主体的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作为科技进步重要指标之一的“发明专利申请量”持续强劲增长，相应带动授权量的稳步上升，已位居世界前列，但仔细分析起来仍显得不够，主要表现在：一是申请量大但专利授权量不大。二〇一二年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超过五十三点五万件，而同年的授权量为一十四点四万多件，仅为申请量的四分之一强。二是专利量大但发明专利量不大。我国的专利分为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三种，其中发明专利的创造水平及科技含量最高、审查程序最严、质量最有保证，国际上所讲的专利多指发明专利。而二〇一二年度我国授予的一百二十五点五万件专利权中，发明专利为二十一点七万余件，仅占总量的百分之十七点三。三是发明专利总量大，但国内的发明专利量不大。多年以来，在中国授权的发明专利中，一半以上的权利人为外国人。截至二〇一一年底，我国共计六十九点七万件有效发明专利中，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才占总量的百分之五十点四，首度超过国外在华发明专利拥有量。即使是中国的权利人中，还有相当多的是外资企业。事实上，从二〇一一年国内有效发明专利量看，排在前三十位的企业有十五家是外资（含台资）企业。四是PCT专利（指专利申请人通过国际《专利合作条约》条约向多个国家申请专利） 申请量分布极不平衡，集中在个别行业、个别地区和个别企业。我国PCT专利申请总数已处于世界前列，但过于集中在通信产业和华为、中兴两家企业的申请。二〇一一年中国的PCT申请量为一万七千四百七十三件，其中仅来自深圳的就达七千九百三十三件，占全国总量的百分之四十五点四；而华为、中兴两家企业的PCT申请量又占深圳的百分之五十八点七，占全国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七。五是总量高但人均数量低。二〇一二年，中国每万人口的发明专利拥有量已达三点二三件，二〇一一年仅为二点四件，而同期日本高达一百零五点三件，韩国为九十六点一件，美国为三十五点六件，差距十分明显。此外，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国内拥有的专利较少。因此，基于上述比较，中国要更加注重发明专利、海外专利以及核心技术的专利。
此外，根据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发表的《国际竞争力报告》，我国二〇〇〇年的科技竞争力居世界第二十八位。二〇〇一年，我国科技竞争力的国际排名提高到第二十六位。二〇〇二年科技竞争力的国际排名又上升一位，列第二十五位。可见，虽然我国的科技实力相对薄弱，但从总体上看，近些年在国际上的科技地位一直呈
上升趋势。在技术贸易、高技术产品进出口方面，有一定竞争力。高科技研究开发也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在航天技术与核技术、超导材料研究等一系列高科技项目研制方面居世界领先水平，并已初步建立了航空、航天、核能、微电子和电子计算机、海洋开发、生物工程、新材料、光电子及通信工程等高技术产业体系。虽然，我国具有科技人力资源总量优势，但在总体科技资源要素匹配上存在明显缺陷，人均科技资源配置过低是造成人力资源难以充分发挥作用和产出效益较低的原因之一。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形成的高科技投入和科技人才高待遇的政策，为发达国家长期保持经济、科技上的优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不但有利于充分开发和利用本国的科技人力资源，同时也吸引了大批发展中国家的优秀科技人才为其服务，使发达国家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持续保持优势。从更深层次上讲，在科技资源配置上的差距反映出的是国家在科技创新能力和科技人才竞争上的差距，对我国发展科技创新能力，实现高科技产业化非常不利，我们必须在未来的发展中缩短这种差距。
再从教育方面看：新中国成立前，全国学龄儿童入学率仅为百分之二十，人口中文盲率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十五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低于美国和英国一八二〇年的水平。一九四九年九月，由毛泽东主席签发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并规定“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让更多人接受教育，提高人民受教育水平和文化素质。如今，我国许多地方的教育事业从无到有，从单一的启蒙式教育到由婴幼儿至成人的在职教育，已门类齐全，体系完整，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首先是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教育体系。二〇〇九年，全国共有在校生二点六亿人，专任教师一千三百九十六点二万人，各级各类学校五十五点二万所，遍及全国城市和农村。现已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免费教育。全国小学净入学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九点四，初中毛入学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九，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百分之三点五八以下。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分别达到百分之七十九点二，已接近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同时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实现了教育发展史上的历史性跨越。二〇〇九年，全国高等教育在学人数两千九百七十九万，毛入学率为百分之二十四点二，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全民教育普及和发展，
使我国十五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超过九点五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接近十二点四年，均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具有高等教育文化程度人口数达到八千二百万，从业人员中具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人数已位居世界前列。特别是二〇一〇年六月二十一日，党中央审议并通过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0—2020年）》。它立足于中国未来发展，提出了人才强国战略，作出了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战略部署。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人口平均教育投入、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等主要指标，不用说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就是与俄罗斯、古巴甚至朝鲜这样的新兴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尤其是每年尚有一大批在国内受过良好教育的优秀大学生与科技人才流失国外或逾期不归，这一“失”一“出”，也将给我国的科技与教育事业，乃至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后劲不足。这些都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继续在深化科技教育改革方面做文章，力求取得新成效。经济发展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决不能以忽视科学文化教育为代价，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仍然要大力推进“科教兴国”战略，以切实提高全体国民素质与国家综合实力。
第五节 社会治理与道德价值评判
究竟应当如何解析当今中国社会的治理状况与人们的普遍心态，进而作出相应的社会价值评判。我们认为，由徐艳红、袁静、谭峰执笔，于二〇一四年九月发表在《人民论坛》的“当前社会病态调查分析报告”可见一斑。这一调研报告，从归纳公众反映较多的社会病态入手，再对主要的社会病态进行解析，最后提出应当反思的相关问题，读来颇受启发。
（一）当前十大社会病态
超八成受调查者认为当前社会处于亚健康状态，“信仰缺失”“看客心态”“社会焦虑症”位列当今社会病态前三项。“若请您为当今中国社会的健康程度打分，从零到十，分值越高越健康，您的诊断是？”选择五分及四分以下的各为百分之二十四点四和百分之五十七点七，选择六分以上的仅百分之十七点九。如果将“五
分”视为社会肌体健康的警戒线，那么有超过八成的受访者认为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亚健康状态。
当前，中国社会总体运行状况良好，反腐败之风正紧、八项规定深入人心、经济发展持续稳定、生活规范有序，但由于中国正经历急剧的社会转型，社会结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等各方面交叠变化，难免有诸多不适应、不协调，这也使得社会病态成为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突出问题。社会病态是社会常态或者健康状态的反常状态，是对社会中存在的问题、矛盾、冲突、混乱等现象的总体概括。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通过深入调查采访和梳理提炼，初步整理出如下十三种公众反映较多的社会病态。
、娱乐至死：崇尚个人享乐主义，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
2、看客心态：阿Q式的冷漠、麻木与围观，崇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处世哲学；
、习惯性怀疑：社会诚信危机导致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和安全感，从而怀疑一切；
4、审丑心理：丑闻成为丑闻制造者的通行证，假恶丑盛行、越骂越红；
5、社会焦虑症：因工作、生活、养老及未来无法预期等而长期紧张与不安；
、信仰缺失：价值多元化下存在信仰与道德有关的精神危机，道德赤字与坏账凸显；
、暴戾狂躁症：粗暴野蛮、乖张残暴，易怒且好走极端甚至危害社会；
、“鸵鸟心态”：逃避现实，“掩耳盗铃”，面对压力与困难采取回避态度；
9、思考恐惧症：鹦鹉学舌，人云亦云，对于谣言或他人观点，不假思索，附和跟风；
0、网络依赖症：对网络及移动媒介上瘾，产生依赖，沉溺在虚拟世界中不能自拔；
、炫富心态：展示、炫耀财富，虚荣心作怪，自卑心理的另一种反映，炫耀是为了获得满足感；
2、初老症：未老先衰，心比实际年龄老得快，过早放弃追求、过早妥协；
、自虐心态：骂共产党、恨体制，甚至获得体制内好处越多的人骂得越凶。
综合调查数据，我们发现，“信仰缺失”“看客心态”“社会焦虑症”“习惯性怀疑”“炫富心态”“审丑心理”“娱乐至死”“暴戾狂躁症”“网络依赖症”“自虐心态”位列当今十大社会病态。
（二）对五种突出社会病态的调查与分析
、关于“信仰缺失、道德滑坡”。近九成的受调查者认同“信仰缺失、道德滑坡”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病”。传统中国是一个乡土社会，强调以道德和信仰形成社会规范来规约各种利益主体。但调查发现，当今社会有高达百分之八十八的人（完全认同、比较认同者分别占0.2%和2.%）认同“信仰缺失、道德滑坡”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病”。近年来在网络上频发的公开求包养、炫富事件，以及沸沸扬扬的各种娱乐丑闻“门”更突出地说明了中国人当下信仰缺失和道德迷失状况。
在回答“哪类群体信仰危机最严重”时，超过半数的网友（占比5.5%）认为信仰缺失主要表现在官员群体身上。这样的调查结果并不奇怪，“大师”王林事件曝光后，“官场迷信”再度成为舆论关注和讨伐的焦点。部分官员“不问苍生问鬼神”折射的是他们“权位观”和“为民观”的偏执与错位。官场迷信是一面照妖镜，照出的是其背后官场腐败的危险信号。贪腐官员的所作所为，很大程度上是信仰缺失、精神缺钙所致。信仰缺失削弱了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影响党员干部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公信力。
“信仰缺失”的原因有很多，其中百分之五十点八的网友认为“制度层面，一些不道德的现象没有受到制度的惩处，反而成为一些人效仿的对象”是造成这一病症最主要的病因。“没有漏洞，就没有缺憾”，信仰与其说是束之高阁的繁文缛节，倒不如归为行之有效的典章律法。除了制度方面的原因，“唯利是图”的市场经济和多元价值取向的冲击则分别以百分之二十点八和百分之十五点一的比重位列第二和第三大因素。这说明信仰还受到经济因素和认知层面的影响。
2、关于“看客心态”。“看客心态”并不特定在哪类群体上表现更明显，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看客。超过八成的网友认为“看客心态”是当前社会普遍存在的顽疾，其中认为这一心态“很普遍”“较普遍”的网友分别占百分之六十三点七和百分之二十五点五，仅有百分之零点三的网友认为这一现象在社会中并不存在。可见，“看客心态”已不再局限于学术探讨，它已成为“飞进寻常百姓家”的流行
语。概括来说，看客心态即是社会中的每个人只要在不涉及自身利益的前提下所表现出来的“事不关己”的情绪和态度。当回答，“以下哪类群体的‘看客心态’最普遍”时，“说不清，因人而异”得票最高（占比.%），就受访者来看，看客心态并不特定地存在某一特定人群，社会上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看客。当今社会，老人摔倒讹诈路人、见义勇为遭人冷眼、好心少女帮孕妇却被杀等等事件的发生，让“好人有好报”一说变得如此苍白无力，由此演变的“看客心态”逐渐成为“路人”自保的护身符，“宁少一事不多一事”渐渐成为社会大众的普遍心态。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官员群体也成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主要群体，占比百分之二十六点九，这个数据高于知识分子、白领阶层、青少年等其他群体。官员是看客，更多的是与其高高在上、拥有权力、占有资源、享有话语权却往往不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有关，在强拆的冷漠中，在截访的无情中，在灾祸面前的微笑中，均有官员的身影闪现，这些都严重影响着官员的形象。
调查结果显示，“冷漠和麻木的负面示范效应极易导致恶性循环，造成更多的社会矛盾和问题”（4.9%）和“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思潮泛滥，会严重影响公民的道德素养”（25.%）成为“看客心态”最大的危害。从宏观角度来看，看客心态不仅是一种孤立的病态，还是可以导致“多米诺效应”的“原罪”，如果处理不好会导致一连串的社会问题；从微观角度来说，“看客心态”是一种腐蚀剂，这种心态如果长期存在下去，会侵蚀健康的人生境界、破坏高尚的道德情操。
、关于“习惯性怀疑”。“政府公信力下降”成为“习惯性怀疑”这一社会病 症的主要祸根 。当被问及“习惯性怀疑”的表现时 ，“政府说什么都不信”（4.2%）、“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感”（5.2%）、“怀疑食品、药品的安全性”（.5%）、“对医生的职业道德不信任”（.0%）是社会各群体认为的主要表现形 式。与习惯性怀疑的表现相对应的，“政府公信力下降”（24.0%）、“社会诚信缺 失”（22.4%）、“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不力、惩处机制不完善”（.%）、“特定职业 人员缺乏职业精神”（4.%）成为“习惯性怀疑”这一社会病症诱发的重要原因。 今天，这种“不相信”、怀疑一切的情绪成为公众的集体意识，已然渗透进多数中 国人的生活：吃饭不相信食品的安全性，出行不相信铁路行业解决买票难的能力和 诚意，上医院不相信医生没有给自己多开药，打官司不相信司法会公正……诚然，
怀疑有时候是一种进步，但社会公信力下降导致的信任危机却值得关注，不相信政 府，不相信专家，更不相信媒体等已构成了当前社会上一堵亟待翻越的“信任 墙”。与此同时，得票率为百分之三十二点六的弱势群体成为易患“习惯性怀疑”症的第一大人群。这一方面源于弱势群体占有极少的社会资源，在知识经济的社会 中，他们无法凭借丰富的信息资源了解社会诸多现象背后的原因，只好采取“怀疑 一切”的态度来面对未知的世界；另一方面在于弱势群体享有较低的社会认同，怀 疑一切的心态其实也反映出他们的无奈与无助。
4、关于“娱乐至死”。此次调查中，有百分之六十一的受访者认为“娱乐至死”是社会流行的病症，官员群体和青少年群体成为最易感染人群，其中认为这一病症“很普遍”和“较普遍”的分别占百分之三十二点七和百分之二十八点三。这说明了，娱乐之风、享乐之气已成为社会各界广泛认同的社会疾病。究其原因，“社会价值观体系紊乱，缺乏健康的公民文化土壤”50.4%、“逐利主义、拜金主义驱使下‘一切向钱看’所致”（4.9%）、“权力操控文化市场，管得过严、过宽、过死，导致真正有价值的文化产品‘难产’”（4.%）是导致“娱乐至死”病症的前三位原因。正如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王雪野所言，“当今，从电视到电影，从报刊到新兴媒体，无不充斥着以感官刺激为表象、穷尽低级搞笑、卖弄噱头之能事”。在这个急速转型的社会里，娱乐被民众曲解为享乐，娱乐演变成一种文化产品，它需要借助市场来满足消费者各式各样的需求和欲望。享乐主义代替了娱乐品质成为了最直接的消费形式。从调查中可看出，官员群体（.5%）和青少年群体（2.%）成为这一社会病症的主要人群。中国现有制度的缺陷放纵了官员的越权行为、减少了违法乱纪的成本。如果说官员群体的娱乐是“明知故犯”，那么青少年群体的娱乐则是“无知者无畏”。青少年崇尚一切形式的刺激，意欲尝试一切新鲜的事物，他们的娱乐心态也是对未知世界的一种冒险和窥探。
5、关于“暴戾狂躁症”。高达百分之八十五点三的受访者认同当前社会弥漫着较为严重的暴戾狂躁症，其中选择“严重”和“比较严重”的分别占比百分之三十九点八、四十五点五。“知识分子群体”“城市白领阶层”两类社会群体最为理性。冷静“易偏激、动怒，恶语相向”（42.5%）、“动辄以威胁他人或自己的生命为解决 之道”（24.4%）、“恶性事件中手段残忍”（24.%）成为暴戾狂躁症排名前三的表
现，而“弱势群体”（.%）则被认为是患有“暴戾狂躁症”最为显著的群体。缺乏机会、缺少资源，被剥夺、被挤压等“标签”是社会对这类群体的刻板印象，“在看不到任何可能的出路之时，暴力方式就成为非常可能的选择”，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如此分析。
而事实上，暴戾与狂躁又紧密相随，暴戾以“饮鸩止渴”的极端化方式图一时之快，暂时缓解了问题，却也起到了极为负面的示范效应，催生出更多的绝望者走上暴力之路。其冲击的不仅是社会的安全防线，更深刻影响着社会心理——在一个心理失衡与安全感匮乏的社会，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成为其中的“弱势群体”。
相较而言，“知识分子群体”“城市白领阶层”两类社会群体在受调查者看来是最为理性、冷静的群体。尽管从严格的社会阶层分类定义出发，这两类群体较难并列，但他们身上强烈的职业辨识度与职业特征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公众的判断，即人们普遍认为，一般意义上的城市中产阶层有责任、也有能力担负着一个社会“稳定剂”与“缓冲器”的重任，也理应发挥缓和社会矛盾、消弭社会裂痕的作用。
归纳病因，“社会不平等加剧，弱势群体被剥夺感强”（42.4%）首当其冲，成 为诱发“暴戾狂躁症”的第一诱因。其次是“法治不健全，公民法制意识淡薄”（5.9%），而“压力型社会，个体易产生焦虑感，负面情绪易被激发”（4.0%）、“人际关系淡薄，充满不信任，易偏激、动怒”（2.9%），属于社会“暴戾狂躁症”的次属诱因。显然，在公众看来，与日常生活层面的因素相比，社会结构与制度机 制上的问题更为根本。
（三）从系列调查数据应当反思什么
首先，高度重视社会病态乱象，加快培育社会核心价值观。当前社会病态种类复杂，充分凸显了社会失范的现状堪忧，值得高度重视。夹在传统与现代、新与旧、乡土与城市转型之间的个人，物质上极大繁荣，精神上漂泊无依，为了逃避生活的不确定感，人们需要社会供给价值、意义，需要某种指导，并从指导中获得安全感。当问及“您认为以下哪些是导致中国社会‘亚健康’的原因”时，在受访者看来，“失：传统向现代急剧转型，新的尚未建立、旧的被迅速打破，游戏规则、伦理道德等重塑过程中沉疴积弊泛起”（49.5%）是造成当前社会“亚健康”的首要原因，“乱：全面深化改革的‘深水区’，跨越发展陷阱的关键时刻，社会乱象多等
导致的适应不调”（占比.%）和“杂：价值多元、诉求多样、真善美与假恶丑并存”（2.0%）排在第二、第三位。从以上结果来看，社会转型期，秩序规则重塑、道德失范、价值多元是造成当前社会“亚健康”的重要原因。通过什么样的机制举措来培育民众新时代的核心价值观以凝聚人心，如何构筑和谐文化以促进社会的团结稳定，不啻为一个值得思考的大课题。
其次，发展中的问题还是要靠发展来解决。“在您看来，治疗社会病症、消解负能量最具疗效的药方是什么？”调查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更加注重公平、使改革红利惠及更多人 ，使个人生活更有尊严、发展更有保障”位列第一（占比54.%），而“政治体制改革需继续推进，从体制上机制上根除社会漏洞”（占比42.%），居第二位。纵观世界各国，社会病态凸显是社会急剧转型期的常态现象。治疗社会疾病还须回归本源，发展中的问题还是要靠发展来解决。调查发现，受调查者对“生活更有尊严、发展更有保障”更为期待。
再次，“社会之病”的治愈还需从执政党做起。“社会之病”是时代的投影，社 会之病从根本上说还是“人心”之疾，折射的是人的理想追求和精神状态。当前的 社会病态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人心”的失衡，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可 能出现了一些不和谐，这不仅仅是经济发展问题，更是集“素养、心性、价值观”等为一体的文化问题。在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多的利益诉求和不断凸显的社会矛盾时，如何努力涵养人心，凝聚人心，培养民众积极健康、乐观进取的良好心态，对 于掌舵社会航向的执政党而言，无疑是摆在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当人们面对上述种种社会现象做出社会价值评判时，当然需要用社会公共道德指数来加以衡量。任何一个国家或社会，其思想道德整体水平的高低，即人的精神风貌与思想素质的高低，同样是衡量社会进步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
所谓“道德”是什么呢?“道”是行为的原则，“德”是行为的效果，“道”与“德”的相互作用，可以展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其反映这种关系的行为准则与规范。我们可以从道德观念、道德关系、道德判断等三个方面对当今社会具体加以考察分析：
（一）从道德观念上看，社会公共道德体现的是人们对行为善恶、正邪的一种认识。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自人类文明史开辟以来，人们对于自身之间各种关系
认识的长期积累的结晶。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阶级固然会有相对不同的道德观念，然而作为社会性与自然性融于一体的“人”，他们之间也会存在某些共同的基本道德观。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在注重经济改革与建设的同时，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思想道德建设，致使一些早已根绝的社会丑恶现象死灰复燃，某些人的社会道德观念发生异化，甚至认为只有“娼盛”才能繁荣经济。这是对新时期改革开放精神的歪曲，“色情服务、卖淫嫖娼”，既损害了女性的人格，又导致了社会的堕落，是任何一个倡导文明社会的建设者都不能容忍的。连曾担任台北市长的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也一度敢于宣布在其辖区内取缔色情服务业，号称“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大陆更理应大力清除之。
但事与愿违的是，三十余年来，大陆的卖淫嫖娼活动几乎是“遍地开花”，已 由宾馆、饭店、公园等场所，迅速向影剧院、歌舞厅、酒吧、发廊、出租屋、路边 店乃至各种高低档服务行业发展。为获取高额经济收入，性工作者们采用色情“三 陪”（陪坐、陪酒、陪舞）、异性按摩招揽顾客，放任、包庇、容留淫亵乃至公开卖 淫嫖娼等大行其道。那些从事淫亵活动的性工作者，甚至将这一活动的相关内容分 成不同项目及程度收费，有的老板则直接鼓励并要求服务员提供色情淫亵服务。而 让国人为之震惊的，则是二〇一四年二月九日中央电视台再次播出的东莞市色情业 暗访调查。据了解，目前东莞市酒店数量超千间，包括七十八家星级酒店（五星级 20家、四星级2家、三星级2家）和十八家待评的星级酒店，是国内星级酒店密 度最高的地区，投资总额保守估计超过三百亿元，看来东莞市如此卖力打造的“休 闲娱乐产业”似乎已成为拖累这座城市的累赘。即以当日被曝光的知名的“太子酒 店”为例。该店成立于一九九五年，注册资本一千一百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文艺演 出、卡拉OK歌舞厅等，“另设分支机构经营公共浴室（桑拿）”，公司的董事长竟 然是身为全国人大代表（事发后被罢免）人称“太子辉”的梁耀辉。特别具有讽刺 意味的是，他二〇〇七年曾被评为东莞市“富而崇德杰出人物”；而二〇〇八年的 胡润百富榜中，梁耀辉旗下产业即显示有太子酒店。当年，他以二十亿元个人财富 位列“百富榜”第四百零六位；而今，他以运用性工作者创造的所谓“莞式标准”卖淫服务之娴熟为更多人所知。毋容置疑，“莞式标准”背后是一条“庞大SEX产
业链条”，从短信制播、化妆品市场到酒店业、按摩服务业等等。据二〇一〇年估算，在东莞市大约有十万性工作者，仅这些人置妆就直接养活了包括首饰销售、专门化“小姐妆”的摊位、运送性工作者的自行车夫、保护色情产业场所的黑性质打手、专事运送顾客的小汽车、夜宵美食摊主等在内的数万人，很多从业者都表示，这是比做工厂更好赚钱的生计。东莞市的色情产业甚至带动了当地对医药的需求，据说辉瑞公司曾包下了东莞市几乎所有的五星级酒店开年会，而它的产品“伟哥”，想必是所有人都知道的。
事实上，与高档酒店的卖淫相比，更为严重的是活跃在东莞市村镇一级的低档暗娼。东莞市村镇经济发达，二十八个镇个个都跻身于全国千强镇行列，巨大的经济能量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淘金者。因而，东莞市“黄患”之重，应当是重在基层、重在底层。二〇一四年初，东莞市扫黄之后，媒体曾报道大量年轻女子逃离当地，但后面更详细的报道是，绝大多数性工作者只是从那些富丽堂皇的宫殿转入了地下而已，况且更多的原本就是乡镇中一间房子、一个小店，他们原本的皮肉生意照旧。可以说，这些生存于村镇的性工作者，服务的对象就是数百万在东莞市工厂里辛苦劳作的民工。如今，东莞的扫黄基本针对酒店、桑拿、沐足场所等，这很有可能是下药的失误或者是不到位。不可否认，太子酒店就像北京的“天上人间”，是“性都”的招牌，摘了招牌，也就有了扫黄的象征意义。但这毕竟是治标不治本之策，这种纯“上层路线”很显然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判断失误。当然，如果要真正下决心扫除东莞市的下层暗娼、“流莺”，则要困难得多，东莞市毕竟是在一个户籍人口仅一百八十五万，而常住人口超过千万的城市。首先，东莞市有没有做好清理这批从业者之后，数百万年轻力壮劳动力性需求无法宣泄的准备，特别是之后的治安、犯罪问题，值得深究。更应当关注的是，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为外来务工者提供更多的基础设施，教育和公共资源。进一步说，涉黄只是东莞市的一个“病灶”，要真正治理“黄患”，就要看东莞市愿不愿意为外来人口提供安家立业的机会，真正彻底地解决“病根”了。
众所周知，伴随着卖淫活动的蔓延是性病大流行。据报告，一九七七年湖南出现了一例男性淋病患者，它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结束了一九六四年中国宣布“基本消灭性病”后十三年的无性病历史。二〇〇一年全国共登记报告性病病人八十三
点六万人，比上年上升百分之三十多。而专家估计，中国实际性病患者数在六百万到八百万之间，比例高达成年人数的百分之一左右。北京作为流动人口聚集的大城市，性病增长率已超过百分之四十以上。同时，中国同其他亚洲国家一样，正面临着艾滋病流行病毒感染危险期，世界卫生组织也就此对中国发出过警告。这一危险主要来自于流动人口的增加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这种经济发展的趋势出现，接踵而来的肯定就是性病蔓延。因为人们走出自己稳定的家庭结构就会出现性伙伴多元化，这是很难避免的。另外，公众缺乏预防艾滋病知识与自我保护意识较差；性病患者逐年增多，吸毒人数有增无减，实际上特别是周边国家艾滋病迅速传播的影响，也都在预示着中国由艾滋病低感染国变成高感染国的危险前景，很有可能成为现实。
道德认识的恶变必然带来道德的沦丧，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新中国早已绝迹的人口拐卖活动也死灰复燃。据中新社二〇〇〇年八月报道的一起当时全国最大的人口拐卖案透露，以江苏省泗阳籍农民郑明月为首的拐卖妇女团伙中的十八名犯罪嫌疑人，自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八年五月，他们单独或共同实施拐卖妇女犯罪活动，共计作案一百零三起，拐卖妇女一百四十四人，涉案金额四十六点七万元人民币。被拐妇女中年龄最小的年仅十六岁，最大的二十二岁。在打拐专项斗争期间，公安机关一举摧毁了这个一度被称为苏北最大人口批发市场的犯罪团伙，共抓获犯罪嫌疑人七十余名，解救妇女二百四十余名，涉案人员和拐卖妇女人数之多，在全国尚属罕见。据相关统计，自二〇〇〇年到二〇一一年间，中国共破获拐卖案件七万八千三百二十七起。仅在二〇〇〇年全国打击拐卖妇女儿童专项行动中，就共记录在案两万一千八百一十四起拐卖案件。在随后的几年中，警方所破获的案件数量有所下降，二〇〇三年到二〇〇八年每年破获拐卖案件两千五百到五千起。二〇〇九年四月公安部再次部署全国打拐专项行动，二〇〇九——二〇一一年共破获拐卖儿童案件八千三百三十四起，破获拐卖妇女案件一万零六百四十七起。但是一般认为，案件的实际数目要比官方记录在案的数字高出不少，而且每起案件可能涉及到数名受害人。由此可见，各地拐卖妇女儿童现象之猖獗，“反拐”任务之艰巨。
（二）从道德关系上看，社会公共道德规范是由经济关系所决定，并由此产生
出来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特殊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包括个人与个人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集体与集体的关系。它是建立在一定的利益与义务的基础上，并以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对整个社会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毋庸讳言，近些年来，由于过分地强调经济利益对人的驱动，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渐变得冷漠以来，有的甚至纯粹变成金钱关系。试以二〇一一年十月十三日发生在广东佛山南海黄岐的广佛五金城里的一桩交通事故为例。两岁女童小悦悦在过马路时，不慎被一辆面包车撞倒并两度碾压，随后肇事车辆逃逸，接着开来的另一辆车辆直接从已经被碾压过的女童身上再次开了过去，七分钟内在女童身边经过的十几个路人，都对此不闻不问，绕道而过，只有最后一名拾荒阿姨陈贤妹上前施以援手。然而，伤情太重，为时已晚，二十一日，小悦悦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于零时三十二分离世。这个典型事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程度。从撞人逃窜的司机到冷眼相视的过往行人，这一系列人的群体行为表现，足以说明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相比，如今某些人道德水平之低劣。这种缺乏起码人性的社会冷漠症，虽有着其复杂的社会背景，实质上反映的是人的社会价值判断发生异化，是一种精神堕落的表现。
再从被社会视为神圣的“道德殿堂”的学校校园看，从“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陪舞事件”“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朱苏力招博事件”到“上海复旦大学著名教授陆德明嫖娼事件”，这些二〇〇四年发生在高等学府的腐败现象，都折射出了当前某些高校的怪现状。虽然，我们已经不再指望校园是一方圣土，但大家却发现，如果不能阻止权力、金钱形成的腐败侵染校园，我们的现代教育就会沦落成为一个更大的染缸，个人道德的下滑会逐渐扩散到整个公共道德领域，一个人的举动会为更多的人所效仿。有位学者曾经说过：“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因此，也有人断言：最绝望的腐败并不是官僚腐败，而是知识分子的腐败。官僚的腐败只能误一个党派，一个朝代，而知识分子的腐败却误国误民，流弊深远。因为知识分子堕落，败坏的是整个文化，是思想，是道德，是一个民族最宝贵的精神操守。知识分子的堕落，是一个社会与民族彻底的乃至最后的堕落。正是所谓的“官僚加知识分子”的形成与堕落，使我们目睹了社会公共道德的悲哀。这些人隶属于某个行政级别，掌握了一定的权力，他们的一言一行，从不自觉到自
觉，从潜移默化到公开，逐渐进入了权力灰色地带的“小圈子”。那些强迫女生为领导陪舞的学校领导，那些在招生中明码标价的博导、招生办主任，那些剽窃他人文章、嫖娼并且已“常态化”的教授们，在逐利中不但丧失了自我，而且还伤害了国人。
此外，从反映人与人之间比较重要的婚姻关系来看，农村中买卖婚姻如今仍相当盛行。主要表现：一是小嫁小娶，农民们为了赶快“抱孙”，或图增加个劳力，总巴不得孩子越早结婚越好，不惜以重金去换小媳妇。二是苦于高额的彩礼开支，有一子一女的农家，用自己的女儿去换人家的女儿，结成一对。作为交易的主角——妇女的感情因素、个人意愿却完全被抛在一边，她们没有选择余地，女人成了不是商品的商品，不是货币的货币。三是沉重的彩礼。这些年，彩礼行情大涨，名目繁多，女儿成了父母的“摇钱树”，动辄上万甚至数十万元。这种开支，对于相对落后的内地农村来说很难承受，人们只能借助个人之外家族和朋友的力量。这样大把花钱买来的老婆，是很难买到真正的爱情的，有的是累垮了父母，才买来媳妇。这不能不说是人的道德关系的一种退化。
（三）从道德判断上看，社会公共道德需要体现人们根据一定的道德原则或规范，对当事人思想行为的善恶所作出的判断正确与否。一个时期以来，由于长期不注重思想道德建设，助长了某些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一类思想意识的发展，使不少人的道德发生判断失误，唯利是图。试看那些流进铁锅的“地沟油”，钻进饭碗的“毒大米”，“一剑封喉”的甲醇酒，摧残婴儿的毒奶粉……不少劣质食品从难以计数的小作坊中大量流出，流进普通民众的生活，严重地毒化社会风气，令人们“寝食难安”。据卫生部发布的公报，二〇〇四年第二季度我国重大食物中毒事件激增。卫生部共收到重大食物中毒事故报告一百三十二起，中毒四千七百人，死亡九十七人，与第一季度相比，报告起数增加了百分之八十点八，中毒人数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八十八点五，死亡人数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四点四。二〇〇三年全国消费者协会系统共受理食品方面投诉六万零七百四十件，其中涉及食品安全的有一千六百二十一件，比二〇〇二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四点一。从马路餐桌到家庭餐桌，从集体食堂到高档餐馆，“问题食品”比比皆是。二〇〇三年，仅以卫生部统计的“重大”食物中毒事件来看，全国重大食物中毒的报告起数比上年增加了一倍，几乎每
天毒死一人。如考虑漏报因素，专家估计，我国每年食物中毒超过二十万人，“问题食品”平均每天毒倒国人达五百人以上。正因为如此，社会公共道德问题，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相反，有人却错误地认为：“经济发展往往会以道德水平的倒退为代价”，甚至闭眼不承认当前的社会现实，把它仅仅看做是一种对传统道德秩序的破坏所形成的暂时混乱现象，甚至是“道德在历史进程中必经的一步”。事实上，正如一些有识之士所指出的那样，“市场经济有两只看不见的手”，一是价值规律，一是伦理原则和道德观念。不讲道德，就会使人走向邪路，最终也会影响经济的发展。难怪有人大声疾呼，中国人的道德水准和精神品格如果不说是已经崩溃的话，至少也已滑到了边缘。我们的人格理想与价值观念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坍塌，如果继续讳疾忌医，那失去的将是几代人健康的灵魂。如今，可怕的还不只是人人谈钱想钱赚钱，而在于钱已成了人是否成功的价值尺度。“只要能赚钱就是英雄”，使人们陷入了金钱万能的疯狂。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它理应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八十年代的李光耀政府在推进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深刻认识到抓国民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性，于是结合新加坡的国情，选择、借鉴了东方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精华。他们在一九九〇年二月发表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提出了“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等五大共同价值观，用以树立起一种“敬业乐群、勤劳进步、廉洁奉公、讲究效率”的新加坡精神。正因为如此，当年被称之为“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精神文明建设亦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倘若我们以社会公共道德的沦丧来换取经济一时的快速发展，既是可悲的，也是难以持久的。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的党和政府已经开始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发出了“应提倡继承发扬中国传统美德”的号召。大家所形成的共识是：我们当前需要倡导的许多好的思想品德，大多都可以从古代先贤的思想著述中找出来，如公正无私、疾恶从善，诚实笃信，不尚空谈，戒奢节俭，防微杜渐、三省吾身、豁达大度、温良恭俭让等修身之道；又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天下
为己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等心系国家命运的格言警句与为人之道等等。也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早在二〇〇一年九月二十日就印发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要求我国公民努力树立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文明、开拓进取、健康向上等同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思想观念、道德风尚。特别是二〇〇六年十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命题和战略任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并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学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括开始深入探讨。二〇〇七年十月，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指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二〇一一年十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根本任务。而提炼和概括出简明扼要、便于传播践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新概括。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明确提出，以“三个倡导”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契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是我们党凝聚全党全社会价值共识作出的重要论断。
一个国家的强盛，离不开精神的支撑；一个民族的进步，有赖于文明的成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要在经济发展上创造奇迹，更要在精神文化上书写辉煌。之所以在国家层面，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那是因为价值观是人们心中的深层信念系统，核心价值观能否与时俱进，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凝聚力和影响力。我们要让中国人的家国情怀汇聚、升腾，力求在二〇二〇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二〇一〇年翻一番，使全面建成小康的目标成为全国人民共同价值追求。之所以在社会层面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那是因为社会建设从提出到完善的十年来，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五位一体”格局的重要一环。与此同时，社会转型期的各类矛盾与问题也纷至沓来。在思想、文化、利益多
元多样多变的时代，社会对“共识”的需要显得尤为迫切。之所以在公民层面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那是因为价值观最基本的主体还是个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践行的主体，既包括政党和国家，也包括广大人民群众，但最主要的主体应是个人，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括：“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十二个概念由价值基础转为核心价值观，无疑是一个重大飞跃，或者说这并非简单移植，而是思想认识再深化的结果。
发展起来以后的中国，对精神信仰、伦理道德、社会风尚的关注更甚以往，对主流价值和共同信念的归属感尤为强烈。倒地老人“扶还是不扶”的热烈讨论，折射出人们对道德良知的珍视与焦灼；教育公平、就业公平、司法公正一再成为舆论焦点，道出了人们对社会规则的态度和期望；构建现代文明的国家理念，体现了为公民营造踏实的幸福感、让国家铸就更强软实力的理想和追求。人生需要信仰驱动，社会需要共识引领，发展需要价值导航，这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发热议、产生认同、赢得共鸣的原因所在。
历史证明，一个国家和民族，贫弱落后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精神空虚。失去了理想信仰，内心没有约束，行为没有顾忌，再多的外部要求，也会“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丢失了主导价值，没有了明确准则，冲破了道德底线，再丰裕的物质生活，也难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奋斗目标，就是在寻求国家的价值内核、实现社会的共同理想、构建国民的精神家园。在这样的意义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钙，是当代中国的兴国之魂。我们必须从知与行的角度，发掘每个人心底蕴藏的善良道德意愿、道德情感，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社会群体和个人的意识，外化为群体和个人的行为规范，才能产生凝聚力、焕发战斗力，夯实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基础。
第六节 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价值评判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党的十八大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做出“大力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的战略决策，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结合新的实践需要，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更加丰富、更加系统、更加明确的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深刻回答了生态文明建设的若干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第一，作出生态文明建设总体部署；第二，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第三，牢固树立生态红线观念；第四，探索环境保护新路；第五，着力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第六，完善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体系。同时又进一步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要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
问题的提出，在于我国当前生态环境形势已十分严峻。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的人均资源占有量大大低于世界人均水平，而且我们的经济增长依然是建立在能源消耗较高、生态环境破坏较大的基础上的。中国已成为煤炭、钢铁、铜的世界第一消费大国，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石油和电力消费大国，铁矿石、氧化铝和水泥等资源的消耗量巨大。中国许多行业和地区资源利用效率低、浪费大。高消耗换来的增长，导致废弃物排放多、环境污染严重。因此，中国单位GDP的废水、固体废弃物排放的水平大大高于发达国家，即单位产值的消耗强度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源需求量随之增加，中国面临的资源和生态安全压力还会继续加大。据有关预测，中国四十五种主要矿产的现有储量，到二〇二〇年能够保证需要的仅有六种。依靠大量消耗资源支撑经济增长，不仅使资源供需矛盾更加突出，也制约了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进一步提高。有关数据显示，二〇〇六年中国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居世界第一，远远超过环境容量，全国七大水系监测断面中百分之六十二受到污染，流经城市的河段百分之九十受到污染。人类的许多活动都向大气、水体、土壤等自然和人工环境排放有害物质，造成环境污染；自然界的一些变化也影响环境的质量。
如今，我国是世界上唯一以煤炭为基本能源的大国。在一次性能源消费中，煤炭占5%以上。各种预测都认为，这种能源结构至少将维持六十年左右，原因是我国油气贮量有限，而水电、核电价格相对较昂贵。能源对人类发展的巨大贡献是显而易见的，但也并不仅仅如此。它也已经和正在给人类带来许多麻烦。这主要是由于能源（主要是占总量0%的化石能源）的利用所造成的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在人类利用能源的初期，能源的使用量及范围有限，加上当时科学技术和经济不发达，对环境的损害较小。又由于环境的恶化是积累性的，只有较长时间的积累，才能察觉到它的明显变化。在这个过程中环境的改变并没有引起人类的特别注意，因此环境保护意识不强。然而随着工业的迅猛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能源的消耗量越来越大。由于能源的不合理开发和利用，致使环境污染也日趋严重。目前全世界每年向大气中排放几十亿吨甚至几百亿吨的CO2粉尘及其他有害气体。这些排放物都主要与能源的利用有关。它给人类带来的后果是：由于CO2等所产生的“温室效应”使地球变暖，全球性气候异常，海平面上升，自然灾害增多；随着SO2等排放量增加，酸雨越来越严重，使生态遭破坏，农业减产；氯氟烃类化合物的排放使大气臭氧层遭破坏，加之大量粉尘的排放，使癌症发病率增加，严重威胁人类健康。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使我国面临以下两个突出问题：首先是以煤为主的能源供应意味着比较低的能源效率；另一个所面临的就是环境污染问题。由于我国中小企业多，技术工艺落后，大量烟尘及有害气体未经处理就直接排放到大气中。有关研究报告指出，我国排入大气的烟尘90%的SO2和百分之八十五的CO2均来自燃煤。因此，煤炭直接燃烧是我国大气污染的主要原因。能源的利用，使人类的物质生活不断得到改善，但却逐渐恶化了自己的生存环境。人类在谋求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解决好这一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讲，建设生态文明是顺应人民群众新期待的迫切需要。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不断提升，人们不仅期待安居、乐业、增收，更期待天蓝、地绿、水净；不仅期待殷实富庶的幸福生活，更期待山清水秀的美好家园。生态文明发展理念，强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生态文明发展模式，注重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正是为顺应人民群众新期待而作出的战略决策，也为子孙后代永享优美宜居的生活空间、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顺应时代潮流，契合人民期待。建设
生态文明，昭示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意味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根本改变，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也是全党全国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
十八大明确提出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要求：“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因此，如何对生态文明进行科学评价成为社会各界面临的重要课题。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在可持续发展评价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探索工作。而以“生态文明”为专门评价对象的指标体系的出现，则主要集中在党的十七大提出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之后。其中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中国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估指标体系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研发的中国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估指标体系，包括生存支持系统、发展支持系统、环境支持系统、社会支持系统和智力支持系统五个子系统，从生存、发展、环境、社会和智力五个方面来评估各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估结果显示，可持续发展指数排名靠前的是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和江苏等经济较发达的省份，西藏、甘肃、宁夏、贵州、云南、青海和新疆等欠发达地区可持续发展指数排名靠后。
2、生态现代化指数
生态现代化是为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探索经济有效、社会公正和环境友好的发展新模式而提出来的。生态现代化指数包括生态进步、经济生态化和社会生态化三个指数，每个指数包括十项具体指标，通过这三十项评价指标，涵盖十二个政策领域，来评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态现代化水平。生态现代化指数核算结果显示，北京、上海、浙江等经济较发达地区和西藏、青海等生态环境破坏较少的省份排名靠前，山西、宁夏、河北、河南等欠发达且生态环境破坏较严重的地区生态现代化水平排名靠后。
、地方政府对生态文明建设评价的实践探索
地方政府中，较早提出生态文明评价的有厦门市、贵阳市和浙江省。厦门市生态文明（城镇）指标体系包括资源节约、生态安全、环境友好和制度保障四大系统，涉及三十项具体指标。贵阳市从生态经济、生态环境、民生改善、基础设施、
生态文化、廉洁高效等六个方面，共三十三项指标，构建了贵阳市建设生态文明城市指标体系的总体框架。浙江省统计局构建的浙江省生态文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由生态效率指数、生态行为指数、生态协调指数和生态保护指数4个子系统最终合成生态文明总指数。
4、中国各省区市生态文明大排名
有学者认为，生态文明的目的是要实现社会福利的可持续发展，因此，生态文明就是用较少的自然资源消耗，来创造较大的社会福利的文明。他们将生态文明水平等同于利用资源创造地区生产总值的效率，提出“生态文明水平”的计算公式为GDP/EF。生态文明水平与GDP成正比，在生态足迹一定条件下，GDP越高，其水平亦越高；与生态足迹成反比，在地区生产总值一定的情况下，生态足迹越小，其水平越高。各省区市生态文明大排名显示，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天津等经济较发达地区相对靠前，而宁夏、山西、贵州、新疆等欠发达省份排名靠后。
5、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
生态文明建设包括器物、行为、制度和精神四个层面，由于制度和精神领域缺乏权威数据的支撑，难以直接对这两个层面的建设进行量化评价。然而，制度和精神层面的建设，最终要体现到器物和行为层面上来。因此，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的课题组从器物和行为层面将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分为四个方面 ，即充满活力的生态、健康安全的环境、发达的社会、人与自然的协调，加上反映各省域间生态文明建设相互贡献的状况，形成生态文明建设评价的五个核心考察领域：生态活力、环境质量、社会发展、协调程度和转移贡献，然后选取各考察领域有显示度和权威数据支撑的具体指标，构建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ECCI）。
通过该评价体系加权计算出的生态文明指数（ECI），全面评价了各省域生态文明建设整体水平； 自身生态文明指数（SECI）具体评价各省自身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绿色生态文明指数（GECI）则侧重评价各省更“绿”的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此外，为切实指导生态文明建设实践，课题组基于指标原始数据还进行了国际比较、进步指数分析、类型分析、相关性分析和驱动分析。
对生态文明的评价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开创性工作，虽然目前已取得了一批积
极的成果，但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成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要求仍有一定差距，还未能真正释放出其“以评促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全面进步的功效。主要不足在于：一是现有评价体系有待完善。受当前认识水平所限，现有的生态文明评价体系在指标设置、统计算法及分析方法选择等方面尚不够成熟，基础数据的全面性和及时性还无法保证，亟待丰富和完善。二是评价与社会的互动有待加强。在我国，对生态文明评价的研究与实践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还存在其成果的影响范围有限，影响力持续时间较短，政府重视程度不够，社会公众参与较少、互动不足等问题。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并列，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体战略布局。这是继党的十七大之后，再次将生态文明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使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更加明确。而生态文明评价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考核手段和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抓手。因此，我们应紧抓当前大好历史机遇，理顺体制机制、完善评价体系和提升评价效果，为全球生态安全和协调可持续发展作出积极贡献。要力求在政府高度重视、学界强强联合、完善评价体系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公众参与度。生态文明评价是公众参与、监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平台和渠道。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扩大公众参与生态文明评价范围，使公众产生共鸣，并形成良性互动，不仅有助于评价工作本身的不断完善、成熟，还有利于培育公众的生态意识、环保意识、节约意识，引领形成合理消费、绿色生活的社会风尚，增强公众自觉、深度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内生动力。（详见严耕《中国党政干部论坛》“生态文明评价的现状与发展方向探析”20年9月）
令人感到振奋的是，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于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七日举行发布会，首次对外发布“二〇一三年度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十件大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紧紧围绕美丽中国建设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2、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进行第六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要以对人民
群众、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和责任，真正下决心把环境污染治理好、把生态环境建设好，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
、全国雾霾污染严重，国家积极推进大气污染防治行动。针对大气污染问题，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大气污染防治十条措施，出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并会同有关部门，把各项任务分解落实到各个部门，设置具体路线图和时间表，同全国三十一个省（区、市）签订了目标责任书并向社会公开。
4、中央首次召开城镇化工作会议，对生态文明建设做出新部署。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举行，对生态文明建设做出新部署。会议强调，要坚持生态文明，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尽可能减少对自然的干扰和损害，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水、能源等资源。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5、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在20年月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提出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中组部印发《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规定今后对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各类考核考察，不能仅仅把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作为政绩评价的主要指标，不能搞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排名。
6、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进一批重大生态工程。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进青海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甘肃省国家生态屏障综合试验区、京津风沙源治理、全国五大湖区湖泊水环境治理等一批重大生态工程。
7、中央批准“生态建设示范区”项目更名为“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创建活动进一步深化。二〇一三年六月，经中央批准，将环境保护部原归口管理的“生态建设示范区”项目更名为“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中央批准更名后，环境保护部印发了《关于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工作的意见》，发布了《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指标》，新增第五批、第六批共七十二个生态文明建设试点。
8、生态文明法制建设不断加强。二〇一三年六月十八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十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对《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草案）》进行第三次审议；十二月，国务院印发《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调整管理规定》的通知，重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得随意调整”，“对擅自调整自然保护区导致保护对象受到严重威胁和破坏的相关责任人，要进行行政问责”。
9、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中国生态文明论坛相继召开。二〇一三年七月二十日，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二〇一三年年会在贵阳开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维护能源资源安全，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国将继续承担应尽的国际义务，同世界各国深入开展生态文明领域的交流合作，推动成果分享，携手共建生态良好的地球美好家园。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国生态文明论坛暨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杭州）年会在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召开，会议以“生态文明美丽中国—绿色变革与转型发展”为主题，研究探讨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势下，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10、我国生态文明理念引起国际社会关注。二〇一三年二月，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第二十七次理事会上，通过了宣传中国生态文明理念的决定草案，被正式写入决定案文，这标志着中国生态文明的理论与实践在国际社会得到了进一步的认同与支持。
第七节 中国国际地位的社会价值评判
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高低，是由诸多因素决定的，也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但归根结底主要是由该国的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实力所决定的。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究竟如何?可以由三个方面的具体情况来加以衡量：一是看该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是否具有决定性的话语权或国际影响力。二是在国与国之间直接发生矛盾冲突时，这个国家能否始终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三是具有该国国籍的人在居住国或
在同世界其他国家人员的交往中，是普遍地受到尊重，还是时常遭到歧视或侮辱？尽管，最后一点可能与某个人的个体素质直接相关。
（一）从对处理国际事务的话语权上看：旧中国是一个任人宰割的贫穷落后的大国，曾被世人讥称为“东亚病夫”之国，国际地位可想而知。据不完全统计，从一八四二年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前的一百零七年间，帝国主义列强共强迫中国签订了一千一百多个不平等的丧权辱国条约。这些条约规定了赔款、割地和帝国主义在中国享有的许多特权。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入侵的六十年间，清政府赔款（包括利息）共约十三亿两白银。其中一九〇一年九月同八国联军签订的《辛丑条约》赔款四点五亿两白银，分三十九年还清，年息四厘，本息合计高达九点八亿两，再加上两千多万两的地方赔额，总额远远超过十亿两。除赔款外，我国被帝国主义割地或“租借”的领土达一百五十三万平方公里。同时，还在一些条约中强迫我国划出一部分作为帝国主义债权国直接管理的租界。仅上海一地，到二十世纪初，租界总面积达四点八七万亩；在天津，到八国联军入侵后，租界总面积达二点三万亩。再举一例为证：一九一七年八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当时的段祺瑞政府曾宣布参加对德战争。然而到了一九一九年元月“巴黎和会”上，作为战胜国之一者，却被要求把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境内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其国际地位之低也由此可见一斑。到了四十年代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虽再次作为战胜国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与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却仍然是仰仗美国人之鼻息而生存，只是山姆大叔手中的一个筹码，没有多少独立的外交政策可言。只是到了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之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发展与经济实力的不断加强，中国才作为一个真正获取独立的国家，参与了国际事务。特别是一九七一年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中国人终于感到扬眉吐气，并作为发展中国家人民利益的主要代言人，在许多重大的国际性政治与经济事务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诸如联合国秘书长人选推荐、柬埔寨问题的和平解决、朝韩问题的六方会谈等等。
（二）表现在国与国之间直接发生的矛盾冲突中，我们能够始终做到坚定地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与周边国家曾先后直接爆发过五次大小不等的局部战争：一是一九五〇年十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二是一九六二年十
月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三是一九六九年三月的中苏珍宝岛之战；四是一九七四年一月的中国与南越的西沙群岛之战；五是一九七九年二月的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在这些局部战争中，尽管中国人民及其军队也曾付出过很大的代价，但最终总以我们国家的核心利益得到切实维护与尊重而告结束。特别是前四次战争打得十分漂亮，打出了国威，打出了军威，使百余年来一直受欺侮的中国人一扫脸上的阴云，往日的晦气。
首先，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我们新生的红色政权面对的敌人是政治、经济、军事实力正处于巅峰的美国及其纠集十六个国家组成的所谓“联合国”军。时值建国之初，国内百废待兴，民族资产阶级害怕战争，一部分人民早已厌战。出兵吧？一旦战争扩大，美军轰炸大陆，进攻沿海，国内残敌与台湾遥相呼应，势必引起政局动荡。不出兵吧？唇亡齿寒，国际主义义务也难以推却。毛泽东苦思三天三夜后，凭着非凡的大智大勇做出了出兵的果断决策，并着手研究以什么名义出兵，结果决定取名“志愿军”，意为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宣战，而是中国人民志愿赴朝帮助朝鲜人民。三年后，我们终于赢得了这场战争，并主要依靠步兵打败了以美国为主海陆空联合作战的军队，使战火不至于再继续燃烧到中国大陆。就连当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也不得不说，是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敌人，打的一场错误的战争。”
其次，在部署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时，毛泽东就曾预言：“中印两国开战，美苏两个大国不用说，许多不明真相的国家也会站到他们一边，蒋介石也可能要搞点动作，我们是有点孤立了。我看，不怕，只要前线打得好，我们就会处于主动地位。我还是那句话，与其跪着死，不如站着生。这一仗我们不打则已，打就要打出威风，起码保证三十年的和平。”事实完全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言，尽管中国军队是第一次单独对外作战，但仍打得漂亮，撤得利落，迫使印度人接受了教训。
再次，在与前苏联军队在黑龙江省珍宝岛之战中，我方也坚守住了阵地。对手 前苏联是当时两个世界超级大国之一，各方面都具有很强的实力，与之发生对抗，无疑也是要承担爆发全面战争的危险。然而毛泽东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一句话，却既表明了中国已做好了长期作战的准备，又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同 情。当今世界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独立与民族的尊严，敢
于同美苏两大超级大国一争高低的唯一国家恐怕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正如中国著名外交家乔冠华曾总结的那样：我要写新中国外交那种不怕武力威胁，不畏强权政治，不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那种“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谁想损害我国的独立主权“连半个指头也不行”的顶天立地的气概。我要写毛主席如何运筹帷幄，高瞻远瞩，打出一张外交的牌就可影响世界，调动全局的那种雄才大略。我要写毛主席在两强对峙的世界政治格局中，在诸大国之间，如何纵横捭阖，作出既维护我国的安全和独立，又有利于我国国力的壮大和走向繁荣富强的英明决策。我要写毛主席和他的战友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形成的一整套战略思想和策略原则，如“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有理、有利、有节”，“以斗争求团结”，“将所在国政府与人民区别对待”以及团结大多数的统一战线思想等，在外交上，在国际关系中，得到怎样有声有色地运用和发展。我还要写毛主席、周恩来关于“凡文事必有武备”“弱国无外交”的思想，关于国家的实力是外交的后盾，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又为增强国家实力创造有利的国际条件；关于军事斗争、外交斗争以及宣传工作互相配合和统一指挥，等等。
值得指出的是，近年来我国的这种国际地位已受到了严重挑战。首先是美国政府公然违背中美三个联合声明的基本原则，批准向台湾地区出售一百五十架先进的F一 战斗机。并于一九九三年七月二十三日，蓄意一手制造了“银河号”事件。美国多次向中方交涉，无端指责中国“银河”号货轮载有化学武器前体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运往伊朗，并提出由中方召回该船、允许美方人员登船检查等无理要求。与此同时，美方还在公海上对“银河”号货轮采取军舰跟踪和军用飞机拍照等非常行动，干扰货轮的正常航行。美方还向“银河”号预计停留的港口所在国家施加压力，阻止“银河”号按计划进港卸货。美方坚持说“银河”号是七月十五日从中国大连启程，前往伊朗的阿巴斯港。他们一直不相信中方的调查结果，抱住其所谓“情报”不放，致使“银河”号在公海上漂泊了很长一段时间，并一度因缺油缺水而陷入困境。“银河”号事件的最终结局是，美方人员在用自己的眼睛看到“银河”号上确实没有所谓“化学武器”后尴尬收场。事实证明，美国的指控毫无根据，其情报完全失实。接着，是港英当局继制造启德新机场建设的难题后，又单方
面宣布在香港进行所谓民主政治改革，从而关闭了中英谈判的大门。再者，是法国前政府不顾中国方面的一再抗议与交涉，批准向台湾地区出售六十架“幻影式”战斗机等等。这一连串无视中国国家核心利益的行为，不能不被看成是某些西方国家认为中国人软弱可欺的表现，同时，也再次让人们领略到“弱国无外交”这句话的分量极其深刻含义。
特别是一九九九年五月八日——这个中国当代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日子，美国于科索沃战争期间，由诡异恐怖的B2轰炸机当夜投下：JDAM，美国的“联合直接攻击弹药”，一种用并不很昂贵的配件使得许多普通航空炸弹具有了惊人摧毁力的杀人武器，公然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夺走了邵云环、许杏虎、朱颖三位同胞的生命。五枚炸弹，彻底粉碎了亿万国人的善良幻想，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对我们许许多多中国人来说，那是一个终生难忘的震撼心灵的日子，它记载了中华民族的屈辱、伤痛和磨难，无数的年轻人几乎在一夜之间懂得了许多，浑浑噩噩的他们突然开始变得理性和成熟。很多的时候，爱国是一个比较单薄的概念，但当站在抗议的人群中手拉手唱起国歌的时候，爱国一下子变得丰满和清晰起来。那种感觉，只有为祖国流下过泪水的人才能够真切地体会。二〇〇 一年四月一日晨，美军一架EP—电子侦察机在中国海南岛三亚外海抵近侦察时，突然大动作向大陆内侧我海军实施跟踪监视的歼八飞机方向转向，撞击并致使我机失控坠海，飞行员王伟跳伞死于非命，美方飞机肇事后未经许可进入中国领空并降落在海南陵水机场。这次，由美军一手制造的撞机并侵犯中国领空主权的事件，严重地违反了国际法，美国政府所做的任何辩解和指责，都不能改变这一事实。美方的这一表现，也是它以霸权逻辑阐释其霸道行径的一次新表演。
如今，美国在亚太地区煽风点火， 日本军国主义欲借尸还魂，少数亚洲国家拉大旗作虎皮，不断在岛屿归属和海域划界问题上挑起事端，东海、南海波谲云诡，我们家门口生乱生战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大。中国的和谐理念与韬光养晦政策，也被周边无理声索国视为软弱，在他们看来中国为了不影响经济发展尽量避免战争冲突的方针，正是他们有效侵占中国海疆岛屿的最佳良机。其中闹得最凶的当属日本、菲律宾和越南。由于这三国不断地无理取闹使得中国疲于应付，让中国的国际地位越来越尴尬，更让这些国家越来越放肆，如此发展下去，其他有争议的国家很可能
联手对付中国，中国将面对的麻烦也会越来越大。现在，中国在东海、南海捕鱼和钻探打井包括正常的经济等活动都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可以说越来越陷入绝境，要想在南海采取中国式的思维来发展中国实力越来越困难，尤其是菲律宾和越南，今天抓你渔民，明天撞你设备，后天上国际法庭状告你，然后是联合东盟国家要共同对付你。虽然，目前东盟还没有最后形成共同对付中国的纲领，但如果任其发展下去，这一天的到来不是没有可能。到那时，中国要想宣称在南海领土的主权将越来越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目前，美国的军事颓势已现，所以更需要地区盟友的加力支撑，这也是为什么日本与菲律宾在西太平洋的军事价值和作用被美国看重的原因。有美国的基础遏华军事战略做后盾，连意识形态迥异的越南都敢于对美国的保护持有非分之想。除了固有军事同盟国日本之外，美国还想利用南海矛盾中的关键国越南和菲律宾，来离间和拉拢东盟国家选边站队。从而让中国在南海面临安全和经济利益的双输，这在美国看来是用巧实力手段逼迫中国妥协和屈服的低成本途径。彻底把中国置于美国全球经济和安全战略的对立面。而积极的军事遏制战略的推广以及针对中国的新军事战略变革，也让中国不得不擦枪备战。如果中国陷入美国的陷阱，那么无论在中国国内还是国际上，我国政府的信誉和国际地位都将受到致命打击。
（三）看看中国人在国外的境遇，它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的国际地 位，尽管它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近些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与经济发展的需要，神州大地掀起了一股又一股“出国潮”，不少中国人走出国门去闯荡世界，较之新中国建立之前受屈辱状况，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远没有受到的各个国家的普遍尊重。且不说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仍然视华人为二等公民，就是在东欧和前苏联的一些国家里，中国人的遭遇也令人尴尬。据报载，在匈牙利的几万中国人中，有的是发了财来这里挥霍的；有的是犯了法来这里避灾的；有的是想在这里发财的。一些人在匈牙利生活无着，就搞坑蒙拐骗，伪造证件，靠做自己同胞的人头生意赚钱，向国内发邀请信等。女人则靠随意与外国人或有钱的中国人同居过活。当乘坐从布达佩斯到北京的国际列车，途经俄罗斯境内外贝加尔斯克站时，有的中国人竟然曾受到了钻洞进站，搜查毒品式的行李检查，没收全部物品乃至野蛮的脱光衣服搜身的待遇，发生过受尽了凌辱，才通过其海关的恶劣事件。
当然，我们所阐述的仅仅是一些社会现象，并就相关情况作一些基本的社会价值评判。只有当人们能自觉地接受科学认识观的教育，并在实践中逐步建立一套较为完整的社会价值评判体系，才有可能形成较为客观的社会价值评判。我很愿意引用杨帆先生在《中国经济学家打起来了：非主流挑战“新自由主义”》文中的一段话作为本章结束语：“目前中国在获得巨大发展的同时，也酝酿着重大危机，其根源就是人均资源极端短缺，权力与资本的结合，社会道德信仰的瓦解，而国际霸权压迫日甚。……民主改革应该加快速度，但是应该适合中国国情，应成为大多数人的民主而不是少数人的民主。道德和信仰应该在民族文化的基础上重建，在此基础上才能健全法制，以低成本方式迅速遏制腐败，恢复政府能力。只有有效克服未来的危机，中国才能够真正走向持续稳定发展的道路， 目前的战略调整是关键。如果不能主动调整，那么危机的发生迟早会促进我们调整，问题是中国人民要付出更多的代价。克服危机的根本动力，就是十几亿中国人要生存。为大多数人利益和国家民族利益奋斗的经济学非主流派，为中国大多数人的谋利益的人道主义和人权主义者，在中国具体情况下，它并不表现为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而是表现为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民生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中国应以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起步，带动民生主义与民主主义，提前化解危机因素，以迎来新的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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